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全名《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一般认为是明代的罗贯中。这部作品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以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的历史为背景，通过丰富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展现了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虽然《三国演义》基于历史事实，但它也包含了大量虚构的情节和人物对话，因此被归类为历史小说。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的不同——一个是史书，另一个是小说

陈寿，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他少年好学，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三国时代结束进入晋朝以后，他历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职。陈寿四十八岁时开始撰写《三国志》。

张聪丨《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兼谈《三国演义》的读法与教法

三国演义志是小说吗

“要定义任何对象的个性，时间是又一个相关却更为外在的基本范畴。洛克所接受的‘个性化原则’就是指存在于空间和时间的某个特定的位置，正如他所写的那样：‘一旦把它从时间和地点的环境中剥离出来，观念就变成了普遍的东西’。因此，只有当时间和地点是具体的，观念才有可能是特定的。同样，只有将小说中的人物设置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背景中，他们才可能是个性化的人。

可见，在传统叙事文本中一款三国骑马单机游戏，人物形象的概念化、单一化是惯常出现的情况，《三国演义》并非特例。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伊恩·瓦特认为是因为“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和文学都深受柏拉图的影响，即形式或观念是一种终极现实，隐藏在当下世界具体物象后面。这些形式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小说的兴起》第一章）——这一理论，用来解释西方的古典文学作品尚可自圆其说。但生活在中国的罗贯中、毛宗岗们是决然不可能“深受柏拉图的影响”的，在他们而言，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力量驱动着他们去塑造这些具有普遍性意味的概念化、单一化的人物形象呢？这个问题我们留到后文再做分析。

“从这方面比较一下，关公的形象便显出某种性格上的抽象性，是更适合于概念化，‘脸谱化’的……至于关公的内心世界，特别是他的复杂的思想感情，人们倒是不太关心。因为人们宁可相信，他的内心世界就是像那些抽象的道德概念所规定的那么简单，且越简单，越令人肃然起敬。关公即使在最动情的时候，也没有阿喀琉斯那种大段的充满同情和悲悯的道白。”（《人之镜——中西文学形象的人格结构》第一章“品格与性格：关云长与阿喀琉斯的比较”）

“阿喀琉斯的个性是极其丰富的、多方面的。他既是自私的，又是慷慨大度的，既是残忍、暴烈的，又是悲天悯人、富有同情心的，既是冲动的、形而下的，又是善于沉思的、形而上的，这一切，全都取决于他那自发的、偶然的心境和情感。他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固定不变的、让人学习和崇拜的‘品格’，但他的永恒的魅力却在于‘性格’上的真实与生动。”

反观《三国演义》，它在人物塑造、环境设置、情节构建等方面希望呈现的是一种特殊性呢，还是一种普遍性呢？——我认为，无疑问的是一种普遍性，而非特殊性。我们仅以人物塑造为例，鲁迅先生曾对《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有过一段经典的评论：“（《三国演义》）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这种“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方式此后常常为文学评论家们所诟病，所谓“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而我们在这里要指出的是，这种“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方式恰恰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和改编者）所要追求的，他们自始至终所要呈现的都不是特殊的、具体的、真实的人。无论是曹操、关羽，还是刘备、诸葛亮……他们都是一种类型的人的浓缩和提纯，或者说是一种具有普遍人格的形象化，他们的行动也从来不是被自身的内在矛盾推动着的，而是被特定的抽象观念所推动着的。

在书中，伊恩·瓦特具体分析了小说（novel）与传统叙事文本之间的差异。我想在这里对他的观点略加摘录，希望能够引起大家对于“《三国演义》到底是不是一部西方意义上的‘小说’（novel）”这一问题的思考。

“小说这一文学形式最充分地反映了这种个人主义的、富于革新精神的价值取向。之前的文学形式反映了它们所承载文化的总体趋势，即检验真理的标准便是它们与传统实践的一致性。例如，古典史诗和文艺复兴时期史诗的故事情节是基于过去的历史或寓言，作者处理情节的优劣得失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正统的文学观来评判的，这种文学观是由史诗这一类型中广为接受的模型衍生而来的。这种文学传统第一次受到来自小说的巨大挑战，因为小说的主要标准是追求个人经验的真实性——个人经验永远是独特的，因而也是新颖的。因此，小说是一种文化合乎逻辑的文学载体。在过去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小说对于独创性和新颖性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因此用‘小说’给它命名可谓名副其实。”（《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他（笛卡尔）的《论方法》和《形而上学的沉思》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这样一个现代假设：对于真理的追求，完全是个人可以作为的事情，在逻辑上独立于过去的思想传统，而且很可能只有远离过去的思想传统，人们才能获得真理。”（《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研究》第一章）

