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四大名著之一，由明代小说家罗贯中编著。这部作品在国际上也有很高的知名度，因此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版本，包括英文版。

英文版的《三国演义》通常会根据不同的出版社和译者有所不同。其中较为知名的翻译版本包括：

1.C.H.BrewittTaylor的翻译：这是较早的一个完整英译本，首次出版于1925年，名为*RomanceoftheThreeKingdoms*。这个版本虽然有些地方可能略显陈旧，但因其忠实原著而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

如果您对购买或阅读《三国演义》的英文版感兴趣，可以通过各大在线书店如Amazon、Barnes&Noble等平台查找上述提到的版本或其他版本。此外，一些图书馆也可能藏有这些书籍，是获取资源的好去处。

论《三国演义》的多种英译形式及其功能

第三个值得一提的编译本，是邓罗1889年在《中国评论》第17卷第6期上编译的五则三国小故事。从篇幅来看，这五则小故事很短，加起来也仅有一页多。由于篇幅短，因此在文字上并没有太大的分析价值。从故事内容上看，主要涉及“望梅止渴”“刘备种菜”“通缉曹操”“赤兔”“董卓废少立献”，故事与故事之间不存在太多的逻辑联系，所以对读者而言，也很难一睹《三国演义》的全貌。但该译本之所以值得一提，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它是邓罗译介《三国演义》的开端。在邓罗之前，卫三畏、亚历山大等人也都曾三次译介三国，但内容较为单一，均仅涉及个别回目，也没有连续性。邓罗1889年的译介，并非单纯的好奇尝试，而是已经有了长期译介的想法。在这之后，邓罗又先后四次在《中国评论》上发表自己的《三国演义》译文，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一种“邓罗效应”，让读者把邓罗与《三国演义》联系在了一起。第二，一次性译介五则小故事，是对《三国演义》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进行的一次有益尝试。在邓罗之前出现的编译本，内容都集中在绍介《三国演义》或介绍某一个故事情节，但邓罗却另辟蹊径，选取了五个关联度不大的小故事进行译介，多方面、多视角地向西方读者展现了《三国演义》的阅读趣味。同时，极短的篇幅不会占用读者大量的阅读时间，能够大大降低读者阅读的成本，提升阅读量。这对《三国演义》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是大有裨益的。

三国演义小说书英国版

在接受刘瑾的访谈时，罗慕士曾表示他之所以选择译介《三国演义》，是因为“《红楼梦》《西游记》和《水浒传》都已经被翻译了好几次了”（刘瑾、罗慕士 2018: 78）。虽然这里含有一定的主观倾向解密游戏网页游戏推荐大全，但不可否认的是，与《红楼梦》和《西游记》相比，《三国演义》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影响力是相对较小的。到目前为止，只有邓罗、罗慕士、虞苏美三个英语全译本。不过，这三个全译本却各具特色，系统地展现了《三国演义》的历史风貌与文学价值，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数量上的不足。

在《三国演义》英译史上，节译本不仅贯穿始终，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人物刻画与情节叙事功能。虽然不同节译本的译介特征、文本篇幅各不相同，但译本内容往往围绕《三国演义》主要人物或重要情节展开，一方面代表了译者在文本选择上的把握能力，同时也体现出三国文学与文化的精髓。重点、高效是《三国演义》英语节译本的重要关键词。

罗贯中何许人也？《三国演义》的最早版本为何见于明代中后期？

比如说他曾经做过张士诚的幕僚，甚至说他曾经也是有野心，想要争夺天下的，结果遇到朱元璋，那是真命天子，就自觉放弃了，改行去写小说了。这些说法也不确定是真有依据，还是明朝后期的文人在说段子。《三国演义》是讲怎么争天下的，说作者曾经也想过争天下，小说的说服力仿佛就上升了。就好像西方人曾经为了论证《伊利亚特》写得好，就说荷马是阿伽门农的秘书一样。

《三国演义》是一部六十万字的大书，今天我们看惯了动辄百万言起步的网络小说，觉得60万字没什么，但《三国演义》之前，从来也没有人写过这种规模的长篇小说。这么大规模的书，光是纸就挺贵的。罗贯中怎么会想到写这么一部书的呢？

