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小说，成书于明朝中期，大约在15世纪中叶。这部小说的作者是罗贯中，他生活在元末明初。《三国演义》以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的历史为背景，讲述了魏、蜀、吴三国之间的争战与英雄人物的故事。这本书不仅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文化中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聊聊《三国演义》小说

突然发现，三国演义里名字两个字人挺多的，说说看：刘备，刘备儿子—刘禅，关羽，张飞，赵云，黄忠，曹操，王充，袁术，袁绍，马谡，孟获，孙坚，孙策，孙权，鲁肃，周瑜，姜维，徐庶（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马超，……。而三个字的名字相对来说就少，诸葛亮，司马懿，吕伯奢，等等。

《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章回小说，开历史演义小说之先河，被誉为“第一才子书”。这部小说最初的书名为《三国志演义》或者《三国志通俗演义》。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典小说整理本，该书才最终定名为《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小说成书年代

《三国演义》读熟了吗？仁绝刘备老单机游戏三国战纪2，智绝诸葛亮，义绝关羽，还有谁

曹操的多疑与诸葛亮的多智

这种小说和历史的差异，可以延伸到我们对《三国演义》的评价，它和《三国志》的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三国志》是正史，历史范畴内讲的是真；《三国演义》是小说，主要是写人，它的价值不在于真而在于情感的美。小说要揭示的是人的内心，它描写的人物是军阀也好农民也罢，注重的都是对人内心情感的透视和洞察。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里的人物，从历史角度来说可能是虚构的，但是如果能够通过创造这个人物形象，生动地揭示他的情感世界、内心理想以及感知，那么就具有了文学的价值。用美学的语言来讲就是审美价值。

比如，毛宗岗所肯定的《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艺术形象，和从历史角度来看曹操所得到的印象，二者是存在相当距离的: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之后直到西晋短暂统一，战乱持续了九十多年，户籍流散、灾荒横行，人口大量减少，文化受到摧残，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遭到了极大灾难。曹操在诗里讲“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蔡文姬诗里也说“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诗句虽然有艺术夸张的成分，但是很明显地反映出当时长期的战乱导致人民生命严重缺乏保障。长期的军阀混战，让东汉朝廷成了空架子，乱世中每个有武力的人都可以争当皇帝，只要谁武力最强能够结束这一场灾难，就会被人视为英雄。所以后人看这段历史，就认为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而曹操就在这样的战乱中成长为最强的力量，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经济和军事实力很强，政治相对开明，最后统一了北方，因此曹操也可以称为英雄。但是《三国演义》里显然没有把曹操当成英雄，作者给曹操安排了很多生动的内容，把他写成了一个心狠手辣、残忍好杀的奸雄。

尤其是在人物塑造方面，《三国演义》塑造的关羽、诸葛亮、赵云、张飞等人的形象是非常鲜活的。不仅在我国有长期深远的影响力，甚至在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国，他们的影响力也非常大。删定《三国演义》的毛宗岗曾经评论说，《三国演义》有三个主要人物，分别是曹操、诸葛亮和关羽，他们三位的形象是不朽的。我们这个讲座主要是从人物塑造的角度，举几个代表性人物为例，来谈一谈《三国演义》的价值。

我们生活中常用的词语句子有不少来源于《三国演义》，比如“赤膊上阵”来自对勇将许褚的描写，“既生瑜何生亮”来自诸葛亮与周瑜斗智的情节。还有“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赔了夫人又折兵”“说曹操，曹操到”“大意失荆州”“借东风”等。这么多内容流传至今，也说明《三国演义》艺术力量的深入人心。

其实，从三国时代到元朝末年《三国演义》出现，三国故事流传了1000年左右，出现了各种相关的民间故事、文人创作、诗词改编等，其中包含着非常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三国演义》的创作是一个宏大的工程，它描写的是不到100年的三国历史，而作者创作小说时依据的主要材料是《三国志》中几百个人的传记，《三国演义》把这些原本分列在不同国家下的历史人物传记的内容串联起来，变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最终形成了一部伟大的史诗作品。

