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四大名著之一，由明代小说家罗贯中编撰。这部小说以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的历史为背景，通过丰富的想象和艺术加工，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人物形象，如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等，讲述了他们之间的政治斗争、军事对抗以及联盟合作的故事。

章回体小说的特点

《三国演义》采用的是章回体结构，这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一种常见形式。章回体小说的特点包括：

1.分章节叙述：整部小说被分为若干个相对独立的章节（或称为“回”），每个章节都有一个标题，概括该章节的主要内容或精彩片段。2.连贯性与完整性：虽然每个章节可以独立成篇，但它们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故事框架。3.悬念设置：为了吸引读者继续阅读，作者往往在每一回的结尾处留下悬念，激发读者的好奇心。4.语言风格：多采用古代白话文写作，语言流畅生动，既有文言文的典雅，又不失口语化的通俗易懂。5.文化内涵：不仅讲述故事，还融入了大量的历史文化知识，反映了作者对社会、人性的深刻理解。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人物塑造：《三国演义》成功地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的性格特点鲜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情节设计：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既有宏大的战争场面，也有细腻的情感描写，展现了丰富的人性和复杂的社会关系。思想内容：作品不仅仅是一部历史小说，更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探讨了权力、忠诚、智慧等主题。

总之，《三国演义》作为一部杰出的章回体小说，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后世的文化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聪丨《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兼谈《三国演义》的读法与教法

这段文字今天读来依然发人深省。吴先生所反对这种轻佻的、“以一己主观的好恶来随意臧否历史人物”的情况，在我们今天涉及传统文化内容的教学活动中（尤其是为着求新、求异而进行的带有表演性质的教学展示中）恐怕也仍旧存在。我想这恐怕不仅仅是一个如何评价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问题，在这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我们的文化传统及其价值体系。

“我觉得，要给历史人物以正确评价，要对历史人物进行分析批判，应该是非常慎重而缜密的事。实事求是的方法，平心静气的态度，是治学问起码的条件。我们既不能用批评现代人的标准来苛责古人，也不能毫无保留地对古人全盘肯定。更应引为大忌的是，不能单从个人兴趣出发，以一己主观的好恶来随意臧否历史人物：或用嬉笑怒骂的态度对古人乱加贬斥，或对古人寄予一些无原则的同情。如果我们不认真负责地来做这件工作，不但对古人无补，反会对今天的人民大众有害。这是值得我们三思的。”（参见《古典小说漫稿》）

三国演义简谈章回体小说

在商榷文章中，吴小如先生指出历史上统治阶级对于关羽、祢衡这两个人物的推崇并不能简单归之为对劳动人民的麻醉与愚弄，其中也有对人民朴素情感的迎合——“那种袒护刘备、贬斥曹操的成分……正是当时人民大众真实情感的烙印”。譬如对于关羽这个人物形象，“封建统治阶级所渲染所‘借重’的是关羽对一姓之主的‘忠’下载真三国无双七的游戏盒子，人民大众所肯定所同情的却是关羽对刘备本人的‘义’：这二者现象相近，本质迥殊”，“黄裳先生要求写杂剧或者写演义的人在几百年前打破礼教的框框……那是同要求封建社会的人民不要讲‘义气’而要讲‘阶级友爱’一样的不妥当的。”至于祢衡这样一个“敢同统治阶级对立的人”，更是“必然会博得被统治者——从劳苦大众到贫寒知识分子都包括在内——的同情和赞美，甚至为人民大众所喜爱拥戴。”在文章结尾处，吴小如先生这样写道：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介绍著名学者吴小如先生五十年代所写的一篇文章——《从关羽祢衡问题谈到对历史人物的分析与评价》。这篇文章是与黄裳先生进行商榷的。黄裳先生在分析《三国演义》中关羽、祢衡这两个文学形象时认为关羽不过是“是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偶像”，“被利用了来宣传封建道德的处所”；而祢衡则是“统治阶级帮闲中的一位‘憨大’”，他的击鼓骂曹也不过是为了博取个人的名声而已——应该说，黄裳先生所批判和否定的不仅仅是关羽、祢衡这两个广为人们崇敬的文学形象，更是《三国演义》这部著作的整个的价值体系——如果连关羽、祢衡都不过只是统治阶级的走狗鹰犬、措大帮闲，那恐怕真的就是“洪洞县里没好人了”。

