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两部巨著，它们不仅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也享有极高的声誉。这两部作品经常被改编成各种形式的艺术作品，包括广播剧。

《三国演义》

原著作者：罗贯中时代背景：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主要内容：讲述了从黄巾起义开始，到魏、蜀、吴三国鼎立，最后归晋的历史故事。书中塑造了众多鲜明的人物形象，如刘备、曹操、孙权、诸葛亮等。特色：《三国演义》以其丰富的情节、深刻的主题思想以及精湛的艺术手法，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

《水浒传》

原著作者：施耐庵时代背景：北宋末年主要内容：描述了一百零八位好汉因各种原因聚义梁山泊，反抗腐败官僚的故事。最终，他们接受招安，为国效力，但多以悲剧收场。特色：《水浒传》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展现了古代社会的矛盾冲突，反映了人民对正义和平等的渴望。

广播剧版本

这两部经典作品都有多个广播剧版本，其中一些是由知名电台或制作团队精心打造的。例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曾多次制作过高质量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广播剧，邀请了多位著名演员参与配音，力求还原原著的精神风貌，同时加入现代元素，使这些古老的故事更加贴近当代听众的生活体验。

浅析《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忠义精神

《水浒传》中忠在一切之上，忠在孝上，孝在义上，把“义”放在了一个较为理智的层次上。公孙胜两次离开起义队伍，是为了养母尽孝，修道正果；李逵下山接母，碰到李鬼冒名剪径，却被李鬼“家中因有九十岁的老母，无人养赡”轻易瞒过，肚里寻思道:“我特地归家来取娘，却倒杀了一个养娘的人，天地也不容我。”至孝使其不辨真假，赤子之心可鉴；武松为兄报仇，怒杀潘金莲、西门庆，表现出他的大悌：宋江在大闹清风寨后，号召各路好汉归梁山，自己却于途中得父诈死家书，撇下众兄弟，独自回家，却束手被擒，这些都是孝重于义的例证。宋江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则是忠大于义地集中体现，他在每次招降纳叛之时总要说:“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概因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权且避难，只待朝廷教罪招贷。” 在他的思 想行为中，“忠”不仅重于义，而且为了对朝廷忠，而对文军兄弟不义，并最终断送了义。宋江接受招安后，便充当了统治者的鹰犬。 带领义军去攻打别的“强盗”，报效朝廷。

《三国演义》中的“义”凌驾于一切之上:义在仁上，仁在忠上。关、张、诸葛等人对刘备的忠，是基于刘备乃是一位仁君，但这一切又都屈从于义。小说中所表现的是一个封建秩序处在一片混乱、封建道德面临严重挑战，尤其是武力与权势被推崇到极致的战乱年代这个百分网游戏盒子在哪弄，作者瞄准了千古之“义”，而把它作为人生行为的准则和道德政治追求，把忠义抬高至金钱、权势、地位之上，必然把义理想化、崇高化、神圣化。关羽被害后，刘备、张飞的表现，关羽为报曹恩，在华容道义释曹。这些行为，从军事、政治上讲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能容忍的，这种超越一切的义，显然也背离了当年桃园盟誓时“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初衷，这也说明刘蜀集团在以仁义谋求政治与军事最佳结合上没能善始善终，从而为诸葛亮、姜维留下遗恨。

广播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两部著作均体现出了忠义精神。这种忠义精神存在诸多的共同点，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核心思想相同。《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中关羽和宋江的忠义精神的核心思想都是封建伦理道德，即主要是对君主的忠，对朋友和百姓的义。但在实际的行为中，却很难做到两全。因此，《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中的忠义精神都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的。第二，都体现了作者的追求。《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中关羽和宋江所体现出的忠义精神都是作为极力歌颂的，因而与作者的审美理想和道德理想追求是一致的。

在当时那个官逼民反的年代，“忠义”可以说是支撑他们活下去的力量，抱团取暖的源泉，时代动荡为“忠义”精神提供了沃土，让其成长于发扬，《水浒传》中那一百零八名好汉的忠义精神直至现在都被传颂与赞扬，时间不语，却也解答了所有问题，时代的改变也没有磨灭这种精神，可想而知，这种精神是每个时代都需要的，也是值得每个时代所赞扬和传颂的。或许这些“忠义”精神中有不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东西，却也是我们传颂的根基，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们能够看到更远的未来！

