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把《三国》的策略、情节、脉络梳理得非常透彻

可见，这本书里，不仅有故事，也有其中的道理。因此，对于已经看过《三国演义》或者了解过三国历史，想要复盘精彩片段的人来说，这本书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经略天下：另眼看三国》这本书的作者是王国猛，之所以能够另辟蹊径，用这样的方式来重新理顺《三国》，是因为他多年来一直从事创意文学写作的相关工作。王国猛具有很深厚的文学素养及丰富的创意写作经验，他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的古代文学硕士学位，又在上海大学攻读了创意写作博士学位，这本书就是他将古代文学和创意写作联系在一起的产物。古代文学给人的感觉向来是枯燥的，冗长的，但这本书却用一种更加喜闻乐见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这些内容，主题更突出，脉络更清晰，更加引人入胜。

刘相雨│论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情节与风格转换

三国演义小说情节设置

从这一回的情节安排来说，李瓶儿与西门庆商量嫁娶一事，情节舒缓；接着西门庆遭到飞来横祸，情节变得十分紧张，即所谓的“迅雷惊电”；但是，《金瓶梅》接下来并没有接着写来旺如何到京城去打探情况，而是荡开一笔，写蒋竹山勾引、挑逗李瓶儿有一款拼接盒子场景的游戏，即所谓的“柳丝花朵”。

上一回与下一回，均是半苦半乐，一喜一忧。如天时一日之间，半天晴日皎洁，后半天阴雨凄凉。又如地方百里之内，前五十山路崎岖，后五十大道平坦，渐有沧桑景象。正是消长机关，不似五十回前，得意顺心，逢凶化吉。从此六十回后，回光返照，乐极生悲。看《金瓶梅》者，当于此处留神，不可含糊看过也。——《金瓶梅》第五十九回文龙评

第二十三回潘金莲雪天在家中设酒勾引武松，场面温馨、暧昧，情节进展缓慢，描写细腻传神，特别是突出了武松情绪上的变化，从“六七分不快意”到“八九分焦躁”，再到怒火中发，搬离武大家。一张一弛，读者的情绪也随之发生变化。

如投宿店不得，是第一追；寻着村庄，却正是冤家家里，是第二追；掇壁逃走，乃是大江截住，是第三追；沿江奔去，又值横港，是第四追；甫下船，追者亦已到，是第五追；岸上人又认得梢公，是第六追；艎板下摸出刀来，是最后一追第七追也。

这种穿插和转换，一方面改变了原来较为紧张的叙事节奏，使读者的情绪能够得到片刻的喘息和调节；另一方面，这些情节中出现的僧人、道士、隐士多是志行高洁的“方外之人”，他们对于尘世的建功立业、争名夺利没有太大的兴趣。

《三国志》的确有刘备借荆州的记载（见《三国志》第705页），但将借荆州之事由诸葛亮亲提亲作，便与诸葛亮的根本大计相悖，其结果必然自相矛盾，损害作品内容的一致性。（未完待续）

但鲁肃初次讨荆州，诸葛亮先用刘琦挡过；鲁肃曰：“若公子不在，须将城池还我东吴”，此时诸葛亮居然说：“子敬之言是也。”便是答应了“公子不在，须还东吴”（见《三国演义》第271页），导致了刘琦去世，鲁肃又去讨荆州。此时，诸葛亮之言更是离谱，居然说：“我劝主公立纸文书，暂借荆州为本；待我主别图得城池之时，便交付还东吴。（见《三国演义》第281页）” 荆州交付东吴了，何来“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两路夹攻没有了，何来“大业可成”？以诸葛亮之精明，如何肯将荆州付东吴？

比如隆中对，诸葛亮所献国策是取荆州为家，取西川定基业，“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见《三国演义》第202页）可见取荆州为家，乃诸葛亮治国方略的基石。

这些矛盾，本为设置起伏曲折的情节和丰富人物个性提供了良好条件，也为以后的矛盾冲突、情节设计、人物刻划做好了铺垫。可是，如此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竟被《三国演义》完全忽视了。没有矛盾冲突，没有波澜起伏，没有三曲九折，只有疏漏频出的粗略平铺直叙，演义如何能精彩？解读如何能深刻？内容如何不残缺？

众文武奈何不得曹操，却奈何得关羽，因此便将怒恨泄于关羽。而关羽既奈何不得曹操，也奈何不得众文武，于是便陷入了曹操爱、文武恨的难堪境地，始终不得安宁。这一深层的矛盾，《三国演义》更无一字涉及。

曹操厚待关羽，是一统天下的战略考量。众文武怒恨关羽，是事关人人切身利益。曹操可以施压，但文武阳屈阴不服。因此，曹操与众文武围绕关羽的矛盾，便难以调和。

关羽身长九尺，高近两米一五左右，体壮魁伟，八十二斤的大刀运使如风，又有温酒斩华雄的盖世之勇，在冷兵器时代，该是何等威武逼人，令人生畏！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虚构了大量故事情节，却始终不忘一个前提

