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明代小说家罗贯中创作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成书于明朝中叶（约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古典小说之一。

《三国演义》以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的一百多年历史为背景，叙述了魏、蜀、吴三国之间争霸和相争的故事。故事情节广泛，人物形象鲜明，既有战争场面的激烈描绘，也有政治策略、人物心理的深刻剖析，展现了三国时期复杂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现象，同时也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与人文精神。

书中主要人物如刘备、曹操、关羽、张飞、诸葛亮、周瑜等，各具特色，他们的英雄事迹和智慧谋略，深入人心，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国演义》在文学上的成就，不仅在于它丰富的情节和精彩的故事，更在于其深刻的人物塑造和对人性的探讨。它以历史为舞台，通过虚构的故事，展现了复杂的人际关系、权力斗争、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以及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之间的关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简介：李瑞青，老子故里鹿邑人，现居郑州。从事传媒、教育工作，同时涉猎文史、书法研究。著有《写活历史人物》等五部文史类的读书笔记；《雾太阳》《猎城》等七部情感类的中长篇小说。

特别说明，此文是在张志和教授《透视三国演义三大疑案》内容的基础上，根据作者需要，作了相应内容的延伸和行文风格的调整。在此表示感谢。

张志和先生谈到这一现象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些考证中，虽然都列举了大量的具体确凿可靠的证据，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都因没有找到早于嘉靖本的更早的那个版本，仍然处于不能证明其观点绝对正确的状态。而且在对待《三国演义》的作者问题上，大都仍然退守到郑振铎先生以来的传统观点上，致使对《三国演义》的考证，处于突破与固守之间的临界点。

明中叶通俗小说三国演义

关于版本问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与柳存仁先生相近的观点，诸如周兆新先生的《三国演义考评》，麦莱莲先生的《明讲唱文学和早期中国小说的关系》、《词话及＜三国演义）的演化》，上田望先生的《三国演义版本试论》，金京文先生的《三国演义版本试探》等，他们都支持《三国志传》本有可能早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观点。

湖北大学教授、著名文史专家张国光先生也提出嘉靖本小字注是该书作者抄录旧籍时随手所加类似三国群英传的单机策略游戏，其成书时间当在明中叶的观点。后来他又更进一步强调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不是罗贯中的观点。

章培恒先生看到王长友先生的质疑，也不甘示弱，于1985年又作《关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注的作者》，针对王长友质疑的问题作答。

1983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教授王长友先生撰文，对章培恒先生的观点提出质疑。他质问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的手笔吗？倘若不是，那么又怎能以这些小字注作为根据来考定其版本与成书时间呢？

章培恒、马美信两位先生尚不知道海外柳存仁先生的研究方法及得出的结论。如果中西互通有无的话，一定会促进彼此的交流，可能在研究《三国演义》的诸多争议方面，会更进一步。

复旦大学的章培恒、马美信两位先生，在1980年为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嘉靖本为底本排印出版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作《前言》时，仍然遵循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该书所作的《出版说明》的思路，从小字地名注入手来作考证，更为确定地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定为元人罗贯中之原作，并将其成书时间定在元代天历二年，即1329年之前。

对柳存仁先生的观点，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张志和教授认为，柳存仁先生通过考校所得出的结论，应当很有说服力。但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往来甚少，国门尚未打开，柳存仁先生对国内所藏《三国演义》的诸多版本，没能亲自系统全面的了解，在对比研究时，自然不够全面，所以他得出的结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他从诸本的标名、署题以及版刻情况等方面着手分析，又以藏于英国博物院的乔山堂梓行《新侵全像通俗演义三国志传》与普通坊本毛宗岗评《三国志演义》以及嘉靖本作了文字方面的对比研究。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说明》不但没有超出郑振铎先生的思路，又起到了进一步加固郑振铎先生观点的作用。但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因为它提出了通过《三国演义》小字注的地名来考证其成书时间的思路，也算有了一点新意。

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时，在出版说明中出现了这么一句内容：“嘉靖本可能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最早刻本”。并且根据该书小字注中的地名，又推定该书的成书年代“不会晚于元末明初”的结论。

新中国成立后，学界又重新掀起了一个讨论《三国演义》的高潮。但大都是围绕着内容打转转，对存在争议的成书时间、版本的流变过程以及作者到底是谁等敏感话题，几乎没有任何进展。

虽然胡适先生与鲁迅先生和郑振铎先生的观点都不一样，但遗憾的是，胡适先生的观点没有像对待《水浒传》《红楼梦》的研究那样，对《三国演义》的观点因缺乏有力的论据和详细的论证过程，并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可和重视。

他在《三国志演义序》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三国志演义》不是一个人作的，而是五百年来的许多演义家共同创作的作品。之前之所以都认为《三国志演义》是元末明初一个杭州人罗贯中创作的，大概是因为罗贯中当时写过几篇演义体小说，就把《三国演义》作者这顶帽子套在了罗贯中的头上。也许明初版的《三国演义》真是他写的，但那时的本子和现行的本子存在不小的差别。

最近，我翻阅了胡适先生的《白话文学史》以及他的《〈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但没有找到他对《三国演义》的研究专著。其实这位曾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的国民才子，也对郑振铎先生提出的“1522年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三国演义》最早的刻本，作者是明末清初的罗贯中”的观点，在30年代就曾发表过不同的看法。

