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由明代小说家罗贯中创作。这部小说讲述了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的历史故事，以刘备、关羽、张飞的桃园结义为开端，展现了众多英雄人物在乱世中的命运与抉择，最终以三国归晋作为终结。

《三国演义》最早在明朝出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上出现了多个版本。清代，尤其是乾隆年间，对《三国演义》的刻印和流传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清代，这部作品不仅被多次重印，还出现了许多注释和评点版本，使得其内容更加丰富，艺术价值和文学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清代版本的《三国演义》不仅保留了原著的故事情节，还加入了大量文人学者的个人见解和评点，使得这部作品在历史、文学、文化等多个领域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总的来说，清代版本的《三国演义》是基于明代原著，在清代文化背景下经过再加工和传播的产物，它不仅继承了原著的文学价值，也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特色和人们对历史、英雄的特殊情感。

满文本《三国演义》

中国国家图书馆即藏有顺治七年满文本《三国志演义》，但美中不足，只存有前十六卷，然仍乃国之瑰宝，它是满汉文化交流的一个典范，对于研究清初满族的语言习惯及满汉文化交流史具有重要价值。昔日皇家之庋藏，今日向世人绽放，时光穿梭，故事依旧。（朱志美）

翻译《三国志演义》的历史由来已久，据相关史料载，清入关前，太宗曾命达海（1594－1632）翻译满文《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许多学者认为此《三国志》即为《三国志演义》，在《掌故零拾》中亦记“本朝未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努尔哈赤、皇太极等皆好读该书，参悟其中的军事谋略。一些将领亦将其作为行军布阵的兵书来读。该书在满族人中的影响可见一斑。

旷世兵书《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小说清代版本

到了清代，处于新旧王朝变革时期，崇祯帝煤山自缢，桂王唐王建立南明小朝廷。对于当时的前明遗老，追求谁为正统，也是当时的选择。究竟是唐王，还是桂王。在当时的背景下，也出现了《说唐后传》这类书比较好玩的三国单机游戏手游，其实也是用唐王李世民隐喻唐王隆武帝。当时朱熹的《通鉴纲目》，更是成为当时士大夫的必读书籍。这是时代遗留问题。

三国小说故事的形成与发展（七）——清代《四大奇书第一种》诞生（上）‖ 刘畅

在文本修改方面,毛宗岗主要遵循儒家理念。罗贯中《三国志演义》的思想倾向于褒刘贬曹,基本上以蜀汉为正统,但尚有未尽然之处。毛宗岗也认同帝蜀的正统思想,在《读三国志法》开端就提出:“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于是,毛宗岗便采取折中方略,以儒家思想为准则,对小说进行评改时突出帝蜀的思想,《读三国志法》记曰:“折中于紫阳《纲目》,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紫阳《纲目》即儒学集大成者朱熹所著《资治通鉴纲目》。

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毛宗岗评改本《四大奇书第一种》(以下略称“毛本”)问世。从此,毛本渐渐代替了罗贯中《三国志演义》原书及其他明刊本,成为三百多年来最为流行的版本,甚至直到近年来出版的《三国演义》,也都往往据之为蓝本。因此,可以说毛本的诞生是《三国志演义》发展史和批评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三国演义》

小说演述历史的同时，也蕴含了对兴亡治乱、得失成败、善恶美丑的思索评判。作者秉承宋元以来民间三国故事“拥刘反曹”的传统，把刘备写成血统高贵、宅心仁厚、重情重义的明君仁主，而其对立面曹操则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奸雄”，奸诈残暴，诡计多端。不过，道德评判并没有阻碍排斥人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曹操身上也鲜明地写出他如何胸有大志、延揽人才、多谋善断、领军善战等。书中既贯穿了儒家“仁政”观念，也表彰了植根于民间文化土壤的“义气”，还隐含了天命观等意识，可说是雅俗文化交融，主流意识与边缘思想兼备，其中某些思想观念今日视之或陈腐或无益，也毋庸讳言。