据英国学者伊恩·瓦特（Ian Watt）在《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研究》一书中的介绍：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小说”（novel）兴起于18世纪早期。区别于此前的传统叙事性作品，“小说”（novel）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产物，所要体现的是“个体对现实的领悟”，试图“让思想在最接近事实的意识中跃然纸上”。这一思想文化的源头最早可以追述到笛卡尔——

我们先来谈一谈什么是“小说”？今天人们通常会泛泛地把中西方一切虚构的叙事文本统统称作“小说”，这当然并不算错。但如果我们愿意稍做一点深入的探究，就会发现：西方语境下的“小说”（novel）是有着时代所赋予的特殊历史文化内涵的，和中国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稗官野史”“小说家言”之间有着一道巨大的鸿沟。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简单。这半年多来，我一直在和贵阳海嘉学校初中部的同学们共读《三国演义》，愈是读就愈是感觉到：如果不把“《三国演义》是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认为‘小说’（novel）”这个问题搞清楚，我们就找不到正确面对《三国演义》这部书的态度，更找不到正确打开《三国演义》这部书的方式，必然会误读、误解作者笔下的很多内容。

“《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看到这样的题目，很多人都会感到诧异吧？这简直是明知故问。自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以来，哪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著作敢于褫夺《三国演义》章回体长篇小说的“身份”呢？《三国演义》是不是小说难道还成为一个问题吗？如果不是小说，这部书又该被算作什么呢？

作为读书人的我们，不管是研究历史，还是小说，严格意义上来讲，《三国演义》也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小说。我们都应该像孔明一样把学问研究透。把它和我们的生活结合起来。让我们的生活在前人的指引下，走向更加光明美好的未来。

当然有人想创造一个新的系统，这未免太自视甚高了。比如电视剧《三国》，就是把《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杂糅在一起改编。结果怎么样，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曹操为什么会把他模仿孙子十三篇写的《孟德新书》烧掉。不就是觉得难为情吗？

我们大部分人工作，养家的责任已经很重了。是没有时间去研究书本的。《三国演义》正是把和我们平时生活息息相关的“义”用三国的故事编出来，让我们闲暇之余娱乐娱乐。通过学习里面角色的人生处世智慧，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轻松，美好。我们不能为了凸显自己，而去任意打破这个系统。

由于受国外思想的影响，很多人对“真”这个字也非常执着。认为《三国志》才是真实的，才值得我们研究学习，《三国演义》只是小说，看看热闹就可以了。这是由于对历史常识缺乏了解。对什么叫做“真”也是模棱两可。如果真要说“真”的话。只有“义”才是我们看得到，摸得到，用得到的真的东西。而历史却不一定是真的。没有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敢保证历史书上写的都是真实的。第一历史是永远无法得到的了。当然，除非某一天可以时空穿越回去。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当你一提到某个内容，有人就说真正的历史中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关羽温酒斩华雄，有人会说华雄是孙坚斩的。当你说草船借箭，有人说历史上根本没有这回事儿，或者说是其他的谁谁谁做的。这都是很无聊的事。如果我们想学习历史，就好好研究历史，如果想学习《三国演义》，就好好研究《三国演义》。这样扯来扯去既没有实际意义，还让大多数不明就里的人无所适从。这也是很多人对《三国演义》里面故事情节越来越模糊不清的根本原因。

现在网络上关于《三国演义》的内容不在少数。可是大部分都是在讲，这个计谋有多高，那个战力有多强这些无关痛痒的问题，对我们的生活毫无帮助。也许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的年代。所以我们喜欢用科普的方法来看《三国演义》，平铺直叙。可是我们随时可以拿着《三国演义》看，还需要找别人来科普情节吗？很显然是多此一举。我们更需要的是常识的普及。也就是不管是逆境还是顺境，我们都能从容应对。这才是自在的人生。

以前，我们通过戏曲，评书，影视等等形式，让我们对《三国演义》里的故事如数家珍。现在的网络这么方便，按照道理来讲，我们应该更加熟悉才对。可现实却是越来越陌生。我们可以问问周围的人看过《三国演义》吗，基本上都会说看过。可是进一步问他具体的内容时。不是讲不出来，就是讲出来的和原文千差万别。

在我们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有战国史，汉史，唐史，宋史，明史，清史。为什么我们会对那么一点点的三国史感兴趣呢。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对《三国演义》感兴趣。现在我们用历史来否定它，似乎有喧宾夺主的意味。

