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四大名著之一，由明代小说家罗贯中编撰。它以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的历史为背景，讲述了曹操、刘备、孙权三大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斗争，以及众多英雄人物的事迹。这部小说不仅是一部历史小说，还融合了民间传说、戏曲故事等多种元素，因此在叙述方式上具有一定的复调性。

复调小说（PolyphonicNovel）这一概念是由俄国文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提出的，主要用于描述那些包含多个独立或相对独立的声音、视角和意识的作品。这些声音在文本中相互对话、争辩，形成了一种多元的叙事结构。虽然《三国演义》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复调小说，但它确实展现了不同人物的观点和立场，尤其是在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描述上，体现了多重视角的特点。例如，在描绘赤壁之战时，书中既表现了诸葛亮的智慧与谋略，也展现了周瑜的英勇与机智，还有曹操的雄心壮志与失败后的悲凉，这些不同的视角共同构成了这一经典战役的丰富图景。

综上所述，《三国演义》虽然不完全符合现代意义上的复调小说定义，但其多元化的叙事手法和丰富的角色塑造，使得它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复调文学的特征。

央视版《三国演义》情节跳跃缘由探秘

此外，拍摄时期的客观条件限制也不容忽视。当时的拍摄技术和资金投入相对有限，无法像如今这样运用大量先进的特效手段和打造精致的场景来细腻地展现情节的过渡与发展。很多时候只能以较为简洁的方式来呈现情节，难以进行充分的铺垫和细致的延伸，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情节的跳跃现象。

经典源远 义理流长——《三国演义》版本与文化价值谈

仔细溯源能发现，关羽形象有一个漫长的积累、提升过程。在陈寿笔下，关羽就是一位“有国士之风”的义士，且是能敌万人的“虎臣”，还有“刚而自矜”的个性特征。到了关汉卿《单刀会》中，关羽形象有整体的提升——关羽自道“我是三国英雄关云长，端的是豪气有三千丈。”在这种自信、自豪中，关羽的“义”具有了民族大义。关羽斩颜良，在《三国志·关羽传》中被记录为：“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在正史中，关羽的英雄气概就已超过袁绍诸将，有了势不可挡的神韵，到了关汉卿笔下，更升华为“他去那百万军中，他将那首级轻枭”（第一折［鹊踏枝］）。由“万众”到“百万军”，足足增长了一百倍。一个“轻”字，活现了关羽战众人的轻松自如，又大大地强化了其威力。罗贯中汲取了关汉卿笔下关羽形象的义、勇、刚、傲等性格元素，使他于各个方面都有提升，从而熔铸成千古义勇、“绝伦逸群”的男子汉大丈夫典范。

三国演义复调小说作品吗

刘备这种仁政思想应是罗贯中社会理想的具象化，其人文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价值。从仁学角度重新观照《三国演义》“拥刘反曹”主题，仍然是有道理的。当然，我们不能停留在表面意义的理解，还要深究为什么拥刘？为什么反曹？关键就在于刘备的“仁”。老百姓需要这样的仁人来为他们谋幸福，实现其国泰民安的梦想。而曹操则相反，刘备自言曰：“吾以仁，操以暴。”仁与暴，善恶分明。这还要溯源于陈寿笔下文字三国志游戏单机版下载，其刘备形象大好于曹操，因此罗贯中才在众多古代帝王中优选刘备来寄托他的仁政理想。

当然也应指出，毛评本体现于修改中的所谓封建正统的思想有所加强。嘉靖本中，罗贯中通过王允、薛综、诸葛亮、张松、华歆等人物之口，六次说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毛宗岗则全部删除。这应该是迫于封建专制强化与文化高压政策的思想退步。毛评本将“魏王上书三辞”改为“曹操假意上书三辞”，以及“阿瞒”“国贼”等一系列标示毛氏主观贬曹倾向言辞的增加，在笔者看来，也属于画蛇添足。恩格斯在《致明娜·考茨基》中指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须特别把它指点出来。这是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精辟论断，毛评本这种做法显然有违此规律。还有嘉靖本写司马懿见孔明雕像，以为“孔明尚在”“纵马奔走五十余里”“喘息半晌，神色方定”。这是以仲达的怯懦反衬孔明的智勇，恰到好处。毛评本于此增加一个细节：“懿用手摸头曰：‘我有头否?’”笔者以为，这便过于夸张了，造成了艺术分寸把握的失误，客观效果与主观意愿相违。

