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吾，即李贽（1527年10月26日—1602年6月17日），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他以敢于挑战传统儒家思想而著称，其对《三国演义》的评论也是其文学批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卓吾对《三国演义》的评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物塑造：李卓吾非常赞赏《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他认为书中的人物性格鲜明，如刘备的仁德、曹操的奸诈、关羽的忠勇等，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特别提到，作者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腻刻画，使得这些历史人物更加立体、生动。

2.情节安排：在情节安排上，李卓吾认为《三国演义》巧妙地将历史事实与虚构故事相结合，不仅保持了历史的真实性，同时也增加了作品的艺术魅力。他对书中的许多经典情节，如“草船借箭”、“空城计”等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些情节设计既符合逻辑又充满智慧。

3.语言艺术：李卓吾还赞扬了《三国演义》的语言艺术。他认为该书文笔流畅、用词准确，既能准确表达情感又能恰当地描绘场景，使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氛围。

4.历史观与价值观：虽然李卓吾对《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但他也指出，书中存在一些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情况，比如过分美化某些人物或事件。此外，他还从自己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出发，对书中所体现的一些封建伦理观念提出了批评。

总的来说，李卓吾对《三国演义》的评价是全面而深刻的，既有对其艺术价值的高度认可，也不乏对其不足之处的客观分析，这反映了他作为一位思想家的独特视角和深刻见解。

总而言之，对于“说书体”小说，我们不能将其与文人书面创作的小说混为一谈，而要从民间说书的角度，充分考虑口头记忆、书场创编与听众接受等实际因素的制约，在认知、理解口头叙事规律与特征的基础上，对其思想与艺术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因此，对于“说书体”小说，我们不宜用文人书面文学创作的标准，批评它们陈陈相因、缺乏新意，而应充分了解口头文学的创编特点，明白“说书体”小说叙事水平的高低，不在于其故事情节是否新颖、独创，而在于其是否能从民众的生活、情感与愿望出发去推陈出新，引人入胜。实际上，像《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说唐全传》《说岳全传》以及《三侠五义》《小五义》这样的小说，过去之所以家喻户晓，问题恐怕不在于其独创性成分的多少，而在于它们叙述的英雄人物故事本身就非同凡响，而且采用的是基于民间口头传统、为民众所熟悉和喜爱的母题和情节套路来叙述、传递给民众的。如果其叙事不采用那些母题或套路，它们很可能就不会产生那么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了。

李卓吾评三国演义小说

“说书体”小说在建构故事情节时还形成了不少框架模式或曰情节套路。例如，受宋元以来民间说书的影响，《三国演义》建构的关云长“过关斩将”模式，《水浒传》建构的“犯罪—流亡—历险—落草”模式以及由征辽、平方腊构成的“征讨”模式，《西游记》建构的“途经某地—妖捉唐僧—悟空降妖……”历险模式，这些情节模式一旦成型，再经由明清时期的说三国、说水浒、说西游等在说书场域中的广泛传播，就会被反复套用在“说唐”“说岳”“说狄青”“说呼家将”等系列说书体小说中。就拿《水浒传》确立的“征讨”模式来说，该模式在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狄家将征西与平南等小说中就反复出现，以至于“攻不完的关隘，打不完的城池”等变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叙事套路。

对于“说书体”小说中常见的一些“母题”，诸如比武、打擂、打虎、举鼎、结义、落草、卖刀、当锏、得天书、吟反诗、劫法场、祭铁丘坟、摆空城计、摆阵破阵、盗宝拿贼、抛打绣球、坐山招夫、三请某某人、三打某某地等，也应作如是观。实际上，这些“母题”属于民间说书场域中的“共有资源”或“公用段落”，由于为广大受众喜闻乐见，因而不断地被说书艺人套用在不同题材的书目当中。

