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明代著名小说家罗贯中创作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以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220年－280年）的魏、蜀、吴三个国家间的斗争为背景，融合了历史事实、民间传说和文学创作，描绘了众多历史人物的生平和事迹，充满了英雄豪情和智谋较量。

最早的《三国演义》版本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点，因为这部作品在出版后经历了多次修订和版本更迭。不过，通常认为《三国演义》最初的刊本是明朝嘉靖年间（大约1522年-1566年）刊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三国演义》。这个版本在流传过程中被多次修订和增补，形成了不同的版本。

到了清朝，乾隆年间（约1736年），出现了《钦定三国志》和《新刻绣像三国志》，这两版都有官方的校订和修订。这些版本对原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校对，对文本的连贯性和完整性有很大提升。

总的来说，由于《三国演义》在明清两代广受欢迎，并在民间流传甚广，因此其版本繁多，有学者统计的版本数量多达上百种。不同的版本在语言风格、人物描写、故事情节等方面可能有所不同，但核心内容和故事框架基本一致。

罗贯中何许人也？《三国演义》的最早版本为何见于明代中后期？

当然，明代书价虽然比唐朝便宜多了，但对大多数读书人而言仍然很贵。一个经常被研究者提起的数字是：万历年间一部《封神演义》价值2两银子，这个钱是正七品的翰林院编修的月收入的五分之二，可以买一百多斤米。花这么多钱买一部闲书，恐怕一般人是舍不得的。不过当时的书商想到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其实是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仍然很常见的一种办法：租书。从书铺里租书看，看完再还回来，这样读书成本就下来了。

《三国演义》能够被大量印刷销售，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有关。虽然说起来有点绕：欧洲人发现了美洲获得了大量黄金、白银；有了黄金、白银，欧洲人才有能力购买中国的商品；全世界的白银涌入中国，当时有葡萄牙商人说，白银“在全世界到处流荡三国争霸单机游戏有哪些，直至流到中国。它留在那里，好像到了它的天然中心”。中国作为一个自身不怎么产白银的国家，却建立起了一个银本位的货币体系；有了这个效率更高的货币体系，中国才有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内循环市场；图书销售市场，是建立在这个内循环市场的基础上的。

科举制度长期运转的结果，是社会上产生了一个相当庞大的识字阶级，有足够多有阅读能力的人。虽然能够考中进士、举人，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多，哪怕秀才，在总人口比例中也是很有限的。但是，一个家庭条件不是那么好的人，一旦考中了就是大新闻，就有轰动效应，这就造成了一种非常典型的幸存者偏差。而一个社会越是对幸存者偏差没有认识，幸存者偏差的诱导性就越强，因此被激发出读书热情的人还是很多的。读书的人多了，长篇小说有了潜在的读者群。

三国演义小说最早版

明朝建立的时候，朱元璋设计了一整套制度消除潜在的不稳定，也压制住了全部创造的活力。所以明代前期的社会，是非常压抑非常死气沉沉。到了明朝后半段，官僚机器也觉得这么压制社会活力挺神经病的，也疲了，很多事情都不管了。

还有，当时人的传说，认为罗贯中写了非常多的书，不止《三国演义》一部，尤其是喜欢讲，罗贯中是《水浒传》的作者，然后说，因为写了《水浒传》，罗贯中受到了上天的惩罚，子孙三代，都是哑巴，因为《水浒传》的道德倾向实在是太坏了。现在也有人觉得《水浒传》的思想不好，太暴力，然后就有人为《水浒传》辩护，说不要拿现代人的价值观去要求古代的小说。其实按照古代价值观，《水浒传》一样思想不好，《水浒传》的很多思想价值，其实倒是现代人赋予的。《水浒传》的好处，根本就不在思想性上。

《三国演义》版本演变述略

余象斗本封面题“谨依古板”云云，虽是宣传性的广告语，但据前所论，亦不可武断地以为纯属虚张声势的诳文妄言。至于所“依”之“板”“古”到何种程度，是依照嘉靖元年本而又有所加工改造呢，还是那“古板”本来就先于嘉靖元年本呢？以及究竟哪些才是罗贯中原作中的文字？诸如此类的迷离是非，尚需精审细辨。

