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小说，作者是明代的罗贯中。这部作品基于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创作，虽然其中融入了大量虚构的情节和人物对话，但整体框架和主要事件大多有史实依据。《三国演义》与《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并称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对中国乃至东亚文化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知乎等知识分享平台上，关于《三国演义》是否为小说，以及其与真实历史之间的关系，常常成为讨论的话题。大多数观点认为，《三国演义》是一部文学作品，它在尊重基本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加工和再创造，因此不能完全等同于历史记录，但却是了解这一段历史的重要途径之一。

张聪丨《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兼谈《三国演义》的读法与教法

“我觉得，要给历史人物以正确评价，要对历史人物进行分析批判，应该是非常慎重而缜密的事。实事求是的方法，平心静气的态度，是治学问起码的条件。我们既不能用批评现代人的标准来苛责古人，也不能毫无保留地对古人全盘肯定。更应引为大忌的是，不能单从个人兴趣出发，以一己主观的好恶来随意臧否历史人物：或用嬉笑怒骂的态度对古人乱加贬斥，或对古人寄予一些无原则的同情。如果我们不认真负责地来做这件工作，不但对古人无补，反会对今天的人民大众有害。这是值得我们三思的。”（参见《古典小说漫稿》）

在商榷文章中，吴小如先生指出历史上统治阶级对于关羽、祢衡这两个人物的推崇并不能简单归之为对劳动人民的麻醉与愚弄，其中也有对人民朴素情感的迎合——“那种袒护刘备、贬斥曹操的成分……正是当时人民大众真实情感的烙印”。譬如对于关羽这个人物形象，“封建统治阶级所渲染所‘借重’的是关羽对一姓之主的‘忠’，人民大众所肯定所同情的却是关羽对刘备本人的‘义’：这二者现象相近，本质迥殊”，“黄裳先生要求写杂剧或者写演义的人在几百年前打破礼教的框框……那是同要求封建社会的人民不要讲‘义气’而要讲‘阶级友爱’一样的不妥当的。”至于祢衡这样一个“敢同统治阶级对立的人”，更是“必然会博得被统治者——从劳苦大众到贫寒知识分子都包括在内——的同情和赞美，甚至为人民大众所喜爱拥戴。”在文章结尾处，吴小如先生这样写道：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介绍著名学者吴小如先生五十年代所写的一篇文章——《从关羽祢衡问题谈到对历史人物的分析与评价》。这篇文章是与黄裳先生进行商榷的。黄裳先生在分析《三国演义》中关羽、祢衡这两个文学形象时认为关羽不过是“是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偶像”，“被利用了来宣传封建道德的处所”；而祢衡则是“统治阶级帮闲中的一位‘憨大’”，他的击鼓骂曹也不过是为了博取个人的名声而已——应该说，黄裳先生所批判和否定的不仅仅是关羽、祢衡这两个广为人们崇敬的文学形象，更是《三国演义》这部著作的整个的价值体系——如果连关羽、祢衡都不过只是统治阶级的走狗鹰犬、措大帮闲，那恐怕真的就是“洪洞县里没好人了”。

三国演义是小说吗知乎

如果我们带着这样一种搜寻历史意义的视角去阅读《三国演义》，就会完全理解前文所谈到的这部著作与“小说”（novel）之间的种种差异坦克网页游戏手机推荐女生，譬如在人物塑造方面，邓晓芒先生所批评的关羽的形象“有品格而无性格”——那是必然的！永恒的历史之道只可能彰显于关羽始终如一的忠义品格之中，焉能体现在阿基琉斯喜怒无常性格的偶然性之间！

“植根于经学的阐释学解释模式广泛地运用于史学领域，随后又深刻地影响了对其他文学样式和叙事形式的阅读行为，比如小说。在这种解释图式中，读者在面对叙事时总是带着一定的文学和文化假定与期待。他们总是首先指出在表面文本和隐藏含义中存在的隙缝和纽带，或是表面上客观的人、事记录与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层历史图式之间存在的隙缝和纽带。阅读的任务就是去把握住历史的含义，去理解在史家记录和编辑行为以及在抽象符号(symbols)、类象符号(signs)、指示符号(indexes)和构型等因素之后，所包含的道德、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这类儒家释义学开始于《春秋》经解，并延续到古代历史思维的终点，集大成于章学诚的历史哲学。它侧重于对历史意义的搜寻以理解过去。这个解释传统的生命力和广泛性在官方史学以外的各类通俗文学体裁的阅读中也同样变得越来越明显。”（第三章“中国叙事阅读中的历史阐释”）

