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由明代小说家罗贯中编撰。这部小说以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的历史为背景，讲述了曹操、刘备、孙权三位英雄及其集团之间的斗争，以及他们如何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故事。《三国演义》不仅是一部历史小说，也融入了大量民间传说和作者的想象，因此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等方面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而基于《三国演义》改编的电影或电视剧，则是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通过现代影视技术手段进行再创作的作品。它们之间存在以下几点主要区别：

1.表现形式：小说是以文字的形式展现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需要读者通过自己的想象力来构建场景；而电影则是利用影像、声音等多媒体手段直接呈现给观众，更加直观生动。

2.内容详略：由于篇幅限制，电影往往只能选取原著中的某些重要片段或事件进行重点展现，无法像小说那样全面细致地描绘整个故事脉络和所有人物关系。

3.艺术加工：为了适应不同媒介的特点，电影在改编过程中可能会对原著内容进行适当调整或创新，比如增加新的角色、改变某些情节发展等，以增强戏剧性和观赏性。

4.受众体验：阅读小说是一种个人化的体验过程，每个人的理解和感受可能都不尽相同；观看电影则更多地依赖于导演、演员等创作者的解读与表达，观众更容易受到作品整体氛围的影响。

总之，《三国演义》的小说和电影各有特色，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为人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享受。

相较原版《三国演义》，电影《赤壁下》在多处弥补了原著“漏洞”

不少影评人说《赤壁下》的刘备缺乏王者之风，但他在电影中对赤壁之战的贡献，却比小说要大得多了，不但有部署地以假撤兵迷惑对手、有意识地以此激励下属的求战欲望，还有胆量派军直捣曹操的陆军大本营，甚至让这变成了真正的致胜关键。

《三国演义》小说里的刘备军队在赤壁之战中，纯粹只担任趁火打劫的角色，任务相当“艰巨”，也就是在曹军败后包抄其退路，让赵云、张飞、关羽先后伏击。那时候大局已定，刘备以此自居“大功”，乘虚而入，夺取了一半荆州。虽说他兵微将寡，但爱护他的读者，也难免代其问心有愧。

三国演义小说和电影区别

重温经典丨仲呈祥评《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全书主旨，倡导和平。没有之一，没有例外，没有如果。聆听天道街机三国 steam 单机游戏，大道至简，道法自然，物异理同。不可或缺。

从小说的文学思维到电视剧的视听艺术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的转换。小说的结构原则是时间，而电视剧的结构原则是空间。两者在思维结构和叙事方式上恰好相左。著名文艺理论家、美学家何其芳先生和钟惦棐先生都曾就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课题提出过精辟言论——聪明的改编者应当把小说以文学思维铸成的艺术之山消融掉、粉碎掉，仅仅把它当成一堆未经加工的素材，然后再用电影的视听思维把这堆素材重塑一座电影的艺术之山。

电视剧的文化内涵和美学品味的高低，攸关国民整体精神素质的提高——文化内涵和美学品位高，产生正面效应；反之，则产生负面效应。电视剧创作理应努力扩大正面效应而尽量缩小负面效应。改编古典名著，是一条很有现实意义的捷径。像《三国演义》这样的古典名著，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很高的美学品位，为改编电视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总体上说，我是电视剧《三国演义》的肯定派。在当今，电视剧这门新兴崛起的艺术“君”临文坛，其覆盖面之广、影响力之大、渗透性之强，都为其他艺术形式难以企及。因此，改编古典名著，把《三国演义》搬上荧屏、走进万户千家，实在是普及和弘扬我国优秀民族文化的壮举，功不可没!