“忠义”是梁山英雄行事的基本道德准则。梁山泊高悬的杏黄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四个大字，作为梁山起义的口号。在“皇权天授”的封建社会，其中的含义显而易见。在这些梁山好汉们头脑中“忠义”的内涵可概括为两个方面：兄弟友爱，誓同生死和济困扶危、劫富济贫。一方面它明显带有桃园结义的痕迹，另一方面，由于它是建立在共同反抗封建统治的基础之上，与《三国演义》相比，它增添了具备一定革命性的内容。梁山早期头领晁盖就曾说过，他们与官府、地方作对，只是为了“施恩德于民”。从作品的描述可以看出，当革命性内容在好汉们忠义的观念中占据主导地位时，他们各项行动如火如荼，作者写得畅快淋漓，读者读来荡气回肠，比如三打祝家庄、攻取高唐州等。反之，整个梁山的事业都会受到影响。小说后半部分写朝廷前往招安时，义军队伍中虽然有李逵等极少数将领的坚决反对，吴用月独自做主，调动军队，把东京闹得人仰马翻，最后依然囿于宋江之义，屈服招安，正是明显例证。

《水浒传》，又称《忠义水浒传》，明杨定见《忠义水浒全传小引》认为：“《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而“忠义完人”宋江就是其中的代表。《水浒传》开篇第一回同样写了结义：朱武向史进夸说他与陈达、杨春的结义“虽不及关、张、刘的义气，其心则同”。事实上，这个义就是后来水浒英雄们所有行动的一面旗帜，它渗透了好汉们的社会理想。宋江的忠义比较复杂，对国对君的"忠"和对民对友的"义"可以说集于一身。对民对友宋江可以说够义气，既见义勇为，又仗义疏财；对国对君可以说已达到愚忠愚孝的地步，在义军全面获胜后却再三乞求招安。只可惜，虽然宋江很想把二者的关系处理好，让兄弟们有个“好”的归宿，可是却不能超越历史的、时代的、阶级的局限，忠君的思想观念让他的兄弟们亡了十之八九，最后自己还“恐坏了忠义水浒名，便约李逵同一死”，可谓舍生而取了义，杀身而成了仁，愚忠愚孝，可悲可叹。

《三国演义》里的忠义精神也不是一文不值，他们的忠义需要我们传承，在国家危难面前，忠义是我们的武器，是我们的后盾，是我们坚持的理由，是我们不放弃的坚持；在朋友面前，忠义是我们的底线，是我们死生不弃的理由。

由此可以看来，《三国演义》中忠义体现得淋漓尽致，但导致的都是不好的结果，那又是为什么呢？他们的“忠义”精神并没有错，只是他们没有正确地做出选择，在很多事情面前只是一味地恪守“忠义”之道，没有根据具体的情况作出判断和调整，只是一味地恪守，这并不是很好的办法，也并不符合新时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忠义观，现代社会的忠义观是与时俱进的，不是一味恪守古训，而是懂得取舍，懂得变通，不再是以不变应万变，因为现代社会是瞬息万变的。

探析《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忠义精神

不同的是，《水浒传》的“忠义”精神偏向于一个集体的发展成熟，每个人在上梁山之前都有或多或少因为“义”受到的苦楚，但是在梁山泊好汉的群体之中，这种“义”被放大，不再单纯为了私人的义气，更多的是为大家考虑。

然而，这两本书中也同样提到了因为一味的“忠义”而不顾全大局，最终招致的灾难。例如，诸葛亮为了刘备的遗愿，不顾国力虚空，一意孤行出征平原，结果战死沙场；鲁智深为了拯救好兄弟，不去禀告首领，不作细致的计划就盲目救人，最终落网。

不论是《三国演义》还是《水浒传》，“忠义”精神都是维系着一个群体的重要约束和纽带。一个集体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就很容易土崩瓦解。这两本小说的作者都将共同主义精神理解为“忠义”精神，符合了大众的审美取向。

