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并非三国演义小说的创作时期，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由明代作家罗贯中撰写。关于元代的三国演义插画，由于元代距离三国时期已有一千多年，且元代文学艺术的发展与明朝有着明显的区别，因此元代并没有直接创作三国演义的插画。然而，随着三国演义在明清时期的普及，很多元代以后的画家对《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和人物进行过描绘。

在明朝、清朝直至民国时期，三国演义的插画成为了一个非常流行的主题，许多画家根据原著创作了大量插画，这些插画不仅描绘了三国时期的历史事件，也巧妙地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如山水、人物、器物等，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在寻找元代三国演义小说插画时，您可能会发现这些作品较为罕见或难以直接找到，因为它们可能主要存在于相关的文学研究和艺术历史文献中，或者在特定的艺术收藏和图书馆中。如果您对这一主题感兴趣，建议查阅相关的历史文献、艺术史书籍，或者访问专业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以获取更详细的资料和了解。此外，现代的复刻版或再创作的插画可能也会提供一些关于元代三国演义插画的视觉参考。

泰国曼谷建安宫《三国演义》壁画探讨

建安宫壁画题榜字数不一，有4—7字不等，通过对比发现，建安宫壁画的题榜的文本大部分源自《增像全图三国演义》图目，而《增像全图三国演义》图目是来自毛宗岗《三国演义》回目，毛宗岗本《三国演义》从康熙年间刊刻后就成为最通行的版本；另外，有22幅（包括2幅没有题榜的）图不出自《增像全图三国演义》图目，也不直接来自毛宗岗《三国演义》回目。这22幅题榜或是依据《三国演义》文本增补删改而来，或是来自以往同类壁画题材的题榜。

通过上文对《三国演义》插图本源流的梳理，比照曼谷建安宫壁画的题榜与内容手机网页篮球游戏都有什么，初步判断建安宫《三国演义》壁画的粉本与清代版本《增像全图三国演义》[v]插图有关联。这种判断基于两个方面的比对——题榜内容的比对和图像表现的比对。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除翻刻明刊本外[iv]，清版本插图在明版的基础上发展有《增像三国全图演义》，其特点是图像配合着毛宗岗裁改的一百二十回《三国志通俗演义》，这种《三国演义》插图是讨论建安宫壁画来源的重要图像参考。

元代三国演义小说插画

第二种是南京刊行的周曰校本系统，为整版全幅式，如明万历十九年（1591）金陵的万卷楼《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都为这种形式，其图像较第一种更为精细。清代版刻本是离建安宫壁画绘制时间最为接近的版本，在《三国演义》版本源流的梳理中多被忽视。

明代《三国演义》插图版式上分为上图下文式、整版全幅式和月光式三种[2]，但从图像来看，月光式归属于第二种整版全幅式，所以明代《三国演义》插图有两种重要的版本：第一种上图下文式插图本有二十多种，都由福建建阳书坊刊刻，无论形态怎么样[iii]，其图像都大同小异，而且明代建阳刊《三国志演义》诸版本与元《三国志平话》传统一脉相承[3]；

另外，壁画题记中所载赞助人籍贯，其中“诏安县后岭乡”“河山埔”“金门平林乡”“金门大地乡”明示了赞助人的归属地，“诏安县”属于漳州郡，“金门”属于泉州郡，与主殿横梁上所题写的“福建省泉漳两郡众弟子董事永福堂等 光绪弍拾伍年岁次己亥孟冬月吉日”信息中的“福建省泉漳两郡”相印证。从这些信息来看，壁画的绘制年代更为有可能是在1899年大规模修缮中绘制的。

由于壁画题记并没有留下绘制年号，所以需要对绘制年代进行考察。目前依据建筑修缮的历史，大致有两个时间点可以考虑：一个是1848年，另一个是1899年。判断壁画的绘制年代没有参照物，只能从壁画与周围的艺术形式之间寻找可能的关联信息，岁月在壁画上留下了痕迹，壁画陈旧的程度与有确切纪年的神龛前的木隔扇漆屏比较一致；

房梁上留有题记“福建省泉漳两郡众弟子董事永福堂等 光绪弍拾伍年岁次己亥孟冬月吉日”，“光绪弍拾伍年己亥”是1899年；“己亥”的年号还出现在大殿内的木隔扇漆屏以及建安宫正门外浮雕墙彩绘故事画中；大殿“慈云广布”牌匾题“光绪庚子”（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也紧随其后。1899年之后的修缮情况没有太多记载，仅在关帝神龛出现过“壬子年十一月重修”题记。此次重修规模应该比较小，或许题字中所谓的“重修”仅仅只是针对神龛而言。

根据建安宫前竖立的旅游介绍牌显示，1848年之后很多年，建安宫年久失修，其中提及壁画及其他建筑装饰的情况：“这座寺庙破败不堪，因为下雨和蝙蝠而遭受破坏，壁画出现裂痕并且剥落。这些绘画需要继续保护，它们是已经去世的杰出艺术家的佳作。庙内精美的老木雕受损，遭受严重损坏的还是那些复杂的塑像和寺庙屋顶装饰，对于这些古代国家遗迹需要尽可能地加以保护”[ii]。这次维修的时间在这段文字中并没有明示是1848年后的哪一年，但依据建安宫遗留下来的现有年号题记判断更有可能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

建安拱壁画表现了小说《三国演义》的前五十二回，从以上所标示次序的数字可知，画面的阅读顺序始于东壁的倒数第二行，从下往上直到第六行，每一行从里（南）往外（北）阅读，结束后又回到北侧；东壁完成后接西壁底部倒数第二行，此壁的阅读顺序一般是从外（北）往里（南），每行结束后又回到北侧，只是在倒数第四行顺序与之相反。

