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由明代小说家罗贯中所著。它是一部历史小说，以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的历史为背景，*要讲述了曹操、刘备、孙权三大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斗争，以及诸多英雄人物的事迹。《三国演义》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军事和文化的重要资料。

当提到“小说”时，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涵盖了各种题材、风格和形式的文学作品。因此，《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具体的小说作品，与“小说”这个大类相比，有以下几点区别：

1.题材特定：《三国演义》专注于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的历史故事，而“小说”可以涉及任何时间和地点的故事。2.结构和形式：《三国演义》具有特定的叙事结构，如章回体的形式，这在古代中国小说中较为常见。现代小说则更加多样化，包括但不限于线性叙事、非线性叙事、多视角叙述等。3.文学风格：《三国演义》融合了历史事实与民间传说，既有史诗般的宏大叙事，也不乏细腻的人物刻画。而不同的小说作品，在语言风格、情感表达、情节设计等方面各具特色。4.文化影响：《三国演义》对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文化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成语、典故都来源于此书。相比之下，其他小说可能在各自的文化圈内产生影响，但范围和深度各有不同。

总之，《三国演义》是“小说”这一文学形式中的一个杰出代表，但它独特的题材选择、艺术成就和文化价值使其在众多小说中独树一帜。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的不同——一个是史书，另一个是小说

与《三国演义》把蜀国作为正统，把诸葛亮和刘备作为正面英雄人物描写不同，《三国志》是以曹魏这一方作为*要正统来写的。这也可能是陈寿后来作为晋朝的臣子，而晋朝是承袭了曹魏的。《蜀书》之所以只有十五卷，大概由于曹魏和东吴当时都有了自己的史书，而西蜀则没有。陈寿只能自己重新收集资料，或许当时难度有些大。

历史和小说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不能把《三国演义》当历史读

小说与三国演义的区别在哪

然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三个阵营之中的9个人，曹操、刘备、孙权这个三个创始人级别的人物，大家自然没有什么异议吧？诸葛亮这个灵魂人物和司马懿这个最后胜利者，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争议，那么还剩下关羽、荀彧、孙策、周瑜这四位可能引起大家见仁见智了。咱一一来介绍吧。

先说袁绍。袁绍这个人绝对是被历史低看了的诸葛亮单机游戏三国战纪，这位同志其实是一个有着顶级策划能力的大导演，也是汉末或者说三国前期的绝对*角。没有他，东汉崩盘不会那么快，士族集团登台也还得再等等。历史上什么何进被杀、董卓进京、十八路诸侯讨董卓、群雄争霸等重头戏都是他策划出来的。他是三国历史中第一个改变天下大势的人。

再比如，真实的诸葛亮是顶级的政治家、战略家、谋略家、军事家，但《三国演义》为了故事情节的需要，过于突出他犹如半仙般的军师角色，结果反而使得诸葛亮“蹈一州之土，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的功绩和能力不能得到世人的正常理解。

比如很多历史人物其实就不是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袁绍在《三国演义》中被描写成了一个“志大才疏”的绣花枕头，这就有点不客观了。真实的袁绍其实相当有能力、有格局、有手腕，如果不是遇到比他更胜一筹的曹操，相信在那个时代，他一定是可以大放异彩的。东汉的崩盘其实就是他一手策划的，统一北方也基本上在他手里完成雏形的。既生瑜何生亮，让人无限感慨，但其实“既生袁绍，何生曹操”也是类似的遗憾。

《三国演义》虽然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小说，但它毕竟也只是一部小说，所以是不可能与真实的历史完全吻合的。由于小说《三国演义》太深入人心了，对原有的历史产生极强的替代效应，这对大家去理解真实的历史是颇有影响的。