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历史之事和历史之道真的是这样高度统一的吗？恐怕并不是。传统历史哲学的典范之作《春秋》“绝笔于获麟”就是历史之事偏离历史之道的绝好例证。更重要的是，历史之事永远是琐碎的、复杂的、凌乱的、晦暗的，政治人物的道德面貌也往往是扑朔迷离、含糊不清的，它们与历史之道之间存在着一道高深莫测的阐释的高墙，而不能为一般民众所直接把握。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需要更加简明易懂的历史——就像他们在戏曲舞台上能够轻而易举地分辨出红脸的忠臣与白脸的奸臣一样——他们需要更便于谈论的历史，需要能清楚明白地彰显历史之道的历史，或者说他们需要看上去更像历史的历史。这就像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的那样：

中国人的真理是从传统的历史哲学中得来的。而传统的历史哲学是历史之事与历史之道的统一：历史之事是有限的，历史之道是无限的；历史之事是经验性的，历史之道是超越性的；历史之事是变动不居的，历史之道是千载不易的，历史之事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之道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它们彼此印证、彼此彰显。历史之道会在客观、准确的记述中得到体现，而阅读历史的过程本身又是一个透过看似不偏不倚的历史记述去寻找、把握、阐发隐藏在其后的关于政治、道德和意识形态的模型的过程。

“如古人所见，六经皆史，要义在于事与道（或曰理）两者为一体，道理为体，事情为用，两者有着互相构成的关系，而且其互相构成关系是动态性的，道在动态中成就事，事在动态中实行道，或者说，道在事中运作才得以展开为道，事的运作也因为得道才能成其功。道与事的动态互相构成意味着一种存在的不断生长，如果动态无穷，其存在也无穷。正是道与事的‘互构性’造成了两者的一体性，所以说，道即事而事即道。道与事的一体性也提示了解释生活世界和历史时间的一种方法论：既然在事的范围内足以理解道，便不需要多余假设某种在别处的超越理念(柏拉图式)或者非人间的绝对存在（神学式）。”（《历史·山水·渔樵》“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

“以史言道，其用意所在更接近历史哲学。……与此相关，古人的历史概念在于‘历史性’而不在于‘故事性’，就是说，五经的意义在于以事载道，用功不在叙事释因。……更准确地说，历史性就是文明对时间的组织方式，而对时间的组织方式为一种文明的经验和思想赋予了可持续的意义。所以说，五经的意图不在描述历史之事，而在寻求历史之道，但历史之道必寓于历史之事，道于事中才得以成形，正所谓道不离事，所以五经选择记述了能够藏道之事。”

“《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我们现在似乎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了：《三国演义》起码不是西方近现代“novel”意义上的小说——当然，我们也就不应该简单套用西方那套阅读novel的法子来阅读它——那么《三国演义》到底该被算作什么一种性质的著作呢？这涉及到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整体理解和把握。

不难想象，听众的“颦蹙出涕”和“即喜唱快”会怎样反向地影响说书人对于刘备、曹操等人物形象的塑造，使他们的忠奸正邪愈发呈现出一种典型化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演义》并不像西方的小说（novel）那样是某一位作家的思想的结晶，烙印着着浓重的个人色彩；而是一种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产物。黑格尔曾称呼荷马和赫西俄德这些“为希腊人制定神谱的人”为“人民的教师”，我不知道把这个称呼移赠给《三国演义》那些无名的编写者、讲述者、改定者、阐释者是否也同样恰当，“他们把所得来的现成的混乱的与民族精神一致的观念和传说加以提高，加以固定，使之得到明确的意象和观念。”（《哲学史演讲录》第一卷）《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在今天依旧被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反复演绎着、讲述着，每一次演绎和讲述都是一次教化，关于中国人对于历史文化的普遍理解的教化。

“从前的史诗（传统叙事文本）诗人并不是其作品的唯一责任者，听众也同样负有责任，因为诗人与公众直接发生联系并且诗人的报酬也取决于这些听众的赞赏程度；另外，作品也是围绕听众转的，诗人不过是一种集体声音的个体代言人。”（托多罗夫《批评的批评》“史诗的复归”）

历史上的“三国演义”究竟是怎样的一本小说？

当然，小说中也存在着不少夸张和虚构的元素。比如说，小说中的某些人物被描绘得异常英勇或者极端残忍，这显然是为了增加故事的戏剧性和紧张感。此外，小说中的某些情节也是完全虚构的，比如说诸葛亮的七擒七纵，或者是关羽单刀赴会，这些情节都是作者自己杜撰出来的。

历史小说为什么只有《三国演义》成为了名著呢？

《三国演义》有着诸多武将单挑的名场面，但是还是没有脱离现实，就连吕布都能被手下给绑了！你要是在《说唐》这些，李元霸一个人就能捶死上百万人！就连《封神演义》当中杨戬等人碰上几千人军队都感到害怕，李元霸居然能捶死几百万人！要是把李元霸放在《封神演义》这种仙魔小说当中！不是赵公明这些级别以上的人物出手，估计他能把人类锤灭绝了！就这样的写法，后续只能是烂尾！