第58幅图中“刘金角敬奉”题写了两遍。第64幅没有题榜，前幅描绘刘玄德携民渡江之事，此幅应该同样描绘此事。西壁最后一排所绘内容更多出自其他小说、戏剧选段，如“普救寺退贼”来自于《西厢记》；“平贵¨¨”出自《薛平贵征东》，此幅构图与东壁最底层“衣锦荣归”的构图及人物组合基本一致；“怒打金枝”出自唐人赵璘《因话录》“打金枝”，讲述的是唐代驸马爷郭暧怒打升平公主，也是传统剧目；“左慈进柑”出自《三国演义》第六十八回“甘宁百骑劫魏营，左慈掷杯戏曹操”，常与“击鼓骂曹”一块演出；“老程教斧”出自《隋唐演义》等小说。

东壁“秦琼表功”出自《隋唐演义》，是中国京剧中的名剧；“祢衡骂曹”（图3）是京剧老生传统剧目，取材于《三国演义》第二十三回“祢正平祼衣骂贼”；“争夺龙王”画面不清晰，不知具体表现内容；“衣锦荣归”与西壁“平贵¨¨”相呼应，应该也出自《薛平贵征东》，想表现的是薛平贵衣锦荣归之事；“破金刚阵”来自《薛丁山征西》“樊梨花夜破金刚阵”。

许昌博物馆的《增像全图三国演义》，再现生动形象的三国人物

史福岭说，许昌作为历史文化名城，自2004年对老城区进行改造时，就十分注重弘扬许昌深厚的三国文化，城建部门和绿化部门把雕塑规划有机地融合在城市建设中，如今在各个游园广场都能看到它们。前几天，在曹魏古城夜晚上演的大型灯光秀上，技术人员就利用光线将三国历史人物映射在墙面上，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空间。

《增像全图三国演义》中三国人物众多，更受读者喜爱。绘图者选择了主要人物进行刻画。“作者用小的毛笔着画，不着色。”史福岭说，作者先在白纸上画好，而后刻工把白纸放在木板上，用刀将空白处刻下来，再用刷子刷上墨，使木板上形成黑线，经印刷后再用线装成书。

《三国演义》整理本出版七十周年：三分梦远，经典流长

鲍国安分享了他对于《三国演义》原著的理解和拍摄《三国演义》电视剧时的故事和体会。他表示，当年拍摄《三国演义》电视剧，王扶林导演定下的原则就是忠于原著，现场虽然不是同期录音，但是演员台词不能和原著差一个字。在谈及如何演绎曹操这个形象时，鲍国安表示，他经过反复研究三国志好玩的策略单机游戏，为曹操定下了一个贯穿全剧的动机：不择手段，完成统一，不择手段即为“奸”，完成统一则为“雄”。

陈全胜回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人文社的《三国演义》创作插图的历程。那是1984年， 陈全胜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美编室寄来的约稿信，从此便在只有一张桌子和一张行军床的小屋里开始了《三国演义》插图的创作。他从文物上捕捉时代感，比如南北朝时期的线刻、汉代画像石，最终以工笔重彩的方式完成了历史上第一套《三国演义》彩色插图。

周绚隆曾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23年，长期负责人文社古典文学图书出版。他认为，把《三国演义》作为一个文学文本来读，在整个社会的传播过程中，其价值体现在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价值观的培养，如统治阶级的爱民思想，刘备之仁，诸葛亮之智，关羽之义；第二，中国古代对于历史的普及主要靠历史演义、历史小说，阅读《三国演义》是知识的获取；第三，《三国演义》会提升我们文学鉴赏能力与审美能力；第四，从青少年阅读来说，准确掌握《三国演义》中浅近的文言文语词，对孩子学习语言、提高古汉语的能力非常重要。

关四平教授认为，《三国演义》在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的地位，可以用“四个第一”概述，一个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第二，是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第三，从成书过程来说，成书史的时间来说，它是成书第一长的小说。第四，它的文化含量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对中国人文化心理的影响，是影响度最高的、第一的长篇小说。

此次活动采用现场访谈、线上直播以及播放相关内容视频的方式。现场访谈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场由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会长、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关四平教授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周绚隆教授探讨《三国演义》的阅读与版本话题。

明代著名小说家罗贯中曾借鉴《三国志平话》的世界观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虽然此书的某些情节与后来《三国志通俗演义》有很多不相一致的地方，但无疑此书的产生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产生了大局性的影响。

承袭北宋民间说书贬曹褒刘的思想倾向，《三国志平话》通过“汉君懦弱曹吴霸，昭烈英雄蜀帝都”的叙说，极力歌倾刘备蜀汉集团的斗争故事。除了开端交代三国分合因由的司马仲相断阴间公事外，全书前半部门主要描述张飞“勇冠天下”，黄忠“箭绝天下”，而后半部分则尽情讴歌诸葛亮的斗智。

《三国志平话》虽然形成于宋代，但是三国故事早在唐代以前就已流传。至宋代，“说话”分为四家，“小说”与“讲史”是最有影响的两家。而当时的“说三分”已出现了专业艺人如北宋末年的霍四究，成为讲史中的一个重要科目。在元代，三国故事说唱的记载屡见不鲜。而《三国志平话》及《三分事略》等书的先后刊行，也正是反映了当时民间三国讲史故事的兴盛。

元英宗至治（1321－1323）年间建安虞氏刻，共分上中下三卷。各卷卷端题“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上图下文。现藏日本内阁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