本书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亦并不意味它是史书《三国志》通俗版。明清不少学者都强调本书“亦庶几乎史”（明蒋大器语），“真而可考，堪与经史相表里”（清毛宗岗语），数百年来很多读者弃《三国志》不读，所谓“世人鲜有读三国史者，惟于罗贯中演义得其梗概耳”（清魏裔介语）。

《三国演义》明明是小说 却被满清当成了兵法教材

据清人昭梿著作《啸亭续录》卷一「翻书房」词条记载，崇德初年， 皇太极命大学士达海 （1595年－1632年）翻译《三国志》等著作为满文，「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成书于元末明初的《 三国演义 》，它参照的蓝本就是这部《三国志》，小说中的很多故事都是取自于《三国志》史实。

清朝奠基者 努尔哈赤 （1559年－1626年）在抚顺期间，曾被辽东总兵李成梁收养，成为他麾下的一名侍从。 努尔哈赤 喜读《 三国演义 》和《水浒传》，自谓很有谋略。他戎马一生，起兵统一女真诸部，建国称汗。又长年与大明作战， 以少胜多 ，出奇制胜。据说，他的用兵谋略，有不少就取自于《 三国演义 》。

四大名著之《三国演义》阅读本/评点本盘点

介绍：盛巽昌先生博闻多识，著述甚富。《三国演义补证本（增订本）》1249则补证，本身就包含着大量的历史知识和丰富的人物故事，文字又通俗活泼，读来饶有趣味。作者将学术性与通俗性、趣味性融为一体，使学术更具生命力，必将有力地推动“三国文化”的丰富和发展。

为什么点评本很重要呢？因为毛宗岗的评点，拈出了《三国演义》塑造大量重要人物而能刻画其身份气概、个性特征的优长，强调诸葛孔明“智绝”，关云长“义绝”，曹操“奸绝”的三奇与三绝，极为生动准确。他详尽而精湛地分析概括了小说情节结构，认为小说有“六起六结”，是“天然妙事凑成天然妙文”，体现出对历史事实和小说虚构间关系的独特认识。毛宗岗一方面模仿金圣叹对小说结构的评点手法，一方面更加深入细致，举出“虚实相生”“冷热相济”“避犯”“衬染”等“文法”技巧，总结尤为透彻。

介绍：本书以大魁堂本《绣像金批第一才子书》为底本，含原有版画240幅，每回两幅，大体与回目中的主体情节一一对应。版画线条纤细，流利生动，布局饱满，人物繁多，注重环境背景刻画。通过人物的衣着和姿态，体现其身份地位、精神气质，是版画史上重要的研究对象。当代读者可据此想象龙争虎斗的历史画卷。

介绍：《三国演义（注评本）》的点校，以大魁堂本为底本。黄纸封面书题：正中双行书名，上方横刻“金圣叹外书”，左、右旁镌“毛声山评点三国志”及“大魁堂藏板”。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六字，偶有眉批及行间旁训。白口，无格，四周单边。正文十九卷，书分二十册，内有数叶补板。据纸质及板式，初步鉴定为清初刊本。复以咸丰三年朱套板刊本及光绪庚寅上海图书集成局印本《绘图三国演义》两种为校本，以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本《三国演义》为参校本。

介绍：毛宗岗将罗贯中的原本加以修订，整理回目，削除论赞，修改诗文，增删琐事，改订文辞，从而形成了今日流行的一百二十回本。毛宗岗的评语虽然有些迂腐之论，但也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如他在《读三国志法》中连用十二个《三国演义》一书有什么什么之妙来夸赞该书，就指出了《三国演义》的精妙所在。他提出的《三国》之中有大关目、小关目以及前后呼应等有关结构的问题，也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水浒传》才是第一部章回小说，施耐庵为何以“回”为章节？

