《三国演义》确实是一部小说，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部作品由明代作家罗贯中编著，以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的历史为背景，讲述了曹操、刘备、孙权三大势力之间的斗争和最终的三国鼎立局面。《三国演义》不仅是一部历史小说，也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四大名著之一，对后世的文化、艺术乃至政治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虽然《三国演义》在很多地方进行了艺术加工和虚构，但其故事框架和许多重要事件都是基于真实的历史记录，如《三国志》等史书。因此，它既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也为我们了解这一段历史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视角。同时，书中塑造的许多人物形象，如诸葛亮、曹操、关羽等，成为了中国文化中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人物符号。

历史上的“三国演义”究竟是怎样的一本小说？

当然，小说中也存在着不少夸张和虚构的元素。比如说，小说中的某些人物被描绘得异常英勇或者极端残忍，这显然是为了增加故事的戏剧性和紧张感。此外，小说中的某些情节也是完全虚构的，比如说诸葛亮的七擒七纵，或者是关羽单刀赴会，这些情节都是作者自己杜撰出来的。

三国演义只是一本小说

《三国演义》有哪些故事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

从桃园三结义开始到五丈原镶星都不存在！唯一存在的是三国归晋

“……后有一桃园，园内有一小亭，飞遂邀二公亭上置酒，三人欢饮，饮间，三人各序年甲第一舰队游戏盒子打不开了，德公贵长，关公为次，飞最小，以此，大者为兄，小者为弟，宰白马祭天，杀鸟牛祭地，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三人同行同坐同眠，誓为兄弟……”

其实，人家《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并没有欺骗读者，罗贯中明说了：《三国演义》是“演义”。什么叫“演义”？“演义”，就是以史书为依据，展开想象，加以推演，以使历史故事更为生动，所以叫“演义”，或者简单粗暴地说，“演义”其实就是“历史小说”的意思。

飞曰：“吾庄后有一桃园，花开正盛;明日当于园中祭告天地，我三人结为兄弟，协力同心，然后可图大事。”玄德、云长齐声应曰：“如此甚好。”次日，于桃园中，备下乌牛白马祭礼等项，三人焚香再拜而说誓曰：“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誓毕，拜玄德为兄，关羽次之，张飞为弟。

历史和小说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不能把《三国演义》当历史读

再比如，真实的诸葛亮是顶级的政治家、战略家、谋略家、军事家，但《三国演义》为了故事情节的需要，过于突出他犹如半仙般的军师角色，结果反而使得诸葛亮“蹈一州之土，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的功绩和能力不能得到世人的正常理解。

比如很多历史人物其实就不是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袁绍在《三国演义》中被描写成了一个“志大才疏”的绣花枕头，这就有点不客观了。真实的袁绍其实相当有能力、有格局、有手腕，如果不是遇到比他更胜一筹的曹操，相信在那个时代，他一定是可以大放异彩的。东汉的崩盘其实就是他一手策划的，统一北方也基本上在他手里完成雏形的。既生瑜何生亮，让人无限感慨，但其实“既生袁绍，何生曹操”也是类似的遗憾。

《三国演义》虽然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小说，但它毕竟也只是一部小说，所以是不可能与真实的历史完全吻合的。由于小说《三国演义》太深入人心了，对原有的历史产生极强的替代效应，这对大家去理解真实的历史是颇有影响的。

《三国演义》是很注意这一点的，觉得夸张的情节会做到点到为止，并巧妙地把想象空间留给读者。比如赵子龙在长坂坡七进七出，人家就交代了，前提是曹操因为爱才不准放箭要活捉；比如张飞和马超大战几十回合不分胜负，后来惺惺相惜成为了队友，既体现了两人都武艺高强，又让大家不由自主地去联想，他们究竟谁技高一筹？比如诸葛亮病死五丈原，为什么前面要写那么多北伐战争的局部胜利？就是让你们去猜，假设诸葛亮不死，蜀国能否北定中原？比如，关羽在书中从来不好女色，但是见了貂蝉也怦然心动了，你一看就能想象得出，貂蝉的确是个大美女……

举一个例子，《隋唐演义》、《说岳全传》等历史小说其实也很精彩，但是它们为什么就达不到《三国演义》高度呢？首先，它们给读者感觉的真实性没有《三国演义》那么高，李元霸一手一只400斤的大锤子、高宠连挑12辆重达千斤的铁滑车，这已经超出人们的正常认知了。关羽的青龙偃月刀重82斤也是有夸张成分在里面，但总体上还在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不会觉得太突兀。如果关羽的青龙偃月刀也被写成400斤，大家还会觉得《三国演义》有意思吗？

简单地说一下，在真实的历史中，关羽并没有过五关斩六将，路线就经不起推敲；也没有华容道义释曹操，政治游戏不是草莽江湖的玩法，这种事情不允许发生；单刀赴会这种事情也不是关羽干的，而是刘备，因为大家搞过商业谈判就知道，一些生死攸关的谈判往往需要老板亲自出马；温酒斩华雄也不是关羽干的，而是孙坚干的，华雄也没有书中那么能打……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关羽在历史上确确实实是一个十分忠义、能力出众的人。

