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一部广为人知的中国古典小说，被认为是四大名著之一。它由明代文学家罗贯中编撰，讲述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约100年间，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的故事。这部小说以三国时期的历史事件为基础，通过艺术加工和文学手法，塑造了众多生动的人物形象，如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曹操等，他们的性格、智慧、勇气和谋略被描绘得淋漓尽致，为后世读者提供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历史故事。

《三国演义》不仅是一部历史小说，也是一部文学作品，它运用了丰富的文学技巧，如对白、对话、诗词、比喻、象征等，使得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丰满，情感丰富。此外，它还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许多现象，如权力斗争、忠诚与背叛、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等，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

在文学创作和文化传承方面，《三国演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在中国广受欢迎，也深受其他亚洲国家读者的喜爱。它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

治病与《三国演义》的情节推进——“听四大名著讲中医”

其次是刀箭外伤。疆场上的厮杀和冷兵器的对决最容易引发骨折、脱臼及软组织损伤，甚至皮开肉绽而出血。第七回写孙坚攻打襄阳，单骑前往岘山，身中石、箭，多处受伤，脑浆迸流，寿止37岁。第九十九回孔明欲攻阴平、武都二城，派张苞、姜维等人前后围杀魏将郭淮、孙礼。张苞望见郭、孙二人弃马爬山而走，急忙追赶，不料连人带马跌入涧内。被后军救起时，头已跌破。无论是孙坚的“脑浆迸流”，还是张苞的“头已跌破”，均是暴力作用头部造成的脑外伤；第十八回夏侯惇与高顺、曹性交战，被射中左眼。第七十五回关羽中箭后，“归寨，拔出臂箭。原来箭头有药，毒已入骨，右臂青肿，不能运动”，摹写得栩栩逼真、有声有色，着意渲染刀光剑影下受伤者的各种面容、行止举动，读来有身临其境之感。

首先是瘟疫。瘟疫在《三国演义》中从出现之初就蒙上了些许悲剧色彩，牵出一个风雨飘摇的乱世。开篇第一回便毫不隐晦地陈述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成因，桓帝宠信宦官，杀戮名士。灵帝即位，又有曹节等人弄权，“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就是在这样沉重的历史背景下，“中平元年正月内，疫气流行”。“疫气” 就是疫病、瘟病，或者瘟疫病，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外感疾病。巨鹿张角凭借微末的医术，还有一部融阴阳五行、谶纬算命等内容于一体的《太平要术》，普施符水，救治绝望无助的灾民，很多人便追随他起义。再如第八十五回叙写曹丕遣三路大军伐吴，数十万兵马被内外夹攻，大败。“时值夏天，大疫流行”，造成“马步军十死六七”的局面，魏军纵使有心再与东吴重新交锋，也实在乏力，无奈只能引军回洛阳。三国混战，民不聊生，瘟疫时刻伴随着这个多事之秋，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之一。

《三国演义》中许多疾病描写三国战纪单机游戏进不去，都具有症候学意义上的真实性。既有触手可及的常见病，如董卓的肥胖症，司马昭的中风，孙策的金疮，关羽的痛风，张松的佝偻病，曹军的晕动病、水土不服等；也有层出不穷的疑难杂症，如刘备的痢疾，刘表的气疾，袁氏兄弟的吐血，曹休的疽疾，姜维的心绞痛，司马师的黑色素瘤等。其中，以瘟疫、刀箭外伤和情志病为主。

世代累积小说 三国演义

由是观之，“辨证”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找到问题的根本症结。中医如此，治国亦如此，医国之道与医人之理是相通的。如果国家“肌体”不畅，显露“病象”，也应辨证施治，治病求本。正如王符《潜夫论》所言：“上医医国，其次下医医疾。夫人治国，固治身之象。”诸葛亮站在医者的角度探究治国之策，为相能经邦济世、修明政治，为医能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是一位可以“医国”的“上医”。

