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之所以被认为是一部小说,是因为它是由明代作家罗贯中根据历史事实和民间传说编撰而成的文学作品。尽管《三国演义》的故事背景基于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公元220年至280年),它在叙述历史事件、人物生平和战争场面时,融入了大量的虚构情节、人物性格刻画、诗词歌赋以及对历史事件的解读和评述。
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时,对历史进行了艺术性的加工和想象,以增强故事的可读性和戏剧性。例如,书中很多人物的性格、情感、对话、战斗场面等都是罗贯中的创作,而非史实的直接记录。因此,尽管《三国演义》以三国时期的历史事件为蓝本,但它更是一部融合了历史、文学和艺术创造的长篇小说。
《三国演义》自问世以来,因其丰富的故事内容、生动的人物形象和深刻的文风,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成为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的经典文学作品。
三国演义三分故事七分史实,为何还只是小说不是史书?
说了这么多为何《三国演义》不是史书呢?抛开其真实性,时代原因也很重要,明末清初时期,八股取士在严厉的社会环境下罗贯中所要描绘的只是忠君报国理念,而并非叙述史实,所以对于篡位的曹魏政权当然不会推崇。说到这里要说一下了其实刘备称帝并非虚伪,只是当时汉朝已经被魏国所取代,他如果继续做汉中王那他做的可就是魏国的汉中王了,以他的性格是绝对不会像曹魏势力低头的,所以用称帝来表达自己和曹魏势不两立的决心与态度,国号也叫大汉,蜀国、蜀汉、季汉都是后人对它的称呼。
而《三国志》也没有出现过明显的贬低刘汉的行为,就拿诸葛亮来说,虽然没有书写得像小说里面的那样惊为天人三国的水墨风格单机游戏,但是《三国志》武侯传对它的评价也是:“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只是军事能力不突出罢了”后来六出祁山,无功而返不也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吗?
《三国演义》的前世今生
三国演义为何是小说改编
再到了罗贯中生活的时代,也就是元末明初,有关三国的故事、传说、说话艺术、戏曲表演就积累了很多了,罗贯中把这些通通都收集起来,再结合《三国志》《后汉书》这些史书的记载,把所有的素材融合到一起,加以改编虚构,创作出了《三国志通俗演义》。
历史上的“三国演义”究竟是怎样的一本小说?
当然,小说中也存在着不少夸张和虚构的元素。比如说,小说中的某些人物被描绘得异常英勇或者极端残忍,这显然是为了增加故事的戏剧性和紧张感。此外,小说中的某些情节也是完全虚构的,比如说诸葛亮的七擒七纵,或者是关羽单刀赴会,这些情节都是作者自己杜撰出来的。
《三国演义》是我国长篇小说开山之作,启发人们关于治乱兴衰思考
从小说的叙述语言中,可明显看到《史记》以来传记文学的影响,行文简明,雅俗共赏。例如写诸葛亮死前巡视军营:“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视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只用寥寥数语,便将人物鞠躬尽瘁的性格特征生动而鲜明地表现出来。此外,人物对话语言也写得有声有色。富有个性。
三国是这么演义成的
罗贯中以丰富的现实生活经验,巧妙地给旧材料增了新生命,如:《三国志》关于官渡之战,许攸来降一节,裴松之引《曹瞒传》材料非常简单:公闻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卿远来,吾事济矣。接下就是问曹,粮食还有多少?曹:尚可支一岁。攸曰:无是,更言之。又曰:支半岁。攸: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实也!曹:向言戏之耳,其实可一月。
