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演义小说，其特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1. 历史背景与文学改编：《三国演义》以三国时期（公元220年至280年）的历史为背景，融合了大量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文学化和艺术化的加工。作者罗贯中在保留历史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加入了丰富的想象力和戏剧性情节，使得故事更加生动、吸引人。

2. 人物塑造：《三国演义》中的主要人物如曹操、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等，都被赋予了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形象。这些人物的性格、行为、决策被作者精心塑造，既有历史原型，也经过了艺术加工，形成了具有浓厚文学色彩和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

3. 情节设计：小说中充满了各种情节设计，如智谋对决、英雄事迹、儿女情长等，这些情节不仅丰富了故事内容，也增加了故事的可读性和趣味性。例如，著名的“草船借箭”、“火烧赤壁”等情节，既展现了人物的聪明才智，也成为了经典的故事元素。

4. 价值观与道德观：《三国演义》在故事情节中体现了儒家的道德观念，强调忠诚、义气、仁德等价值。人物之间的关系和冲突常常与这些道德理念相联系，使得故事不仅仅是一部历史小说，也是一部道德教化作品。

5. 语言风格：《三国演义》的语言具有高度的文学性，文辞优美，对仗工整，押韵自然，既体现了古代汉语的韵味，也展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

6. 文化影响力：《三国演义》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影响力还超出了文学领域，对后世的文化、艺术、戏剧、电影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故事中的许多情节和人物形象，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被广泛引用和模仿。

总的来说，《三国演义》通过其丰富的历史背景、生动的人物形象、精彩的情节设计、深入的道德思考和独特的语言风格，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所有文学作品共分几大类？演义之类作品属于哪一类？有哪些特色？

以上几例看出，章回体结构的题目都是用上下对仗两句来概括本章的主题！在结尾时也选用对仗句，来吸引读者的眼球，比如：三国演义第86回结尾是：方见东吴敌北魏，又看西蜀战南蛮。欲知胜负如何，且看下文分解。这些都显示出章回体小说的艺术点！

又如，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以北宋为历史背景。巜射雕英雄传》以南宋为背景。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以清朝初期为背景。而其中的武侠人物几乎全是作者凭空虚构的。总之google商店网页游戏，凡这类小说都是以某历史事实为背景，作者根据需要而随意进行虚构（捏造）。

小说分类三国演义的特点

《三国演义》：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

罗贯中（约1330年－约1400年），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是元末明初的小说家。他的创作受到当时社会动荡的影响，尤其是对农民起义的深刻体验，使他对历史和人生有了更为成熟的看法。在经历了多次的政治动荡和个人经历后，罗贯中最终选择以小说的形式来描绘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被誉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作为第一部章回小说，它不仅在文学形式上开创了新的篇章，更在历史演义的叙述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本文将全面探讨《三国演义》的历史背景、主要人物、文学价值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区别及联系

曹操代表的是东汉宦官的政治力量崛起，曹操的爷爷曹腾是汉灵帝、汉桓帝身边的大宦官，在东汉皇朝分崩离析的过程中，曹操得到以曹家即夏侯家为代表的宦官势力支持于是迅速崛起。而后曹操发布求贤令又取得寒门地主豪强的支持，但是曹操启用司马懿为代表世家大族政治力量，最后在魏文帝确立九品中正制是彻底的妥协。

刘备为何不能实现三兴大汉呢？我个人认为东汉立国的基础是河北豪强的支持，因此西汉萌芽的世家大族在东汉成型。东汉皇朝的权利结构是世家大族与皇族共天下，刘备虽说是皇室后裔，可是究其本为草根出生。因此政治上并未得到世家大族支持，刘备起点低又无重大力量支撑，三兴大汉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

作为一本文学名著，《三国演义》的语言到底好在哪里？

点评（三国演义）

要说四大名著我最爱哪部，我要说最爱（三国演义），因为它是四部书中唯一没有鬼神出现的。可以说,它是一部记时类小说。之所以能被评为四大名著之一，在我看来，有倆点：一，它的计谋太高明了！里面的计谋超过(三天留计)而且丰富多彩，二，人物的多样性，而且故事的连贯性很好！

