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四大名著之一，由明代小说家罗贯中编著。它以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的历史为背景，通过丰富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描绘了曹操、刘备、孙权三大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斗争，展现了那个时代英雄辈出、风云变幻的历史画卷。

《三国演义》不仅是一部历史小说，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哲学、军事等多方面的重要文献。它在人物塑造上非常成功，如诸葛亮的智慧、关羽的忠义、张飞的勇猛、曹操的奸诈等，这些形象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经典角色。

从文学角度来看，《三国演义》对后世的影响极大，不仅在中国，在东亚文化圈内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它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都有读者。此外，《三国演义》还衍生出了大量的戏剧、电影、电视剧以及游戏作品，成为了一个跨时代的文化现象。

《三国演义》都是简略的叙述，为何却有数百年而不衰的艺术生命力

军事上胜负的重要性不但常常放在军事的胜负之上(如曹操兵败华容道，见诸葛亮没有伏兵，觉得在这一点上，自己的才能在诸葛亮之上，便哈哈大笑起来)，而且常常放在生命之上(如诸葛亮三气周瑜，周郎自知才能不及，乃吐血而亡，最后还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名言)。

“多智”不能孤立地从科学的真上评价，而应该从与其盟友和敌手之间的关系上来审视。诸葛亮的多智是由其盟友周瑜的多妒逼出来的，而多智的冒险主义雾中进军，又被多智的诸葛亮料定多疑而不敢出战，于是多智的冒险主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使得多妒的更加多妒，多疑的更加多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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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说史略看三国演义

三国单机游戏1999版《三国演义》版本演变述略

再来看刘备。毛本介绍他时谓：“榜文行到涿县，引出涿县中一个英雄。那人不甚好读书；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生得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姓刘名备，字玄德。”（第一回）真是英雄的介绍！可嘉靖本第一回叙及刘备登场时，在“那人平生不甚乐读书”后还有“喜犬马，爱音乐，美衣服，少言语，礼不下于人，喜怒不形于色”等句。这亦有所本。陈寿《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曰：“先主不甚好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也许，毛氏觉得把刘备写成一个倜傥风流的人物，虽忠实于史传，却悖于他所演义的形象之完美，故而删弃不惜吧。

先说曹操。嘉靖本是这样写的：“见一彪人马，尽行打红旗，当头来到，截住去路。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官拜骑都尉，沛国谯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乃汉相曹参二十四代孙。”（卷一第二则）可到了毛本，却仅剩下“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官拜骑都尉，沛国谯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第一回）几句冷冰冰的客观叙述，那些褒扬之辞已无影无踪了。

毛宗岗在批评《三国志演义》时说：“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陈寿之志，未及辨此，余故折衷紫阳纲目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16)]可见其“以汉室宗亲”的封建正统思想相当严重。自然，这种“崇刘贬曹”的观念贯穿于他修改工作的始终。兹以曹操和刘备的出场为例，且看毛氏父子对魏、蜀两大对立集团领袖的截然相反的态度。

鲁迅先生间练精辟地为毛本的修订工作划了个大致轮廓。需要指出的是：历来研究者大多仅就“凡例”所举几点去评论，却很少放开眼光，发现“凡例”之外的其他方面的材料，至于毛本在修改中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成就，注意得就更少了。其实，毛本所改绝不止于“凡例”中提到的那些；再者，只有具体分析毛本对原著在思想倾向和艺术表现上改得究竟如何，才能比较出它的价值，进而给予它客观正确的评价。应该说，毛本更加突出地宣扬了尊刘抑曹的正统观念和封建伦理道德，同时又加强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在表现技巧、文辞修饰等方面也有显著提高。下面就从两个方面简单地加以阐述。

凡所改定，就其序例可见，约举大端，则一曰改，如旧本第百五十九回“废献帝曹丕纂汉”，本言曹后助兄斥献帝，毛本则云助汉而斥丕。二曰增，如第百六十七回“先主夜走白帝城”，本不涉孙夫人，毛本则云：“夫人在吴闻猇亭兵败，讹传先主死于军中，遂驱兵之江边，望西遥哭，投江而死。”三则削，如第二百五回“孔明火烧木栅寨”，本有孔明烧司马懿于上方谷时，欲并烧魏延。第二百三十四回“诸葛瞻大战邓艾”有艾贻书劝降，瞻览毕狐疑，其子尚诘责之，乃决死战，而毛本皆无有。其余小节，则一者整顿回月，二者修正文辞，三者削除论赞，四者增删琐事，五者改换诗文而己。

最早提到毛本的，是与毛氏同时对《三国志演义》做过修订工作的李渔。他在评阅毛本时赞道：“余兹阅评是传之文，华而不凿，直而不俚，溢而不匮，章而不繁，诚者第一才子书也。”不仅肯定毛本在文字润饰和纲目修订上的优点，而且还指出它比原著在艺术内容上更加充实与完整。

