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再回头，会发现原来很多东西真的都是老祖宗玩剩下的，全民追星，全民逐美，全民写小说，一个时代终将会远去，但是传承却不会消失，终将会在未来的某天，再次出现。

只可惜，随着清军入关，这场从嘉靖年间一直持续到崇祯末年的文化思想解放运动戛然而止，解封不到百年的文化界再次陷入万马齐喑中。

全民写小说三国演义

但是余象斗还不止做了这些，后来《西游记》问世，神魔类小说引发潮流，余象斗出手最快，写了本《北游记》，随后又写了本《南游记》，这一次，他真正意义上是神魔类小说流派的开创者，另外一本艺术价值不亚于《西游记》的《封神演义》也诞生于这段时期。

熊大木开启了全民写小说时代的浪潮，或者说是演义题材，之后的十几年里大量的演义小说不断出现。但是就跟《鬼吹灯》开启盗墓流，《斗破苍穹》开启废材退婚逆袭流一样，第二个人，余象斗，他也开启了一个新的小说流派：断案流。

于是他写了一本《武穆精忠传》，就是写岳飞的故事，结果三国后宫游戏单机游戏，这场文化盛宴由此拉开，此书一出，在当时看完三国看水浒，看了水浒看三国的时代一石激起千层浪，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他人见有利可图，于是纷纷提笔写书，熊大木因此载史册，传千古！

熊大木一开始心里也没底，因为写书都是名家大儒们做的，他就是一个卖书的，哪里配写书呢？不过在好友的劝说下，熊大木最终决定试试看。

结果生意一下子腰斩，就在此时，熊大木的一个朋友找到他，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你看大家都喜欢看小说，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其它小说看了，不如你自己写一本怎么样？

但是没多久他就发现，全国卖书的都在印，没想到明朝就已经开始内卷了，而且印来印去就这两本小说，大家看完了就没其他的东西看了。

第一人叫熊大木，他是一个书籍出版商，就是卖书的，当时《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由朝廷出版印刷，流入民间，火的那叫一塌糊涂，熊大木也拼命刊印疯狂印刷。

原本那些愚妇村夫才读的通俗小说，竟是如此精彩，快意恩仇，行侠仗义，读起来好不快活，没了腐朽刻板的腐儒文化的身份禁锢，被身份限制的人们才恍然发现这一切。

然而到了明朝中期，中国出了个圣人王阳明，他的心学开启了明朝的思想解放运动，随后涌现出一大批读书人，他们离经叛道，放浪不羁，不读圣贤书，将思想解放推向了一个高潮。

总之明朝初年，天下刚刚太平不久，朱元璋是不准老百姓们看戏听歌的，《水浒传》这种鼓励大家造反的书更是严打的目标，在文人大夫眼里，小说也是难登大雅之堂，是那些底层人民们编出来自我娱乐的东西。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四大名著，其中的三本都写于明朝，《三国演义》《水浒传》更是早在明朝初年就已经诞生，罗贯中当年还在张士诚手底下做事，搞不好还和朱元璋干过架。

随着短视频时代的到来，全民写小说的时代才最终离我们远去，之后一系列相关的规定出台，使得网络小说再也无法像以往那样野蛮生长，一片生机勃勃，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

2010年又是一个分水岭，网络文学由PC互联网迈入移动互联网时期，普通人能通过手机来阅读小说，写作门槛再一次降低，任何人都可以书写自己的故事，全民写小说时代来临。

2001年5月，幻剑书盟建立，开创网络奇幻、武侠盛世，《光之子》，《诛仙》，《亮剑》等一大批早期小说陆续发表，次年，起点建立，掀起了网络小说的第一个高潮。

小说《三国演义》为什么是一部悲剧？

用日式小说的腔调写《三国演义》会是什么效果？试着写了3个情节

你呀，怎么经常说一些“无论怎样都不行”这样的话呢？要战胜自己，也是很困难的吧。人活着，总要戴上面具，试着听取别人的意见哦。不团结好大家是不行的。还要区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才对。片面的、不听劝告的，都是不对的。

曾经称为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小说——《三国演义》

最主要的还是渲染了刘备宽厚仁义的特点：《三国演义》的作者是把刘备这一人物形象作为一个“仁”的典型来塑造的，“仁”是刘备性格的基凋，而刘备这一人物形象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的化身，是“仁”的人格化。小说《三国演义》是以人物为载体，生动、形象地演绎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仁、义、礼、智、信、勇等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因素。

小说第一回介绍刘备时说：此人“生得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朱”。后来又“跨下黄鬃马，手掣双股剑”，从而构成小说刘备的整体形象：作品不仅通过大量的具体故事和人物评价刻画了刘备抱负远大、恭己待人和城府很深的性格特点。