胡适和鲁迅对《三国演义》的意见，我觉得很有意思。两位先生对于文学的贡献是确凿的，但是在今天看来，他们对《三国演义》的一些评价是偏颇的。比如说对于刘备形象的批评，我个人认为，小说中的刘备是一个乱世中的军阀，他讲话的时候讲一半留一半，或者是对人讲话言不由衷，这对于军阀来说也是正常的。

鲁迅对《三国演义》的评价比较学术化，他引用了清代学者章学诚的观点，章学诚提出《三国演义》“七实三虚”，也就是七分内容跟《三国志》正史记载是差不多的，而另外三分是虚构的，结果造成了“杂虚辞复易滋混淆”“惑乱观者”。鲁迅也认可这一观点。在艺术方面，鲁迅批评《三国演义》有两个人物写得很不好，一个是刘备，为了表现他的宽厚，结果写出来的他很虚伪。第二个就是诸葛亮，鲁迅说写得诸葛亮“多智而近妖”，智慧高超到像妖怪一样。

比如胡适就认为，《三国演义》有很大问题，它就是把《三国志》里面有关的材料，再加上一点宋元的戏曲，还有《世说新语》里的一些元素，并把这些故事等凑在了一起，没有什么文学想象力、创造力很薄弱。在胡适看来，《三国演义》只是一部很有吸引力的通俗历史演义，不能算是一部很有文学价值的书，而且他还认为作者的思想非常腐朽，胡适称之为“陋儒”，认为作者过分拘泥于历史，又缺乏想象，因此不能称之为艺术。胡适这个看法与鲁迅是一致的，鲁迅当时在北京女子师范讲中国小说史，胡适看过鲁迅的讲稿，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受了鲁迅影响。

《三国演义》真的是罗贯中写的吗？

元代至治年新安虞氏刻印的一部的一部《全相三国志平话》将松散的传说故事整理成册，虽文词粗糙，但框架构思已成，结构也相对完整，三国故事有了初步规模。元代时期的杂剧三国故事已有50多种，从“桃园三结义，到司马昭复夺受禅台”，巜三国演义》中的重要章回几乎都搬上了戏剧舞台，这都说明《三国演义》是大众文化的结晶。

《三国演义》并不是某个作家在某个时期独立完成的作品，而是在长期的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由文人整理加工而成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三国时代是一个军阀割据，混乱不堪的时期，又是一个云蒸霞蔚，英雄辈出的时代。南朝裴松记录了大量的三国人物的奇闻轶事为陈寿的《三国志》作注，这给历史人物增添了传奇色彩，从这里开始三国人物偏离了历史，朝着传奇化开始。到隋炀帝的时候观看的水上杂戏，其中便有木偶人表演的三国故事。初唐民间已流传“死诸葛走生仲达”的故事。晚唐李商隐《骄儿诗》中“或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这个时期三国故事初具规模，已有了成熟的章节。北宋苏东坡有词《怀右、涂巷小儿听三国话》“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众听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民间讲三国故事已极为普遍，内容不断充实完善，感染力愈来愈强。

三百年前，日本人就开始追《三国演义》了，全译本让人哭笑不得

和《三国演义》不同的是，《通俗三国志》对原本进行了大量删减，从原来的120回减到只剩50回。这样一来，就失去了历史的纵深感。我们看到第120回的最后一句“鼎足三分已成梦，一统乾坤归晋朝”时，往往会产生一种世事沧桑、人生如梦的感慨。

有人以为日本人这样狂热地崇拜《三国》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其实不然。日本人对三国的迷恋已经有三百多年历史了，从清康熙年间就开始了。《三国演义》原名《三国志通俗演义》，具体成书时间已经不可考了，但其作者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所以一般也认为《三国演义》成书时间也是元末明初。