先说这个故事桥段的背景，这个桥段发生在诸葛亮第六次出祁山伐魏，也就是最后一次伐魏。诸葛亮一共六次出祁山伐魏，其中前五次皆无功而返，最后一次组织北伐，已抱定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决心，和司马懿相拒于渭水。因为诸葛亮的谋略总是比司马懿高出一筹，可以说每每将司马懿玩弄于股掌之上，每逢交战，司马懿均以失败告终，于是司马懿决定采取守势，高挂免战牌，不与蜀军交战。

在《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料中，均没有火烧上方谷的记载，甚至在野史中也没有提及。这是罗贯中在小说《三国演义》中为了突出诸葛亮的多智，升华故事情节，虚构了火烧上方谷这一惊心动魄的故事桥段，也是诸葛亮和司马懿这两大军事家的高端对决，同时也是这两个当世人杰智慧的终极碰撞。

尽管正史文献中未直接提及《孟德新书》，但从裴松之为《三国志·武帝纪一》所做的注文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丝线索。他引用《魏书》的记载揭示：“当曹操统御天下，扫荡群雄之际，其军事策略主要遵循孙、吴的法理，但又能灵活应变，出奇制胜，变化无常，据说他自己撰写了超过十万字的兵法著作，名曰‘新书’，将领出征皆以此书为据。”

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孟德新书》？迄今史书上并没有关于《孟德新书》的记载，但却有曹操撰写兵书的记载。那《孟德新书》大多系作者以此虚构。作者在杨修和张松会面的过程中，虚构这样一个桥段，大概率就是为了突显张松博闻强记的能力吧。既然它的使命结束了，作者就让曹操一把火烧掉了。试想，如果不让曹操烧掉这部虚拟的兵书，世上根本就没有《孟德新书》这部兵书？是不是对历史没法交代？

杨修命左右取来一部书，交与张松一观。张松一看是《孟德新书》，于是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共十三篇，皆用兵之要法。张松问杨修此为何书？杨修说是丞相仿《孙子》十三篇而做。张松听后哈哈大笑，说：“此书吾蜀中三尺小童，也能背诵，何为新书”？这是战国时期无名氏所做，曹操盗窃以为己能，只能瞒你啊。”遂从头至尾背了一遍，杨修惊为天人，深为张松的博闻强记所折服。

更重要的是，魏延是否谋反在历史研究中本身就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将其定性为谋反。《三国演义》为了符合其文学创作的目的和逻辑，选择了一种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将魏延描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谋反者。这种处理方式虽然使得故事更加精彩，情节更加紧凑，符合小说所需要的冲突性和戏剧性，但却偏离了历史研究中应有的客观和全面的态度。

小说对魏延谋反的情节进行了大量的渲染和夸大，过度强调了他的负面行为，而对他的正面贡献却几乎只字不提。实际上，魏延在蜀汉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他多年来积极参与诸葛亮的北伐战争，在战场上表现英勇，是蜀汉军队的中流砥柱。他在多次战役中身先士卒，率领士兵冲锋陷阵，为蜀汉开疆拓土、抵御外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例如，他提出的“子午谷奇谋”虽然未被诸葛亮采纳，但这一战略构想显示出他在军事战略上的独特见解和创新思维。魏延的这些军事贡献和战略智慧是蜀汉军事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小说中却被完全忽视。

在《三国演义》关于魏延谋反的描述中，存在着诸多虚构和夸大的内容，这些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读者对魏延这一历史人物的客观认识。

此外，小说还巧妙地增加了诸葛亮临终前留下计策这一情节。在这个情节中，诸葛亮仿佛拥有超凡的智慧和先见之明，他预料到魏延可能会谋反，于是精心安排马岱在魏延得意忘形时将其斩杀。这一情节的设计，从多个方面强化了魏延谋反的形象。一方面，它暗示魏延的谋反是一种必然的行为，是其邪恶本性的体现；另一方面，它再次凸显了诸葛亮的神机妙算。通过这种对比，魏延的负面形象更加鲜明，而诸葛亮的智慧形象则更加深入人心。这种情节安排使得整个故事充满了戏剧性和传奇色彩，让读者更加容易接受魏延是谋反者这一设定。

而且，小说进一步描写魏延率军攻打杨仪，将双方的冲突升级为一场激烈的军事对抗。在这个过程中，魏延被描绘成一个完全不顾蜀汉大局、只图个人私利的反面角色。他的军队被描述为一支叛军，对蜀汉军队内部的稳定和团结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种描写使读者更加直观地看到魏延“谋反”行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进一步强化了魏延作为谋反者的形象。

在小说的情节设置中，诸葛亮死后，魏延的行为被描绘得极其恶劣，充满了叛逆色彩。其中，魏延烧毁栈道这一情节被着重渲染。栈道在古代军事战略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蜀军交通和补给的关键通道。魏延烧毁栈道这一行为，不仅切断了蜀军的退路，而且严重破坏了蜀军的战略部署和后勤保障体系。这种行为被描述为一种极端的叛逆和破坏，凸显出魏延的反心。小说通过对这一情节的详细描写，让读者深刻感受到魏延的恶意，仿佛他是一个不惜一切代价来破坏蜀汉利益的叛徒。