毛评本与嘉靖本孰优孰劣，目前仍然是有争议的学术问题。笔者认为：毛本作为一种修改本，总体上可曰功大于过。这可从三个层面分别言之。从思想内涵角度，毛氏在全书卷首所加的一段议论“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及桓帝崩，灵帝即位……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这就揭示出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皇帝的昏庸，其批判的尖锐性与表述的明确性皆优于嘉靖本的开头。从人物塑造方面看，毛氏删除了那些使人物性格矛盾、呈现分裂状态的描述，如诸葛亮南征时遇哑泉就“要投崖觅死”，闻司马懿复职便“顿手跌足，不知所措”等描写。从语言文字表达水平来品评，毛氏的修改更为精练顺畅，如嘉靖本卷八《孔明遗计救刘琦》一则中，孔明引“骊姬害申生”的典故长达二百五十余字，颇显烦冗，毛氏改成“公子岂不闻申生、重耳之事乎?”意到而文省，令人颇觉直接痛快。再如删去嘉靖本中“俚鄙可笑”的诗词，将回目改为对偶句，完成了中国章回小说形式演化的最后一环。

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版本虽然属于毛评本，但也已经过当代专家的校勘、标点、注释、整理，既是毛评本生命力的延续，也是版本演变史上新的重要一环，故可称之为“人文本《三国演义》”。此本是当今发行数量最多、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版本。可以预见，今后仍将是最受欢迎的版本，其对青年学子影响深且巨焉。

1953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副牌“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三国演义》校勘、标点、注释的排印本，此本以毛评本为底本，是新中国第一个《三国演义》整理本。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第一版基础上进行重新整理、修订，出版修订版。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度组织人力对《三国演义》进行了修订整理，推出第三版。201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专业力量，再次对《三国演义》校注本全面修订，推出了第四版。立足《三国演义》版本史层面观照，嘉靖本流行期约70年，明代众版本并行期约80年，毛评本出现至人文版付梓（1953年）是270年。

在明末，与上述版本并行流传的还有李卓吾评本，其特点是不分卷，将二百四十则合并成一百二十回，每回有不对偶的双句回目，这使《三国演义》处在了中国章回小说文体发展的转折点位置，在版本演变中占有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

明万历十九年，出现了周曰校刊本，其文字内容与嘉靖本基本一致，但也增添了一些情节，如羊祜、陆抗的戍边佳话，曹叡、满宠兵救合肥，霍弋坚守不肯投降等。随着明代出版业的兴旺，为适应各层次读者需求，万历时期在金陵与福建等地涌现出一大批《三国演义》的家刻与坊刻本，其传播进入到众版本并行期。这些刻本，大致可分为两个系统：《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和《三国志传》系统。前者主要有周曰校刊本、夷白堂刊本、夏振宇刊本等。其共同特点是：内容与嘉靖本有渊源关系；罗贯中姓名前均有“后学”二字；都分为二百四十则，每则有单句的题目，均为整齐的七字句式；书名均有“通俗”字样；书中新增插图多达240幅。后者主要有余象斗刊本、叶逢春本、汤宾尹本等，其共同特点是：不同程度地写有来自民间传说的嘉靖本没有的关索的故事；增加有文人批评；文字较为粗芜简略；每则题目字数参差不齐，有六、七、八、九、十字等句式。

