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确实是一部小说。它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四大名著之一，由明代小说家罗贯中编撰。这部小说以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的历史为背景，讲述了曹操、刘备、孙权三位主要人物及其所代表的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三国演义》不仅融合了大量真实的历史事件，还加入了许多民间传说和作者的虚构情节，使得故事更加生动有趣，人物形象更为鲜明。这部作品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文化圈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国演义是历史还是文学？

按照这个标准，历史小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力图反应历史真实的，进行可靠的历史知识传播的作品，比如唐浩明的长篇小说《曾国藩》等，主要情节都有扎实的史料作为依据。唐浩明本人也希望通过这部作品把曾国藩的一生事迹进行广泛的传播。另一种则是以历史为背景，绝大多数故事和细节都是文学想象，之所以把故事放到某个定历史特时段，只是为了完成作者的主观意图，并不符合史学求真的原则。比如电视剧《甄嬛传》，只是以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为挂内容的架子，挂的是完全虚构的内容，就是所谓的挂羊头卖狗肉，所以应该算是文学。再比如金庸的小说，虽然基本都是以具体的历史时代为背景的，里面有些人物还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但显然只能算通俗文学。

“通俗历史读物”，将“通俗”这个定语加之历史之前，表明说明这类作品一定要具备通俗化、大众化的基本特征。其次，毕竟叫历史，因此又必须符合历史学“求真”、“求实”的基本要求。因此通俗历史读物应该重在向普通受众传播、普及历史知识，而不是单纯以取悦受众为目的的娱乐化的戏说。

《三国演义》和历史出入有多大？不是正史，为何还广受推崇？

三国演义是不是一部小说

设想，如果说一个人闲来无事游侠游戏盒子手机下载，那么，他会倾向于选择尽是史料的史书，还是生动有趣的小说来阅读呢？答案显而易见，《三国演义》的成书，让三国的这段历史被以更加通俗的语言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现在在日本、韩国等地之所以三国历史十分流行，关羽、诸葛亮无人不晓，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三国演义》。

对于刘备的势力，罗贯中极尽美化之能。而对于曹操，他则是当作仇人一样抹黑，在其笔下，曹操是误杀故人后将错就错，留下"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名句的奸雄。他对皇帝没有丝毫敬意，对汉朝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不过，曹操在自述平生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却说："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

三国演义是历史还是文学？谈什么是通俗历史读物

虽然通俗历史读物的可以厘定得越来越清晰，但是在实际的阅读和研究中，我们经常发现，要截然划清通俗史学读物与文学作品，也并非那么容易。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这两种文体相互纠缠得很深。是否“尊重历史真实”，创作目的是否是普及历史知识，这两个标准毕竟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不同的阅读者经常会产生不同的判断。比如《三国演义》到底算通俗史学读物，就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三国演义》是有代表性的、典型的通俗史学读物，因为《三国演义》取材于三国历史，一般认为它的内容七实三虚，其中尤以清代学者章学诚的看法最为典型：“唯《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因此列入通俗史学似无问题。

按照这个标准，历史小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力图反应历史真实的，进行可靠的历史知识传播的作品，比如唐浩明的长篇小说《曾国藩》等，主要情节都有扎实的史料作为依据。唐浩明本人也希望通过这部作品把曾国藩的一生事迹进行广泛的传播。另一种则是以历史为背景，绝大多数故事和细节都是文学想象，之所以把故事放到某个定历史特时段，只是为了完成作者的主观意图，并不符合史学求真的原则。比如电视剧《甄嬛传》，只是以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为挂内容的架子，挂的是完全虚构的内容，就是所谓的挂羊头卖狗肉，所以应该算是文学。再比如金庸的小说，虽然基本都是以具体的历史时代为背景的，里面有些人物还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但显然只能算通俗文学。

三国演义是小说不是历史

小说是为了突出人物形象，有些事难免就要张冠李戴，这样人物形象就更加突出了，这本没有错，是小说的需要，可是这离现实往往就远了些。鞭打督邮放在张飞身上更符合他的性格特征，可是真正鞭打督邮的是刘备，真实的刘备是有男子汉气魄的，而不止是单纯的仁厚。所以，读小说，品人物，要切实地思考和认识那个人物，才能见到真实的他，理解他们的真性情，我们也才能在小说中收获更多。