余秋雨233.关于明清小说的基础记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

义气第一，在中国影响非常深，而这个义气第一当中，最有义气的人是谁？关羽，不管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不管是过五关斩六将，不管是后来捉放曹操，这些东西都是体现义这个字，在关羽身上体现得非常完整。所以，中国历史上根据这个小说，后来好多地方，把关羽说成是关圣帝君来朝拜。这成了中国文化的第二个特点。

《三国演义》的第二个特点是义气第一，这也是给中国民间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的一个情节，桃园三结义，刘关张，我们毫无疑问要以兄弟的身份，生生死死在一起，我们不管做官做了多大，我们不管取得多大的胜利，我们不管在哪个阵营，但是我们的朋友是天造地设、不可改动的。

我研究过的俄罗斯大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曾经讲过，一个演员戏要演得好，就是要在正面人物当中寻找不太好的东西，在反面人物当中寻找比较好的东西，这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个观点。其实在好多艺术创造当中也是这样，它需要有一种组合，正反分明是《三国演义》的第一个特点。

但是它毕竟是罗贯中这样有文化层次的人写的，他尽管把曹操写成是负面人物，但是我们仔细看的话，在很多方面他对曹操还是佩服的，没有完全彻底的把他糟蹋掉。他的这种正统观念，这种正面负面的观念，确实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文艺作品，我们也非常习惯于正、反，就这样来写。而非常简单地写正反，对人性的挖掘，对于我们人类学命题的开发，就产生很大的问题了。

第一个就是它正反分明，正面，刘备、诸葛亮，反面，曹操。大家不要仅仅以简单化、脸谱化来批评它，为什么呢？因为《三国演义》它首先是一种说书人的讲唱文学，说书人他是一个通俗文艺的传播者，通俗文艺有个特点就是线条鲜明，正反分明。就像我们小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不断地要问家长，这个出来的是好人、坏人？要分好人还是坏人，这是通俗文艺的一个起点。它由于来自于通俗文艺，所以它保持了通俗文艺的这个起点，好的是谁，坏的是谁。

另外，它还有个缺点，尽管《水浒传》把统治者心目当中的流寇写成英雄来歌颂，我们是肯定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实在过多地宣扬了暴力，而且不仅是过度的宣扬暴力，而且是不合逻辑的暴力。这些我们已经看成英雄的人，譬如要做，继续在做一件事的时候，他往往会杀掉很多无辜者，这个就造成了一种我们所不喜欢的负面暴力的普及，这个应该说是《水浒传》当中的另一个缺点。

金圣叹，非常高水准的金圣叹，他选《水浒传》，拦腰一刀，就到七十一回就算了，后面的不能算了，后面的看不上了。按照我的说法，后面上山以后如果更高水准的话，应该增加悲剧意识和宗教意识，不能老是招安和不招安，要不要打方腊，这些问题上，就又回到了一个前面他出发的时候所背叛的那些统治理念和社会理念去了，绕了一圈，就不对了，而且对那些重要的英雄人物的性格也是一个磨损。在这个情况下，我是非常希望出现更强烈的悲剧意识和宗教意识。

但是它也有缺点，缺点是它在这些英雄上梁山之前的段落写得非常好，在七十一回以前，大聚义以前，都写得非常好，每个人上山的理由非常充分，每个人遇到的灾难和后来生发出来的故事，都让人难以忘记。但是上了山以后，情节散漫，故事松垮，人物褪色，就完全写不下去了，因为他的那个动力，往前走的动力失去了。

经典著作《三国演义》，如何表现建安文学的艺术特色的？

忠诚和义理观念：建安文学中的作品常常探讨忠诚、忠义和道义的问题。通过塑造忠诚的英雄形象和描述他们的忠诚行为，建安文学强调了忠诚与义理观念的重要性。这种价值观念对当时社会的人们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对后世的文化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聪丨《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兼谈《三国演义》的读法与教法