同样的，诸葛亮虽然被称作是绝顶聪慧，可是在作者的笔下，他也是一个为了义气最后惨死的牺牲品。“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说话的就是诸葛亮执意出征，不顾国力虚空的客观事实，最后也只能是落得失败惨死的下场。

关羽为了“义”，他过五关斩六将；但是当遇到曹操的时候，他也是为了“义”，顾念着曹操曾经对他的好，没有在敌人最疲惫的时候给他致命一击，导致了后来曹操卷土重来。关羽不顾对国家的“忠”，只是为了对得起自己心中的一己私“义”，在很多事情上缺乏大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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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的第二个特点是义气第一，这也是给中国民间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的一个情节，桃园三结义，刘关张，我们毫无疑问要以兄弟的身份，生生死死在一起，我们不管做官做了多大，我们不管取得多大的胜利，我们不管在哪个阵营，但是我们的朋友是天造地设、不可改动的。

我研究过的俄罗斯大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曾经讲过，一个演员戏要演得好，就是要在正面人物当中寻找不太好的东西，在反面人物当中寻找比较好的东西，这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个观点。其实在好多艺术创造当中也是这样，它需要有一种组合，正反分明是《三国演义》的第一个特点。

但是它毕竟是罗贯中这样有文化层次的人写的，他尽管把曹操写成是负面人物，但是我们仔细看的话，在很多方面他对曹操还是佩服的，没有完全彻底的把他糟蹋掉。他的这种正统观念，这种正面负面的观念，确实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文艺作品，我们也非常习惯于正、反，就这样来写。而非常简单地写正反，对人性的挖掘，对于我们人类学命题的开发，就产生很大的问题了。

第一个就是它正反分明，正面，刘备、诸葛亮，反面，曹操。大家不要仅仅以简单化、脸谱化来批评它，为什么呢？因为《三国演义》它首先是一种说书人的讲唱文学，说书人他是一个通俗文艺的传播者，通俗文艺有个特点就是线条鲜明，正反分明。就像我们小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不断地要问家长，这个出来的是好人、坏人？要分好人还是坏人，这是通俗文艺的一个起点。它由于来自于通俗文艺，所以它保持了通俗文艺的这个起点，好的是谁，坏的是谁。

另外，它还有个缺点，尽管《水浒传》把统治者心目当中的流寇写成英雄来歌颂，我们是肯定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实在过多地宣扬了暴力，而且不仅是过度的宣扬暴力，而且是不合逻辑的暴力。这些我们已经看成英雄的人，譬如要做，继续在做一件事的时候，他往往会杀掉很多无辜者，这个就造成了一种我们所不喜欢的负面暴力的普及，这个应该说是《水浒传》当中的另一个缺点。

金圣叹，非常高水准的金圣叹，他选《水浒传》，拦腰一刀，就到七十一回就算了，后面的不能算了，后面的看不上了。按照我的说法，后面上山以后如果更高水准的话，应该增加悲剧意识和宗教意识，不能老是招安和不招安，要不要打方腊，这些问题上，就又回到了一个前面他出发的时候所背叛的那些统治理念和社会理念去了，绕了一圈，就不对了，而且对那些重要的英雄人物的性格也是一个磨损。在这个情况下，我是非常希望出现更强烈的悲剧意识和宗教意识。

但是它也有缺点，缺点是它在这些英雄上梁山之前的段落写得非常好，在七十一回以前，大聚义以前，都写得非常好，每个人上山的理由非常充分，每个人遇到的灾难和后来生发出来的故事，都让人难以忘记。但是上了山以后，情节散漫，故事松垮，人物褪色，就完全写不下去了，因为他的那个动力，往前走的动力失去了。

在这些年来，大家在普及传统文化的时候，有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中年人和青年人，都认为能够写白话文，水平不高，而能够写文言文，那个水平高极了，把文言文顶礼膜拜，故意讲几句飘飘忽忽的文言出来，卖弄一下。其实不是，你看一下《水浒传》就可以知道了，真正高水准的那个小说，一定是以白话文写的。真正好的诗歌，也一定是用明白如话的语言写出来的，才是最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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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和《水浒》竟然是同一个作者，宋江投诚真相大白