如有的学者发现《三遂平妖传》与《水浒传》有十三篇诗词赋赞是一样的，于是认为两书为同一人所作。其实，对于民间说书人而言，诗词赋赞本来就是一种程式化的东西，说“水浒”故事的艺人可以用，说“平妖”故事的艺人可以用，说“西游”、说“封神”故事的艺人也同样可以用（如《西游记》与《封神演义》至少有二十五首赞词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些诗词赋赞在说书领域几乎可以到处搬用。因此，当文人作家取材于艺人演说的“水浒”“平妖”“西游”“封神”等故事来写定《水浒传》《平妖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小说时，它们之间出现诗词赋赞之间的雷同现象无门槛提现的游戏盒子，实不足为怪。这种雷同并非出自写定者之手，而是写定者汲取的民间说书成果原本就存在。因此，也就不能以此说明它们的写定者是否为同一人，也不能据之说明它们之间到底谁抄袭了谁。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滥觞于民间说书。敦煌变文、宋元话本自不必说，明清时期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以及公案侠义小说等，往往也在不同程度上得力于民间说书的孕育。对于受民间说书孕育而生成的白话小说，不妨称之为“说书体”小说。

日本人所说的三国志与中国的有何区别？

此外也有一些错误，例如王垕和泠苞被写成了王垢和冷苞，最蛋疼的是蜀汉的国号直接就是“蜀”，蜀汉朝廷自称“大蜀”，刘备和刘禅是“蜀帝”。不过在有关诸葛亮的部分吉川又加入了一些学术界的考证内容，还解释了“刘安杀妻”这件事的不同价值观的问题。

一些特别的情节被沿用了下来，例如让孙权骑马飞跃小师桥的人从谷利变成了凌统，关平在襄樊战役打开水门执行了水淹七军的计策。还有部分日式表达也流传颇广，例如吕布赵云有“鬼神之勇”，姜维孙尚香分别有“麒麟儿”和“弓腰姬”的外号，反间计改叫“敌中作敌”，“关羽千里行”和“孙吴的热情”则直接出自章节标题。

部分人物的形象被进行了再创作，增加了细节，例如张宝作法时口含咒符，曹操是身材苗条的白脸帅哥，赵云身骑公孙瓒赠送的白马，邹氏擅长弹奏胡琴，陈珪是身患重病的老人，马超擅长带领骑兵，朵思大王是南中第一智者，姜维年龄变小并且是大帅哥，诸葛亮极其信任马岱甚至在死后将兵权托付给他等等。

这段情节里刘备救出的那位富家小姐叫作鸿芙蓉，原本吉川给她埋了条支线，因为后来放弃原创而被坑掉了。再次上线时已经成了刘备的老婆，而且被叫称作糜夫人，也没解释这称呼是咋回事，并且作者还将其名字误记为了“白芙蓉”。

可以明显感觉到吉川在一开始对这部小说得野心是非常大的，准备对整个三国剧情进行彻底地改编，甚至在刚开始讨伐黄巾军时还专门写了刘备等人如何招募乡勇以及解决后勤的事，并且初期在刻画曹操时加入了一些史书里的内容，想要更多展现历史上的曹操。估计是后来发现自己的笔力无法驾驭住如此庞大复杂的内容，从第二卷开始此类内容便大幅减少，基本完全按照演义原本的内容来进行改写。

最后再顺应题目，讲点吉川英治在自己小说里加入的原创设计。吉川英治版三国和三国演义的最大差别有两点，一是完结于五丈原，没有详写后期司马家夺权以及吴蜀灭亡的故事，二是在小说开头桃园结义的部分加入了大量以刘备为主角的原创剧情。这段情节的内容大致是刘备用卖草鞋赚来的钱去外地帮母亲买茶叶时遭黄巾军擒获，得张飞搭救而幸免，同时还救了一名富家小姐，后经张飞引荐认识了教书先生关羽，随后三人结为兄弟共同讨伐黄巾。

在这种情况下，单单把“三国志”理解成三国演义、史书三国志、吉川英治三国志显然都是不合适的，这个词在日语里已经严重口语化，成了一个可以指代一切和三国相关事物的词汇。日本人是这样形容的：“三国志”的世界以三国演义为基础不断进行发展，不光在日本，在全世界也广为流传（「三国志」の世界は『三国志演義』を基としてその後も発展を続け、日本だけでなく、世界中に広まった）。