邵氏电影对《三国演义》的改编理念

张彻在片中将于吉塑造成既有仙风道骨又具武艺高强的人物，使之呈现出道家仙道与江湖侠客完美融合的独特气质。同时，他还创作了五位侠义忠心的于吉徒弟，使之成为于吉道法不倒、侠义长存的体现。这种人物重塑明显渗透了张彻的个人化风格，折射出他独特的“道、侠”文化理念。

李翰祥在片中加盖了貂蝉因战乱失去家人的前传，使她加入王允幕府作为歌姬成为合理必然。同时，李氏让貂蝉与吕布有了短暂的恋情，最终二人白头偕老，由此塑造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貂蝉命运轨迹，避免了原著中貂蝉在斩董后不知所终可能带来的悲剧色彩。这种程式化的改编手法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貂蝉的形象质感，也体现出李翰祥极力避免《三国演义》中女性“祸水”意味的创作倾向。

张聪丨《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兼谈《三国演义》的读法与教法

“植根于经学的阐释学解释模式广泛地运用于史学领域，随后又深刻地影响了对其他文学样式和叙事形式的阅读行为，比如小说。在这种解释图式中，读者在面对叙事时总是带着一定的文学和文化假定与期待。他们总是首先指出在表面文本和隐藏含义中存在的隙缝和纽带，或是表面上客观的人、事记录与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层历史图式之间存在的隙缝和纽带。阅读的任务就是去把握住历史的含义，去理解在史家记录和编辑行为以及在抽象符号(symbols)、类象符号(signs)、指示符号(indexes)和构型等因素之后，所包含的道德、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这类儒家释义学开始于《春秋》经解，并延续到古代历史思维的终点，集大成于章学诚的历史哲学。它侧重于对历史意义的搜寻以理解过去。这个解释传统的生命力和广泛性在官方史学以外的各类通俗文学体裁的阅读中也同样变得越来越明显。”（第三章“中国叙事阅读中的历史阐释”）

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历史之事和历史之道真的是这样高度统一的吗？恐怕并不是。传统历史哲学的典范之作《春秋》“绝笔于获麟”就是历史之事偏离历史之道的绝好例证。更重要的是，历史之事永远是琐碎的、复杂的、凌乱的、晦暗的，政治人物的道德面貌也往往是扑朔迷离、含糊不清的，它们与历史之道之间存在着一道高深莫测的阐释的高墙，而不能为一般民众所直接把握。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需要更加简明易懂的历史——就像他们在戏曲舞台上能够轻而易举地分辨出红脸的忠臣与白脸的奸臣一样——他们需要更便于谈论的历史，需要能清楚明白地彰显历史之道的历史，或者说他们需要看上去更像历史的历史。这就像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的那样：

中国人的真理是从传统的历史哲学中得来的。而传统的历史哲学是历史之事与历史之道的统一：历史之事是有限的，历史之道是无限的；历史之事是经验性的，历史之道是超越性的；历史之事是变动不居的，历史之道是千载不易的，历史之事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之道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它们彼此印证、彼此彰显。历史之道会在客观、准确的记述中得到体现，而阅读历史的过程本身又是一个透过看似不偏不倚的历史记述去寻找、把握、阐发隐藏在其后的关于政治、道德和意识形态的模型的过程。

“如古人所见，六经皆史，要义在于事与道（或曰理）两者为一体，道理为体，事情为用，两者有着互相构成的关系，而且其互相构成关系是动态性的，道在动态中成就事，事在动态中实行道，或者说，道在事中运作才得以展开为道，事的运作也因为得道才能成其功。道与事的动态互相构成意味着一种存在的不断生长，如果动态无穷，其存在也无穷。正是道与事的‘互构性’造成了两者的一体性，所以说，道即事而事即道。道与事的一体性也提示了解释生活世界和历史时间的一种方法论：既然在事的范围内足以理解道，便不需要多余假设某种在别处的超越理念(柏拉图式)或者非人间的绝对存在（神学式）。”（《历史·山水·渔樵》“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

“以史言道，其用意所在更接近历史哲学。……与此相关，古人的历史概念在于‘历史性’而不在于‘故事性’，就是说，五经的意义在于以事载道，用功不在叙事释因。……更准确地说，历史性就是文明对时间的组织方式，而对时间的组织方式为一种文明的经验和思想赋予了可持续的意义。所以说，五经的意图不在描述历史之事，而在寻求历史之道，但历史之道必寓于历史之事，道于事中才得以成形，正所谓道不离事，所以五经选择记述了能够藏道之事。”