不过，虽然刻印精美、向受推崇的嘉靖本所潜藏的舛错之多超乎人们的想象，但建安本却委实不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可厘正嘉靖本谬误的善本。客观地说，倒是它更不正确，更需要细心推敲。不妨仍以该系统中余象斗本为代表，举例如下：

地名。嘉靖本卷三写曹操迁都许昌，乃“使程昱为东平相，范成、董昭为洛阳令，满宠为许都令”。余本则作“程昱为东平相，屯兵范城，董昭为洛阳令，满宠为许令”；乔山堂本、英雄谱本莫不如此。按，《三国志·程昱传》云：曹操“乃表昱为东平相，屯范”。可见，嘉靖本误把地名“范城”当作人名“范成”了。此足可证余本的某些内容不会在嘉靖本之后。

人称。余本多直呼关羽其名，逢曹操却敬称“曹公”；嘉靖本则称关羽作“关公”、“关某”，而径呼曹操之名，其间的感情色彩不言而喻。嘉靖本作“骨肉”、“女婿”、“农夫”，余本则作“血脉”、“女夫”、“田夫”，一派市井田间的口吻。嘉靖本写吕布使者见袁术称“明上”，下有小字注曰：“当时袁术僭号，故称明上”；余本则作“明公”。若出于嘉靖本，岂能无视小字注的提示！

正文所引诗赋论赞等文字不尽相同。余本多处引录“静轩诗”与希明尉子诗等。按，静轩，姓周，名礼，字德恭，号静轩，浙江余杭人。明弘治十年（1498）曾进所著《续编纲目发明》，另著有《通鉴外纪论断》等[⑨]。嘉靖本则无静轩等人诗，却有明人尹直（1428—1511）的赞词。可见，二者都经过后人加工整理，皆非罗贯中原作初始之面目。

上下段（节）之间的衔接文字。余本常常径自关联，而嘉靖本则有所孳衍，特别是下段（节）开端文字，或复述上段末尾文字，或交代上段末尾故事的缘由。如余本卷八《群英会周瑜智蒋干》末尾，周瑜计除蔡瑁、张允后，命鲁肃试探孔明。“瑜曰：‘吾料诸将不知其谋，独有孔明，胜如吾见，想此见可瞒他。子敬试以言钓之。知与不知，便当回报。’肃来钓孔明，还是如何也？”下段《诸葛亮计伏周瑜》一开篇即写道：“鲁肃领了言语，径来船中探孔明。”上下段文字连接紧密。嘉靖本上段（卷九）末尾文字基本相同，可下段（卷十）开头在“鲁肃领了言语”之前，又加了如下一段：“却说周瑜用计借操之手，杀了蔡瑁、张允，细作报过江来。瑜大喜，乃与鲁肃曰：‘吾料众将可瞒，独孔明不可瞒也。子敬以言钓之，看他知否？’”重复上段末尾，对读者作回顾性提示。

3.余本卷七《长坂桥赵云救主》写糜夫人之死：“糜氏弃阿斗于地，遂将头撞墙而死。……赵云就堆（推）土墙而掩之。”嘉靖本却是这样的：糜氏“弃阿斗于地上，投枯井而死。赵云恐曹军盗尸，推土墙而掩之”。从细节的对比中不难看出，刊刻时间早的嘉靖本反比后出的余象斗本修改的痕迹更多些。

2.余本卷七《刘玄德走江陵》：刘琮降曹后，“琮未敢往（见操），蔡瑁、张允请了刘琮、文聘同去。聘曰：‘为大将不能保全荆州，当待死而已。’不肯同去。”嘉本则作：“琮惧怕，不敢往见。蔡瑁、张允请行，琮教与文聘同去。”并不交代文聘言行。接下来却有曹操派人寻文聘，文聘来后自称“无颜早见”等文字。据此似可推断，文聘不肯与刘琮同去见曹操一细节乃原著所有，嘉靖本欲将它删去，却又未删干净。