《三国演义》家喻户晓，影响深远，传说与历史的差异

诸葛亮，字孔明，蜀国丞相，成为智慧的象征和代名词，其神机妙算，军事阵法，叹为观止，锦囊妙计成为人们向往的谋略，其仙道之法几乎成为神人。尤其是在治蜀期间，促进了巴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流融合发展，有些是开创历史的举措，留下了美名和传奇，越传越神。

曹操，字孟德，东汉献帝时丞相，魏国的奠定人，被后世污名化妖魔化，成为奸臣、坏人的代表和象征。以其奸诈狠毒著称，其座右铭为“宁使天下负我，不使我负天下人”。曹操留下了骂名千载的命运，虽经过历代史学家学者的纠正和评判，但难以改变和扭转固有的认识。完全脱离了历史本来的面孔，从道德人格方面去认定评判曹操的为人，已经忽略了其政治家、诗人的形象。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三国演义》

本书“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战争描写生动深入，有两军对阵厮杀，也有双方精心策划、妙用巧计，有人甚至推崇可指导用兵打仗。书中主要人物，性格、外貌乃至言行，无不分明而且各异。本书因艺术高度成功，周边邻国读者亦倾慕欣赏，因而出现了多种文字译本。

小说演述历史的同时，也蕴含了对兴亡治乱、得失成败、善恶美丑的思索评判。作者秉承宋元以来民间三国故事“拥刘反曹”的传统，把刘备写成血统高贵、宅心仁厚、重情重义的明君仁主，而其对立面曹操则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奸雄”，奸诈残暴，诡计多端。不过，道德评判并没有阻碍排斥人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曹操身上也鲜明地写出他如何胸有大志、延揽人才、多谋善断、领军善战等。书中既贯穿了儒家“仁政”观念，也表彰了植根于民间文化土壤的“义气”，还隐含了天命观等意识，可说是雅俗文化交融，主流意识与边缘思想兼备，其中某些思想观念今日视之或陈腐或无益，也毋庸讳言。

三分虚幻、七分真实：三国演义作者的史学水准其实远超常人想象

有些时候因为强行还原历史，反而导致了一些bug。例如历史上陈宫在曹操进攻徐州时和张邈等人一起发动了兖州叛乱，而演义里陈宫在曹操杀害吕伯奢一家后就离开了他，结果在曹操准备屠杀徐州时又以东郡从事的身份出现，东郡是曹操的地盘，但演义里陈宫却不是曹操的部下，并且在这之后又去投靠了张邈，就显得地理区划十分矛盾。

超辞了彭羕，即将人与书解见汉中王，细言其事。玄德大怒，即令擒彭羕下狱，拷问其情。羕在狱中，悔之无及。玄德问孔明曰：“彭羕有谋反之意，当何以治之？”孔明曰：“羕虽狂士，然留之久必生祸。”于是玄德赐彭羕死于狱。

原来彭羕与孟达甚厚，听知此事，急回家作书，遣心腹人驰报孟达。使者方出南门外，被马超巡视军捉获，解见马超。超审知此事，即往见彭羕。羕接入，置酒相待。酒至数巡，超以言挑之曰：“昔汉中王待公甚厚，今何渐薄也？”羕因酒醉，恨骂曰：“老革荒悖，吾必有以报之！”超又探曰：“某亦怀怨心久矣。”羕曰：“公起本部军，结连孟达为外合，某领川兵为内应，大事可图也。”超曰：“先生之言甚当。来日再议。”

却说孙夫人回吴，具说张飞、赵云杀了周善，截江夺了阿斗。孙权大怒曰：“今吾妹已归，与彼不亲，杀周善之仇，如何不报！”唤集文武，商议起军攻取荆州。正商议调兵，忽报曹操起军四十万来报赤壁之仇。孙权大惊，且按下荆州，商议拒敌曹操。人报长史张纮辞疾回家，今已病故，有哀书上呈。权拆视之，书中劝孙权迁居秣陵，言秣陵山川有帝王之气，可速迁于此，以为万世之业。孙权览书大哭，谓众官曰：“张子纲劝吾迁居秣陵，吾如何不从！”即命迁治建业，筑石头城。