为故事丰富多彩,大量吸收民间精彩段子,违背正史的有:"鞭打督邮"。这在《三国志》中可是刘备干的。结果嫁接到了张飞身上,创造了张翼德怒鞭督邮的故事,突出了张飞快人做快事的火爆脾气和反抗性格,成功塑造出了他在大众心目中那“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的张飞形象。
可见,《三国志平话》内容结构的弘伟,给《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提供了坚实的骨架与基础。其中许多故事情节,罗贯中并不受正史的历史材料所限,发挥了他那创作天才的一面,细节上吸收了诸多传说,他宁肯服从于百姓的口头创作材料,而为了丰富内容不惜违背正史事实。
此类三国书到元末明初罗贯中手中时,经过思考、汇总、编撰、过滤后,在史记、杂记、平话、戏曲等题材的基础上,所撰出的三国内容大量采取了以上元素的描写动人之处,并大加增饰加以细致扩写,将原本一章的故事内容增加到几十章之多。
由此也可看出,从唐、宋、元以来,在这五百多年间众口流传的三国人物、故事,已经被逐渐创造丰富到了相当系统完整和成熟的地步,以最初《三国志》枯燥的正史版记载,到裴松之作补注添彩等,其演变过程并非某个人一蹴而就创作的,是历代多人集体长期创作的过程而形成的,并且以书籍等多种形式得到了传播。
而且在书籍类中,也出现了可看作民间三国故事总集的有关书册。比如元.至治三十一年刊印的一部《三分事略》全相平话三国志,即后人所称的《三国志平话》,这就是根据历代各种口头、表演的三国故事内容所汇编的书籍版本。
据史料记载: 到元朝,三国类故事己得到了更加系统发展和普遍流行。随着元曲表演形式的出现,不仅元曲里演有三国戏,并且已被改编成适合表演形式的戏本竟多达二十多种,戏中三国故事为题材的戏份比现在都多,现存仅有寥寥四五种。
既然有了以说书为营生的行业,在营生过程中肯定会迎合“衣食父母”的口味而编撰出与正史不符的故事来取悦受众。如此这般操作下去,也反映出了小说《三国演义》在发展过程中曾经经历过迎合性改编,其改编后的结果,肯定会误导了百姓对真正历史的认知。但由此也证明了三国故事在北宋已广为盛行而深受欢迎状态下得到了普及性发展。
《三国演义》的演变!
沈伯俊、谭良啸编撰的《三国演义辞典》中,关于三国的元杂剧有62种,这在总数500多种的元杂剧中,占据了十分之一的比例。现存的元代21种剧本发现,大部分以蜀汉英雄为主,诸葛亮依旧是传奇人物,以他为主角的剧目有王仲文的《七星坛诸葛祭风》《诸葛亮军屯五丈原》,尚仲贤的《武成庙诸葛论功》,王晔的《卧龙岗》,还有佚名剧作家的《诸葛亮挂印气张飞》《诸葛亮博望烧屯》《诸葛亮赤壁鏖兵》《诸葛亮火烧战船》《诸葛亮石伏陆逊》等多达9种。
和白朴、郑光祖、马致远合称为元曲四大家,元代最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就编撰了《关大王单刀会》《关张双赴西蜀梦》《徐夫人雪恨万花堂》《终南山管宁割席》等剧目;另一位杰出戏剧家王实甫,也编撰了《作宾客陆绩怀橘》《曹子建七步成章》;拥有“小汉卿”之名的高文秀,也编撰了《刘玄德独赴襄阳会》《周瑜谒鲁肃》。
元代最为流行的杂剧,对后世三国故事的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可以说这些杂剧为三国故事的定型起到了过渡作用。将《三国志》《平话》以及民间故事进行再创糅合成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为《三国演义》人物塑造提供了底板。
书中还有很多的虚构情节,在后来成为《三国演义》的著名段落,并成为脍炙人口的故事。比如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关公千里走单骑、诸葛亮登坛祭东风等等,这些故事在陈寿的《三国志》中没有记载。受民间叙事影响,盛行的“褒刘贬曹”思想成为了平话的主导倾向。
平话上卷讲的是刘备前期创业,由于没有得力的军师辅佐而屡次失败;中卷则是诸葛亮出山效力,辅佐刘备获得蜀;下卷是诸葛亮接受托孤,执掌国政,出兵北伐,不幸病死,蜀汉政权迅速崩塌。书中不仅强调“诸葛本是一神仙……达天地之机,神鬼难度之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诸葛亮神鬼莫测,直接决定着蜀汉的成败,他去世后,故事也走到了结束。