双方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了激烈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魏延和杨仪都动用了军事力量，双方互不相让。魏延凭借自己的军事威望和手中的军队，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杨仪则凭借朝廷赋予的权力和对军队后勤的掌控，组织力量对抗魏延。最终，魏延被马岱所杀，这场内部冲突以魏延的死亡而告终。

杨仪向朝廷报告魏延谋反，这一行为背后的动机也颇为复杂。从客观角度讲，魏延不听从指挥、擅自行动的行为确实给蜀汉军队带来了巨大的混乱和潜在的危险。在战争环境下，军队的统一指挥至关重要，魏延的行为很容易被视为对军队秩序的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杨仪将其视为叛乱行为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从主观方面分析，杨仪与魏延长期积累的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判断。他或许也希望借此机会，彻底解决魏延这个长期以来与自己作对的“眼中钉”，以确保自己在蜀汉政权中的地位和权力。

杨仪同样是蜀汉政权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在政务处理和军事后勤保障方面展现出卓越的才能。在政务方面，他能够高效地处理各种公文事务大型网页游戏bt777游戏实力，维持朝廷的正常运转；在军事后勤上，他精心策划物资的调配和运输，确保前线军队的物资供应。但魏延的骄横态度让杨仪感到被冒犯，他对魏延的不满也在日积月累中逐渐加深。两人的矛盾如同火山下的岩浆，在诸葛亮的压制下暂时处于平静状态，但随时可能喷发。

魏延作为蜀汉军事领域的杰出人物，其军事才能有目共睹。他在蜀汉的军事活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尤其是在诸葛亮的北伐进程里，魏延犹如一把锐利的宝剑，勇往直前，屡建战功。他的军事素养体现在对战场形势的敏锐洞察力、作战指挥的果敢决断以及士兵训练和调度的娴熟技巧上。在多次战役中，魏延都展现出不畏强敌、敢于冲锋陷阵的英勇品质，这使得他在军队中树立了较高的威望，也为蜀汉政权的稳定和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三国志》所勾勒的三国历史长卷里，魏延与杨仪之间的纠葛犹如一条暗藏汹涌波涛的暗流，而魏延在诸葛亮死后的一系列行为更是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了千层浪，成为后人反复探究的复杂历史节点。

小说中对孙权索要荆州的原因和方式也存在一定的艺术加工成分。在真实历史中，孙权索要荆州并非仅仅是出于贪婪或野心，这一行为有着深刻的战略背景。从东吴的战略角度来看，荆州对于东吴的安全和发展至关重要。长江是东吴的天然防线，但如果荆州不在东吴的控制之下，这条防线就存在巨大的漏洞。上游的敌人可以利用荆州作为跳板，顺流而下对东吴发动攻击。为了完善长江防线，保障东吴的核心区域不受来自上游的威胁，孙权必须要控制荆州。

在军事行动上，刘备集团也采取了一些积极主动的措施来巩固在荆州的地位。他的军队积极参与荆州地区的军事斗争，通过一系列战役扩大自己的控制范围。例如，在一些局部战争中，刘备的将领指挥军队击败了曹操或其他敌对势力的军队，逐步占据了更多的领土。这些军事行动并非仅仅是为了保护百姓或者维护正义，更多的是出于刘备集团自身的战略利益考虑。

从政治角度来看，刘备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了各方势力之间的矛盾来发展自己的力量。当时荆州地区局势复杂，存在着多方势力的博弈。刘备巧妙地利用了这些矛盾，与一些势力联合对抗其他势力，从而在荆州站稳脚跟。例如，他与部分地方豪强合作，这些豪强对曹操的统治不满，刘备借此机会与他们结成联盟，共同对抗曹操在荆州的势力。同时，他也在孙权和曹操之间寻求平衡，根据局势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策略，以获取最大利益。

小说对刘备占据荆州的合理性进行了夸大。在真实的历史中，刘备固然有其仁德之处，但他在夺取荆州过程中并非完全如小说所描述的那样单纯依靠仁义。实际上，刘备在荆州的扩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也运用了一些政治手段和军事策略。

对于孙权，小说中的刻画则突出了他对荆州的觊觎之心，将他描绘成一个野心勃勃的诸侯。在作者的笔下，孙权对荆州垂涎欲滴，似乎荆州只是他扩张领土的一个目标，而完全忽略了东吴在战略上对荆州的合理需求。这种描写将孙权在荆州问题上的行为简单地归结为贪婪，使得孙权的形象在这一情节中显得较为负面。读者很容易从这种描写中感受到孙权的自私和不择手段，从而对他索要荆州的行为产生负面评价。

刘备手下的文臣武将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形象同样光彩照人。诸葛亮的智谋如神，他为刘备出谋划策，无论是军事战略还是政治规划，都展现出了卓越的智慧。他巧妙地协调各方利益，使得刘备集团在荆州的发展得以顺利进行。关羽、张飞等武将则以其勇猛无畏守护着荆州的安全，他们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让敌人闻风丧胆，同时也让百姓对刘备集团充满了信心。这种全方位的描写将刘备集团描绘成了一支正义之师，让读者自然而然地认为刘备占据荆州是顺应民心、理所当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