《三国演义》整理本出版70周年：最新纪念版增加系列插图，专家学者漫谈“三国”文化

2023年11月25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红楼公共藏书楼举办了《三国演义》整理本出版七十周年纪念暨纪念版分享会，邀请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会长、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关四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周绚隆，山东省文艺创作研究院研究员、著名画家陈全胜，国家一级演员、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鲍国安，共聚一堂，回顾出版历程，分享阅读记忆，漫谈“三国”文化，致敬为传播经典付出辛劳的前辈学人，引导大众品读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李红强为活动致辞。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小说编辑室主任胡文骏主持本次活动。

时光荏苒，到2023年，人文社《三国演义》整理校注本已出版七十年，一代代读者通过这个版本走进精彩纷呈的“三国”世界。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先生为初版题签的“三国演义”书名，也成为大家熟悉的人文版标志。2023年10月，人文版《三国演义》七十周年纪念版隆重推出，其文字内容与人文社通行的2019年第四版《三国演义》一致，并增加了当代著名画家陈全胜先生的“三国”系列插图。装帧设计方面，复古风格和创新元素结合，力图为读者朋友呈现一部精美雅致、品质优良的纪念版。

一、由于本书对正文的校改统一不出校记，底本文字可通的原则上理应遵守底本。按照这个思路，这次修订时，尽量恢复了毛本的原貌。因为上次整理态度比较严谨，类似的改动一般只限于个别文字，因此这次修订的痕迹不太明显。

1953年《三国演义》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和检验，很快人文社就在第一版基础上进行重新整理、修订，并在1955年推出新版。随后，鉴于学术研究的深入和读者需求的变化，1973年人文社再度组织人力对《三国演义》进行了修订整理，推出第三版。1973年第三版后，人文社未再对《三国演义》整理本文字作太大改动。20世纪70年代的这次整理，标点的基础仍是50年代的，当时的句读习惯和标点符号的用法与今天都有所不同。2019年，人文社组织专业力量，再次对《三国演义》校注本全面修订，推出了第四版。这次最新修订，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1953年11月，成立才两年多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副牌“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三国演义》校勘、标点、注释的排印本，这个排印本以毛宗岗父子批评本为底本，也是新中国第一个《三国演义》整理本。根据人文社古典部资深编辑的回忆，早期人文社古典部的编辑成员基本都是学养深厚的古典文学专家，本身就具备整理古典小说的素养和能力，也因为当时给古典小说标点、加注释，是开创性的工作，所以由编辑部自己开始探索尝试。

《三国演义》的成书版本和作者

三国题材的戏曲也非常丰富，从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到司马昭复夺受禅台几乎都有剧本。金院本中就有《襄阳会》、《刺董卓》、《赤壁鏖兵》等剧目，南戏中也有《貂蝉女》、《周小郎月夜戏小乔》等剧目，元杂剧中有六十余种，《单刀会》、《西蜀梦》、《襄阳会》、《隔江斗智》、《三战吕布》、《火烧战船》都是其中的名作，还有部分内容为《三国演义》所没有。

由讲史话本整理而成的文学读本就是平话，平话亦称“评话”,以其"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①现存说三分的平话有两种：一种是《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扉页有“甲午新刊”字样，即指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建安(今福建建瓯)刻本，另一种是《全相平话五种》之一的《三国志平话》,是元英宗至治(1321—1323)年间建安虞氏刻本，约八万字，分上中下三卷，内容与《三分事略》基本相同而叙述较详。记述刘邦、吕雉屈杀韩信、彭越、英布，司马仲相受命在阴间了结此案，使刘邦转生为汉献帝，吕雉转生为伏皇后，韩信、彭越、英布、司马仲相分别托生为曹操、孙权、刘备、司马懿，报仇的报仇，领赏的领赏。三国归晋后，刘禅的外孙刘渊从匈奴起兵反晋，自称后汉，灭晋报刘禅之仇。平话的内容除上述因果报应外，绝大部分为《三国演义》所吸收。