开头和结尾的少量传说性故事,主要则是讲的是蜀汉政权的兴亡。核心人物,则是诸葛亮和刘备二人,更核心人物为诸葛亮。曹魏、孙吴两大集团描写较少,荀彧、王朗等谋事并未出现在平话中,张辽则是曹魏集团的军师。孙吴方的周瑜展现出不俗的军事才能,比如草船借箭、赤壁鏖战,但是周瑜已经有了好大喜功、 妒贤嫉能等负面描写,成为了诸葛亮的陪衬。
现存早期的三国讲史话本有元至治年间(1321~1323)建安虞氏刊印的《三国志平话》和内容大致相同的《三分事略》。书中的故事大概有了《三国志演义》的轮廓。主要内容是突出蜀汉一条主线,结构宏伟,故事性强,还有大量的民间传说。但是情节不太丰富,文笔不够细腻,还有着“说话”的特色。
意思是说。巷子里要是谁家的小孩子顽皮难管,家里人为其讨厌苦恼时,给他们一点钱,让他们聚坐在有艺人讲古代历史故事的地方去听。讲到三国故事时,每当听到刘玄德失败了,小孩子就会频频皱眉,甚至还有流泪哭泣的;而每当听到曹操失败了,孩子们就很高兴,口中还叫道“痛快”。从这种情况可以明白君子和小人的深远影响,哪怕经过一百代人也都还是存在的。
《三国演义》成书和题名的由来
明清盛行点评本,清朝毛氏父子在点评本的基础上,整理回目、修订情节、打磨文字、增易诗文,大幅提高了小说的艺术水平,成为《三国演义》事实上的定本。比如,今《三国演义》开篇点睛之词—明•杨慎的《临江仙》,及“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即为毛氏添加。
小说原作最初以抄本形式流传,现存明清诸刻本超过100种,书名不一,总体分两类:一类叫“三国志传”或“三国志史传”;另一类叫“三国志演义”或“三国志通俗演义”。清朝毛修版流行以后,普遍定为“三国志演义”。当今则广泛以“三国演义”作为正式书名,但学术界仍常见“三国志演义”的说法。
《三国演义》是怎样成书的
另外,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后,还经过很多人的修改和补充,比较著名的是毛纶、毛宗岗父子加工修订的本子,对《三国演义》从文字到内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加工修订,大部分修改得比以前好,但也有改得比以前差了的,详见裴效维二O一三年六月修订《三国演义》的前言。
三国演义是小说不是历史
再比如,陈宫本来是个屡次背叛主人的人,小说却把他塑造成了忠义之士,而且足智多谋,可事实上的陈宫是“有谋而迟”,也就是有谋略,但是不够灵活,缺乏机变的能力。如果有人在无意间把他当作榜样了,那可真就是犯糊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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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身处历史转型时期的我们,是缺乏文化归属感的——无所依寓,无所信仰,无地立足,与那些被“文”所“化”,愿意向着超越个体生命价值之上的崇高意义纵身一跃的人们之间有着天然的隔膜——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巨大的贫瘠。当我们对自己精神贫瘠不加反思,反倒凭着小智小慧,自以为高明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会发现自己所赢得的不过是一种与历史隔绝的、寄居于孤岛上的“野蛮人的自由”而已。人文科学从来就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没有对文化的信仰、没有对传统的接纳、没有对权威的追随,仅凭借着个人的理性就能够获得真理的。在人文科学中,“传统经常是自由和历史本身的一个要素”(伽达默尔语),真正的自由与理性从来也不是脱离了传统而实现的,恰恰是在投身于传统的过程中实现的。