比如，关于书中的忠义担当关羽，书中就有“斩将报恩、挂印寻兄、千里走单骑、义释曹操、单刀赴会、水淹七军、败走麦城”等经典桥段，这些桥段大家觉得有违和感吗？你只会越读越觉得关羽这个人无愧于“忠义无双”的评价。

上述便是《三国演义》第一个伟大之处——作品的文化内涵极其精妙和成功，它的另一个伟大之处便在于它把很多人物形象描绘得过于逼真、生动，进而衍生出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情节和桥段，其精彩之处让人会不由自主地去忽视其背后的真实性，这是最高级的以假乱真。

张聪丨《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兼谈《三国演义》的读法与教法

伊恩·瓦特所说的“时代错乱”，在中国的戏曲和小说中都是常见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管锥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七一）“词章中之时代错乱”一节中所罗列的材料，其中钱钟书先生也提到了毛本《三国演义》中的一处疏漏：

“例如，莎士比亚对历史的看法与现代人完全不同。特洛伊和罗马、金雀花王朝和都铎王朝，它们任何一个都不是太久远，还不至于与现在截然不同，或者彼此完全不同。在这一点上，莎士比亚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观点。他去世30年后，英语中才首次出现了‘时代错误’这个词。他依然比较认同中世纪的历史概念，根据这种概念，无论在什么年代，时间的巨轮都会制造出同样永恒适用的范例。” （《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E.M.福斯特认为，文学自古以来是‘以价值观描写生活’的，而‘以时间描写生活’则是小说为文学做出的一个突出贡献……而就在最近，诺斯罗普·弗莱也将‘时间与西方人的结盟’视为小说不同于其他文学类型的定义性特征。”（《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要定义任何对象的个性，时间是又一个相关却更为外在的基本范畴。洛克所接受的‘个性化原则’就是指存在于空间和时间的某个特定的位置，正如他所写的那样：‘一旦把它从时间和地点的环境中剥离出来，观念就变成了普遍的东西’。因此，只有当时间和地点是具体的，观念才有可能是特定的。同样，只有将小说中的人物设置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背景中，他们才可能是个性化的人。

可见，在传统叙事文本中，人物形象的概念化、单一化是惯常出现的情况，《三国演义》并非特例。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伊恩·瓦特认为是因为“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和文学都深受柏拉图的影响，即形式或观念是一种终极现实，隐藏在当下世界具体物象后面。这些形式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小说的兴起》第一章）——这一理论，用来解释西方的古典文学作品尚可自圆其说。但生活在中国的罗贯中、毛宗岗们是决然不可能“深受柏拉图的影响”的，在他们而言，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力量驱动着他们去塑造这些具有普遍性意味的概念化、单一化的人物形象呢？这个问题我们留到后文再做分析。

“从这方面比较一下，关公的形象便显出某种性格上的抽象性，是更适合于概念化，‘脸谱化’的……至于关公的内心世界，特别是他的复杂的思想感情，人们倒是不太关心。因为人们宁可相信，他的内心世界就是像那些抽象的道德概念所规定的那么简单，且越简单，越令人肃然起敬。关公即使在最动情的时候，也没有阿喀琉斯那种大段的充满同情和悲悯的道白。”（《人之镜——中西文学形象的人格结构》第一章“品格与性格：关云长与阿喀琉斯的比较”）

“阿喀琉斯的个性是极其丰富的、多方面的。他既是自私的，又是慷慨大度的，既是残忍、暴烈的，又是悲天悯人、富有同情心的，既是冲动的、形而下的，又是善于沉思的、形而上的，这一切，全都取决于他那自发的、偶然的心境和情感。他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固定不变的、让人学习和崇拜的‘品格’，但他的永恒的魅力却在于‘性格’上的真实与生动。”

反观《三国演义》，它在人物塑造、环境设置、情节构建等方面希望呈现的是一种特殊性呢，还是一种普遍性呢？——我认为，无疑问的是一种普遍性，而非特殊性。我们仅以人物塑造为例，鲁迅先生曾对《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有过一段经典的评论：“（《三国演义》）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这种“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方式此后常常为文学评论家们所诟病，所谓“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而我们在这里要指出的是，这种“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方式恰恰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和改编者）所要追求的，他们自始至终所要呈现的都不是特殊的、具体的、真实的人。无论是曹操、关羽，还是刘备、诸葛亮……他们都是一种类型的人的浓缩和提纯，或者说是一种具有普遍人格的形象化，他们的行动也从来不是被自身的内在矛盾推动着的，而是被特定的抽象观念所推动着的。

在书中，伊恩·瓦特具体分析了小说（novel）与传统叙事文本之间的差异。我想在这里对他的观点略加摘录，希望能够引起大家对于“《三国演义》到底是不是一部西方意义上的‘小说’（novel）”这一问题的思考。