说到《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不管有没有看过这两本书，我们从书名就可以了解他们的区别。前者的重点是“志”，也就是记录的意思。是我们后人通过文献，口述，利用现有证据推测出的三国时期的人.事.地.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而后者的重点是“演义”。这两个字的重点又在“义”字上面。三国时的人.事.地.物只是“演员”，负责来演这个“义”。它的内容来源于历史，却脱离了历史，形成自己独立特有的系统。它浓缩了古人的所有智慧，为我们所有人改善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最方便的途径。现在我们很多人喜欢用《三国志》来否定《三国演义》，这其实是不应该的。

《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关系

近年来也有不少刊本名为《三国志传》而非《三国演义》的，如《新刻全象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等，这类志传系统与演义系统版本的不同之处在于除了一些情节上和文字上有出入外，主要是志传系统的本子中穿插着关羽次子关索一生的故事。认为这两个系统出于同一原本，只是在传抄过程中出现差异。

现存最早的刊本是明嘉靖年间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该书24卷，240回。以后的刊本多从此出，只是在插图评点卷数回目文字上有些调整。至《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本，将240回合并为120回。回目也由单句变为双句。

《三国演义》VS《三国志》，谁更接近历史真相？

写在最后，《三国志》作为最接近三国真实历史的史书，其实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关于马谡的死有三种说法，在《马谡传》中说是病死，在《诸葛亮传》中是被斩杀，在《向朗传》中又是逃跑。所以，我们只能了解到马谡最终是死了，但是怎么死的中国移动的盒子怎么投屏游戏，连生活在那个年代的陈寿，面对收集的不同资料都无从下手、不能判断，只能记录在不同人物的传记中。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就更是不能妄下结论了。

三国演义是小说不是历史

小说是为了突出人物形象，有些事难免就要张冠李戴，这样人物形象就更加突出了，这本没有错，是小说的需要，可是这离现实往往就远了些。鞭打督邮放在张飞身上更符合他的性格特征，可是真正鞭打督邮的是刘备，真实的刘备是有男子汉气魄的，而不止是单纯的仁厚。所以，读小说，品人物，要切实地思考和认识那个人物，才能见到真实的他，理解他们的真性情，我们也才能在小说中收获更多。

《三国演义》的成书版本和作者

《三国演义》的版本有数十种，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四种。现存最早的是嘉靖本，书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明嘉靖壬午(1522)刊刻，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全书分二百四十则，二十四卷，约八十万字。卷首有弘治甲寅(1494)庸愚子(蒋大器)序和嘉靖壬午(1522)关中修髯子(张尚德)小引。序云：“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誉录，以便观览",《引》云“简帙浩瀚，善本甚难，请寿诸梓，公之四方。”加之该书注释内容，可推知该书不会晚于元末明初成书，先以抄本流传，嘉靖本有可能是最早的刻本。

三国题材的戏曲也非常丰富，从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到司马昭复夺受禅台几乎都有剧本。金院本中就有《襄阳会》、《刺董卓》、《赤壁鏖兵》等剧目，南戏中也有《貂蝉女》、《周小郎月夜戏小乔》等剧目，元杂剧中有六十余种，《单刀会》、《西蜀梦》、《襄阳会》、《隔江斗智》、《三战吕布》、《火烧战船》都是其中的名作，还有部分内容为《三国演义》所没有。

由讲史话本整理而成的文学读本就是平话，平话亦称“评话”,以其"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①现存说三分的平话有两种：一种是《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扉页有“甲午新刊”字样，即指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建安(今福建建瓯)刻本，另一种是《全相平话五种》之一的《三国志平话》,是元英宗至治(1321—1323)年间建安虞氏刻本，约八万字，分上中下三卷，内容与《三分事略》基本相同而叙述较详。记述刘邦、吕雉屈杀韩信、彭越、英布，司马仲相受命在阴间了结此案，使刘邦转生为汉献帝，吕雉转生为伏皇后，韩信、彭越、英布、司马仲相分别托生为曹操、孙权、刘备、司马懿，报仇的报仇，领赏的领赏。三国归晋后，刘禅的外孙刘渊从匈奴起兵反晋，自称后汉，灭晋报刘禅之仇。平话的内容除上述因果报应外，绝大部分为《三国演义》所吸收。

《三国演义》明明是小说 却被满清当成了兵法教材

据清人昭梿著作《啸亭续录》卷一「翻书房」词条记载，崇德初年， 皇太极命大学士达海 （1595年－1632年）翻译《三国志》等著作为满文，「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成书于元末明初的《 三国演义 》，它参照的蓝本就是这部《三国志》，小说中的很多故事都是取自于《三国志》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