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氏三国演义》是清朝文学家毛宗岗对《三国演义》进行的评点和校正版本。毛宗岗为明代文学家毛纶之子，毛纶、毛宗岗父子二人在《三国演义》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修订和注释，以提高《三国演义》的文学性和历史准确性。他们主要对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诗词韵文和道德教化等方面进行了修改。

毛氏父子的修订版《三国演义》突出了以下几个特点：

1. 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毛氏父子对人物性格、心理进行了深入挖掘，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真实。

2. 故事情节更加合理：他们对部分情节进行了增删，使故事情节更加流畅、合理，增强了故事的连贯性和可读性。

3. 道德教化：毛氏父子在书中融入了更多的道德教育元素，强调仁义、忠孝等传统价值观。

4. 文学性提升：在文笔和诗词方面，毛氏父子进行了润色和修改，使得《三国演义》的语言更加优美，文学性更强。

5. 历史准确性：毛宗岗还对书中的一些历史事实和细节进行了考证和修正，力求贴近历史真实。

毛氏《三国演义》的修订版至今仍然是研究《三国演义》及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参考版本之一，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国演义》的前世今生

再到了罗贯中生活的时代，也就是元末明初，有关三国的故事、传说、说话艺术、戏曲表演就积累了很多了，罗贯中把这些通通都收集起来，再结合《三国志》《后汉书》这些史书的记载，把所有的素材融合到一起，加以改编虚构，创作出了《三国志通俗演义》。

综上所述，“四大奇书”成为小说经典有多方面的因素，文人对“四大奇书”的广泛增饰修订使这四部作品在文本内涵上逐步趋于完善，其思想性、艺术性的提升是“四大奇书”成为文学经典的内在条件。而文人以新的视角观照和评价“四大奇书”是这四部作品能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经典作品的外部条件。由此，“四大奇书”超越了通俗小说“文体卑下”的观念，并作为小说文本的典范在小说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金圣叹将施耐庵列为“才子”，实则肯定了《水浒传》也是作家呕心沥血之作，进而肯定了通俗小说创作也是一种可以藏之名山的文学事业。对此，李渔的评价非常到位：“施耐庵之《水浒》，王实甫之《西厢》，世人尽作戏文小说看，金圣叹特标其名曰‘五才子书’‘六才子书’者，其意何居？盖愤天下之小视其道，不知为古今来绝大文章，故作此等惊人语以标其目。”由此可见，以“奇书”和“才子书”为代表的思想观念促成了对于通俗小说评价体系的转化，也揭示了“四大奇书”成为小说经典的主要内涵。总其要者，一在于思想的“突异”，一关乎作家的“才情”，而思想超拔、才情迸发，正是通俗小说能够成为经典的重要前提。

毛氏三国演义小说

三是强化了作为经典小说的文学性。金圣叹将作家之“才”分解为“材”与“裁”两端，用意不言自明安卓盒子可用游戏模拟器，他所强化的正是作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所必备的素质和才能。且看他是如何分析“才子”在文学创作中的表现的：依世人之所谓才，则是文成于易者，才子也；依古人之所谓才，则必文成于难者，才子也。依文成于易之说，则是迅疾挥扫，神气扬扬者，才子也；依文成于难之说，则必心绝气尽，面犹死人者，才子也。故若庄周、屈平、马迁、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书，是皆所谓心绝气尽，面犹死人，然后其才前后缭绕，得成一书者也。

二是强化了作为经典小说的寄寓性。如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叙》即以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为基础，评价《水浒传》为“发愤”之作。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五《事部》评《西游记》“非浪作也”。而在推测《金瓶梅》之创作主旨时，明人一般认为作品是别有寄托、笔含讥刺的。如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即认为《金瓶梅》是“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应伯爵以描画世之小丑，诸淫妇以描画世之丑婆、净婆，令人读之汗下，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他进而认定：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