作者简介：李瑞青，老子故里鹿邑人，现居郑州。从事传媒、教育工作，同时涉猎文史、书法研究。著有《写活历史人物》等五部文史类的读书笔记；《雾太阳》《猎城》等七部情感类的中长篇小说。

特别说明，此系列文章是在张志和教授的专著《透视三国演义三大疑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基础上，作者根据需要，作了相应的删减、延伸、提炼以及行文风格的调整。在此表示感谢。

三国故事的成熟与完整，实际应当在明中叶。所以说，这位天才的作家不可能是罗贯中，也不是我们所推测的明中叶的记录整理者，而应当是宋、元以来，一直到明中叶的“说三分”艺人中，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一位高手，或者是一位不知姓名的落魄文人，将说书艺人所讲说的三国故事记录下来，并参诸史籍作些整理加工写成了这部大书。

作者以为，与其说“说三分”给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提供了故事梗概和内容，不如说“说三分”给他提供了创作样式和灵感，让他也像“说三分”的艺人一样，打开历史资料的枷锁，大胆地展开想象的翅膀，用自己远远超越一般说书艺人的语言组织能力和艺术构架能力，最终完成了这部脍炙人口的有史以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因为在元末明初，也就是元至治年间刊行《三国志平话》和稍后的罗贯中那个时候，讲史艺人的“说三分”尚没有达到完整而成熟的程度。

而《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如果单靠看历史材料而不借助于活在讲史家口头上的完整而成熟的“说三分”的创作形式，不论他是怎样的天才，都是不可能创作出《三国志通俗演义》这样令世世代代的读者惊叹的杰作来的。

但话又说回来，正是因为这些说书艺人不懂历史，才会不被历史所拘束，才得以尽情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去大胆地虚构故事，才使三国故事充满了传奇般的色彩，才有了诸多虚构的情节和文学的气息。

不然，在《三国志平话》中就不会出现那么多荒诞悖谬于历史的故事情节。不会连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在许昌而不是长安都不知道；不会说夏侯惇来攻新野，孔明反要用檀溪（檀溪在襄阳城西）水淹夏侯惇的兵马了。

他们虽然天天在讲史，却不曾也不可能读得懂史书，只不过是根据道听途说的历史故事或传闻加上自己的想像，在那里附会演说，以换取糊口之资而已。很难想象，在这些说书艺人中，会有真正读过书的生员或秀才一类的人。

读《三国志平话》，我们大概还可以猜测到宋、元时期说书艺人的文化水平来。可以说这些讲史的人诸如“霍四究”等，实际上都是些识字不多或根本就是目不识丁的艺人。

因为在前面的章节三国杀自制武将网页游戏，我们已经深入地进行了对比研究，今日所见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大部分情节内容都是《三国志平话》这个梗概中所没有的，而彼此共有的故事，其情节内容都有极大的差别。

如果我们承认《三国志平话》就是当时说书艺人“说三分"”的故事梗概，那么可以想像，在《三国志平话》所有的故事情节的基础上，不论说书艺人如何地渲染着色，详加铺排，它都不可能成为一个接近于《三国志通俗演义）故事内容的“成熟而完整”的“说三分”故事。

只要仔细读过《三国志平话》的人都会知道，这个只有8万字左右的刊本，虽然只是提要式的，虽然还很粗朴，但却可以看得出，整个故事的发展线索基本上还是清楚和连贯的。

如果要说当时的“说三分”已经是“完整而成熟”的民间曲艺，只要把它记录下来，加以整理就能创作出一部《三国志通俗演义》来，那么就必须承认这样的“说三分”就只能是迥别于《三国志平话》的另一种内容。甚至可以说《三国志平话》在元代至治年间已经没有“新刊”的必要了。

如果我们承认《三国志平话》记录了当时“说三分”的故事梗概，那么也就应当承认《三国志平话》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说书艺人“说三分”的情况的。

对此，故宫博物院古文献学博士、博士站导师张志和教授认为，《三国志平话》仅仅记录了“说三分”的故事梗概一说，这无疑是可信的，但如果仅凭此条就认定宋、元讲史艺术中的“说三分”，就是“完整而成熟的民间曲艺”,“只要把它仔细记录下来，进行整理和加工，就可能产生出一部像赤壁之战一类高水平的故事”，也就是说罗贯中就能创作出一部“令世世代代的读者”惊叹不已的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来，这却是值得思考的观点。

他们认为“说三分”活在讲史家口头上，是完整而成熟的民间曲艺，深受广大听众的欢迎。罗贯中只要把它仔细地记录下来，进行加工，就可能产生像赤壁之战一类的高水平故事，令世世代代的读者惊叹不已！

在没有任何实际依据的情况下，大胆地推断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吸收的民间口头创作，应该包括宋、元讲史艺术中的“说三分”。理由是推测《三国志平话》仅仅是记录了“说三分”的故事梗概，比“说三分”简单得多，《三国志平话》不能完全代表“说三分”。

我们的结论是，二者之间不存在借鉴关系，即《三国志通俗演义》脱胎于《三国志平话》的观点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同时也间接地论证出，罗贯中不可能在元末明初的时期，用借鉴《三国志平话》的办法，来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