《三国演义》是很注意这一点的，觉得夸张的情节会做到点到为止，并巧妙地把想象空间留给读者。比如赵子龙在长坂坡七进七出，人家就交代了，前提是曹操因为爱才不准放箭要活捉；比如张飞和马超大战几十回合不分胜负，后来惺惺相惜成为了队友，既体现了两人都武艺高强，又让大家不由自*地去联想，他们究竟谁技高一筹？比如诸葛亮病死五丈原，为什么前面要写那么多北伐战争的局部胜利？就是让你们去猜，假设诸葛亮不死，蜀国能否北定中原？比如，关羽在书中从来不好女色，但是见了貂蝉也怦然心动了，你一看就能想象得出，貂蝉的确是个大美女……

举一个例子，《隋唐演义》、《说岳全传》等历史小说其实也很精彩，但是它们为什么就达不到《三国演义》高度呢？首先，它们给读者感觉的真实性没有《三国演义》那么高，李元霸一手一只400斤的大锤子、高宠连挑12辆重达千斤的铁滑车，这已经超出人们的正常认知了。关羽的青龙偃月刀重82斤也是有夸张成分在里面，但总体上还在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不会觉得太突兀。如果关羽的青龙偃月刀也被写成400斤，大家还会觉得《三国演义》有意思吗？

简单地说一下，在真实的历史中，关羽并没有过五关斩六将，路线就经不起推敲；也没有华容道义释曹操，政治游戏不是草莽江湖的玩法，这种事情不允许发生；单刀赴会这种事情也不是关羽干的，而是刘备，因为大家搞过商业谈判就知道，一些生死攸关的谈判往往需要老板亲自出马；温酒斩华雄也不是关羽干的，而是孙坚干的，华雄也没有书中那么能打……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关羽在历史上确确实实是一个十分忠义、能力出众的人。

裴注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真实历史与小说的故事，差异与影响

每个人都知晓一段三国故事和一个三国人物，其中关公成为了武圣人武财神，享受帝王的名号，遍布各地有关帝庙。《三国演义》可谓家喻户晓，其文学价值，政治军事价值和历史价值巨大，由此形成了三国文化，三国历史人物和历史名迹，更加提高了其价值和影响力。而《裴注三国志》也因《三国演义》扩大了影响力和历史价值。

但也虚构了许多内容，有些人物和事迹是不符合历史记载的，尤其是诸葛亮更加神化虚化，对曹操、刘备、关羽等人比较片面，带有较强的*观色彩。因而《三国演义》是文学作品，是小说家言，不是真实历史故事，不能等同于历史。不能用三国演义的内容来研究三国时期的历史。

张聪丨《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兼谈《三国演义》的读法与教法

不过话也要反过来说。读者在阅读《三国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时是不是真的会在意这些“时代错*”细节呢？我想是不会的。这就像我们在京剧舞台上看到汉代的张苍、陈宫穿戴明代的纱帽官衣，唐代的秦琼、单通身着清代的马蹄袖箭衣一样，并不会产生任何的违和感。这倒不是因为中国人太过粗疏，而是因为在戏曲观众或小说读者看来，辞章、名物、制度、服饰、器具这些反应具体时代风貌的东西都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可能出现在这个朝代，也可能出现在那个朝代。对于这些具体的、特殊的、偶然的东西的考证复原并不会带来他们想要的“真实感”。“真实感”的来源只能是那些决定历史发展走向的更重要的因素——由文化所赋予的亘古不变的意义和价值：刘备的仁慈，曹操的奸诈，关羽的忠勇……这些才是历史永恒的支柱。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这些品格、价值、意义会冒着不同的人的名字，以不同的身份、不同形象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戏曲观众也好，小说读者也好，在这样一个由世道人心、天理循环支撑起的历史架构中才能够获得一种他们期待的真实感与崇高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演义》是超越具体时空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它所演绎的分分合合的天下大势，不是某一段历史，而是整个的历史、全部的历史。

钱先生所说的“强汉人赋七言歌行”，指的是《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刘备二顾茅庐时听到孟公威等在酒店里高唱的“壮士功名尚未成，呜呼久不遇阳春！……”与“吾皇提剑清寰海，创业垂基四百载……”两首七言歌行。其实*宗岗在《三国演义》的“凡例”里已经谈到：“七言律诗起于唐人，俗本往往捏造古人诗句，如钟繇、王朗颂铜雀台，蔡瑁题馆驿壁，皆伪作七言律诗，殊为识者所笑，必悉依古本削去。”——但书中依然还会留有七言歌行这样唐代才会出现的诗文，足见“时代错*”的问题在《三国演义》中是改不胜改的。