还有第四十九回，诸葛亮神机妙算巧借东风。彼时，吴蜀两国定下火攻曹营之计。正值隆冬，北风呼啸，周瑜在意识到盼东南风无异于守株待兔后，不禁气郁上升，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中医认为心主血藏神，大惊会出现心气紊乱，气血失调，甚至精神错乱的症状。周瑜病倒的原因就是受到大惊的刺激，导致气血妄行，心悸不宁，兴奋和抑制系统失去平衡，才会口服凉药而全然无效。诸葛亮知其忧，认为“须先理其气，气若顺，则呼吸之间，自然痊可”，遂写下十六字药方，自言能于南屏山祭借东风。周瑜闻罢，气顺病消，霍然而安。诚然，此处对诸葛亮的才略虽有“神化”之嫌，却充分体现了中医“治病求本”的辨证施治理念。周瑜患疾是由“心病”，即盼东南风无望而起。诸葛亮施以“巧借东风”之良药，直达病灶所在，自然气顺而痊愈，此即所谓“心病须用心药医”之理。

诸葛亮以病体衰弱来比喻刘备的困境，以用药、食疗之道来比喻治国大计。提出人患重病之后，身体抵抗力差，应当扶正固本，可先喝粥，服用平和之药；待病情好转，正气渐复，腹脏稍微调和，再以肉食进补，用猛药治之，便可祛除病根。反之，则很难保全性命，欲速愈而不达。此即中医常说的“病重者其药轻，病轻者其药重”，反映了古代中医辨证施治的智慧和经验。诸葛亮以治病作譬，雄辩滔滔，入情入理，义正词严，无懈可击，让东吴群儒折节叹服，最后促成“吴蜀联盟”，演绎了火烧赤壁的经典。

“辨证施治”，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和精髓，即对病人的复杂症状进行观察和分析，综合判断病症，探求病机，从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在“辨证施治”的过程中，必须遵循“治病求本”的宗旨。《黄帝内经》曾说：“先病而后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后病者治其本。”这一理论在《三国演义》中时有体现，第四十三回写诸葛亮为了联吴抗曹，随鲁肃赴东吴，张昭竟以言挑衅，讽刺挖苦他辅佐刘备后，不但没有使其发展壮大，反而更不如前。诸葛亮面对刁难，不为所动，笑曰：

《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位居明代“四大奇书”之首。全书在描写群雄逐鹿、纵横捭阖、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战伐的同时，也描写了各种治病救人的故事，体现了丰富的中医药文化思想，涉及医学理论、疾病医药、治疗方法，以及养生保健等方面，有力地推动了故事情节发展，加深了情感氛围的营造，强化了作品主题的表达。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三国演义》

小说演述历史的同时，也蕴含了对兴亡治乱、得失成败、善恶美丑的思索评判。作者秉承宋元以来民间三国故事“拥刘反曹”的传统，把刘备写成血统高贵、宅心仁厚、重情重义的明君仁主，而其对立面曹操则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奸雄”，奸诈残暴，诡计多端。不过，道德评判并没有阻碍排斥人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曹操身上也鲜明地写出他如何胸有大志、延揽人才、多谋善断、领军善战等。书中既贯穿了儒家“仁政”观念，也表彰了植根于民间文化土壤的“义气”，还隐含了天命观等意识，可说是雅俗文化交融，主流意识与边缘思想兼备，其中某些思想观念今日视之或陈腐或无益，也毋庸讳言。

本书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亦并不意味它是史书《三国志》通俗版。明清不少学者都强调本书“亦庶几乎史”（明蒋大器语），“真而可考，堪与经史相表里”（清毛宗岗语），数百年来很多读者弃《三国志》不读，所谓“世人鲜有读三国史者，惟于罗贯中演义得其梗概耳”（清魏裔介语）。

等到下邳攻打下来以后，曹操告诉手下人：“你们把那个美女领来我看看！”一见之下，真如关羽所言，有倾国倾城之色。曹操一激动：“那我留下吧！”就这么着，这个美女没给关羽。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导致关羽和曹操出现了无法弥补的感情裂痕，后来怎么留也不在曹操这儿，非得回到刘备身边呢？这个史书上没说，而且这件事后来没有写进小说里，因为和关羽的大丈夫形象不匹配嘛！但我们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裴注中保留了大量类似的有传奇性、文学性的史料，后来很多都进入了小说之中，构成了它丰富的文学营养。“裴注”的最重要意义就在于此。

