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一部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由明代小说家罗贯中创作。这部小说以三国时期（公元220年-280年）的历史为背景，通过文学手法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历史人物形象，讲述了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以及这些人物的爱恨情仇、智慧与勇气。

《三国演义》以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曹操、孙权等为主要人物，通过他们的故事展现了忠诚、智慧、勇气、政治谋略等多方面的主题。其中，关于“风暴”的描述，主要是指三国时期频繁的战争和政治动荡。小说中，各种突发事件和战争场面描写得生动，如赤壁之战、官渡之战等，都展现了战争的激烈和复杂。

例如，小说中关于“风暴”的一个重要场景就是赤壁之战。这场战役是三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战役之一，涉及到曹操率领的北方大军与孙权、刘备联军对抗。在小说的描述中，这场战役充满了紧张和戏剧性，展现了智谋与勇气的较量，最终以孙刘联军的胜利告终，这场胜利不仅改变了三国争霸的格局，也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经典的故事之一。

《三国演义》不仅是一部历史小说，更是一本包含了丰富人性、政治智慧、军事策略的文学作品，它通过生动的故事和深刻的人物塑造，让读者在历史的长河中感受到人性的光辉与阴暗，同时也对人性、权力、道德等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四大名著之《三国演义》阅读本/评点本盘点

为什么点评本很重要呢？因为毛宗岗的评点，拈出了《三国演义》塑造大量重要人物而能刻画其身份气概、个性特征的优长，强调诸葛孔明“智绝”，关云长“义绝”，曹操“奸绝”的三奇与三绝，极为生动准确。他详尽而精湛地分析概括了小说情节结构，认为小说有“六起六结”，是“天然妙事凑成天然妙文”，体现出对历史事实和小说虚构间关系的独特认识。毛宗岗一方面模仿金圣叹对小说结构的评点手法，一方面更加深入细致，举出“虚实相生”“冷热相济”“避犯”“衬染”等“文法”技巧，总结尤为透彻。

风暴作家三国演义小说

介绍：本书以大魁堂本《绣像金批第一才子书》为底本，含原有版画240幅，每回两幅，大体与回目中的主体情节一一对应。版画线条纤细，流利生动，布局饱满，人物繁多，注重环境背景刻画。通过人物的衣着和姿态，体现其身份地位、精神气质，是版画史上重要的研究对象。当代读者可据此想象龙争虎斗的历史画卷。

介绍：《三国演义（注评本）》的点校，以大魁堂本为底本。黄纸封面书题：正中双行书名，上方横刻“金圣叹外书”，左、右旁镌“毛声山评点三国志”及“大魁堂藏板”。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六字，偶有眉批及行间旁训。白口，无格，四周单边。正文十九卷，书分二十册，内有数叶补板。据纸质及板式，初步鉴定为清初刊本。复以咸丰三年朱套板刊本及光绪庚寅上海图书集成局印本《绘图三国演义》两种为校本，以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本《三国演义》为参校本。

介绍：毛宗岗将罗贯中的原本加以修订，整理回目，削除论赞，修改诗文，增删琐事，改订文辞，从而形成了今日流行的一百二十回本。毛宗岗的评语虽然有些迂腐之论，但也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可以建房间的网页游戏下载，如他在《读三国志法》中连用十二个《三国演义》一书有什么什么之妙来夸赞该书，就指出了《三国演义》的精妙所在。他提出的《三国》之中有大关目、小关目以及前后呼应等有关结构的问题，也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介绍：康熙四年（1665），毛纶废目，《第七才子书》的评点由毛宗岗执笔代书。次年，毛宗岗商请其师“药溪浮云客子“撰写序文，成书刊行。康熙十八年（1679），李渔为《三国》毛评本撰写序文。此书由醉耕堂刊行，是现存最早的《三国》毛评本。

《三国演义》的成书版本和作者

由讲史话本整理而成的文学读本就是平话，平话亦称“评话”,以其"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①现存说三分的平话有两种：一种是《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扉页有“甲午新刊”字样，即指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建安(今福建建瓯)刻本，另一种是《全相平话五种》之一的《三国志平话》,是元英宗至治(1321—1323)年间建安虞氏刻本，约八万字，分上中下三卷，内容与《三分事略》基本相同而叙述较详。记述刘邦、吕雉屈杀韩信、彭越、英布，司马仲相受命在阴间了结此案，使刘邦转生为汉献帝，吕雉转生为伏皇后，韩信、彭越、英布、司马仲相分别托生为曹操、孙权、刘备、司马懿，报仇的报仇，领赏的领赏。三国归晋后，刘禅的外孙刘渊从匈奴起兵反晋，自称后汉，灭晋报刘禅之仇。平话的内容除上述因果报应外，绝大部分为《三国演义》所吸收。