一是强化了作为经典小说的独创性。明中后期持续刊行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确实是中国小说发展中的奇观。在人们看来，这些作品虽然托体于卑微的小说文体，但从思想的超拔和艺术的成熟而言，他们都倾向于认为这是文人的独创之作。如施耐庵、罗贯中为《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作者已是明中后期文人的共识。《金瓶梅》虽署为不知何人的“兰陵笑笑生”，但被文人评为“极佳”作品。而金圣叹将施耐庵评为才子，与屈原、庄子、司马迁、杜甫等并称也是强化了作品的作家独创意识。强化作家独创，实际上是承认文人对这种卑微文体的介入，而文人的介入正是通俗小说走向经典的一个重要内涵。

说完了“改订”，再来谈谈“评价”。中国古代小说的评价体系可以用四个字来表述：“小道可观”。其中“小道”指称小说的非正统性，“可观”则有限度地承认小说的价值功能。正所谓一语而成定评，“小道可观”深深制约了古代小说的发展进程与价值定位，古代小说始终处于一个尴尬位置和可怜地位正与此相关。这一评判小说文体的基本术语经数千年而不变，可以看成是中国古代小说评价体系中的核心内涵。至明代，小说创作与传播空前繁荣，“小道可观”这一核心内涵虽然没能彻底改变，但具体到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的评判，“小道可观”的评价体系慢慢有所转化，这一转化推动了“四大奇书”的经典化进程。

此外，对回目的修订也是此时期小说修改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毛氏评本《三国演义》，评者谓：“俗本题纲，参差不对，错乱无章；又于一回之中，分为上下两截。今悉体作者之意而联贯之，每回必以二语对偶为题，务取精工，以快阅者之目。”由此之后，回目对句，语言求精，富于文采，成为章回小说体制的一大特色，而至《红楼梦》达到巅峰状态。

比如“说话”，这是影响章回小说形式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说话”之“遗存”更是在通俗小说的文本中无处不在。但纵观章回小说的发展史，“去说话化”是章回小说发展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现象。可以说，章回小说形式的成熟过程正是与“去说话化”的过程相重合的。故而自晚明以来，文人对章回小说的改造大多是以去除章回小说的说话“遗存”为首要工作和目的。如崇祯本《金瓶梅》删去了“词话本”中的大量词曲，使带有明显“说话”性质的《金瓶梅》由“说唱本”变为“说散本”。《西游证道书》对百回本《西游记》中人物“自报家门式”的大量诗句也作了删改，从而使《西游记》的文本由“话本”的形式渐变为读本的格局。而到了《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小说的崛起，所谓“说话”已不再是小说形式的主流特征。

古代通俗小说源于话本，因此在从话本到小说读本的进化中，其形式体制必定要经由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四大奇书”也不例外。明末清初的文人选取在通俗小说发展中具有典范意义的“四大奇书”为对象，他们对作品形式的修订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完善和固定了通俗小说的形式体制，并对后世的小说创作起到了示范作用。

这突出地表现在金圣叹对《水浒传》的改定和毛氏父子对《三国演义》的修改之中。金圣叹批改《水浒传》体现了三层情感内涵：一是忧天下纷乱、揭竿斩木者此起彼伏的现实情结；二是辨明作品中人物忠奸的政治分析；三是区分人物真假性情的道德判断。这三者明显地构成金氏批改《水浒传》的主体特性，在众多的《水浒传》刊本中独树一帜。在对于人物的评判中，金氏将人物行为的政治价值判断和人物个性的道德价值判断分开，故从政治价值出发，金圣叹反对《水浒传》的行为，而从道德价值入手，人物的“真假”成为其评判人物高下的准则。故在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中，虽有着对于作品整体内涵的否定，但一进入具体的评述，就可明显地感受到一种由衷的赞美和充沛的情感贯穿在他的评点文字之中。