“小说这一文学形式最充分地反映了这种个人主义的、富于革新精神的价值取向。之前的文学形式反映了它们所承载文化的总体趋势，即检验真理的标准便是它们与传统实践的一致性。例如，古典史诗和文艺复兴时期史诗的故事情节是基于过去的历史或寓言，作者处理情节的优劣得失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正统的文学观来评判的，这种文学观是由史诗这一类型中广为接受的模型衍生而来的。这种文学传统第一次受到来自小说的巨大挑战，因为小说的主要标准是追求个人经验的真实性——个人经验永远是独特的，因而也是新颖的。因此，小说是一种文化合乎逻辑的文学载体。在过去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小说对于独创性和新颖性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因此用‘小说’给它命名可谓名副其实。”（《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他（笛卡尔）的《论方法》和《形而上学的沉思》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这样一个现代假设：对于真理的追求，完全是个人可以作为的事情，在逻辑上独立于过去的思想传统，而且很可能只有远离过去的思想传统，人们才能获得真理。”（《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研究》第一章）

据英国学者伊恩·瓦特（Ian Watt）在《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研究》一书中的介绍：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小说”（novel）兴起于18世纪早期。区别于此前的传统叙事性作品，“小说”（novel）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产物，所要体现的是“个体对现实的领悟”，试图“让思想在最接近事实的意识中跃然纸上”。这一思想文化的源头最早可以追述到笛卡尔——

《三国演义》到底有多假

其实，《三国演义》只是一部小说，其故事原型多数是民间传说，而罗贯中本人也是出于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把一些故事和历史融二为一了。但是，后人真正记住的，还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和刘备所建的蜀汉大业。《三国演义》故事假和人物假，也是来源于社会现实。

诸葛亮借东风和空城计，都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背景的。首先借东风本身就是一种违背科学的事情，如果放在当代，人们会视为迷信。空城计亦非诸葛亮之计，而是周瑜之功。诸葛亮近乎妖，五行八卦、奇门遁甲、天文地理、保境安民、军事经济样样精通，然而据史料所知，诸葛亮最大的功绩是在政治上，而非军事上。

本来就不存在武将单挑，有一万精兵，你50人，老壳有病才和你单挑。

总的来说，我们所熟知的一些三国猛将在《三国演义》中被过度夸大了。其中的典型代表包括蜀汉的赵云和马超，曹魏的夏侯惇和典韦，以及吕布。

在正史中三国网页游戏情侣网名搞笑，马超的单挑能力并不是非常出色。事实上，他曾经差点被一个名叫阎行的人用断矛击杀，这表明马超的单挑实力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强大。《三国演义》对马超的单挑战斗能力进行了夸大。

在《三国演义》中，马超展现出了非凡的战斗能力。他曾经单挑许褚并占据上风，还曾与张飞进行过激烈的对决，不落下风，这让关羽感到愤怒，有意向他发起挑战。这些情节表明马超的武功非常厉害。然而，在正史中，马超和吕布有些相似，虽然他也擅长马术和射箭，但他更擅长率领骑兵进行战斗。

然而，根据正史记载，夏侯惇虽然有一定的声望，但并不是一个在前线厮杀的猛将。事实上，他曾经因为武功不足而被敌军俘虏，被人戏称为“肉票将军”。在正史中，夏侯惇的真正擅长领域是后勤，他在这方面表现出色。然而，要说他是一个擅长阵前厮杀的顶级猛将，这确实是对他的过度夸大。

在《三国演义》中，夏侯惇展现出了非常强悍的战斗力！他曾两次与吕布进行激烈对决，第二次更是成功从吕布手中救下了曹操，并且硬生生地逼退了吕布，这一壮举令人惊叹。此后，夏侯惇又两次与关羽交手，使关羽丢尽颜面。在博望坡之战中，夏侯惇更是与赵云展开了激烈的单挑，表现出色，令世人赞叹。可以说，《三国演义》中的夏侯惇战斗力非常强大！

在宛城之战中，典韦为了保护曹操，英勇战斗，坚决不退，最终成功为曹操争取到一线生机，这一壮举令众人深感敬佩。曹操在逃离险境后，对典韦的忠诚深感感激，将其塑造成忠义无双的楷模，鼓励众人向他学习。因此，典韦的名声逐渐扩大，甚至在《三国演义》中被神话化，被认为是顶级猛将，仅次于吕布和赵云。

毫无疑问，典韦在《三国演义》中也被过度夸大成一位猛将之一。在正史中，典韦的确有出色的战斗能力，但他的战绩相对较少。他之所以广为人知，主要是因为他的忠诚和奉献精神。

在《三国演义》中，赵云缺乏与顶级猛将交战的经验。尽管他在穰山之战中与许褚有过一次交手，但未能击败许褚，远不及关羽在土山之战中击败许褚，以及张飞在汉中之战中打伤许褚的战绩。

在三国正史中，有两位被公认为万人敌的人物，一个是关羽，另一个是张飞。赵云虽然也是一位猛将，但与关羽、张飞等人相比，他稍逊一筹。实际上，即使在三国演义中，赵云也被许多人高估了。从他的战绩来看，他无法被列为三国第二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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