譬如我们在某些老师的课堂上，看到他把《三国演义》中刘备这个文学形象（注意是文学形象，不是历史人物）定位为“虚伪的野心家”，并引导学生从书中查找资料来印证自己的判断，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所谓“批判性思维”——用“批判”的态度来理解刘备，当然是一种读者的自由（虽然并没有尊重作者罗贯中的自由）。但我们必须说，这种“自由”是一种游离于文化语境之外的“自由”。你并没有真的走进这种文化，并不真的理解这种文化，只不过是这种文化的旁观者而已。而站在文化之外去解构一种文化的神圣性，否定一种文化的合理性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同时也是一件非常无谓的事情。我们不要忘记，古今中外的每一种文化，每一项传统都各有自己的爱憎取舍，都各有自己的含情脉脉与严峻冷酷，都各有自己被视作天经地义的超越性的价值与意义，都把某些牺牲与奉献视作是理所当然并具有崇高意义的事——我们的世界向来不曾、将来也不可能仅靠着个体之间的利益契约来维系。

这段文字今天读来依然发人深省。吴先生所反对这种轻佻的、“以一己主观的好恶来随意臧否历史人物”的情况，在我们今天涉及传统文化内容的教学活动中（尤其是为着求新、求异而进行的带有表演性质的教学展示中）恐怕也仍旧存在。我想这恐怕不仅仅是一个如何评价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问题，在这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我们的文化传统及其价值体系。

“我觉得，要给历史人物以正确评价，要对历史人物进行分析批判，应该是非常慎重而缜密的事。实事求是的方法，平心静气的态度，是治学问起码的条件。我们既不能用批评现代人的标准来苛责古人，也不能毫无保留地对古人全盘肯定。更应引为大忌的是，不能单从个人兴趣出发，以一己主观的好恶来随意臧否历史人物：或用嬉笑怒骂的态度对古人乱加贬斥，或对古人寄予一些无原则的同情。如果我们不认真负责地来做这件工作，不但对古人无补，反会对今天的人民大众有害。这是值得我们三思的。”（参见《古典小说漫稿》）

在商榷文章中，吴小如先生指出历史上统治阶级对于关羽、祢衡这两个人物的推崇并不能简单归之为对劳动人民的麻醉与愚弄，其中也有对人民朴素情感的迎合——“那种袒护刘备、贬斥曹操的成分……正是当时人民大众真实情感的烙印”。譬如对于关羽这个人物形象，“封建统治阶级所渲染所‘借重’的是关羽对一姓之主的‘忠’，人民大众所肯定所同情的却是关羽对刘备本人的‘义’：这二者现象相近，本质迥殊”，“黄裳先生要求写杂剧或者写演义的人在几百年前打破礼教的框框……那是同要求封建社会的人民不要讲‘义气’而要讲‘阶级友爱’一样的不妥当的。”至于祢衡这样一个“敢同统治阶级对立的人”，更是“必然会博得被统治者——从劳苦大众到贫寒知识分子都包括在内——的同情和赞美，甚至为人民大众所喜爱拥戴。”在文章结尾处，吴小如先生这样写道：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介绍著名学者吴小如先生五十年代所写的一篇文章——《从关羽祢衡问题谈到对历史人物的分析与评价》。这篇文章是与黄裳先生进行商榷的。黄裳先生在分析《三国演义》中关羽、祢衡这两个文学形象时认为关羽不过是“是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偶像”解谜游戏和盒子有关的，“被利用了来宣传封建道德的处所”；而祢衡则是“统治阶级帮闲中的一位‘憨大’”，他的击鼓骂曹也不过是为了博取个人的名声而已——应该说，黄裳先生所批判和否定的不仅仅是关羽、祢衡这两个广为人们崇敬的文学形象，更是《三国演义》这部著作的整个的价值体系——如果连关羽、祢衡都不过只是统治阶级的走狗鹰犬、措大帮闲，那恐怕真的就是“洪洞县里没好人了”。

如果我们带着这样一种搜寻历史意义的视角去阅读《三国演义》，就会完全理解前文所谈到的这部著作与“小说”（novel）之间的种种差异，譬如在人物塑造方面，邓晓芒先生所批评的关羽的形象“有品格而无性格”——那是必然的！永恒的历史之道只可能彰显于关羽始终如一的忠义品格之中，焉能体现在阿基琉斯喜怒无常性格的偶然性之间！