总之，明末清初对“四大奇书”的修订体现了文人对小说文本的“介入”，并在对文本的修订中突出地表现了修订者自身的思想、意趣和个性风貌。综合起来，文人对小说的修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在《西游记》的传播史上，《西游证道书》的首要价值即表现在对小说文本的增删改订上，如情节疏漏的修补、诗词的改订和删削、叙述的局部清理等都表现出对小说文本的修正，尤其是合并明刊本第九、十、十一回为第十、十一两回，增补玄奘出身一节为第九回，成为《西游记》之最后定本，在《西游记》传播史上也有重要地位。

就小说文本而言，一般认为刊于明崇祯年间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对《金瓶梅词话》做了较为全面的修改和删削，与《词话》本相比，此书更符合小说的体裁特性，从而成为后世的通行文本。

而《水浒传》从余象斗《水浒志传评林》开始就明确表现了对小说文本内容的修订，尤其是“容与堂本”《水浒传》，在对文本作赏评的同时，对作品情节作了较多改订，但在正文中不直接删去，只是标出删节符号，再加上适当评语。金圣叹对《水浒传》的全面修订使作品在艺术上更进一层，在思想上也体现了独特的内涵。

在“四大奇书”的传播史上，对于小说文本的修订已成为传统。如《三国演义》，刊行《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书坊主周曰校就“购求古本，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雠校。”虽着重于文字考订，但毕竟已有了对文本的修订。毛氏父子评点《三国志通俗演义》则有感于作品“被村学究改坏”，故假托“悉依古本”对“俗本”进行校正删改。在毛氏父子看来，“俗本”在文字、情节、回目、诗词等方面均有不少问题，故其“悉依古本改正”。毛氏的所谓“古本”其实是伪托，故其删改纯然是独立的改写，有较高的文本价值，体现了他们的思想情感和艺术趣味。

在李渔之后，“四大奇书”之名在小说界逐步通行，成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这四部小说的专称了。那么，通俗小说何以在中国古代能成为经典？这实与晚明以来文人批评家对小说文本的精细修改和评价体系的局部转化密切相关，故“改订和评价”是“四大奇书”成为小说经典的两个重要因素。下面，我就分别围绕“改订”和“评价”作进一步阐释。

众所周知，我们国家古典文学有“四大名著”，即《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但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在中国古代，最为流行的是“四大奇书”，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对于当下读者而言，“四大名著”的“名头”要比“四大奇书”响亮得多；但其实，“四大名著”这个称谓的使用是相当晚近的事了。作为明代小说中最为出色的四部作品，“四大奇书”被公认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今天，我就和大家来谈谈“四大奇书”何以成为小说经典。

【编者按】对于很多人来说，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即《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可谓耳熟能详。但其实，“四大名著”这个称谓的使用是相当晚近的事了。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有“四大奇书”这一名号。作为明代小说中最为出色的四部作品，“四大奇书”被公认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四大奇书”这一名号是怎么来的？何以成为小说经典？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谭帆梳理史料，一一道来。以下是他在上海师范大学光启通识讲座的演讲。

举了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经过毛宗岗的整理、评点，《三国志演义》的总体品质有了较大的提高，同时思想立场也更趋于正统保守。我们有时候看到毛宗岗的批语会觉得有点气愤，为什么同样一件事刘备做就是仁德，曹操做就是乱臣贼子、收买人心呢？这里很明显是有评论者的偏见的。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毛宗岗整理评点的《三国志演义》最终成了这部巨著的通行版本，一直使用到现在。从这个版本上溯到陈寿的《三国志》，小说最后定稿一共花了一千四百年左右的时间。一书之成真是谈何容易！

当然，“毛批”最有名的一句是鲁迅引用过的“谁教汝赤膊”，这是评论与马超赤膊大战、被对方射了一箭的许褚的，可见他们也还有点幽默感呢！

不仅是眉批，正文中的一些夹批也时见精彩。如第六回“卓即差铁骑五千、遍行捉拿洛阳富户共数千家，插旗头上，大书‘反臣逆党’，尽斩于城外，取其金赀”正文之后，毛氏有批语云：“何不竟题之曰‘富户’，而必借逆党为名乎？‘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人生乱世，不幸而富，便当族耳。陶朱公三致千金而三散之，诚惧此也”。这些话都说得很悲慨，具有一种对历史和人生的睿智和洞达。