历史演义作为长篇小说的一个分支，不能脱离历史，这是历史事实对历史演义制约性的表现。《三国志》,西晋陈寿撰，共六十五卷，其中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王忱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是魏吴二志的基础，蜀虽无史，陈寿乃蜀人，且留心蜀事，因此《三国志》的材料是比较丰富的。到南朝刘宋时，山西闻喜人裴松之受命为《三国志》作注，搜罗了一百五十九种有关的书籍，使注三倍于原史，且所用之书，大多亡佚，因此，裴注成为创作《三国演义》的重要史料。范晔《后汉书》中的《孔融传》;《祢衡传》、《左慈传》填补了《三国志》的空白，也是必要的参考。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变《三国志》的纪传体为编年体，朱熹《通鉴纲目》又改用蜀汉编年，这就使历史资料的时间线索更加明晰，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三国演义》又名《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我国古代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它是罗贯中融汇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吸收民间艺人的平话、戏曲和长期流传的三国故事，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按照自己的社会理想、道德评价和美学观念，进行综合艺术处理完成的我国第一部历史演义。

经典源远 义理流长——《三国演义》版本与文化价值谈

毛评本与嘉靖本孰优孰劣，目前仍然是有争议的学术问题。笔者认为：毛本作为一种修改本，总体上可曰功大于过。这可从三个层面分别言之。从思想内涵角度，毛氏在全书卷首所加的一段议论“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及桓帝崩，灵帝即位……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这就揭示出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皇帝的昏庸，其批判的尖锐性与表述的明确性皆优于嘉靖本的开头。从人物塑造方面看，毛氏删除了那些使人物性格矛盾、呈现分裂状态的描述，如诸葛亮南征时遇哑泉就“要投崖觅死”，闻司马懿复职便“顿手跌足，不知所措”等描写。从语言文字表达水平来品评，毛氏的修改更为精练顺畅，如嘉靖本卷八《孔明遗计救刘琦》一则中，孔明引“骊姬害申生”的典故长达二百五十余字，颇显烦冗，毛氏改成“公子岂不闻申生、重耳之事乎?”意到而文省，令人颇觉直接痛快。再如删去嘉靖本中“俚鄙可笑”的诗词，将回目改为对偶句，完成了中国章回小说形式演化的最后一环。

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版本虽然属于毛评本，但也已经过当代专家的校勘、标点、注释、整理，既是毛评本生命力的延续，也是版本演变史上新的重要一环，故可称之为“人文本《三国演义》”。此本是当今发行数量最多、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版本。可以预见，今后仍将是最受欢迎的版本，其对青年学子影响深且巨焉。

1953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副牌“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三国演义》校勘、标点、注释的排印本，此本以毛评本为底本，是新中国第一个《三国演义》整理本。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第一版基础上进行重新整理、修订，出版修订版。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度组织人力对《三国演义》进行了修订整理，推出第三版。201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专业力量，再次对《三国演义》校注本全面修订，推出了第四版。立足《三国演义》版本史层面观照，嘉靖本流行期约70年，明代众版本并行期约80年，毛评本出现至人文版付梓（1953年）是270年。

在明末，与上述版本并行流传的还有李卓吾评本，其特点是不分卷，将二百四十则合并成一百二十回，每回有不对偶的双句回目，这使《三国演义》处在了中国章回小说文体发展的转折点位置，在版本演变中占有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

明万历十九年，出现了周曰校刊本，其文字内容与嘉靖本基本一致，但也增添了一些情节，如羊祜、陆抗的戍边佳话，曹叡、满宠兵救合肥，霍弋坚守不肯投降等。随着明代出版业的兴旺，为适应各层次读者需求，万历时期在金陵与福建等地涌现出一大批《三国演义》的家刻与坊刻本，其传播进入到众版本并行期。这些刻本，大致可分为两个系统：《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和《三国志传》系统。前者主要有周曰校刊本、夷白堂刊本、夏振宇刊本等。其共同特点是：内容与嘉靖本有渊源关系；罗贯中姓名前均有“后学”二字；都分为二百四十则，每则有单句的题目，均为整齐的七字句式；书名均有“通俗”字样；书中新增插图多达240幅。后者主要有余象斗刊本、叶逢春本、汤宾尹本等，其共同特点是：不同程度地写有来自民间传说的嘉靖本没有的关索的故事；增加有文人批评；文字较为粗芜简略；每则题目字数参差不齐，有六、七、八、九、十字等句式。

《三国演义》的版本比较复杂，现存最早的刻本即是上文所述嘉靖元年刊行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学界称嘉靖壬午本。卷首张尚德撰《〈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有“简帙浩瀚，善本甚艰，请寿诸梓，公之四方可乎”数语，可知此本为最早刊本。一般认为，此版本最接近罗贯中原著。此刻本，也开启了嘉靖本流行期——自嘉靖元年(1522年)至万历十九年(1591年)，约70年时间。

到了明代嘉靖元年，也就是1522年，《三国志通俗演义》刊刻而成，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这就是后来《三国演义》各种版本的祖本，罗贯中的署名也由此而来。学者一般认为，罗贯中在之前民间传说及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剧本等基础上，运用《三国志》和《三国志》注等史料，结合他的创作，完成了这部《三国志通俗演义》，也经常被称为《三国志演义》或《三国演义》。

据学者考察，元代初年有《三分事略》刊刻，可能是宋人说话的底本。保存至今最早的一部三国题材平话小说，是元代刊刻的《全相三国志平话》，这部平话是初具规模的民间三国故事写定本，其文本已经出现“尊刘贬曹”的倾向。

