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并不是言情小说。《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由明代小说家罗贯中所著，是一部历史演义小说。它以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的历史为背景，讲述了曹操、刘备、孙权三大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斗争和联合，以及他们各自内部的政治斗争，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人物形象，如诸葛亮、曹操、关羽、张飞等。

虽然《三国演义》中也涉及了一些人物之间的情感故事，比如刘备与赵云的兄弟情谊、关羽与周瑜的英雄相惜等，但这些情感描写主要是为了丰富人物性格，增强故事情节的吸引力，并非以爱情故事为主线。因此，《三国演义》的主要内容还是集中在战争策略、政治谋略等方面，属于历史战争题材的小说。

这本书假借北宋时代的旧事，是既展现的是明代政治和社会的各种现象。很多文人墨客甚至国外的书籍都对这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褒奖。虽然其中有一些描写在世俗人眼中不妥当的地方，但其在全文所占的比例只有八十分之一。据悉，全文共计78万字左右，而不当的描写仅有一万多字。

《金瓶梅》是一部中国古代章回体言情小说，明代四大奇书有《 金瓶梅 》、《 三国演义 》、《 水浒传 》、《 西游记 》，而《金瓶梅》则位居榜首。它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分水岭，本书以男主人公西门庆的一生及其家庭中的妻妾，从发家到败落的过程，讲述了当时社会的林林总总，向我们展示了市井社会和官场社会的肮脏和丑陋。具有超现实的写实意义。

为啥“少不读红楼，老不读三国”，这两本书到底有着怎样的魔力？

三国演义是言情小说吗

想想了半天，感觉好像应该说：少不读《水浒》，中不读《红楼》，老不读《三国》，肚子饿时可读又不可读《西游》。打架，迷“淫”，诡诈，幻想，四部书都让你难以自拔。

不过红楼梦虽然不适合少年读，我们成年人来读一读可谓是增长见识，它本身属于一本人情小说，在里面你可以看到各种中国式人情游戏盒子武林外传专区，也可以看到各种为人处世与人生中的道理。除了这个它又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如果你喜欢中国历史，喜欢传统文化，那么里面一定有着非常多你感兴趣的内容。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其实想要真正的读懂红楼梦这本书，就连很多的成年人都不行，我们古典四大名著想要真正了解其中的内涵，是要研究的，要知道当时曹雪芹的家族在早期是非常兴盛的。在康熙与雍正两位皇帝在位时，曹家祖孙三代总共做了50多年的江宁织造，更是办过四次接驾的差事。

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是明代小说家罗贯中创作的一部历史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以三国时期的历史为背景，描绘了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的乱世时期，展现了英雄豪杰之间的权谋斗争、忠诚与背叛、智勇过人的故事。

《三国演义》主要讲了什么

紧接着就是第二阶段，从官渡之战结束到赤壁之战结束，书中从第三十四回到第五十回，主要描述的是整本书最浓墨重彩的一场战事—赤壁之战的前因后果。三国剧情发展到高潮，这一战之后，曹操战败，一时失去了南下统一全国的机会，刘备势力取得了荆州作为立足之地，江东孙权势力稳固了统治。

这一阶段里，著名的情节有：虎牢关之战（三英战吕布、温酒斩华雄）、水淹下坯（曹操VS吕布）、吕布辕门射戟、郭嘉遗计定辽东。很多人听说过的著名人物诸如张角、董卓、吕布、貂蝉、华雄（多半是温酒斩华雄听来的）、袁绍、袁术、孙坚、孙策、郭嘉等等，都领了便当（往后就没有戏份了）。

《三国演义》简介

张飞，字益德，张飞勇武过人，与其兄关羽并称为“万人敌”，《三国演义》中蜀国“五虎上将”。小说张飞是位重情重义嫉恶如仇，肤色黝黑的壮汉，同时又武力过人，嗓门大更是人物一大亮点，是蜀汉大臣中少有的个性鲜明的武将。传统戏曲当中，张飞都是喜剧角色，民间流传了许多关于张飞的歇后语，如：

描述的是关羽因一度被曹操所擒，在立功报答之后，拜辞曹操，护送二位嫂子，前往河北寻找兄长刘备。从许昌出发后，沿途经过东岭关、洛阳、汜水关、荥阳和滑州五处城关，斩杀了把关拦路的孔秀、孟坦、韩福、卞喜、王植和秦琪六员大将，终于得过黄河。“千里走单骑”成为关二爷忠肝义胆的象征，也是其赫赫一生的重要战绩之一。

描述的是：以袁绍、曹操等人组成的关东十八路诸侯共同讨伐董卓，然而前锋孙坚在进军汜水关时被华雄击败，华雄不可一世，在潘凤等大将接连被华雄斩杀之时，关羽主动请缨前去战华雄，在温酒未冷却的极短时间内斩杀华雄，关羽从此名震诸侯。