譬如我们在某些老师的课堂上,看到他把《三国演义》中刘备这个文学形象(注意是文学形象,不是历史人物)定位为“虚伪的野心家”,并引导学生从书中查找资料来印证自己的判断,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所谓“批判性思维”——用“批判”的态度来理解刘备,当然是一种读者的自由(虽然并没有尊重作者罗贯中的自由)。但我们必须说,这种“自由”是一种游离于文化语境之外的“自由”。你并没有真的走进这种文化,并不真的理解这种文化,只不过是这种文化的旁观者而已。而站在文化之外去解构一种文化的神圣性,否定一种文化的合理性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同时也是一件非常无谓的事情。我们不要忘记,古今中外的每一种文化,每一项传统都各有自己的爱憎取舍,都各有自己的含情脉脉与严峻冷酷,都各有自己被视作天经地义的超越性的价值与意义,都把某些牺牲与奉献视作是理所当然并具有崇高意义的事——我们的世界向来不曾、将来也不可能仅靠着个体之间的利益契约来维系。
这段文字今天读来依然发人深省。吴先生所反对这种轻佻的、“以一己主观的好恶来随意臧否历史人物”的情况,在我们今天涉及传统文化内容的教学活动中(尤其是为着求新、求异而进行的带有表演性质的教学展示中)恐怕也仍旧存在。我想这恐怕不仅仅是一个如何评价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问题,在这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我们的文化传统及其价值体系。
“我觉得,要给历史人物以正确评价,要对历史人物进行分析批判,应该是非常慎重而缜密的事。实事求是的方法,平心静气的态度,是治学问起码的条件。我们既不能用批评现代人的标准来苛责古人,也不能毫无保留地对古人全盘肯定。更应引为大忌的是,不能单从个人兴趣出发,以一己主观的好恶来随意臧否历史人物:或用嬉笑怒骂的态度对古人乱加贬斥,或对古人寄予一些无原则的同情。如果我们不认真负责地来做这件工作,不但对古人无补,反会对今天的人民大众有害。这是值得我们三思的。”(参见《古典小说漫稿》)
在商榷文章中,吴小如先生指出历史上统治阶级对于关羽、祢衡这两个人物的推崇并不能简单归之为对劳动人民的麻醉与愚弄,其中也有对人民朴素情感的迎合——“那种袒护刘备、贬斥曹操的成分……正是当时人民大众真实情感的烙印”。譬如对于关羽这个人物形象,“封建统治阶级所渲染所‘借重’的是关羽对一姓之主的‘忠’,人民大众所肯定所同情的却是关羽对刘备本人的‘义’:这二者现象相近,本质迥殊”,“黄裳先生要求写杂剧或者写演义的人在几百年前打破礼教的框框……那是同要求封建社会的人民不要讲‘义气’而要讲‘阶级友爱’一样的不妥当的。”至于祢衡这样一个“敢同统治阶级对立的人”,更是“必然会博得被统治者——从劳苦大众到贫寒知识分子都包括在内——的同情和赞美,甚至为人民大众所喜爱拥戴。”在文章结尾处,吴小如先生这样写道: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介绍著名学者吴小如先生五十年代所写的一篇文章——《从关羽祢衡问题谈到对历史人物的分析与评价》。这篇文章是与黄裳先生进行商榷的。黄裳先生在分析《三国演义》中关羽、祢衡这两个文学形象时认为关羽不过是“是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偶像”,“被利用了来宣传封建道德的处所”;而祢衡则是“统治阶级帮闲中的一位‘憨大’”,他的击鼓骂曹也不过是为了博取个人的名声而已——应该说,黄裳先生所批判和否定的不仅仅是关羽、祢衡这两个广为人们崇敬的文学形象,更是《三国演义》这部著作的整个的价值体系——如果连关羽、祢衡都不过只是统治阶级的走狗鹰犬、措大帮闲,那恐怕真的就是“洪洞县里没好人了”。
如果我们带着这样一种搜寻历史意义的视角去阅读《三国演义》,就会完全理解前文所谈到的这部著作与“小说”(novel)之间的种种差异,譬如在人物塑造方面,邓晓芒先生所批评的关羽的形象“有品格而无性格”——那是必然的!永恒的历史之道只可能彰显于关羽始终如一的忠义品格之中,焉能体现在阿基琉斯喜怒无常性格的偶然性之间!
专题: 从三国演义小说 三国演义轻小说 三国演义小说声上一篇三国演义能算作小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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