说到这里，日本的引进方有个奇怪的惯例，就是作品只要和三国沾点关系，在被引进日本后会有很大概率在标题里塞进“三国志”这几个字。上面提到的老三国和新三国就不用多说了，电影华佗与曹操引进日本后，标题被改成“三国志外传 曹操与华佗”，电视剧诸葛亮改成了“三国志 诸葛孔明”，铜雀台改成了“暗杀曹操 三国志外传”，关云长被改成“三国志英杰传 关羽”，三国机密被改成“三国志 Secret of Three Kingdoms”，军师联盟改成“三国志〜司馬懿 軍師連盟〜”，关公的剧场标题是“三国志 伟大的飞翔”，DVD标题是“三国志 武将列传”，见龙卸甲干脆直接就叫“三国志”。80年代的三国演义连环画虽然没有引进到日本，但日本方面还是称其为“连环图画三国志”。

连关羽都回答不了的问题，咱们也不必费心劳神，还不如讨论三个更简单的问题：按照《三国演义》的描述，关羽和张飞谁的武功更高？如果他们不是结义兄弟而是不共戴天之仇，生死相搏需要多少回合能决出胜负？青龙偃月刀对丈八蛇矛，最终获胜者会是谁？

张飞是不是圣人不好说，要是在三国名将中评选武圣人，是应该选关羽还是选张飞，这个问题，读者诸君自有公论，张飞那几句诛心之问，估计一般人都回答不了。

按照李卓吾的说法，如果“误会”不解开，关羽肯定危险，毛宗岗和李渔也持同样意见：“桃园之誓，不求同生，但求同死。今你既背义，则你死我活，方为快也。字字愤，声声激。降曹即是负刘，负刘即是负义；义则兄之，负义则人之——翼德真圣人也。”

李卓吾先生在点评《三国演义》的时候，也替关羽捏了一把冷汗：“张飞是一诚无伪圣贤，故欲杀无义人如狗彘、如虎狼、如蛇蝎，幸云长非其人耳。不然，亦危矣哉！”

张飞绣花粗中有细，当然知道关羽并不是算计自己的，所以根本就不可能真下狠手，如果蔡阳跟关羽真是一路的，那肯定就要发生悲剧：不是张飞被斩于青龙刀下，就是关羽被丈八蛇矛戳伤。

张飞表面上暴跳如雷，心里是高兴还是悲伤，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兄弟二人迅速重归于好，说明张飞从来就没想过真的要干掉二哥，这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不应该有的悬念：如果关羽真心投靠曹操并来攻打张飞，两人生死相搏，最后结果又将如何？

从张飞收手这一举动，我们就理解了他的苦心：关羽降曹后心里一定十分愧疚，张飞要是不生气，关羽肯定更不好受，这一方痛骂、两次挥矛，恰好让关羽受到了“批评”和“惩罚”，这件事就可以翻篇了。

张飞的丈八蛇矛猛如霹雳快如闪电，但是关羽一摆手，他就停住了——如果张飞真想一矛将关羽搠于马下，怎么能迅速收手并听关羽解释？

张飞这番怒斥，关羽还真不好回答。要不是蔡阳赶来凑热闹，这场面还真不好收拾。也正是蔡阳赶来，让我们看出张飞的暴怒只是痛心而没有杀心：“张飞大怒，挺丈八蛇矛便搠将来，关公急止之。”

张飞一矛“不中”，并没有继续进攻，而是展开吐槽模式：“你既无义，有何面目来与我相见！你背了兄长，降了曹操，封侯赐爵。今又来赚我！我今与你拼个死活！忠臣宁死而不辱。大丈夫岂有事二主之理！”

孔子曾对颜回说过：“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我们看到的张飞“失手”，未必是真的刺偏了，他那一矛可能是故意放慢，也可能是另有深意和良苦用心。

张飞在古城已经招募了三五千人马，他听到关羽到来的消息，披挂持矛上马带了一千出城迎战，而关羽却把青龙偃月刀交给了周仓，于是惊险的一幕出现了：“只见张飞圆睁环眼，倒竖虎须，吼声如雷，挥矛向关公便搠。”

关羽跟纪灵大战的时候还没有赤兔马，而他的战马又不太给力，所以跟纪灵打架的时候，没有完全发挥好，但是在古城之战时，关羽已经有了赤兔马，而张飞骑的还是那匹乌骓，这时候二人谁更厉害，就值得商榷了。

关羽尽全力而没能在三十回合之内斩杀纪灵，张飞却只用了不到十个回合就打完收工：“张飞更不打话，直取纪灵。斗无十合，张飞大喝一声，刺纪灵于马下。”