关羽，字云长，“美髯公”，汉寿亭侯，《三国演义》中蜀国“五虎上将”（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之首，毛宗岗称其为《演义》三绝中的“义绝”。关羽的文学形象是一个忠义仁勇、手持青龙偃月刀的武将形象，高大威猛且武艺不凡。主要事迹如下：

周瑜少与孙策交好，21岁起随孙策奔赴战场平定江东，后孙策遇刺身亡，孙权继任，周瑜将兵赴丧，以中护军的身份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建安十三年 （208年），周瑜率军与刘备联合，于赤壁之战中大败曹操，由此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

张聪丨《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兼谈《三国演义》的读法与教法

“如古人所见，六经皆史，要义在于事与道（或曰理）两者为一体，道理为体，事情为用，两者有着互相构成的关系，而且其互相构成关系是动态性的，道在动态中成就事，事在动态中实行道，或者说，道在事中运作才得以展开为道，事的运作也因为得道才能成其功。道与事的动态互相构成意味着一种存在的不断生长，如果动态无穷，其存在也无穷。正是道与事的‘互构性’造成了两者的一体性，所以说，道即事而事即道。道与事的一体性也提示了解释生活世界和历史时间的一种方法论：既然在事的范围内足以理解道，便不需要多余假设某种在别处的超越理念(柏拉图式)或者非人间的绝对存在（神学式）。”（《历史·山水·渔樵》“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

“以史言道，其用意所在更接近历史哲学。……与此相关，古人的历史概念在于‘历史性’而不在于‘故事性’，就是说，五经的意义在于以事载道，用功不在叙事释因。……更准确地说，历史性就是文明对时间的组织方式，而对时间的组织方式为一种文明的经验和思想赋予了可持续的意义。所以说，五经的意图不在描述历史之事，而在寻求历史之道，但历史之道必寓于历史之事，道于事中才得以成形，正所谓道不离事，所以五经选择记述了能够藏道之事。”

“《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我们现在似乎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了：《三国演义》起码不是西方近现代“novel”意义上的小说——当然，我们也就不应该简单套用西方那套阅读novel的法子来阅读它——那么《三国演义》到底该被算作什么一种性质的著作呢？这涉及到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整体理解和把握。

不难想象，听众的“颦蹙出涕”和“即喜唱快”会怎样反向地影响说书人对于刘备、曹操等人物形象的塑造，使他们的忠奸正邪愈发呈现出一种典型化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演义》并不像西方的小说（novel）那样是某一位作家的思想的结晶，烙印着着浓重的个人色彩；而是一种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产物。黑格尔曾称呼荷马和赫西俄德这些“为希腊人制定神谱的人”为“人民的教师”，我不知道把这个称呼移赠给《三国演义》那些无名的编写者、讲述者、改定者、阐释者是否也同样恰当，“他们把所得来的现成的混乱的与民族精神一致的观念和传说加以提高，加以固定，使之得到明确的意象和观念。”（《哲学史演讲录》第一卷）《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在今天依旧被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反复演绎着、讲述着，每一次演绎和讲述都是一次教化，关于中国人对于历史文化的普遍理解的教化。

“从前的史诗（传统叙事文本）诗人并不是其作品的唯一责任者，听众也同样负有责任，因为诗人与公众直接发生联系并且诗人的报酬也取决于这些听众的赞赏程度；另外，作品也是围绕听众转的，诗人不过是一种集体声音的个体代言人。”（托多罗夫《批评的批评》“史诗的复归”）

在传统的叙事文学的作者看来，现实中的生活往往是转瞬即逝的，缺少一种更深刻的意味。只有经典题材才有被反复讲述、反复阐释的价值。但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强调的是，正是在这种传统经典题材被反复讲述、反复阐释的过程中，数量众多的听者或读者以某种形式参与到了文本的形成过程之中——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并非一部原创意义上的作品，而是对史料典籍和民间文学的加工与改编。民国初年的文学评论家解弢在他的《小说话》中已经抓住的原创性的问题，对《三国演义》是否能够被称为“小说”的问题提出过质疑：“《三国演义》旧日颇占势力。吾谓斯书正犯历史小说两大忌：一直演正史，二虚造事实。至其演野史之一部分，乃将他人所记载者，演为白话而已，非自能发明一二事。故其书除文字稍可观外，无一能合乎小说之律。”