张聪丨《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兼谈《三国演义》的读法与教法

“例如，莎士比亚对历史的看法与现代人完全不同。特洛伊和罗马、金雀花王朝和都铎王朝，它们任何一个都不是太久远，还不至于与现在截然不同，或者彼此完全不同。在这一点上，莎士比亚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观点。他去世30年后，英语中才首次出现了‘时代错误’这个词。他依然比较认同中世纪的历史概念，根据这种概念，无论在什么年代，时间的巨轮都会制造出同样永恒适用的范例。” （《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E.M.福斯特认为，文学自古以来是‘以价值观描写生活’的，而‘以时间描写生活’则是小说为文学做出的一个突出贡献……而就在最近，诺斯罗普·弗莱也将‘时间与西方人的结盟’视为小说不同于其他文学类型的定义性特征。”（《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要定义任何对象的个性，时间是又一个相关却更为外在的基本范畴。洛克所接受的‘个性化原则’就是指存在于空间和时间的某个特定的位置为什么玩网页游戏手机很烫，正如他所写的那样：‘一旦把它从时间和地点的环境中剥离出来，观念就变成了普遍的东西’。因此，只有当时间和地点是具体的，观念才有可能是特定的。同样，只有将小说中的人物设置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背景中，他们才可能是个性化的人。

可见，在传统叙事文本中，人物形象的概念化、单一化是惯常出现的情况，《三国演义》并非特例。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伊恩·瓦特认为是因为“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和文学都深受柏拉图的影响，即形式或观念是一种终极现实，隐藏在当下世界具体物象后面。这些形式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小说的兴起》第一章）——这一理论，用来解释西方的古典文学作品尚可自圆其说。但生活在中国的罗贯中、毛宗岗们是决然不可能“深受柏拉图的影响”的，在他们而言，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力量驱动着他们去塑造这些具有普遍性意味的概念化、单一化的人物形象呢？这个问题我们留到后文再做分析。

“从这方面比较一下，关公的形象便显出某种性格上的抽象性，是更适合于概念化，‘脸谱化’的……至于关公的内心世界，特别是他的复杂的思想感情，人们倒是不太关心。因为人们宁可相信，他的内心世界就是像那些抽象的道德概念所规定的那么简单，且越简单，越令人肃然起敬。关公即使在最动情的时候，也没有阿喀琉斯那种大段的充满同情和悲悯的道白。”（《人之镜——中西文学形象的人格结构》第一章“品格与性格：关云长与阿喀琉斯的比较”）

“阿喀琉斯的个性是极其丰富的、多方面的。他既是自私的，又是慷慨大度的，既是残忍、暴烈的，又是悲天悯人、富有同情心的，既是冲动的、形而下的，又是善于沉思的、形而上的，这一切，全都取决于他那自发的、偶然的心境和情感。他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固定不变的、让人学习和崇拜的‘品格’，但他的永恒的魅力却在于‘性格’上的真实与生动。”

反观《三国演义》，它在人物塑造、环境设置、情节构建等方面希望呈现的是一种特殊性呢，还是一种普遍性呢？——我认为，无疑问的是一种普遍性，而非特殊性。我们仅以人物塑造为例，鲁迅先生曾对《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有过一段经典的评论：“（《三国演义》）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这种“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方式此后常常为文学评论家们所诟病，所谓“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而我们在这里要指出的是，这种“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方式恰恰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和改编者）所要追求的，他们自始至终所要呈现的都不是特殊的、具体的、真实的人。无论是曹操、关羽，还是刘备、诸葛亮……他们都是一种类型的人的浓缩和提纯，或者说是一种具有普遍人格的形象化，他们的行动也从来不是被自身的内在矛盾推动着的，而是被特定的抽象观念所推动着的。

在书中，伊恩·瓦特具体分析了小说（novel）与传统叙事文本之间的差异。我想在这里对他的观点略加摘录，希望能够引起大家对于“《三国演义》到底是不是一部西方意义上的‘小说’（novel）”这一问题的思考。

“小说这一文学形式最充分地反映了这种个人主义的、富于革新精神的价值取向。之前的文学形式反映了它们所承载文化的总体趋势，即检验真理的标准便是它们与传统实践的一致性。例如，古典史诗和文艺复兴时期史诗的故事情节是基于过去的历史或寓言，作者处理情节的优劣得失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正统的文学观来评判的，这种文学观是由史诗这一类型中广为接受的模型衍生而来的。这种文学传统第一次受到来自小说的巨大挑战，因为小说的主要标准是追求个人经验的真实性——个人经验永远是独特的，因而也是新颖的。因此，小说是一种文化合乎逻辑的文学载体。在过去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小说对于独创性和新颖性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因此用‘小说’给它命名可谓名副其实。”（《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他（笛卡尔）的《论方法》和《形而上学的沉思》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这样一个现代假设：对于真理的追求，完全是个人可以作为的事情，在逻辑上独立于过去的思想传统，而且很可能只有远离过去的思想传统，人们才能获得真理。”（《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研究》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