基于从形式到内容都独具特色的李卓吾评本在当时造成的不凡影响及对以后产生的重要作用，学术界已公认，正是以之为底本，才有了后来盛行不衰的毛本；更有学者主张钟惺评本和李渔评本亦莫不如此[(13)]。我们完全可以把承前启后的李卓吾评本与嘉靖本、三国志传本和毛本并列为最重要的“三国”版本。尽管《三国志演义》的版本既多且杂，但三百多年来，最为民众所熟的孔明、曹操等人物形象，却是从题为“茂苑毛宗岗序始氏评”的《第一才子书》得来的[(14)]。所谓“自毛本行，罗本原本便也废弃而不为人所知”；“一切旧本乃不复行”[(15)]。诚如所言，《三国志演义》普及最广的通行本非毛本莫属。

二、开《三国志演义》系统批评之先河。纵观三国版本，最早公开标榜“批评”的是余象斗本。此前的嘉靖本，虽也有小字夹注，对正文进行解释、说明或补充，然并非表述评点者观点的批评。而余象斗的“批评”，也不过相当于眉批，针对小说的具体情节加以评说，多就事论事，缺乏独到的理论见解与深刻的艺术分析，文字比较简略。到了李卓吾评本，则不仅有眉批，且每回回末还有总评，总计字数多达数万，因而形成了比余本完整得多的批评系统。

一、首次将《三国志演义》由二百四十则合并为一百二十回，回目也由单题变为双题。虽然合并得很简率，回目亦长短参差，但一百二十回的形式却被后来大多数版本所沿袭，清初毛氏父子的评改本便是在此基础上整理加工而成的。

金文京先生的见解不乏独到之处，但许多问题他却无法给予圆满的答复。仍以关索故事为例吧。人们不禁要问：商人既以赢利为第一目的，何苦还要搜肠刮肚地虚构故事，并颇费心机地插进原文中去呢？且不说插增故事的商人是否具备杜撰传奇的才能，单是那份淡泊名利的耐心便足以令人心生疑窦了。还有，林林总总的志传系统二三十种本子，为何插增部分大同小异呢？是共同遵从一个母本，还是相互之间借板袭用？种种疑难，恐非金先生三言两语所能判明。

旅日韩侨、日本京都大学的金文京教授对此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金先生在《〈三国志演义〉版本试探》[(11)]一文中指出：嘉靖本与建安本“两者内容上的差异，除了建安本中出现了嘉靖本所完全没有的关索的故事以外，都是很细小的，故事的主要情节并无二致，文辞也大致相同。这样看来，说两者的关系是来自同一源头的同系统版本的异本关系，最为恰当”。可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众多的异本呢？金先生的解释是：“最大的原因在于明代早期这种书籍是以抄本的形式流布的。”盖嘉靖本所附弘治七年（1494）庸愚于序曰：“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眷录。”所附嘉靖元年修髯子序曰：“简帙浩瀚，善本甚艰，请寿诸梓，公之四方，可乎？”似乎嘉靖本是最早的刊本，此前只有抄本供人阅读。于是，金先生据此印证，嘉靖本与建安本间文字内容上的差异，不过是在抄本阶段不可避免产生的失误而己。

余象斗本封面题“谨依古板”云云，虽是宣传性的广告语，但据前所论，亦不可武断地以为纯属虚张声势的诳文妄言。至于所“依”之“板”“古”到何种程度，是依照嘉靖元年本而又有所加工改造呢，还是那“古板”本来就先于嘉靖元年本呢？以及究竟哪些才是罗贯中原作中的文字？诸如此类的迷离是非，尚需精审细辨。

张聪丨《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兼谈《三国演义》的读法与教法

“譬如毛宗岗《古本三国演义》诩能削去‘俗本’之汉人七绝律，而乃强汉人赋七言歌行，徒资笑柄，无异陆机点评苏轼《赤壁赋》、米芾书申涵光《铜雀台怀古诗》、王羲之书苏轼《赤壁赋》、仇英画《红楼梦》故事等话把矣。”

伊恩·瓦特所说的“时代错乱”，在中国的戏曲和小说中都是常见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管锥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七一）“词章中之时代错乱”一节中所罗列的材料，其中钱钟书先生也提到了毛本《三国演义》中的一处疏漏：

“例如，莎士比亚对历史的看法与现代人完全不同。特洛伊和罗马、金雀花王朝和都铎王朝，它们任何一个都不是太久远，还不至于与现在截然不同，或者彼此完全不同。在这一点上，莎士比亚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观点。他去世30年后，英语中才首次出现了‘时代错误’这个词。他依然比较认同中世纪的历史概念，根据这种概念，无论在什么年代，时间的巨轮都会制造出同样永恒适用的范例。” （《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E.M.福斯特认为，文学自古以来是‘以价值观描写生活’的，而‘以时间描写生活’则是小说为文学做出的一个突出贡献……而就在最近，诺斯罗普·弗莱也将‘时间与西方人的结盟’视为小说不同于其他文学类型的定义性特征。”（《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要定义任何对象的个性，时间是又一个相关却更为外在的基本范畴。洛克所接受的‘个性化原则’就是指存在于空间和时间的某个特定的位置，正如他所写的那样：‘一旦把它从时间和地点的环境中剥离出来，观念就变成了普遍的东西’。因此，只有当时间和地点是具体的，观念才有可能是特定的。同样，只有将小说中的人物设置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背景中，他们才可能是个性化的人。