杀气腾腾的关羽在三十回合之内并没有将纪灵斩于马下，后来不依不饶等着再打，但是纪灵坚决不肯露头，于是大怒的关羽一刀砍了纪灵的部将荀正。

关羽这句话并非虚夸，在他万马军中斩颜良之前，张飞已经显示了比他更高的武功和战力，用来证明这一点的，就是袁术首席大将、手使五十斤大刀的纪灵。

虽然二哥和三弟在古城之战前不曾交手，但是关羽在斩颜良之后，还是承认张飞更猛：“某何足道哉！吾弟张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如探囊取物耳。”

咱们今天抛开三国正史，只看《三国演义》，用关张二人在小说中的表现，特别是古城之战中张飞手持长矛也没挑落赤手空拳的关羽这件事，来品评一下这两位万人敌的武功高下。

关羽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张飞据水断桥喝退曹军，把曹魏中期顶级名将张郃打得弃马缘山而逃，看起来是关羽的“武功（古代的武功的意思除了武力和武术，还包括军事方面取得的成就战功）”确实是要比张飞略逊一筹。

关羽是刘备阵营首席大将、二号人物，这一点毋庸置疑，如果以《三国演义》为依据来评价关羽张飞的武功，结论可能就会稍有不同了：关羽是张飞的哥哥不假，但其武功未必就强于张飞，在三国上千名将中，跟吕布单挑一百回合而不败的，只有张飞一人而已，关羽尊称吕布为“吕将军”，张飞则直接叫吕布“三姓家奴”。

“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飞雄壮威猛，亚于关羽。”按照字典的解释，“亚于”是“次于，比不上”的意思，于是有人说张飞的武功比不上关羽。

西游记中这项“历史第一”，对四大名著的其它三部联想电脑一直弹出网页游戏，产生重要作用

我们今天看的一百二十回的回目，实际上是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以李卓吾评本为基础，重批《三国演义》时加上去的，他们父子对回目和正文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增删，其中最经典的修改就是，在开篇加上了那篇杨慎的《临江仙》。

世德堂本诞生于万历二十年的金陵，而比世德堂本诞生还晚，也是在金陵，约1609—1619年刊行的《新锓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全书仍只有“则目”，而没有“回目”，目前这个版本只有两本，分别藏于大英博物馆和牛津大学图书馆。

该书共24卷，每卷10则，共240则，每则前有七言一句的小目。直到天启年间的《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才将240则合并为120回，回目也由单句变成了双句，还增加了一些内容。“李卓吾先生”就是明末著名思想家李贽，但实为无锡人叶昼伪托李贽之名。

旷世兵书《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古代四大名著之一。诞生于明代初期，最早的版本为明代嘉靖版本。受历代评书者青睐，目前流传版本中久负盛名的是李卓吾评本，毛宗岗评本。毛宗岗评本是清代版本，对《三国演义》的流传有积极意义。自毛宗岗评本出，大多数版本都废了。

《三国演义》版本演变述略

除以上六处外，尚有十四处涉及关索的内容。以上从余本残存的十四卷中的描写，足见出关索是小说中颇令人瞩目的角色。宋元时期，有不少关于关索的记载，明成化戊戌十四年（1478）还曾重刊过据说翻印元本的说唱词话《花关索传》。如此一位传奇人物，为何在嘉靖本中销声匿迹，而到了后出的余本中，却又活跃频繁呢？是刻书家为吸引读者兴趣、提高经济效益而随意妄加出来的吗？果真如此，我们倒要佩服改编者技艺的高超精妙了。

三、批评本系统：包括吴观明本、宝翰楼本、藜光楼本、绿荫堂本、钟伯敬本、芥子园本、两衡堂本、遗香堂本等。该系统与志传系统的建本间存在着一定的血缘关系。吴观明本的刊行地是福建建阳；藜光楼本虽题作《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然第一百回回末却袭用建本书名，作《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传》；志传系统的朱鼎臣本书名本为《三国志史传》，但封面却袭用建本特有的书名：《李卓吾先生批点原本三国志传》。不过，宝翰楼本、藜光楼本和绿荫堂本的刊刻地点已从建阳移到苏州；它们不但与志传系统决裂，同时也有别于通俗演义系统，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将二百四十则改为一百二十回，并借助增加李卓吾或李笠翁或钟伯敬的批评来抬高自己的身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