如果我们带着这样一种搜寻历史意义的视角去阅读《三国演义》，就会完全理解前文所谈到的这部著作与“小说”（novel）之间的种种差异，譬如在人物塑造方面，邓晓芒先生所批评的关羽的形象“有品格而无性格”——那是必然的！永恒的历史之道只可能彰显于关羽始终如一的忠义品格之中，焉能体现在阿基琉斯喜怒无常性格的偶然性之间！

“植根于经学的阐释学解释模式广泛地运用于史学领域，随后又深刻地影响了对其他文学样式和叙事形式的阅读行为，比如小说。在这种解释图式中，读者在面对叙事时总是带着一定的文学和文化假定与期待。他们总是首先指出在表面文本和隐藏含义中存在的隙缝和纽带，或是表面上客观的人、事记录与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层历史图式之间存在的隙缝和纽带。阅读的任务就是去把握住历史的含义，去理解在史家记录和编辑行为以及在抽象符号(symbols)、类象符号(signs)、指示符号(indexes)和构型等因素之后，所包含的道德、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这类儒家释义学开始于《春秋》经解，并延续到古代历史思维的终点，集大成于章学诚的历史哲学。它侧重于对历史意义的搜寻以理解过去。这个解释传统的生命力和广泛性在官方史学以外的各类通俗文学体裁的阅读中也同样变得越来越明显。”（第三章“中国叙事阅读中的历史阐释”）

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历史之事和历史之道真的是这样高度统一的吗？恐怕并不是。传统历史哲学的典范之作《春秋》“绝笔于获麟”就是历史之事偏离历史之道的绝好例证。更重要的是，历史之事永远是琐碎的、复杂的、凌乱的、晦暗的，政治人物的道德面貌也往往是扑朔迷离、含糊不清的，它们与历史之道之间存在着一道高深莫测的阐释的高墙，而不能为一般民众所直接把握。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需要更加简明易懂的历史——就像他们在戏曲舞台上能够轻而易举地分辨出红脸的忠臣与白脸的奸臣一样——他们需要更便于谈论的历史，需要能清楚明白地彰显历史之道的历史，或者说他们需要看上去更像历史的历史。这就像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的那样：

中国人的真理是从传统的历史哲学中得来的。而传统的历史哲学是历史之事与历史之道的统一：历史之事是有限的，历史之道是无限的；历史之事是经验性的，历史之道是超越性的；历史之事是变动不居的，历史之道是千载不易的，历史之事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之道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它们彼此印证、彼此彰显。历史之道会在客观、准确的记述中得到体现，而阅读历史的过程本身又是一个透过看似不偏不倚的历史记述去寻找、把握、阐发隐藏在其后的关于政治、道德和意识形态的模型的过程。

“如古人所见，六经皆史，要义在于事与道（或曰理）两者为一体，道理为体，事情为用，两者有着互相构成的关系，而且其互相构成关系是动态性的，道在动态中成就事，事在动态中实行道，或者说，道在事中运作才得以展开为道，事的运作也因为得道才能成其功。道与事的动态互相构成意味着一种存在的不断生长，如果动态无穷，其存在也无穷。正是道与事的‘互构性’造成了两者的一体性，所以说，道即事而事即道。道与事的一体性也提示了解释生活世界和历史时间的一种方法论：既然在事的范围内足以理解道，便不需要多余假设某种在别处的超越理念(柏拉图式)或者非人间的绝对存在（神学式）。”（《历史·山水·渔樵》“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

“以史言道，其用意所在更接近历史哲学。……与此相关，古人的历史概念在于‘历史性’而不在于‘故事性’，就是说，五经的意义在于以事载道，用功不在叙事释因。……更准确地说，历史性就是文明对时间的组织方式，而对时间的组织方式为一种文明的经验和思想赋予了可持续的意义。所以说，五经的意图不在描述历史之事，而在寻求历史之道，但历史之道必寓于历史之事，道于事中才得以成形，正所谓道不离事，所以五经选择记述了能够藏道之事。”