伊恩·瓦特的这个研究，不光是解释了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发展的问题。对我们理解明代后期长篇小说的繁荣，也很有启发性。就是有些事情不能只从文学内部的规律来看，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基础，而且不是大而化之地谈“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云云，可以说得比较具体。

而当时英国人男尊女卑、男外女内的观念非常强，又不许女人出去工作。女人在家无聊，于是产生了两个爱好：第一是喜欢读小说，第二是喜欢写信。所以这些女人就构成了小说特别重要的读者群，结果就是促进了英国小说的繁荣，而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照例是很爱写信的。

还有，英国小说一诞生，就很多是女性题材，像著名的作家理查森，他的作品简直就是霸道总裁文的鼻祖。为什么会这样呢？和小说的繁荣同时发生的重大历史进程，是工业革命。纺纱织布、制作面包啤酒蜡烛和肥皂这些领域，因为开始使用机器生产，劳动生产率突飞猛进。而这些事情，传统上都是女性要做的家务，所以大量女性被从繁重的家务中解放出来了。

学一部英译版《三国演义》？

这次感冒之后，似乎比以前容易疲劳了。睡眠确实有所好转，起码没有失眠了，但是白天的精力却不如从前。也许是运动没有跟上，跟以前相比，运动的量和质都有所减弱。也许是运动方式不对，不应该还以力量训练为主。明天尝试一下早起去快步走，坚持一个礼拜，看看结果如何。

汉英对照版四大名著历经十年出齐，集中展示多位译者毕生成果

最新出版的《三国演义The Three Kingdoms》（汉英对照版）由虞苏美教授翻译，Ronald C. Iverson审订。这是第一个由中国人翻译的一百二十回《三国演义》全本，除去少量的诗歌和情节稍有省略，译文几乎做到了一一对应。

汉英对照版《西游记》（全4卷）的英文译者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AAS）院士余国藩（Anthony C. Yu）。南开大学王宏印教授曾评论，余国藩的英文翻译与吴承恩的中国故事相媲美，将会大大地促进现代读者理解和欣赏《西游记》这部奇书。外教社出版的双语版进行了细致审校，修订了两百余处细小瑕疵。

外教社出齐汉英对照版四大名著

《三国演义The Three Kingdoms》（汉英对照版）由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虞苏美翻译，这是第一个由中国人翻译的一百二十回《三国演义》全本。译文流畅、直白、准确，还附有文化注释，能够为翻译学习提供典范，也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途径。

本报讯 （记者金鑫）《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获悉，汉英对照版《三国演义The Three Kingdoms》近日出版。至此，凝聚了国际知名译者毕生精力的汉英对照版四大名著全部出齐。中国古典名著的神韵，再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的魅力以及中国出版的自信。

张聪丨《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兼谈《三国演义》的读法与教法

“E.M.福斯特认为，文学自古以来是‘以价值观描写生活’的，而‘以时间描写生活’则是小说为文学做出的一个突出贡献……而就在最近，诺斯罗普·弗莱也将‘时间与西方人的结盟’视为小说不同于其他文学类型的定义性特征。”（《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要定义任何对象的个性，时间是又一个相关却更为外在的基本范畴。洛克所接受的‘个性化原则’就是指存在于空间和时间的某个特定的位置，正如他所写的那样：‘一旦把它从时间和地点的环境中剥离出来，观念就变成了普遍的东西’。因此，只有当时间和地点是具体的，观念才有可能是特定的。同样，只有将小说中的人物设置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背景中，他们才可能是个性化的人。

可见，在传统叙事文本中，人物形象的概念化、单一化是惯常出现的情况，《三国演义》并非特例。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伊恩·瓦特认为是因为“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和文学都深受柏拉图的影响，即形式或观念是一种终极现实，隐藏在当下世界具体物象后面。这些形式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小说的兴起》第一章）——这一理论，用来解释西方的古典文学作品尚可自圆其说。但生活在中国的罗贯中、毛宗岗们是决然不可能“深受柏拉图的影响”的，在他们而言，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力量驱动着他们去塑造这些具有普遍性意味的概念化、单一化的人物形象呢？这个问题我们留到后文再做分析。