一些史书里的细节也被见缝插针地安排进了剧情里RPG网页游戏推荐小游戏，例如三国志里写曹操听说孙权分了荆州的地盘给刘备时正准备写字，当即惊讶得把笔掉在了地上。而演义里有半回的内容是讲曹操在铜雀台召开比武大会，正到兴头上准备写一首铜雀台诗，刚要下笔就听说了这个消息。

这段内容并非是作者自己胡乱编造。首先是盐井和银矿，汉书地理志里就记载连然县有盐官，华阳国志南中志也记载南广县和青蛉县有盐官，到明清时期盐税是云南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税种，在清朝的滇南盐法图里有“古滇九井”的说法，而续汉书郡国志里则记载南中的律高、贲古、双柏、朱提四县都有银矿。关于巫鬼习俗，宋史蛮夷传里记载了大云南蛮和小云南蛮的鬼神信仰，称“夷俗尚鬼，谓主祭者鬼主，故其酋长号都鬼主”，至今在贵州方言里还有“药鬼”的说法，刚好和演义里的说法一致。

此外还有许多人从刘备的信件里挖到了关羽和乐进曾在青泥一带苦战的事，由于这件事无论关羽传还是乐进传都毫无记载，所以知名度不高而且也不清楚详细情形。然而演义里并没有将其漏掉，而是在刘备入蜀的部分里提到诸将防守荆州的分工安排时，把关羽放在青泥隘口挡住襄阳的部队。

却说汉中王令魏延总督军马，守御东川。遂引百官回成都。差官起造宫庭，又置馆舍，自成都至白水，共建四百余处馆舍亭邮。广积粮草。多造军器，以图进取中原。细作人探听得曹操结连东吴，欲取荆州，即飞报入蜀。汉中王忙请孔明商议。孔明曰：“某已料曹操必有此谋；然吴中谋士极多，必教操令曹仁先兴兵矣。”汉中王曰：“依此如之奈何？”孔明曰：“可差使命就送官诰与云长，令先起兵取樊城，使敌军胆寒，自然瓦解矣。”汉中王大喜，即差前部司马费诗为使，赍捧诰命投荆州来。

我们缘何对《三国演义》及其诸葛亮如此深情？

其实，从任何具有严肃性的历史著述（包括史籍和近现代学者的文章、著作）中，都不难发现，诸葛亮，远没有《三国演义》描述的那般睿智、全能、神奇。有人说，他作为国家最高级别的大臣，“内政”治理是很有办法也颇显建树的，但军事上却——也就那么回事儿。

一句“臣本布衣”，不知魅惑了多少“布衣儒子”！很大程度上，包括小说作者在内的历代万千“儒生”和自以为是“儒生”的人，对于诸葛亮的膜拜、推崇，都跟这“布衣”二字脱不开干系！其中暗含的逻辑是这样的：诸葛亮是布衣，却有学问，即能治国安邦平天下；我也是布衣，也挺有学问的（至少“三国”或说《三国演义》看得“透透儿”的），不用费力吃苦练武，更不用冲锋陷阵地玩命，摇摇羽毛扇，就也有望成为“羽扇纶巾”的“真英雄”！至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只要遇到明主，我也是可以做到的……

而与之“比肩”、并立“四大名著”之列的《三国演义》，除了上述“时势背景”，最主要的聚焦，是勾勒了“布衣儒子”的神话。主角，就是至今仍是“民族智慧化身”般存在的诸葛亮。甚至，都可以这样来形容《三国演义》——讲了三个段落，一是诸葛亮因何“出世”，二是“诸葛亮改变时代”，三是“没有了诸葛亮会怎样”。

就好比《水浒传》，尽写些“上面”不喜欢甚至讨厌的东西，《西游记》大谈“造反方得彻悟”，《红楼梦》干脆就是团花锦簇妆点的对吃人社会的血泪控诉，真正的“大作”、“杰作”，不仅仅是辞藻的堆砌，而必定怀着愤世忧民的良知与悲悯、打碎灵霄的勇气与决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