张聪丨《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兼谈《三国演义》的读法与教法

钱先生所说的“强汉人赋七言歌行”，指的是《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刘备二顾茅庐时听到孟公威等在酒店里高唱的“壮士功名尚未成，呜呼久不遇阳春！……”与“吾皇提剑清寰海，创业垂基四百载……”两首七言歌行。其实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的“凡例”里已经谈到：“七言律诗起于唐人，俗本往往捏造古人诗句，如钟繇、王朗颂铜雀台，蔡瑁题馆驿壁，皆伪作七言律诗，殊为识者所笑，必悉依古本削去。”——但书中依然还会留有七言歌行这样唐代才会出现的诗文，足见“时代错乱”的问题在《三国演义》中是改不胜改的。

“譬如毛宗岗《古本三国演义》诩能削去‘俗本’之汉人七绝律，而乃强汉人赋七言歌行，徒资笑柄，无异陆机点评苏轼《赤壁赋》、米芾书申涵光《铜雀台怀古诗》、王羲之书苏轼《赤壁赋》、仇英画《红楼梦》故事等话把矣。”

伊恩·瓦特所说的“时代错乱”，在中国的戏曲和小说中都是常见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管锥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七一）“词章中之时代错乱”一节中所罗列的材料，其中钱钟书先生也提到了毛本《三国演义》中的一处疏漏：

“例如，莎士比亚对历史的看法与现代人完全不同。特洛伊和罗马、金雀花王朝和都铎王朝，它们任何一个都不是太久远，还不至于与现在截然不同，或者彼此完全不同。在这一点上，莎士比亚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观点。他去世30年后，英语中才首次出现了‘时代错误’这个词。他依然比较认同中世纪的历史概念，根据这种概念，无论在什么年代，时间的巨轮都会制造出同样永恒适用的范例。” （《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E.M.福斯特认为，文学自古以来是‘以价值观描写生活’的，而‘以时间描写生活’则是小说为文学做出的一个突出贡献……而就在最近，诺斯罗普·弗莱也将‘时间与西方人的结盟’视为小说不同于其他文学类型的定义性特征。”（《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要定义任何对象的个性，时间是又一个相关却更为外在的基本范畴。洛克所接受的‘个性化原则’就是指存在于空间和时间的某个特定的位置，正如他所写的那样：‘一旦把它从时间和地点的环境中剥离出来，观念就变成了普遍的东西’。因此，只有当时间和地点是具体的，观念才有可能是特定的。同样，只有将小说中的人物设置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背景中，他们才可能是个性化的人。

可见，在传统叙事文本中，人物形象的概念化、单一化是惯常出现的情况，《三国演义》并非特例。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伊恩·瓦特认为是因为“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和文学都深受柏拉图的影响，即形式或观念是一种终极现实，隐藏在当下世界具体物象后面。这些形式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小说的兴起》第一章）——这一理论，用来解释西方的古典文学作品尚可自圆其说。但生活在中国的罗贯中、毛宗岗们是决然不可能“深受柏拉图的影响”的，在他们而言，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力量驱动着他们去塑造这些具有普遍性意味的概念化、单一化的人物形象呢？这个问题我们留到后文再做分析。

“从这方面比较一下，关公的形象便显出某种性格上的抽象性，是更适合于概念化，‘脸谱化’的……至于关公的内心世界，特别是他的复杂的思想感情，人们倒是不太关心。因为人们宁可相信，他的内心世界就是像那些抽象的道德概念所规定的那么简单，且越简单，越令人肃然起敬。关公即使在最动情的时候，也没有阿喀琉斯那种大段的充满同情和悲悯的道白。”（《人之镜——中西文学形象的人格结构》第一章“品格与性格：关云长与阿喀琉斯的比较”）

“阿喀琉斯的个性是极其丰富的、多方面的。他既是自私的，又是慷慨大度的，既是残忍、暴烈的，又是悲天悯人、富有同情心的，既是冲动的、形而下的，又是善于沉思的、形而上的，这一切，全都取决于他那自发的、偶然的心境和情感。他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固定不变的、让人学习和崇拜的‘品格’，但他的永恒的魅力却在于‘性格’上的真实与生动。”

反观《三国演义》，它在人物塑造、环境设置、情节构建等方面希望呈现的是一种特殊性呢，还是一种普遍性呢？——我认为，无疑问的是一种普遍性，而非特殊性。我们仅以人物塑造为例，鲁迅先生曾对《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有过一段经典的评论：“（《三国演义》）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这种“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方式此后常常为文学评论家们所诟病，所谓“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而我们在这里要指出的是，这种“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方式恰恰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和改编者）所要追求的，他们自始至终所要呈现的都不是特殊的、具体的、真实的人。无论是曹操、关羽，还是刘备、诸葛亮……他们都是一种类型的人的浓缩和提纯，或者说是一种具有普遍人格的形象化，他们的行动也从来不是被自身的内在矛盾推动着的，而是被特定的抽象观念所推动着的。