为西施易，为貂蝉难。西施只要哄得一个吴王；貂蝉一面要哄董卓，一面又要哄吕布，使出两副心肠，妆出两副面孔，大是不易。我谓貂蝉之功，可书竹帛。若使董卓伏诛后，王允不激成李、郭之乱，则汉室自此复安，而貂蝉一女子，岂不与麟阁、云台并垂不朽哉？最恨今人讹传关公斩貂蝉之事。夫貂蝉无可斩之罪，而有可嘉之绩，特为表而出之。

十八路诸侯不能杀董卓，而一貂蝉足以杀之；刘、关、张三人不能胜吕布，而貂蝉一女子能胜之。以衽席为战场，以脂粉为甲胄三国无双系列单机游戏下载，以盻睐为戈矛，以嚬笑为弓矢，以甘言卑词为运奇设伏，女将军真可畏哉！

这几回评曹操，出发点当然在于“奸雄”的论断，但的确都把曹操的特征揭示得相当深刻。看这些批语，我们可以体会到，毛氏父子对曹操虽然“深恶”，却并不“痛绝”。曹操很多做得很了不起的地方，就连先有成见在心的“大读者”也是不由自主地赞叹的。

曹操一生，无所不用其借：借天子以令诸侯，又借诸侯，以攻诸侯。至于欲安军心，则他人之头亦可借；欲申军令，则自己之发亦可借。借之谋愈奇，借之术愈幻，是千古第一奸雄。

孟德……说出“宁使我负人，休教人负我”之语，读书者至此，无不诟之、詈之，争欲杀之矣。不知此犹孟德之过人处也。试问天下人，谁不有此心者，谁复能开此口乎？至于讲道学诸公，且反其语曰：“宁使人负我，休教我负人”，非不说得好听，然察其行事，却是步步私学孟德二语者。则孟德犹不失为心口如一之小人；而此曹之口是心非，而不如孟德之直捷痛快也。吾故曰：此犹孟德之过人处也。

许劭曰：“治世能臣，乱世奸雄”，此时岂治世耶？劭意在后一语，操喜亦喜在后一语。喜得恶，喜得险，喜得直，喜得无礼，喜得不平常，喜得不怀好意。只此一喜，使是奸雄本色。

再来说说毛氏父子的评点。在我看来，中国小说之有评点之学应该从金圣叹评《水浒》算起，在2020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湖夜雨读金庸》里，我对“金批水浒”花了不少篇幅来讲，并称金圣叹为“天下第一会读书人”，毛氏父子读书的本事不如金圣叹，但他们也为小说评点之学的建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这本书中写道：宴桃园豪杰三结义，刘备说关、张二人有家小，“恐有回心”。于是关羽、张飞商量：“咱俩把家里人都杀了吧！”但杀自己家人实在下不去手，俩人约好，你杀我家的人，我杀你家的人。这样，张飞赶到山西蒲州解良县，杀了关家大小十八口，但怀胎三月的关夫人胡氏逃脱了魔掌，后来生下的孩子就是关索。关索七岁时走失，被索员外收养，九岁随花月先生上山学道，所以又叫“花关索”，一身好武艺，闯荡江湖，又回头找到关羽，父子相认。

顺带一说。我们现在看通行本第八十七回出现了关羽的第三个儿子，叫做关索，但关索只出现了这一次，后来再也没有提到过，堪称来无影去无踪，成为大家很好奇的一个谜团。其实关索的事迹在民间是有很多记载的。1967年，上海嘉定县出土了一部明代成化年间的说唱词话《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等四种》，对关索事迹讲得非常详细。

这样写也不是不好，比较朴素刚健，但确实在深化主题方面少了一些东西。现在毛宗岗加上杨慎的词——“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再加上一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的纵深感一下就出来了，小说的艺术品质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一处我们觉得改得很棒，令人拍案叫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