“譬如*宗岗《古本三国演义》诩能削去‘俗本’之汉人七绝律，而乃强汉人赋七言歌行，徒资笑柄，无异陆机点评苏轼《赤壁赋》、米芾书申涵光《铜雀台怀古诗》、王羲之书苏轼《赤壁赋》、仇英画《红楼梦》故事等话把矣。”

伊恩·瓦特所说的“时代错*”，在中国的戏曲和小说中都是常见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管锥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七一）“词章中之时代错*”一节中所罗列的材料，其中钱钟书先生也提到了*本《三国演义》中的一处疏漏：

“例如，莎士比亚对历史的看法与现代人完全不同。特洛伊和罗马、金雀花王朝和都铎王朝，它们任何一个都不是太久远，还不至于与现在截然不同，或者彼此完全不同。在这一点上，莎士比亚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观点。他去世30年后，英语中才首次出现了‘时代错误’这个词。他依然比较认同中世纪的历史概念，根据这种概念，无论在什么年代，时间的巨轮都会制造出同样永恒适用的范例。” （《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E.M.福斯特认为，文学自古以来是‘以价值观描写生活’的，而‘以时间描写生活’则是小说为文学做出的一个突出贡献……而就在最近，诺斯罗普·弗莱也将‘时间与西方人的结盟’视为小说不同于其他文学类型的定义性特征。”（《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要定义任何对象的个性，时间是又一个相关却更为外在的基本范畴。洛克所接受的‘个性化原则’就是指存在于空间和时间的某个特定的位置，正如他所写的那样：‘一旦把它从时间和地点的环境中剥离出来，观念就变成了普遍的东西’。因此，只有当时间和地点是具体的，观念才有可能是特定的。同样，只有将小说中的人物设置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背景中，他们才可能是个性化的人。

可见，在传统叙事文本中，人物形象的概念化、单一化是惯常出现的情况，《三国演义》并非特例。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伊恩·瓦特认为是因为“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和文学都深受柏拉图的影响，即形式或观念是一种终极现实，隐藏在当下世界具体物象后面。这些形式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小说的兴起》第一章）——这一理论，用来解释西方的古典文学作品尚可自圆其说。但生活在中国的罗贯中、*宗岗们是决然不可能“深受柏拉图的影响”的，在他们而言，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力量驱动着他们去塑造这些具有普遍性意味的概念化、单一化的人物形象呢？这个问题我们留到后文再做分析。

“从这方面比较一下，关公的形象便显出某种性格上的抽象性，是更适合于概念化，‘脸谱化’的……至于关公的内心世界，特别是他的复杂的思想感情，人们倒是不太关心。因为人们宁可相信，他的内心世界就是像那些抽象的道德概念所规定的那么简单，且越简单，越令人肃然起敬。关公即使在最动情的时候，也没有阿喀琉斯那种大段的充满同情和悲悯的道白。”（《人之镜——中西文学形象的人格结构》第一章“品格与性格：关云长与阿喀琉斯的比较”）

“阿喀琉斯的个性是极其丰富的、多方面的。他既是自私的，又是慷慨大度的，既是残忍、暴烈的，又是悲天悯人、富有同情心的，既是冲动的、形而下的，又是善于沉思的、形而上的，这一切，全都取决于他那自发的、偶然的心境和情感。他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固定不变的、让人学习和崇拜的‘品格’，但他的永恒的魅力却在于‘性格’上的真实与生动。”