“《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我们现在似乎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了：《三国演义》起码不是西方近现代“novel”意义上的小说——当然，我们也就不应该简单套用西方那套阅读novel的法子来阅读它——那么《三国演义》到底该被算作什么一种性质的著作呢？这涉及到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整体理解和把握。

不难想象，听众的“颦蹙出涕”和“即喜唱快”会怎样反向地影响说书人对于刘备、曹操等人物形象的塑造，使他们的忠奸正邪愈发呈现出一种典型化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演义》并不像西方的小说（novel）那样是某一位作家的思想的结晶，烙印着着浓重的个人色彩；而是一种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产物。黑格尔曾称呼荷马和赫西俄德这些“为希腊人制定神谱的人”为“人民的教师”，我不知道把这个称呼移赠给《三国演义》那些无名的编写者、讲述者、改定者、阐释者是否也同样恰当，“他们把所得来的现成的混乱的与民族精神一致的观念和传说加以提高，加以固定，使之得到明确的意象和观念。”（《哲学史演讲录》第一卷）《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在今天依旧被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反复演绎着、讲述着，每一次演绎和讲述都是一次教化，关于中国人对于历史文化的普遍理解的教化。

第15章：读者对《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接受与认知差异

关羽的忠诚成为了一种道德楷模，深深地激励着读者。在小说中，关羽对刘备的忠诚至死不渝。无论是在曹操的威逼利诱下，还是在面对重重困难时，关羽始终坚守着对刘备的承诺。他过五关斩六将，只为回到刘备身边；在刘备最困难的时候，他不离不弃，全力辅佐。这种忠诚不仅仅是对一个人的忠诚，更是一种对信念、对原则的坚守。它激励着读者在生活中坚守自己的信念和对他人的忠诚，无论是对家人、朋友还是对自己的职业和理想。在面对诱惑和困难时，不轻易放弃，始终保持对自己所信仰的东西的忠诚。

然而，读者在阅读《三国演义》的过程中，需要保持一定的辨别能力。由于小说中存在虚构成分，读者不能将其中的所有内容都视为真实的历史。他们需要学会区分虚构与真实历史，通过与其他历史资料的对比和分析，去伪存真。例如，在阅读小说中的战争描写时，读者要明白其中可能存在夸张和虚构的成分，不能单纯地以小说中的描述来理解历史上的战役。同时，对于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也要有客观的认识，不能将其完全等同于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只有这样，读者才能在欣赏小说的精彩故事的同时，更好地完善自己的历史观，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三国演义》让读者明白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英雄人物在历史进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小说中塑造了众多鲜明的英雄人物形象，如诸葛亮、曹操、关羽、刘备等。这些人物以其卓越的才能、坚定的信念和勇敢的行动，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的决策和行动影响着历史的发展方向，让读者深刻体会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历史中的重要性。例如，诸葛亮的智谋和忠诚，为蜀汉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曹操的雄才大略，统一了北方，奠定了魏国的基础。这些英雄人物的故事让读者明白，历史不仅仅是由客观因素决定的，人的努力和选择也能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

《三国演义》让读者感受到历史的连续性和变化性。从东汉末年的天下大乱到三国鼎立的形成，再到最终的统一，整个故事呈现出一种历史的发展脉络。读者可以看到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和变化，感受到历史的前进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例如，在小说中，读者可以看到黄巾起义对东汉政权的冲击，各路诸侯的崛起以及他们之间的争斗，最终导致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之间的实力对比也在不断变化，历史的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种对历史连续性和变化性的感受，让读者明白历史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然而，当我们依据《三国志》的历史记载来审视赤壁之战时，会发现事实远非如此。赤壁之战的胜利是孙刘联军综合运用军事策略的结果。联军的胜利建立在多个因素之上，包括对双方军事形势的准确判断、合理的战略部署以及有效的战术执行。周瑜等将领对长江天险的利用、黄盖的苦肉计以及火攻战术的巧妙实施等，都是这场战役胜利的重要环节。在真实的历史中，并没有诸葛亮借东风这一神奇情节，天气因素可能只是在战争中被联军敏锐地捕捉并加以利用的一个客观条件，而不是依靠超自然力量来左右战局。