“从这方面比较一下，关公的形象便显出某种性格上的抽象性，是更适合于概念化，‘脸谱化’的……至于关公的内心世界，特别是他的复杂的思想感情，人们倒是不太关心。因为人们宁可相信，他的内心世界就是像那些抽象的道德概念所规定的那么简单，且越简单，越令人肃然起敬。关公即使在最动情的时候，也没有阿喀琉斯那种大段的充满同情和悲悯的道白。”（《人之镜——中西文学形象的人格结构》第一章“品格与性格：关云长与阿喀琉斯的比较”）

“阿喀琉斯的个性是极其丰富的、多方面的。他既是自私的，又是慷慨大度的，既是残忍、暴烈的，又是悲天悯人、富有同情心的，既是冲动的、形而下的，又是善于沉思的、形而上的，这一切，全都取决于他那自发的、偶然的心境和情感。他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固定不变的、让人学习和崇拜的‘品格’，但他的永恒的魅力却在于‘性格’上的真实与生动。”

反观《三国演义》，它在人物塑造、环境设置、情节构建等方面希望呈现的是一种特殊性呢，还是一种普遍性呢？——我认为，无疑问的是一种普遍性，而非特殊性。我们仅以人物塑造为例，鲁迅先生曾对《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有过一段经典的评论：“（《三国演义》）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这种“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方式此后常常为文学评论家们所诟病，所谓“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而我们在这里要指出的是，这种“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方式恰恰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和改编者）所要追求的，他们自始至终所要呈现的都不是特殊的、具体的、真实的人。无论是曹操、关羽，还是刘备、诸葛亮……他们都是一种类型的人的浓缩和提纯，或者说是一种具有普遍人格的形象化，他们的行动也从来不是被自身的内在矛盾推动着的，而是被特定的抽象观念所推动着的。

在书中，伊恩·瓦特具体分析了小说（novel）与传统叙事文本之间的差异。我想在这里对他的观点略加摘录苹果怎么另开一个网页游戏，希望能够引起大家对于“《三国演义》到底是不是一部西方意义上的‘小说’（novel）”这一问题的思考。

“小说这一文学形式最充分地反映了这种个人主义的、富于革新精神的价值取向。之前的文学形式反映了它们所承载文化的总体趋势，即检验真理的标准便是它们与传统实践的一致性。例如，古典史诗和文艺复兴时期史诗的故事情节是基于过去的历史或寓言，作者处理情节的优劣得失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正统的文学观来评判的，这种文学观是由史诗这一类型中广为接受的模型衍生而来的。这种文学传统第一次受到来自小说的巨大挑战，因为小说的主要标准是追求个人经验的真实性——个人经验永远是独特的，因而也是新颖的。因此，小说是一种文化合乎逻辑的文学载体。在过去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小说对于独创性和新颖性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因此用‘小说’给它命名可谓名副其实。”（《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他（笛卡尔）的《论方法》和《形而上学的沉思》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这样一个现代假设：对于真理的追求，完全是个人可以作为的事情，在逻辑上独立于过去的思想传统，而且很可能只有远离过去的思想传统，人们才能获得真理。”（《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研究》第一章）

据英国学者伊恩·瓦特（Ian Watt）在《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研究》一书中的介绍：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小说”（novel）兴起于18世纪早期。区别于此前的传统叙事性作品，“小说”（novel）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产物，所要体现的是“个体对现实的领悟”，试图“让思想在最接近事实的意识中跃然纸上”。这一思想文化的源头最早可以追述到笛卡尔——

我们先来谈一谈什么是“小说”？今天人们通常会泛泛地把中西方一切虚构的叙事文本统统称作“小说”，这当然并不算错。但如果我们愿意稍做一点深入的探究，就会发现：西方语境下的“小说”（novel）是有着时代所赋予的特殊历史文化内涵的，和中国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稗官野史”“小说家言”之间有着一道巨大的鸿沟。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简单。这半年多来，我一直在和贵阳海嘉学校初中部的同学们共读《三国演义》，愈是读就愈是感觉到：如果不把“《三国演义》是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认为‘小说’（novel）”这个问题搞清楚，我们就找不到正确面对《三国演义》这部书的态度，更找不到正确打开《三国演义》这部书的方式，必然会误读、误解作者笔下的很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