在书中，伊恩·瓦特具体分析了小说（novel）与传统叙事文本之间的差异。我想在这里对他的观点略加摘录，希望能够引起大家对于“《三国演义》到底是不是一部西方意义上的‘小说’（novel）”这一问题的思考。

“小说这一文学形式最充分地反映了这种个人主义的、富于革新精神的价值取向。之前的文学形式反映了它们所承载文化的总体趋势，即检验真理的标准便是它们与传统实践的一致性。例如，古典史诗和文艺复兴时期史诗的故事情节是基于过去的历史或寓言，作者处理情节的优劣得失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正统的文学观来评判的，这种文学观是由史诗这一类型中广为接受的模型衍生而来的。这种文学传统第一次受到来自小说的巨大挑战，因为小说的主要标准是追求个人经验的真实性——个人经验永远是独特的，因而也是新颖的。因此，小说是一种文化合乎逻辑的文学载体。在过去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小说对于独创性和新颖性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因此用‘小说’给它命名可谓名副其实。”（《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手游吃鸡死亡盒子特效《三国演义》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什么是性？本来如此，这就是性。不需要证明，不需要逻辑推理，也没办法证明，也没办法进行逻辑推理，这个性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性又叫本性。本来如此，是一切现象的基础。那么，什么又是道呢？遵循本性，这个就是道。一切从本性出发，又回归本性，这个就是道。性和道，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一个是体，一个是用。那么，什么是教呢？修道就是教，是身教，是不言之教。那么什么是言教呢？言教就是传道。中国的古籍经典，无一不是言教，无一不是源自于道，又回归于道。《三国演义》也是这样，源自于道，回归于道，其目的是教化，而不是娱乐。既然不是娱乐，为什么要演义呢？为什么要写的这么热闹吸引人呢？《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什么是明德？明德就是本性，本性光明。什么是亲民？亲民就是本性，本性遍一切处。什么是至善？无有不善，无有不利，本性遍一切时。《三国演义》要彰显明德，达于至善，所以要亲民。亲民就是要让普罗大众都接受，都喜欢。亲民，也是新民。新民，也是要教化与改变民众，让民众明明德，止于至善。事实上，《三国演义》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帮助民众明辨是非善恶，知道哪些东西是要尊崇学习的，哪些东西是要贬抑厌弃的。关公信仰在华人世界的普遍建立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所以，《三国演义》不是一部简简单单的历史小说，本质上是一部道书。从《三国演义》的开篇词，就能看出这一点。如果只是记述历史，那么就不需要演义。演义的目的就是要夸大一些好的品质，显明一些不好的品质，让人们从中做出选择。对于一部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善者见善，恶者见恶。《三国演义》也是一面镜子，每一个人都能看到自己的选择，自己的角色。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扮演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取决定性的还是自己，而不是书。书，毕竟只是一个工具。为善为恶，最终还是要取决于自己。《三国演义》就是这样一部书，你用来修道就是一部道书，你用来打仗就是一部兵书，你用来处世就是一部处世之书。据说满清入关就是把《三国演义》作为兵书来用的，李宗吾的厚黑学也是从《三国演义》中参悟出来的。我之所以说《三国演义》是一部道书，不是没有原因的。至于是什么原因，我会在以后慢慢分说。

《三国演义》不是正史，为何还如此受推崇？

对于刘备的势力，罗贯中极尽美化之能。而对于曹操，他则是当作仇人一样抹黑，在其笔下，曹操是误杀故人后将错就错，留下"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名句的奸雄。他对皇帝没有丝毫敬意，对汉朝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不过，曹操在自述平生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却说："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

举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人们引以为常识的许多三国故事都来自于罗贯中的虚构。刘备、关羽、张飞在涿州相遇，并在桃花林中结拜为了异姓兄弟。而实际上，刘、关、张确实关系亲密，但并没有结拜过，互相之间更不会互称"大哥"、"三弟"。

历史｜人们什么时候开始把《三国演义》当成正史的？

还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人认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站在儒家的政治思想观上看待政治，评价人物，因此对刘备的所作所为作了充分肯定。同时可能是对法家思想有那么一点偏见，也鄙视曹操的人格，因此对曹操的政治行为作了较多贬损。所以今天就有很多人读这部小说，或是因为支持刘备懂得联络感情、广施仁义，讨厌曹操擅搞权谋、不择手段；或是因为讨厌刘备优柔寡断、虚情假意，支持曹操以法示众、唯才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