“《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我们现在似乎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了：《三国演义》起码不是西方近现代“novel”意义上的小说——当然，我们也就不应该简单套用西方那套阅读novel的法子来阅读它——那么《三国演义》到底该被算作什么一种性质的著作呢？这涉及到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整体理解和把握。

不难想象，听众的“颦蹙出涕”和“即喜唱快”会怎样反向地影响说书人对于刘备、曹操等人物形象的塑造，使他们的忠奸正邪愈发呈现出一种典型化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演义》并不像西方的小说（novel）那样是某一位作家的思想的结晶，烙印着着浓重的个人色彩；而是一种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产物。黑格尔曾称呼荷马和赫西俄德这些“为希腊人制定神谱的人”为“人民的教师”，我不知道把这个称呼移赠给《三国演义》那些无名的编写者、讲述者、改定者、阐释者是否也同样恰当，“他们把所得来的现成的混乱的与民族精神一致的观念和传说加以提高，加以固定，使之得到明确的意象和观念。”（《哲学史演讲录》第一卷）《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在今天依旧被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反复演绎着、讲述着，每一次演绎和讲述都是一次教化，关于中国人对于历史文化的普遍理解的教化。

“从前的史诗（传统叙事文本）诗人并不是其作品的唯一责任者，听众也同样负有责任，因为诗人与公众直接发生联系并且诗人的报酬也取决于这些听众的赞赏程度；另外，作品也是围绕听众转的，诗人不过是一种集体声音的个体代言人。”（托多罗夫《批评的批评》“史诗的复归”）

在传统的叙事文学的作者看来，现实中的生活往往是转瞬即逝的，缺少一种更深刻的意味。只有经典题材才有被反复讲述、反复阐释的价值。但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强调的是，正是在这种传统经典题材被反复讲述、反复阐释的过程中，数量众多的听者或读者以某种形式参与到了文本的形成过程之中——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并非一部原创意义上的作品，而是对史料典籍和民间文学的加工与改编。民国初年的文学评论家解弢在他的《小说话》中已经抓住的原创性的问题，对《三国演义》是否能够被称为“小说”的问题提出过质疑：“《三国演义》旧日颇占势力。吾谓斯书正犯历史小说两大忌：一直演正史，二虚造事实。至其演野史之一部分，乃将他人所记载者，演为白话而已，非自能发明一二事。故其书除文字稍可观外，无一能合乎小说之律。”

“在文学界，笛福和理查逊是最早不从神话、历史、传说或以前文学中取材的伟大作家。就这方面而言，他们不同于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弥尔顿，这些作家像希腊和罗马作家一样，习惯性地使用传统的故事情节。后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接受的是他们时代的一个普遍前提：因为自然本质上是完整的、一成不变的，因此它的记录，无论是圣经、传说还是历史，都构成了人类经验的权威曲目。”（《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不过话也要反过来说。读者在阅读《三国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时是不是真的会在意这些“时代错乱”细节呢？我想是不会的。这就像我们在京剧舞台上看到汉代的张苍、陈宫穿戴明代的纱帽官衣，唐代的秦琼、单通身着清代的马蹄袖箭衣一样，并不会产生任何的违和感。这倒不是因为中国人太过粗疏，而是因为在戏曲观众或小说读者看来，辞章、名物、制度、服饰、器具这些反应具体时代风貌的东西都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可能出现在这个朝代，也可能出现在那个朝代。对于这些具体的、特殊的、偶然的东西的考证复原并不会带来他们想要的“真实感”。“真实感”的来源只能是那些决定历史发展走向的更重要的因素——由文化所赋予的亘古不变的意义和价值：刘备的仁慈，曹操的奸诈，关羽的忠勇……这些才是历史永恒的支柱。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这些品格、价值、意义会冒着不同的人的名字，以不同的身份、不同形象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戏曲观众也好，小说读者也好，在这样一个由世道人心、天理循环支撑起的历史架构中才能够获得一种他们期待的真实感与崇高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演义》是超越具体时空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它所演绎的分分合合的天下大势，不是某一段历史，而是整个的历史、全部的历史。