1.余本卷一《祭天地桃园结义》写十常侍专权，“这十个把握朝纲，是他门下，得官做；不是他门下，干有功劳，且守缺期。灵帝自尝说：‘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语言俚俗，声口逼肖，生动地勾画出宦官气焰熏天而灵帝自甘为儿皇帝的情状。嘉靖本则作：“这十人执掌朝纲，自此天下桃李皆出于十常侍门下，朝廷待十人如师父。”显然文字雅驯了不少。

除以上六处外，尚有十四处涉及关索的内容。以上从余本残存的十四卷中的描写，足见出关索是小说中颇令人瞩目的角色。宋元时期，有不少关于关索的记载，明成化戊戌十四年（1478）还曾重刊过据说翻印元本的说唱词话《花关索传》。如此一位传奇人物，为何在嘉靖本中销声匿迹，而到了后出的余本中，却又活跃频繁呢？是刻书家为吸引读者兴趣、提高经济效益而随意妄加出来的吗？果真如此，我们倒要佩服改编者技艺的高超精妙了。

三、批评本系统：包括吴观明本、宝翰楼本、藜光楼本、绿荫堂本、钟伯敬本、芥子园本、两衡堂本、遗香堂本等。该系统与志传系统的建本间存在着一定的血缘关系。吴观明本的刊行地是福建建阳；藜光楼本虽题作《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然第一百回回末却袭用建本书名，作《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传》；志传系统的朱鼎臣本书名本为《三国志史传》，但封面却袭用建本特有的书名：《李卓吾先生批点原本三国志传》。不过，宝翰楼本、藜光楼本和绿荫堂本的刊刻地点已从建阳移到苏州；它们不但与志传系统决裂，同时也有别于通俗演义系统，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将二百四十则改为一百二十回，并借助增加李卓吾或李笠翁或钟伯敬的批评来抬高自己的身价。

需要再书一笔的是，雄飞馆本是个例外，如套用上面的分组规则，应把它单列为花关索，关索组了。因其第一百五回为《花关索荆州认父》，而第一百七十四回《孔明一擒孟获》里却又出现关索一名。也许是它同时采用两组本子才导致的混乱和矛盾吧。

让“三国文化”活起来•第三期|《三国演义》

有关三国的故事流传于民间，《三国演义》的成书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解是《三国演义》最基本的蓝本，另外，《世说新语》、《资治通鉴》、宋代讲史、元代的《平话三国志》、《三国事略》以及元杂剧、民间传说等，都为《三国演义》的成书提供了有益的素材。比如活跃于当时戏剧舞台上的大量有关三国的剧目：桃园结义、过五关斩六将、三顾茅庐、赤壁之战、白帝城托孤等，故事情节较为完整。罗贯中正是在如此丰富的创作素材的基础上，“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虚实结合，创作出了中国古代历史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也称为《三国志演义》，作者罗贯中，山西太原人，元末明初著名小说家、戏曲家，是中国章回小说的鼻祖，除小说《三国演义》外，他还创作了《残唐五代演义》、《三遂平妖传》、《隋唐两朝志传》、《小秦王词话》等小说，另外还有杂剧《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

旷世兵书《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最关键的就是探讨谁是正统的问题，这个也是毛宗岗评本最重视的问题。三国演义诞生之初，元代统治，汉族老百姓深受其害。所以追求明君，救民水火。所以曹操，刘备这两个极端，曹操用兵如神，刘备爱民如子。并且刘备姓刘，是正统。这个观念，对古代影响深远。而对于曹操，其实就是讽刺一些奸臣架空皇帝，最后篡夺皇位的事实。在当时的背景下，有类似曹操的陈友谅，也有类似刘备的小明王。

小升初四大名著常考点之《三国演义》

⑤周瑜：东吴水军都督，英俊儒雅，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曹操幕僚蒋干到东吴劝降，他巧妙地运用反间计，使老谋深算的曹操反而损失了两员大将。火烧赤壁，火烧曹营，使曹军八十万水军大败而归。因过于好胜，心胸狭窄而被诸葛亮三气而死。

②诸葛亮：忠臣和智慧的化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个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主要故事有：隆中对策、初出茅庐、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草船借箭、借东风、布八阵图、空城计、挥泪斩马谡、六出祁山、七擒孟获、星落五丈原等。