张聪丨《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兼谈《三国演义》的读法与教法

“例如，莎士比亚对历史的看法与现代人完全不同。特洛伊和罗马、金雀花王朝和都铎王朝，它们任何一个都不是太久远，还不至于与现在截然不同，或者彼此完全不同。在这一点上，莎士比亚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观点。他去世30年后，英语中才首次出现了‘时代错误’这个词。他依然比较认同中世纪的历史概念，根据这种概念，无论在什么年代，时间的巨轮都会制造出同样永恒适用的范例。” （《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E.M.福斯特认为，文学自古以来是‘以价值观描写生活’的，而‘以时间描写生活’则是小说为文学做出的一个突出贡献……而就在最近，诺斯罗普·弗莱也将‘时间与西方人的结盟’视为小说不同于其他文学类型的定义性特征。”（《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要定义任何对象的个性，时间是又一个相关却更为外在的基本范畴。洛克所接受的‘个性化原则’就是指存在于空间和时间的某个特定的位置，正如他所写的那样：‘一旦把它从时间和地点的环境中剥离出来，观念就变成了普遍的东西’。因此，只有当时间和地点是具体的，观念才有可能是特定的。同样，只有将小说中的人物设置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背景中，他们才可能是个性化的人。

可见，在传统叙事文本中，人物形象的概念化、单一化是惯常出现的情况，《三国演义》并非特例。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伊恩·瓦特认为是因为“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和文学都深受柏拉图的影响，即形式或观念是一种终极现实，隐藏在当下世界具体物象后面。这些形式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小说的兴起》第一章）——这一理论，用来解释西方的古典文学作品尚可自圆其说。但生活在中国的罗贯中、毛宗岗们是决然不可能“深受柏拉图的影响”的，在他们而言，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力量驱动着他们去塑造这些具有普遍性意味的概念化、单一化的人物形象呢？这个问题我们留到后文再做分析。

“从这方面比较一下，关公的形象便显出某种性格上的抽象性，是更适合于概念化，‘脸谱化’的……至于关公的内心世界，特别是他的复杂的思想感情，人们倒是不太关心。因为人们宁可相信，他的内心世界就是像那些抽象的道德概念所规定的那么简单，且越简单，越令人肃然起敬。关公即使在最动情的时候，也没有阿喀琉斯那种大段的充满同情和悲悯的道白。”（《人之镜——中西文学形象的人格结构》第一章“品格与性格：关云长与阿喀琉斯的比较”）

“阿喀琉斯的个性是极其丰富的、多方面的。他既是自私的，又是慷慨大度的，既是残忍、暴烈的，又是悲天悯人、富有同情心的，既是冲动的、形而下的，又是善于沉思的、形而上的，这一切，全都取决于他那自发的、偶然的心境和情感。他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固定不变的、让人学习和崇拜的‘品格’，但他的永恒的魅力却在于‘性格’上的真实与生动。”

反观《三国演义》，它在人物塑造、环境设置、情节构建等方面希望呈现的是一种特殊性呢，还是一种普遍性呢？——我认为，无疑问的是一种普遍性，而非特殊性。我们仅以人物塑造为例，鲁迅先生曾对《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有过一段经典的评论：“（《三国演义》）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这种“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方式此后常常为文学评论家们所诟病，所谓“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而我们在这里要指出的是，这种“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方式恰恰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和改编者）所要追求的，他们自始至终所要呈现的都不是特殊的、具体的、真实的人。无论是曹操、关羽，还是刘备、诸葛亮……他们都是一种类型的人的浓缩和提纯，或者说是一种具有普遍人格的形象化，他们的行动也从来不是被自身的内在矛盾推动着的，而是被特定的抽象观念所推动着的。

在书中，伊恩·瓦特具体分析了小说（novel）与传统叙事文本之间的差异。我想在这里对他的观点略加摘录，希望能够引起大家对于“《三国演义》到底是不是一部西方意义上的‘小说’（novel）”这一问题的思考。

“小说这一文学形式最充分地反映了这种个人主义的、富于革新精神的价值取向。之前的文学形式反映了它们所承载文化的总体趋势，即检验真理的标准便是它们与传统实践的一致性。例如，古典史诗和文艺复兴时期史诗的故事情节是基于过去的历史或寓言，作者处理情节的优劣得失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正统的文学观来评判的，这种文学观是由史诗这一类型中广为接受的模型衍生而来的。这种文学传统第一次受到来自小说的巨大挑战，因为小说的主要标准是追求个人经验的真实性——个人经验永远是独特的，因而也是新颖的。因此，小说是一种文化合乎逻辑的文学载体。在过去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小说对于独创性和新颖性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因此用‘小说’给它命名可谓名副其实。”（《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他（笛卡尔）的《论方法》和《形而上学的沉思》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这样一个现代假设：对于真理的追求，完全是个人可以作为的事情，在逻辑上独立于过去的思想传统，而且很可能只有远离过去的思想传统，人们才能获得真理。”（《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研究》第一章）