“得人心者得天下”，既是一句古语，也是一句新声。既是耳熟能详的，也是容易视若罔闻的。既是至理名言，往往也是被熟视无睹的。“莫道慎终非追远，从来圣贤不欺瞒。”《三国演义》之所以能流传至今，一是之与人们对它的喜爱，二是它流传的本身也证明了‘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句话。在人的世界里，无论你从事什么行业，只要是论成败，都没有逃出此句话的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讲，正确认识、解读《三国演义》，对于我们每个人，都将是有着一种正向的意义。诚如陈六子与康熙帝，无疑，他们是正确认识、解读《三国演义》之人。并且，将自己的认识、解读与自己的人生实践相结合，堪称知行合一的典范。

戏剧、影视剧的效果，基本上是强化了统一的认知，使得人物形象固定格式化了。而读书与听评书则不然，他给读者与听众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使得每个受众，皆因自己的感受不同，形成自己心目中所认知的人物形象。这就是读书、听评书与看戏曲、影视剧的不同之处。所以，改编名著，特别是古典文学名著一定要慎重。否则的话，稍有差池就会落个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结果。典型的案例就是改编成各种艺术形式的《白蛇传》。《白蛇传》取材于冯梦龙《警世通言》中的一段儿，即《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现在所改编的《白蛇传》，不论是戏曲、还是影视剧，基本上是迎合了大众的欣赏水平与偏好。与原著的本意，已经相去甚远，现在的《白蛇传》与之原著，已是有着天壤之别了。

聊聊《三国演义》小说

突然发现，三国演义里名字两个字人挺多的，说说看：刘备，刘备儿子—刘禅，关羽，张飞，赵云，黄忠，曹操，王充，袁术，袁绍，马谡，孟获，孙坚，孙策，孙权，鲁肃，周瑜，姜维，徐庶（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马超，……。而三个字的名字相对来说就少，诸葛亮，司马懿，吕伯奢，等等。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罗贯中也曾有志于王业，只是看到天下终归朱元璋才不得已退出江湖。由于曾与朱元璋为敌，罗贯中断了读书做官的念头，转而发愤著书。除了《三国演义》，他还著有《三遂平妖传》(20回本)，《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和《隋唐志传》等著作，都是政治和英雄小说，与他的平生抱负倒也吻合。据传他还与施耐庵合作，共同创作了另一部著名古典小说《水浒传》。但是，成就最大的还属《三国演义》。

裴松之三国志游戏单机一分钟读懂《三国演义》【罗贯中】

《三国演义》的结构非常庞杂，共120回。小说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分为三部分，分别是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的群雄逐鹿以及魏、蜀、吴三国的统治和战争。每个部分又按照时间线索，分为若干个章节，每个章节以一个故事或一个战役为主线展开。

曾经称为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小说——《三国演义》

但由于小说《三国演义》在民间的广泛流传，人们把小说中的曹操当成了历史上的曹操，一提起曹操就认为他是个奸诈、狡猾、阴险的人物。这是很不应该的。我认为研究三国的历史也好，小说《三国演义》也好，首先应该把历史上的曹操和小说、戏剧舞台上的曹操区分开来，还历史上曹操的本来面目。

小说第一回介绍刘备时说：此人“生得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朱”。后来又“跨下黄鬃马，手掣双股剑”，从而构成小说刘备8的整体形象：作品不仅通过大量的具体故事和人物评价刻画了刘备抱负远大、恭己待人和城府很深的性格特点。

《三国演义》主要讲了什么

这一阶段里，著名的情节有：虎牢关之战（三英战吕布、温酒斩华雄）、水淹下坯（曹操VS吕布）、吕布辕门射戟、郭嘉遗计定辽东。很多人听说过的著名人物诸如张角、董卓、吕布、貂蝉、华雄（多半是温酒斩华雄听来的）、袁绍、袁术、孙坚、孙策、郭嘉等等，都领了便当（往后就没有戏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