《三国演义》的成书版本和作者

毛评本是目前流行最广的版本。毛即毛纶、毛宗岗父子，长洲(今江苏苏州),清初人，有清康熙刻本。毛氏对史实进行了一些辨证；增删了一些文字，更换了一些论赞，特别是对曹操，增加了诋毁性的文字，删削了赞颂式论赞，加重了拥刘反曹的倾向；把回目改为对偶式；托名金圣叹，卷首附了《读三国志传》,每回有回评、夹批。

另外，有《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实乃明朝万历、天启间无锡人叶昼所评，一百二十回，不分卷，中有眉批、总批，有明建阳吴观明、吴郡宝翰楼等刊本，俗称“假李评本”。《笠翁评阅绘像三国志第一才子书》就是以此为底本，再行批评删改的。

《三国志传》,现存万历刘龙田乔山堂刊本、万历壬辰(1592)余氏双峰堂刊本、万历汤宾尹校本等几种。该书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估计不是同一系统，书中有关羽之子关索一生的详细事迹，嘉靖本中没有关索事迹。《三国志平话》中写孔明南征时只有“关索诈败”一句。可见这一部分出自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花关索传》,共四集，分写花关索的身世、认父、进川、贬到云南。

三国游戏有后宫的单机小说《三国演义》成书和题名的由来

明清盛行点评本，清朝毛氏父子在点评本的基础上，整理回目、修订情节、打磨文字、增易诗文，大幅提高了小说的艺术水平，成为《三国演义》事实上的定本。比如，今《三国演义》开篇点睛之词—明•杨慎的《临江仙》，及“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即为毛氏添加。

小说原作最初以抄本形式流传，现存明清诸刻本超过100种，书名不一，总体分两类：一类叫“三国志传”或“三国志史传”；另一类叫“三国志演义”或“三国志通俗演义”。清朝毛修版流行以后，普遍定为“三国志演义”。当今则广泛以“三国演义”作为正式书名，但学术界仍常见“三国志演义”的说法。

《三国演义》的版本与文化价值是否被你忽略了？

关于曹操的评价，近年来出现了新倾向。在笔者为本科生开设“明清小说研究”课程时，有不少学生在开课之前表示喜欢曹操，欣赏他功成业就的一面。这说明，部分学生过分强调成功的影响，而忽略淡化了人的品性。笔者认为，相较而言，成人应是成功的前提。我们在弘扬《三国演义》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应注重持守正义与正道，弘扬其人文精神。

仔细溯源能发现，关羽形象有一个漫长的积累、提升过程。在陈寿笔下，关羽就是一位“有国士之风”的义士，且是能敌万人的“虎臣”，还有“刚而自矜”的个性特征。到了关汉卿《单刀会》中，关羽形象有整体的提升——关羽自道“我是三国英雄关云长，端的是豪气有三千丈。”在这种自信、自豪中，关羽的“义”具有了民族大义。关羽斩颜良，在《三国志·关羽传》中被记录为：“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在正史中，关羽的英雄气概就已超过袁绍诸将，有了势不可挡的神韵，到了关汉卿笔下，更升华为“他去那百万军中，他将那首级轻枭”（第一折［鹊踏枝］）。由“万众”到“百万军”，足足增长了一百倍。一个“轻”字，活现了关羽战众人的轻松自如，又大大地强化了其威力。罗贯中汲取了关汉卿笔下关羽形象的义、勇、刚、傲等性格元素，使他于各个方面都有提升，从而熔铸成千古义勇、“绝伦逸群”的男子汉大丈夫典范。

刘备这种仁政思想应是罗贯中社会理想的具象化，其人文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价值。从仁学角度重新观照《三国演义》“拥刘反曹”主题，仍然是有道理的。当然，我们不能停留在表面意义的理解，还要深究为什么拥刘？为什么反曹？关键就在于刘备的“仁”。老百姓需要这样的仁人来为他们谋幸福，实现其国泰民安的梦想。而曹操则相反，刘备自言曰：“吾以仁，操以暴。”仁与暴，善恶分明。这还要溯源于陈寿笔下，其刘备形象大好于曹操，因此罗贯中才在众多古代帝王中优选刘备来寄托他的仁政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