《水浒传》的作者应该生于元至正末期，在明洪武中期中举为官，在洪武末期或建文初期进入中央机构，亲历靖难之役后又躲过朱棣清洗并和姚广孝结识，之后便隐退山林写成水浒传，在永乐末期病逝应该没活到明仁宗即位。

关于《水浒传》是一部什么样的书，书中又是如何隐藏明朝秘史的，又隐藏了哪些历史真相，我所揭秘的《水浒传》已经说了不少，此处不再详述。总而言之，施耐庵别出心裁以“回”划分《水浒传》章节，其中必定有特别的寓意。这个寓意就与“回回”有关。

比较认可作者的观点的适用回作为章节的叙事方法，可能是当时的一种口语，说朱元璋是回民，但是缺少佐证，因为朱元璋所处的地域来说，不但可能是回民

《水浒传》是一部隐藏着明朝靖难之役秘史的小说，施耐庵应当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甚至是受害者。因而，书中很多细节所隐藏的真相，能够吻合当时的《明实录》，印证后来的正史，还能够填补诸多历史空白，解析一些历史疑案。

有一点搞不明白，考证这些东西的重要性在哪？请指点。

《水浒传》每一回的结尾处，几乎都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三国志通俗演义》却没有这样说，比如第一则“祭天地桃园结义”，其结尾处是这样写的：“试看怎生取胜？”施耐庵更加强化了故事悬念，把说书的场景比较完整地还原在小说中：今天就讲到这里，想要知道这件事后来如何，咱们明天再讲。这就说了“一回”书了。

目前DNA检测的结果证明朱元璋的后裔是南方汉人

《水浒传》中借喻了大量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人物与典故，但却在文本体式上不再采用单标题，而是以对仗标题作为回目，两则合成一回。“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柳宗元）”一为“直”，二为“曲”，这是章回小说“回”的又一层含义。

明朝国号就是和伊斯兰教标志星月有关

回，原本不是一个量词，其本义如《说文解字》所注，是“转也”，就是“回转”的意思。后来，又引申为回避、曲折、违背……之义。故此，施耐庵以“回”划分章节，第一层意思是暗示读者，书中的故事曲折迂回，大有可读性。

四大名著不能当真，都是杜撰的。

上文讲到“三言两拍”以“卷”划分章节，“卷”是古代划分文章章节最为普遍的体式，无论长篇短篇，都可以以“卷”为单元。假如施耐庵这样写：“卷一：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偏偏是第一回、第二回、第三回呢？

《水浒传》就是施耐庵一人所为，总共七十一回，没有“罗贯中编次”，梁山大聚义之后，全部都是续书，续书也不可能是罗贯中所写，罗贯中也不可能从元朝穿越而来，为施耐庵续书，“章回体小说”与罗贯中无关，其专利只属于施耐庵一人。

故此，《三国志通俗演义》不可能是明朝时期的作品，大概罗贯中写这部小说时，刘伯温还在青田县隐居呢。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元代作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章回体小说。施耐庵于永乐年间完成的《水浒传》，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章回体小说。《水浒传》定鼎章回体，开创了小说新时代，功不可没。

假如按照“王道生”的说法，施耐庵是罗贯中的老师，而施耐庵又是刘伯温的同僚横屏游戏三国闯关单机游戏，为何狂赞诸葛亮的好几首诗词没有引用刘伯温的作品呢？刘伯温十分崇拜诸葛亮，写了很多首赞诸葛亮以诸葛亮自喻的诗词，这也是“前朝军事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说法的一大来历。罗贯中为何不引用师叔或者师伯的诗词，施耐庵为何不指导学生借用这样一个大名人为《三国演义》叫座呢？

从历代评述来看，几乎都犯了同一个错误，那就是脱离文本，纠缠于谬传去考察作者以及成书时间。细读《三国志通俗演义》，除了叶逢春在其中插入一首明代的赞诗外，这部书所引用的三百多首诗，竟然再也找不出明代诗人的诗作。