曹操是答应了，但关羽还不大放心，总攻发动前三天又来找曹操敲定这事儿：“丞相你上次可答应我了，下邳攻打下来以后秦宜禄的媳妇儿得赐给我”！曹操又是很痛快地答应了，可关羽还是不放心，总攻发动前一天，又来跟曹操磨烦：“丞相，你说话可要算数啊，那个美女可是我的了”。凡事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本来曹操对这事儿没太往心里去，这第三次答应了关羽，把他送走了，自己就动了好奇心了：这个美女到底有多漂亮呢？关羽这都嘱咐我三回了！

《三国志·关羽传》的裴注引《蜀记》之文讲了这么一件事：关羽在曹操手下的时候，曹操派关羽攻打下邳，关羽接受了命令，但是跟曹操讲条件：吕布部将秦宜禄的妻子杜氏非常美貌，有倾国倾城之色，我替你攻打城池，他这媳妇儿你得赐给我。大家看，不仅好色，“好”的还是别人家的媳妇儿！曹操很痛快地同意了：“我要的是城池领土，一个美女我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但是，提醒大家注意，这是小说家言。如果看了裴松之《三国志注》，你就会知道，历史上真实的关羽可能不仅好色，而且还相当好色。什么地方能看出这一点呢？

于是，裴松之把当年陈寿摈弃不用的史料都尽量搜集回来，陈寿当年没看到的史料他也尽量搜集起来，分门别类，夹在《三国志》正文后面。这样下来，“裴注”中就保留了大量具有文学性、传奇性、戏剧张力的史料，这些史料后来有不少进入了《三国志演义》中，增加了小说的文学营养，所以我们说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搭建了一条从历史通向文学的桥梁。

《三国志演义》成书的第二个阶段是南朝史学家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注释我们都熟悉，那就是用来解释说明正文的部分。裴松之作《注》，他和陈寿的“工作性质”是不一样的。我的意思是说，陈寿著史，所以事必核实；裴松之作注，他就不必承担核实史料的任务，不管真的假的，也不管它有多少种说法，只要有利于说明解释正文，那就应该都搜集起来，成为注释的一部分。

这样的原则必然会形成两个结果：第一，使用的史料相对少，所以文字简洁；第二，为后来的历史撰述树立了事必经核、实事求是的法度。同时，这种原则又必然导致陈寿删掉了不少虽然不能核实、但相当具有文学性、传奇性的史料，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这是很可惜的。这部史学史评价很高的著述对《三国志演义》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血缘性的。我们现在能找到的《三国志演义》的最早版本是明嘉靖年间刊刻的，从这个版本到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版本，在版权页上都是这样署名的：“晋平阳侯陈寿史传 后学罗本贯中编次”。什么意思呢？当时人认为，这本书的作者是陈寿，罗贯中只是整理者、编辑者。当然，这里有出版商借着陈寿名头推销的意思，但这和我们现在的版权观念是不一样的。这就可以清晰地透见《三国志》和《三国志演义》之间决定性、血缘性的关系。

排在“前四史”之末的《三国志》有什么成就特色呢？一般称其“简而有法”。这个特点来自陈寿给自己确立的一个原则。他说，在我写作过程中会接触到很多精彩的史料，但不管这些史料有多精彩，只要它有两种以上的说法，而我又不能确认哪种说法是唯一正确的，我就宁可丢掉不用，也不把它写进史书中去。

追根溯源，《三国志演义》的成书必须首先提到晋朝史学家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三国志》在中国史学史上地位很高，我们常常把官方正史序列（也就是俗称的“二十四史”）中的前四部《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单拿出来，合称为“前四史”。一方面它们记述的历史年代比较早，另一方面，它们各有成就特色，为后代的历史撰述树立了典范。