反观《三国演义》，它在人物塑造、环境设置、情节构建等方面希望呈现的是一种特殊性呢，还是一种普遍性呢？——我认为，无疑问的是一种普遍性，而非特殊性。我们仅以人物塑造为例，鲁迅先生曾对《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有过一段经典的评论：“（《三国演义》）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这种“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方式此后常常为文学评论家们所诟病，所谓“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而我们在这里要指出的是，这种“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方式恰恰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和改编者）所要追求的，他们自始至终所要呈现的都不是特殊的、具体的、真实的人。无论是曹操、关羽，还是刘备、诸葛亮……他们都是一种类型的人的浓缩和提纯，或者说是一种具有普遍人格的形象化，他们的行动也从来不是被自身的内在矛盾推动着的，而是被特定的抽象观念所推动着的。

在书中，伊恩·瓦特具体分析了小说（novel）与传统叙事文本之间的差异。我想在这里对他的观点略加摘录，希望能够引起大家对于“《三国演义》到底是不是一部西方意义上的‘小说’（novel）”这一问题的思考。

***为什么常向人推荐小说《三国演义》，而不是正史《三国志》

《三国演义》确实是一本终身值得读的书，不同的年龄段感悟不一样。特别是书中“疏不间亲”的故事网页游戏模仿者是什么游戏，需天下爱嚼舌根的人和爱管闲事的小姑子们学习

历史上真实的三国，和三国演义有多大区别？

在三国演义中，董卓是个猥琐**的小人，残暴不仁，丧失人性。而在真实的历史上，他却是称不上好人，但也没有小说里面写的那么过，只能说，罗贯中将他过度丑化了。而至于最终害董卓与吕布反目的貂蝉，其实在真实的历史中并不存在，美人计可能是有的，但吕布与董卓都是不可能为了美色就拔刀相向的“痴情种”，真正导致两人反目的还是利益。

从罗贯中的故事中不难看出，他对于蜀汉阵营是极度偏爱的，俨然把他们当成了该书的*角，将他们写得过于神勇厉害，如果不是无法篡改历史，他甚至可能会直接改写真正三国历史的结局，让刘备坐上皇位。而为了进一步衬托这些*角的“无私与伟大”，也是为了增加更多的戏剧冲突，增加精彩性，罗贯中也致力于丑化“配角”。最首当其冲的就是董卓，因为他是压倒汉室走向灭亡的最后一根稻草。

“桃园三结义”表现出来的豪情与义气让它一直都是《三国演义》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但在真实的历史中，其实没有这段感人肺腑的结拜。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历史上的刘关张三人是在起义军内部相识的，因为刘备善于结交，又才能出众，张飞和关羽才选择效忠了他。虽然三人算是关系亲厚，但终究“君臣有别”，不可能以结拜为异姓兄弟，这样就*了阶级与辈分，而且关羽其实是比刘备大的。

听到他说要去参军，刘备与张飞瞬间起了兴致，邀请他同坐共饮，在与其交谈的过程中，他们得知他名叫关羽，因为不小心杀了仗势欺人的豪强，江湖流亡，最近听说此处招兵，便来到了这里，准备杀贼救民。三人目标一致，又十分志趣相投，便约定结为兄弟，次日就在附近的桃花园中焚香祭礼，郑重地举行了结拜仪式，立下了同富贵、同患难、同生共死的誓言。

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身边突然走过来了一个身高八尺，相貌威武的大汉，用洪亮的声音询问他：“大丈夫应当保家卫国，为何要在这里叹气呢？”刘备看此人气度不凡，便询问了其姓名，才知道他姓张名飞字翼德，乃是卖酒的屠夫，喜欢结交朋友，也有着济世救民之心。听完他的介绍，刘备也毫不犹豫地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也表明了自己叹气是恨自身没有救民之能。两人都是喜欢结交英豪之人，又有着共同的理想，当即一拍即合，决定去酒楼喝酒商议大事。两人刚到店中坐下，店门口就来了一个推车的九尺大汉，进门就嚷嚷着让酒保倒酒，还催促他动作快些，不要耽误自己去投军。

《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关系

期间人民流离失所，罗贯中作为一名杂剧和话本作者，生活在社会底层，了解和熟悉人民的疾苦，期望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作为底层的知识分子思考，并希望结束动荡造成的悲惨局面。由此就东汉末年的历史创作了《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