“在文学界，笛福和理查逊是最早不从神话、历史、传说或以前文学中取材的伟大作家。就这方面而言，他们不同于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弥尔顿，这些作家像希腊和罗马作家一样，习惯性地使用传统的故事情节。后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接受的是他们时代的一个普遍前提：因为自然本质上是完整的、一成不变的，因此它的记录，无论是圣经、传说还是历史，都构成了人类经验的权威曲目。”（《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不过话也要反过来说。读者在阅读《三国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时是不是真的会在意这些“时代错乱”细节呢？我想是不会的。这就像我们在京剧舞台上看到汉代的张苍、陈宫穿戴明代的纱帽官衣，唐代的秦琼、单通身着清代的马蹄袖箭衣一样，并不会产生任何的违和感。这倒不是因为中国人太过粗疏，而是因为在戏曲观众或小说读者看来，辞章、名物、制度、服饰、器具这些反应具体时代风貌的东西都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可能出现在这个朝代，也可能出现在那个朝代。对于这些具体的、特殊的、偶然的东西的考证复原并不会带来他们想要的“真实感”。“真实感”的来源只能是那些决定历史发展走向的更重要的因素——由文化所赋予的亘古不变的意义和价值：刘备的仁慈，曹操的奸诈，关羽的忠勇……这些才是历史永恒的支柱。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这些品格、价值、意义会冒着不同的人的名字，以不同的身份、不同形象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戏曲观众也好，小说读者也好，在这样一个由世道人心、天理循环支撑起的历史架构中才能够获得一种他们期待的真实感与崇高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演义》是超越具体时空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它所演绎的分分合合的天下大势，不是某一段历史，而是整个的历史、全部的历史。

钱先生所说的“强汉人赋七言歌行”，指的是《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刘备二顾茅庐时听到孟公威等在酒店里高唱的“壮士功名尚未成，呜呼久不遇阳春！……”与“吾皇提剑清寰海，创业垂基四百载……”两首七言歌行。其实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的“凡例”里已经谈到：“七言律诗起于唐人，俗本往往捏造古人诗句，如钟繇、王朗颂铜雀台，蔡瑁题馆驿壁，皆伪作七言律诗，殊为识者所笑，必悉依古本削去。”——但书中依然还会留有七言歌行这样唐代才会出现的诗文，足见“时代错乱”的问题在《三国演义》中是改不胜改的。

“譬如毛宗岗《古本三国演义》诩能削去‘俗本’之汉人七绝律，而乃强汉人赋七言歌行，徒资笑柄，无异陆机点评苏轼《赤壁赋》、米芾书申涵光《铜雀台怀古诗》、王羲之书苏轼《赤壁赋》、仇英画《红楼梦》故事等话把矣。”

伊恩·瓦特所说的“时代错乱”电脑和手机网页游戏一样吗，在中国的戏曲和小说中都是常见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管锥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七一）“词章中之时代错乱”一节中所罗列的材料，其中钱钟书先生也提到了毛本《三国演义》中的一处疏漏：

《三国演义》是一本怎样的书？

同时，《三国演义》在文学方面也有着重要的贡献。 作者罗贯中运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突出了历史人物的特点，刻画了鲜活的人物形象，塑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英雄形象。除此之外， 《三国演义》在题材、结构和语言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珍品之一，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

《三国演义》的成书版本和作者

《三国演义》的版本有数十种，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四种。现存最早的是嘉靖本，书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明嘉靖壬午(1522)刊刻，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全书分二百四十则，二十四卷，约八十万字。卷首有弘治甲寅(1494)庸愚子(蒋大器)序和嘉靖壬午(1522)关中修髯子(张尚德)小引。序云：“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誉录，以便观览",《引》云“简帙浩瀚，善本甚难，请寿诸梓，公之四方。”加之该书注释内容，可推知该书不会晚于元末明初成书，先以抄本流传，嘉靖本有可能是最早的刻本。

三国题材的戏曲也非常丰富，从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到司马昭复夺受禅台几乎都有剧本。金院本中就有《襄阳会》、《刺董卓》、《赤壁鏖兵》等剧目，南戏中也有《貂蝉女》、《周小郎月夜戏小乔》等剧目，元杂剧中有六十余种，《单刀会》、《西蜀梦》、《襄阳会》、《隔江斗智》、《三战吕布》、《火烧战船》都是其中的名作，还有部分内容为《三国演义》所没有。

由讲史话本整理而成的文学读本就是平话，平话亦称“评话”,以其"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①现存说三分的平话有两种：一种是《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扉页有“甲午新刊”字样，即指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建安(今福建建瓯)刻本，另一种是《全相平话五种》之一的《三国志平话》,是元英宗至治(1321—1323)年间建安虞氏刻本，约八万字，分上中下三卷，内容与《三分事略》基本相同而叙述较详。记述刘邦、吕雉屈杀韩信、彭越、英布，司马仲相受命在阴间了结此案，使刘邦转生为汉献帝，吕雉转生为伏皇后，韩信、彭越、英布、司马仲相分别托生为曹操、孙权、刘备、司马懿，报仇的报仇，领赏的领赏。三国归晋后，刘禅的外孙刘渊从匈奴起兵反晋，自称后汉，灭晋报刘禅之仇。平话的内容除上述因果报应外，绝大部分为《三国演义》所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