可见，在传统叙事文本中，人物形象的概念化、单一化是惯常出现的情况，《三国演义》并非特例。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伊恩·瓦特认为是因为“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和文学都深受柏拉图的影响，即形式或观念是一种终极现实，隐藏在当下世界具体物象后面。这些形式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小说的兴起》第一章）——这一理论，用来解释西方的古典文学作品尚可自圆其说。但生活在中国的罗贯中、毛宗岗们是决然不可能“深受柏拉图的影响”的，在他们而言，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力量驱动着他们去塑造这些具有普遍性意味的概念化、单一化的人物形象呢？这个问题我们留到后文再做分析。

“从这方面比较一下，关公的形象便显出某种性格上的抽象性，是更适合于概念化，‘脸谱化’的……至于关公的内心世界，特别是他的复杂的思想感情，人们倒是不太关心。因为人们宁可相信，他的内心世界就是像那些抽象的道德概念所规定的那么简单，且越简单，越令人肃然起敬。关公即使在最动情的时候，也没有阿喀琉斯那种大段的充满同情和悲悯的道白。”（《人之镜——中西文学形象的人格结构》第一章“品格与性格：关云长与阿喀琉斯的比较”）

“阿喀琉斯的个性是极其丰富的、多方面的。他既是自私的，又是慷慨大度的，既是残忍、暴烈的，又是悲天悯人、富有同情心的，既是冲动的、形而下的，又是善于沉思的、形而上的，这一切，全都取决于他那自发的、偶然的心境和情感。他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固定不变的、让人学习和崇拜的‘品格’，但他的永恒的魅力却在于‘性格’上的真实与生动。”

反观《三国演义》，它在人物塑造、环境设置、情节构建等方面希望呈现的是一种特殊性呢，还是一种普遍性呢？——我认为，无疑问的是一种普遍性，而非特殊性。我们仅以人物塑造为例，鲁迅先生曾对《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有过一段经典的评论：“（《三国演义》）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这种“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方式此后常常为文学评论家们所诟病，所谓“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而我们在这里要指出的是，这种“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方式恰恰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和改编者）所要追求的，他们自始至终所要呈现的都不是特殊的、具体的、真实的人。无论是曹操、关羽，还是刘备、诸葛亮……他们都是一种类型的人的浓缩和提纯，或者说是一种具有普遍人格的形象化，他们的行动也从来不是被自身的内在矛盾推动着的，而是被特定的抽象观念所推动着的。

在书中，伊恩·瓦特具体分析了小说（novel）与传统叙事文本之间的差异。我想在这里对他的观点略加摘录休闲网页游戏不烧钱的游戏，希望能够引起大家对于“《三国演义》到底是不是一部西方意义上的‘小说’（novel）”这一问题的思考。

“小说这一文学形式最充分地反映了这种个人主义的、富于革新精神的价值取向。之前的文学形式反映了它们所承载文化的总体趋势，即检验真理的标准便是它们与传统实践的一致性。例如，古典史诗和文艺复兴时期史诗的故事情节是基于过去的历史或寓言，作者处理情节的优劣得失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正统的文学观来评判的，这种文学观是由史诗这一类型中广为接受的模型衍生而来的。这种文学传统第一次受到来自小说的巨大挑战，因为小说的主要标准是追求个人经验的真实性——个人经验永远是独特的，因而也是新颖的。因此，小说是一种文化合乎逻辑的文学载体。在过去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小说对于独创性和新颖性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因此用‘小说’给它命名可谓名副其实。”（《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他（笛卡尔）的《论方法》和《形而上学的沉思》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这样一个现代假设：对于真理的追求，完全是个人可以作为的事情，在逻辑上独立于过去的思想传统，而且很可能只有远离过去的思想传统，人们才能获得真理。”（《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研究》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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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自己说，如果天下没有他，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不是空话，称帝的袁术，就是曹操灭了的。此外终曹操之身，并无称帝者，他自己更未称帝。所谓三国是曹操死后才出现的。虽然首先篡位称帝的是曹操的儿子，但总不是曹操。曹操于所谓“炎刘”实有大功。

攸曰：“公今军粮尚有几何？”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吾以诚相投，而公见欺如是！岂吾所望哉！”操挽留曰：“……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此月之粮。”攸大声曰：“休瞒我：粮已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