《水浒传》当时风靡一时，众多抄本流传甚广，朱元璋看了后却很生气，认为其是以张士诚（朱元璋的敌对力量之一）为原型，在颂扬张士诚的英雄气概，而且书中内容不利于统治，于是将施耐庵捉入狱中，此时《水浒传》才写到七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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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明清以来人们对《水浒传》思想取向褒贬不一，甚至争论激烈，但对其文学成就，则都给予了极高评价。本书对中国古代社会各阶层、各种人物的描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其中主要人物，如鲁智深、林冲、武松、李逵、宋江、吴用等，莫不性格鲜明，栩栩如生。即便是配角，如武松故事里的潘金莲、西门庆、恽哥、王婆，也都如闻如见。本书结构上也很有特色，是以重要人物为主线，展开故事，再借相关人物连成一体。这种结构对后来《儒林外史》等有直接影响。书中叙事语言浅近而富表现力，人物对话则贴近口语，为后世通俗小说所传承。

梁山好汉的性格、身份、地位各不相同，奔赴梁山的起因、过程也因人而异，但最后都汇聚梁山，立“聚义厅”，“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分贵贱，济济一堂。他们多次打退官军围剿，扫荡周边豪绅恶霸。但后改为“忠义堂”，由宋江主持投降朝廷，受命征伐其他义军，最后终为朝廷所害。小说的结局，既受历史素材的约束，也反映了作者对统治者本性有清醒认识。

小说故事始于赵佶、高俅之“君臣遇合”，揭示了君昏臣贪，普遍的政治黑暗和吏治败坏，使得社会无处不危机重重，无时不罪孽横生，而最终结果是“官逼民反”。其中有的是主动出击，如晁盖、吴用等人以“不义之财取之何妨”，夺取贪官梁中书贪污所得用于送礼行贿的“生辰纲”；有的先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后融入群体之中，如鲁智深之“拳打镇关西”；有的本来立足官府又沟通江湖，最后被迫走上梁山，如宋江其人其事；有的本是高官，却因受上司或小人凌辱欺压，忍气吞声仍不能摆脱，只能断然反抗，如林冲等人的故事。

所以，题材不同，掌握的材料不同，描写侧重点就不同。历史小说在某些生活细节上其实还是适宜粗线条的，因为对生活、对那些无关紧要的人物描述过多，反而会伤害整部小说的大气，这也是后来众多历史小说总是超越不了《三国演义》的原因之一。

为何会这样？除了题材使然，也因为掌握材料程度的不同。《三国演义》里的饮食是东汉时候的，吃什么，喝什么，有什么花色，元明时代的人是不清楚的，而《水浒传》里的饮食是宋朝的，相隔不远，元明时代的人还比较了解。因此，《三国演义》对饮食一笔带过，《水浒传》则不仅细致描写，而且还以此为故事的元素。

“水浒”讲的是江湖，人在江湖走，如果从饮食角度而言，也就是从一家酒店走到另一家酒店，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自然是必须要展现的细节，酒囊饭袋不是英雄，但喝酒吃饭却能为英雄增一段荡气回肠的波澜。宋江在江州城浔阳楼上吃鱼，便衍生出一大段故事。

《三国演义》第八回——允拜谢归家，水陆毕陈，于前厅正中设座，锦绣铺地，内外各设帏幔。次日晌午，董卓来到。允具朝服出迎……进酒作乐，允极其致敬。天晚酒酣。

《水浒传》第三十八回——宋江道：“得些辣鱼汤醒酒最好。”戴宗便唤酒保，教造三分加辣点红白鱼汤来。顷刻造了汤来。宋江看见道：“美食不如美器。难是个酒肆之中，端的好整齐器皿。”拿起箸来，相劝戴宗、李逵吃……戴宗道：“兄长，已定这鱼腌了，不中仁兄吃。”宋江道：“便是不才酒后，只爱口鲜鱼汤吃。这个鱼真是不甚好。”戴宗应道：“便是小弟也吃不得，是吃的不中吃。”……戴宗叫酒保来问道：“却才鱼汤家生甚是整齐，鱼却腌了不中吃。别有甚好鲜鱼时，另造些辣汤来与我这位官人醒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