而民国时期所伪造的“王道生”更是荒诞无稽，伪造“施耐庵墓志”，首次造假罗贯中是施耐庵的学生。还说“（施耐庵）先生之著作，有《志余》、《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

高儒之前，有关《水浒传》的作者之说恰恰相反，比如许子昌在《稽斋漫录》中说，罗贯中是南宋人，写了《水浒传》。田汝成则在《西湖游览志馀》中说道：“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田汝成还说，罗贯中因为写了一部诲盗的书，他的子孙全部聋哑。

经典源远 义理流长——《三国演义》版本与文化价值谈

关于曹操的评价，近年来出现了新倾向。在笔者为本科生开设“明清小说研究”课程时，有不少学生在开课之前表示喜欢曹操，欣赏他功成业就的一面。这说明，部分学生过分强调成功的影响，而忽略淡化了人的品性。笔者认为，相较而言，成人应是成功的前提。我们在弘扬《三国演义》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应注重持守正义与正道，弘扬其人文精神。

仔细溯源能发现，关羽形象有一个漫长的积累、提升过程。在陈寿笔下，关羽就是一位“有国士之风”的义士，且是能敌万人的“虎臣”，还有“刚而自矜”的个性特征。到了关汉卿《单刀会》中，关羽形象有整体的提升——关羽自道“我是三国英雄关云长，端的是豪气有三千丈。”在这种自信、自豪中，关羽的“义”具有了民族大义。关羽斩颜良，在《三国志·关羽传》中被记录为：“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在正史中，关羽的英雄气概就已超过袁绍诸将，有了势不可挡的神韵，到了关汉卿笔下，更升华为“他去那百万军中，他将那首级轻枭”（第一折［鹊踏枝］）。由“万众”到“百万军”，足足增长了一百倍。一个“轻”字，活现了关羽战众人的轻松自如，又大大地强化了其威力。罗贯中汲取了关汉卿笔下关羽形象的义、勇、刚、傲等性格元素，使他于各个方面都有提升，从而熔铸成千古义勇、“绝伦逸群”的男子汉大丈夫典范。

刘备这种仁政思想应是罗贯中社会理想的具象化，其人文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价值。从仁学角度重新观照《三国演义》“拥刘反曹”主题，仍然是有道理的。当然，我们不能停留在表面意义的理解，还要深究为什么拥刘？为什么反曹？关键就在于刘备的“仁”。老百姓需要这样的仁人来为他们谋幸福，实现其国泰民安的梦想。而曹操则相反，刘备自言曰：“吾以仁，操以暴。”仁与暴，善恶分明。这还要溯源于陈寿笔下，其刘备形象大好于曹操，因此罗贯中才在众多古代帝王中优选刘备来寄托他的仁政理想。

当然也应指出，毛评本体现于修改中的所谓封建正统的思想有所加强。嘉靖本中，罗贯中通过王允、薛综、诸葛亮、张松、华歆等人物之口，六次说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毛宗岗则全部删除。这应该是迫于封建专制强化与文化高压政策的思想退步。毛评本将“魏王上书三辞”改为“曹操假意上书三辞”，以及“阿瞒”“国贼”等一系列标示毛氏主观贬曹倾向言辞的增加，在笔者看来，也属于画蛇添足。恩格斯在《致明娜·考茨基》中指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须特别把它指点出来。这是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精辟论断，毛评本这种做法显然有违此规律。还有嘉靖本写司马懿见孔明雕像，以为“孔明尚在”“纵马奔走五十余里”“喘息半晌，神色方定”。这是以仲达的怯懦反衬孔明的智勇，恰到好处。毛评本于此增加一个细节：“懿用手摸头曰：‘我有头否?’”笔者以为，这便过于夸张了，造成了艺术分寸把握的失误，客观效果与主观意愿相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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