据英国学者伊恩·瓦特（Ian Watt）在《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研究》一书中的介绍：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小说”（novel）兴起于18世纪早期。区别于此前的传统叙事性作品，“小说”（novel）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产物，所要体现的是“个体对现实的领悟”，试图“让思想在最接近事实的意识中跃然纸上”。这一思想文化的源头最早可以追述到笛卡尔——

我们先来谈一谈什么是“小说”？今天人们通常会泛泛地把中西方一切虚构的叙事文本统统称作“小说”，这当然并不算错。但如果我们愿意稍做一点深入的探究，就会发现：西方语境下的“小说”（novel）是有着时代所赋予的特殊历史文化内涵的，和中国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稗官野史”“小说家言”之间有着一道巨大的鸿沟。

三国演义：被文学爱好者严重低估了的小说

实际，三国演义最大的价值是实用性，书中所描述的政治军事斗争智谋，是可以直接运用于现实的。当年太平军打仗时，实际许多智谋就出自于三国演义。当年清军入关后，许多智谋也是出自三国演义。哪怕是现在许多人做生意，都在有意无意地运用三国演义中的策略。甚至我们许多军事发烧友，在分析政治军事大事时，也在许多时候不自觉地就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了。事实上，非但政治经济军事，就是在现实工作学习和生活中，许多人都会不自觉地就使用起三国演义上的策略了。所以，三国演义这本书的许多内容，实际已经融入了国人的精神血脉，这本书对国人的影响面，已经远远超过红楼西游和水浒了。

而三国演义不同，作者笔力雄健，在罗贯中笔下，各方势力的故事被叙述得详略得当，井井有条，这个谋篇布局上的能力，至今没有人全面超过。后来姚雪垠的《李自成》，结构还勉强可以，但是也不如三国演义那样详略得当。看完《李自成》后，对李自成和朝廷这两股势力倒是记忆较深，但是，对张献忠、罗汝才等等其他势力的发展情况，就不太清楚了。也就是说，姚雪垠也只够尽力描述好两股势力而已。另外，最近这些年，还出现了两部比较好的历史小说，一部是《大秦帝国》双人生存联机网页游戏下载，一部是《曾国藩》，不过，这两部也只是从矮子里面挑高个子罢了，这两部无论人物描写还是故事结构上，都没达到《李自成》的水平，就更不用说与《三国演义》相比了。

五论莫言：从罗贯中虚构《三国》说起，小说创作体现作者价值观上

《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元末明初人，曾加入张士诚的队伍，后张士诚失败后拒绝了明朝的拉拢，放弃做官开始编写小说。《三国演义》就是在此时编写的，其他同时编写的小说还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等。

聊聊《三国演义》小说

突然发现，三国演义里名字两个字人挺多的，说说看：刘备，刘备儿子—刘禅，关羽，张飞，赵云，黄忠，曹操，王充，袁术，袁绍，马谡，孟获，孙坚，孙策，孙权，鲁肃，周瑜，姜维，徐庶（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马超，……。而三个字的名字相对来说就少，诸葛亮，司马懿，吕伯奢，等等。

《三国演义》的小说作者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约公元1330年—约公元1400年），号湖海散人。他根据陈寿的《三国志》史书和裴松之的注解，加上吸收民间传说和话本、戏曲故事，写成《三国演义》。所以《三国演义》并非一人所作，而是集体创作，罗贯中是集大成者。

人民文学社《三国演义》1973版整理得失谈

毛本原文“又遣豫州刺史监军王基”，人民文学本”豫州刺史“改为“荆州刺史”。按《三国志·王基传》曾记王基：“出为荆州刺史。加扬烈将军，随征南王昶击吴。”又云：“钦等已平，迁镇南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领豫州刺史，进封安乐乡侯。”是人民文学本所据之改。

第一一零回毛本原文“扬州刺史、镇东将军、领淮南军马毌丘俭”，人民文学本”扬州刺史“改为“扬州都督”。按《三国志·毌丘俭传》：“诸葛诞战于东关，不利，乃令诞、俭对换。诞为镇南，都督豫州。俭为镇东，都督扬州。”是据毌丘俭此时官职“都督扬州”而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