“植根于经学的阐释学解释模式广泛地运用于史学领域，随后又深刻地影响了对其他文学样式和叙事形式的阅读行为，比如小说。在这种解释图式中，读者在面对叙事时总是带着一定的文学和文化假定与期待。他们总是首先指出在表面文本和隐藏含义中存在的隙缝和纽带，或是表面上客观的人、事记录与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层历史图式之间存在的隙缝和纽带。阅读的任务就是去把握住历史的含义，去理解在史家记录和编辑行为以及在抽象符号(symbols)、类象符号(signs)、指示符号(indexes)和构型等因素之后，所包含的道德、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这类儒家释义学开始于《春秋》经解，并延续到古代历史思维的终点，集大成于章学诚的历史哲学。它侧重于对历史意义的搜寻以理解过去。这个解释传统的生命力和广泛性在官方史学以外的各类通俗文学体裁的阅读中也同样变得越来越明显。”（第三章“中国叙事阅读中的历史阐释”）

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历史之事和历史之道真的是这样高度统一的吗？恐怕并不是。传统历史哲学的典范之作《春秋》“绝笔于获麟”就是历史之事偏离历史之道的绝好例证。更重要的是，历史之事永远是琐碎的、复杂的、凌乱的、晦暗的，政治人物的道德面貌也往往是扑朔迷离、含糊不清的，它们与历史之道之间存在着一道高深莫测的阐释的高墙，而不能为一般民众所直接把握。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需要更加简明易懂的历史——就像他们在戏曲舞台上能够轻而易举地分辨出红脸的忠臣与白脸的奸臣一样——他们需要更便于谈论的历史，需要能清楚明白地彰显历史之道的历史，或者说他们需要看上去更像历史的历史。这就像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的那样：

中国人的真理是从传统的历史哲学中得来的。而传统的历史哲学是历史之事与历史之道的统一：历史之事是有限的，历史之道是无限的；历史之事是经验性的，历史之道是超越性的；历史之事是变动不居的，历史之道是千载不易的，历史之事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之道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它们彼此印证、彼此彰显。历史之道会在客观、准确的记述中得到体现，而阅读历史的过程本身又是一个透过看似不偏不倚的历史记述去寻找、把握、阐发隐藏在其后的关于政治、道德和意识形态的模型的过程。

“如古人所见，六经皆史，要义在于事与道（或曰理）两者为一体，道理为体，事情为用，两者有着互相构成的关系，而且其互相构成关系是动态性的，道在动态中成就事，事在动态中实行道，或者说，道在事中运作才得以展开为道，事的运作也因为得道才能成其功。道与事的动态互相构成意味着一种存在的不断生长，如果动态无穷，其存在也无穷。正是道与事的‘互构性’造成了两者的一体性，所以说，道即事而事即道。道与事的一体性也提示了解释生活世界和历史时间的一种方法论：既然在事的范围内足以理解道，便不需要多余假设某种在别处的超越理念(柏拉图式)或者非人间的绝对存在（神学式）。”（《历史·山水·渔樵》“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

“以史言道，其用意所在更接近历史哲学。……与此相关，古人的历史概念在于‘历史性’而不在于‘故事性’，就是说，五经的意义在于以事载道，用功不在叙事释因。……更准确地说，历史性就是文明对时间的组织方式，而对时间的组织方式为一种文明的经验和思想赋予了可持续的意义。所以说，五经的意图不在描述历史之事，而在寻求历史之道，但历史之道必寓于历史之事，道于事中才得以成形，正所谓道不离事，所以五经选择记述了能够藏道之事。”

“《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我们现在似乎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了：《三国演义》起码不是西方近现代“novel”意义上的小说——当然，我们也就不应该简单套用西方那套阅读novel的法子来阅读它——那么《三国演义》到底该被算作什么一种性质的著作呢？这涉及到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整体理解和把握。

曾经称为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小说——《三国演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