然而，从《三国志》的角度来看，曹操是一位有着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在乱世中崛起真三国无双5单机人物游戏，统一了北方，建立了稳固的政治势力。在政治上，他挟天子以令诸侯，虽然这一行为在道德层面存在争议，但从政治策略的角度来看，这使他在诸侯纷争中占据了有利地位。他积极推行一系列政治改革，如选拔人才不拘一格，打破了门第观念的限制，为寒门子弟提供了晋升的机会。在经济上，他推行屯田制，有效解决了军队的粮草问题，促进了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在军事上，他指挥了多场重要战役，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曹操对历史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他的形象远非《三国演义》中单一的“反派”所能概括。

然而，当我们翻开《三国志》，会发现一个更加真实、立体的诸葛亮。虽然他确实有着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能，但他所面临的困境和挫折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辅佐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在这个过程中，并非每次行动都一帆风顺。例如，在北伐过程中，他面临着粮草不济、内部矛盾等诸多问题。街亭之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他精心谋划，但由于马谡的失误，导致战略要地丢失，北伐大业遭受重创。这些历史记载表明，诸葛亮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在复杂的政治和军事环境中艰难前行，并非如《三国演义》中所描述的那般无所不能、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对于诸葛亮这一人物，在大众读者受《三国演义》影响而形成的观念里，他几乎被神化了。《三国演义》通过一系列精彩绝伦的情节，将诸葛亮的智慧塑造得超凡入圣。空城计中，他在兵力空虚的情况下，仅以一座空城、一把古琴，就吓退了司马懿的大军。他镇定自若地坐在城楼上抚琴，城门大开，看似毫无防备，却让生性多疑的司马懿不敢贸然进攻。这一情节让读者惊叹于诸葛亮对敌人心理的精准把握，仿佛他能洞悉一切，拥有未卜先知的能力。草船借箭的故事更是凸显了他的智谋。在看似绝境的情况下，他利用大雾天气和曹操多疑的性格，不费一兵一卒便从敌军处获得了大量的箭矢。这些神奇的计谋在小说中被描绘得绘声绘色，使得读者认为诸葛亮在任何复杂的局势下都能游刃有余，轻松化解危机。

第一部章回小说是水浒传，不是三国演义，“回”就是指的大明？

花，是“草化”，谐音“曹化”，朱姓出自邾国曹姓，这是三大名著的总符码，写的就是朱家事，因而有花和尚、花村刀笔吏、花果山、黄花观、花袭人，等等。《石头记》更是把洪武所称天命写成了无稽崖，寓意洪武之说无可稽考。无稽崖又是“吴姬鸭”，吴指吴回，颛顼是高阳氏姬姓，吴回节是姬氏吴姓，邾国曹姓当然也出自姬姓，这才有周武王大封同姓，曹挟被封到了邾国。

既是黄帝之子，朱元璋却又以祝融为国号，自称吴国公、吴王，大明这等“天命论”原本就乱七八糟的，三大名著也就借此讽喻大明太祖，说大明实亡于洪武，《水浒传》、《西游记》就以蜈蚣、多目怪暗写大明太祖。黄花观之“黄”即此喻。

朱元璋出世之年是天历元年，冷香丸、天历元年，就是从《水浒传》到《西游记》，再到《石头记》中的“天香”。黄冠，隐写的是颛顼帝爷爷黄帝，黄帝传位与颛顼，朱元璋是黄帝所赐冷香丸而生，是把自己比作了颛顼之父，继承的是黄帝的帝位。至少，朱元璋说自己不输与颛顼。所以，朱元璋说自己“继承中国帝王正统”，以五德为朱家字辈，正好对应五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