历史演义作为长篇小说的一个分支，不能脱离历史，这是历史事实对历史演义制约性的表现。《三国志》,西晋陈寿撰，共六十五卷，其中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王忱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是魏吴二志的基础，蜀虽无史单机游戏 三国群英雄传8，陈寿乃蜀人，且留心蜀事，因此《三国志》的材料是比较丰富的。到南朝刘宋时，山西闻喜人裴松之受命为《三国志》作注，搜罗了一百五十九种有关的书籍，使注三倍于原史，且所用之书，大多亡佚，因此，裴注成为创作《三国演义》的重要史料。范晔《后汉书》中的《孔融传》;《祢衡传》、《左慈传》填补了《三国志》的空白，也是必要的参考。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变《三国志》的纪传体为编年体，朱熹《通鉴纲目》又改用蜀汉编年，这就使历史资料的时间线索更加明晰，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商 伟│复式小说的构成：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词话》（三）

《词话》的现代重排本，不可能如此大动干戈，但都把应伯爵的原话改成了“愿不求同日生，只求同日死”，为的是跟《水浒传》中的兄弟誓辞保持一致。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只求各自死”是“只求同日死”的笔误。“各自”与“异日”在发音和字形上都有明显差异，怎么可能在钞录时发生浑淆？如此“改错”的结果恰恰是在没错的地方出了错。《词话》原文如此，又何错之有？显然，无论是崇祯本的编者，还是现代的编辑，都拿这句戏仿没办法，必欲删改而后快。

[70]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崇祯本还是《词话》本的现代重排本，都对应伯爵的“愿不求同日生，只求各自死”一句做出了勘误。崇祯本的第16回删去了这一句，又在第1回加写了十兄弟到玉皇庙正式结拜的仪式，由吴道官草拟疏纸并当众宣读曰：“伏念庆等，生虽异日，死冀同时”，算是对《词话》本原文的“错误”做了一个补救。

[60] “文章” 既是一个比喻，也可以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但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文章”，都构成了“人文”的一部分，因此也常常与“天文”相比类。在上古和中古时期的有关论述中，人文既与天文相对应，也是对天文的延续，因此而被“自然化”。但在指称或定义人文时，人们有时又借用“机杼”的譬喻，从而凸显了它的人工性和技艺性。自然说与工艺说都可以在刘勰《文心雕龙》的有关章节中读到。前者提供了为文学正名的依据，也就是构成了文学合理性论述的一部分，后者普遍见于对文学创作方式和过程的描述和理解。

[59] 张竹坡：“作者直欲使一部千针万线，又尽幻化了还之于太虚也。”《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二十六，第73页；“我喜其文之洋洋一百回，而千针万线，同出一丝，又千曲万折，不露一线。闲窗独坐，读史，读诸家文，少暇，偶一观之，曰：如此妙文，不为之递出金针，不几辜负作者千秋苦心哉！久之，心恒怯焉，不敢遽操管以从事，盖其书之细如牛毛，乃千根线共具一体，血脉贯通，藏针伏线，千里相牵，少有所见，不禁望洋而退。”张竹坡，《竹坡闲话》，第58页。

[51] 《醒世》一诗见《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卷第八百五十九，第2101页。又见《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冯梦龙，《古今小说》，卷三，见魏同贤主编，《冯梦龙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

[49] 《词话》改写潘金莲的身世时，又糅进了《志诚张主管》的段落。详见韩南，《〈金瓶梅〉探源》，《韩南中国小说论集》，王秋桂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4－235页。韩南先生引用的是《京本通俗小说》，作为《志诚张主管》的出处，此后学界对该书的可靠性提出了疑问。不过， 尽管《志诚张主管》一篇的改写本见于后出的《警世通言》（即《小夫人金钱赠年少》），它的写作和流传时间仍然早于《词话》。

《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发誓说：“不能同日生，只愿同日死。”此类兄弟结义的誓词，并非源出于《水浒传》，章回小说中还有更著名的例子，如刘备、关羽、张飞的桃园三结义，见1522年版《三国志通俗演义》：“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