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三国志演义》以及类似的一批作品——如《水浒传》、《西游记》、《隋唐演义》、《封神演义》等——被赋予一个专门概念，叫做“世代累积型”作品。所谓“世代累积”，就意味着它们不像《金瓶梅》、《红楼梦》，是由某一个作家在某一段时间内创作出来，横空出世的。这一类作品是经过很多世代的历史智慧、大众智慧的沉淀和结晶，最终定型而成的——如同地质学中的岩层沉积一样。在这些世代累积型的作品中，《三国志演义》是累积时间最长、累积过程最曲折的一种。从晋朝出现史书《三国志》到通行定本《三国志演义》，经历了一千年以上的漫长时间。

《三国演义》的演变！

书中还有很多的虚构情节，在后来成为《三国演义》的著名段落，并成为脍炙人口的故事。比如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关公千里走单骑、诸葛亮登坛祭东风等等，这些故事在陈寿的《三国志》中没有记载。受民间叙事影响，盛行的“褒刘贬曹”思想成为了平话的主导倾向。

平话上卷讲的是刘备前期创业，由于没有得力的军师辅佐而屡次失败；中卷则是诸葛亮出山效力，辅佐刘备获得蜀；下卷是诸葛亮接受托孤，执掌国政，出兵北伐，不幸病死，蜀汉政权迅速崩塌。书中不仅强调“诸葛本是一神仙……达天地之机，神鬼难度之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诸葛亮神鬼莫测，直接决定着蜀汉的成败，他去世后，故事也走到了结束。

开头和结尾的少量传说性故事，主要则是讲的是蜀汉政权的兴亡。核心人物，则是诸葛亮和刘备二人，更核心人物为诸葛亮。曹魏、孙吴两大集团描写较少，荀彧、王朗等谋事并未出现在平话中，张辽则是曹魏集团的军师。孙吴方的周瑜展现出不俗的军事才能，比如草船借箭、赤壁鏖战，但是周瑜已经有了好大喜功、 妒贤嫉能等负面描写有陷阵营的三国单机游戏，成为了诸葛亮的陪衬。

现存早期的三国讲史话本有元至治年间（1321～1323）建安虞氏刊印的《三国志平话》和内容大致相同的《三分事略》。书中的故事大概有了《三国志演义》的轮廓。主要内容是突出蜀汉一条主线，结构宏伟，故事性强，还有大量的民间传说。但是情节不太丰富，文笔不够细腻，还有着“说话”的特色。

意思是说。巷子里要是谁家的小孩子顽皮难管，家里人为其讨厌苦恼时，给他们一点钱，让他们聚坐在有艺人讲古代历史故事的地方去听。讲到三国故事时，每当听到刘玄德失败了，小孩子就会频频皱眉，甚至还有流泪哭泣的；而每当听到曹操失败了，孩子们就很高兴，口中还叫道“痛快”。从这种情况可以明白君子和小人的深远影响，哪怕经过一百代人也都还是存在的。

到了北宋时期随着百姓安居乐业，各种娱乐活动兴起，比如“说话”类似于后世的评书在当时广为世人喜爱。在东京开封城里，已经有了艺人通过讲说古代历史故事生存，当时称之为“说古话”。豪放派代表人物北宋苏轼的《东坡志林》中有记载，他的好友王彭，字大年给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唐代中后期，整个国家风云动荡，诸多文人借古讽今，抒发内心的苦闷，三国的动乱和“安史之乱”的唐朝别无二致。晚唐时期小孩子都知道三国的故事，李商隐的诗《骄儿》中说：“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意思是有时嘲笑客人长着像张飞那样的下巴，有时嘲笑客人像邓艾一样口吃。

唐朝，尤其是”盛唐“，国家繁荣昌盛，整个时代精神都是积极向上，当时的人们将建功立业的梦想寄托在诗文当中，出现了很多对于三国时期忠义、功业的赞美，比如说李白《赤壁歌送别》等诗。人们依旧推崇贤君明臣，以刘备、诸葛亮为代表，杜甫更是对诸葛亮多加赞美，“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唐朝时期就已有明显的尊刘贬曹的倾向。

论中国古代小说的抒情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