《三国演义》深深影响了我国后世所有关于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就是大方向是历史，但是过程就是天马行空！而像《东周列国志》就是过于本末倒置，它过于偏重历史，虽然也有很多改编，但是我个人觉得《东周列国志》就像是作者对那段历史的看法！但这种创作方式就劝退了很多观众，因为这个模式，那还不如直接让读者看正史呢！

三国演义是小说不是历史

再比如，陈宫本来是个屡次背叛主人的人，小说却把他塑造成了忠义之士，而且足智多谋，可事实上的陈宫是“有谋而迟”，也就是有谋略，但是不够灵活，缺乏机变的能力。如果有人在无意间把他当作榜样了，那可真就是犯糊涂了！

《三国演义》明明是小说 却被满清当成了兵法教材

据清人昭梿著作《啸亭续录》卷一「翻书房」词条记载，崇德初年， 皇太极命大学士达海 （1595年－1632年）翻译《三国志》等著作为满文，「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成书于元末明初的《 三国演义 》，它参照的蓝本就是这部《三国志》，小说中的很多故事都是取自于《三国志》史实。

清朝奠基者 努尔哈赤 （1559年－1626年）在抚顺期间，曾被辽东总兵李成梁收养，成为他麾下的一名侍从。 努尔哈赤 喜读《 三国演义 》和《水浒传》，自谓很有谋略。他戎马一生，起兵统一女真诸部，建国称汗。又长年与大明作战， 以少胜多 ，出奇制胜。据说，他的用兵谋略，有不少就取自于《 三国演义 》。

《三国演义》主要讲了什么

这一阶段里，著名的情节有：虎牢关之战（三英战吕布、温酒斩华雄）、水淹下坯（曹操VS吕布）、吕布辕门射戟、郭嘉遗计定辽东。很多人听说过的著名人物诸如张角、董卓、吕布、貂蝉、华雄（多半是温酒斩华雄听来的）、袁绍、袁术、孙坚、孙策、郭嘉等等，都领了便当（往后就没有戏份了）。

首先是第一阶段，从开篇的黄巾之乱，到官渡之战结束之前，书中从第一回到第三十三回，可以总结为群雄割据，天下各个势力有自己的武装势力割据一方，相互攻伐，以求在乱世中寻求栖身之地。这一阶段里，各个小势力的力量不相上下，有的只求自保，有的期望扩大发展，为此相互之间经常有战斗。这一阶段的主角，也是最终发展得最壮大的是曹操势力，最终官渡之战大败了袁绍，占据几乎整个北方地区达到势力范围的一个高峰，同时也成为当时整个天下最强大的势力。

《三国演义》作为经典名著，为什么很多人说后期“烂尾”了？

如司马懿以阴谋诡计夺取魏国政权，邓艾以暗中行动偷袭蜀汉都城，陆逊以小心谨慎坐守江东，姜维以苟且偷生出师无功等等。这些人物都没有展现出前期人物那样的智慧和勇气，都没有用明智而大胆的战略战术来改变历史局势，都没有用英雄而豪迈的气概和风度来感染读者情感。

相反，在前期，作者已经让读者对曹魏集团产生了深切的厌恶和反感，认为他们是篡夺汉权、残害百姓、祸乱天下的奸雄。而在后期，作者却让读者看到了曹魏集团逐渐强大、最终统一天下。这就让读者感到愤怒和不服，对后期的故事没有了尊重和认同。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的不同——一个是史书2020三国题材单机游戏，另一个是小说

陈寿，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他少年好学，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三国时代结束进入晋朝以后，他历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职。陈寿四十八岁时开始撰写《三国志》。

历史和小说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不能把《三国演义》当历史读

《三国志》你要仔细看，但对军事、治国来说，你需要看的书还很多，还需要些实践。诸葛亮在政治、军事上不是什么顶级人物，其治政无能，才益州疲惫，治军无能才屡败屡战。历史上诸葛亮并不是刘备的头号谋臣，只有庞统、法正才是。刘备一生征战，打仗从来没带过诸葛亮，军师中郎将、军师将军只是管后勤钱粮的官，而不是军事参谋，刘备至死也从未将兵权交给过诸葛亮，夷陵之战刘备最多损失三万多人，根本就不影响蜀汉根基。诸葛亮也没有平定南中，他率大军一回成都，南中就又反了，是李恢最终以暴力手段平定南中，诸葛亮于南中并无好处，只有对南中的经济、军事掠夺，以满足其屡败屡战的北伐需要。他玩弄政治手段夺走李严兵权，破坏蜀汉内部的政治团结，才是益州疲惫的根本，也是其政治无能的具体表现，北伐正是为了掩盖他的政治无能，以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注意力，而他又没有真正的军事才能，也不能在战争中取胜。战术上打几个小胜仗，战争失败，诸葛亮根本就没有资格称为“军事家”。

然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三个阵营之中的9个人，曹操、刘备、孙权这个三个创始人级别的人物，大家自然没有什么异议吧？诸葛亮这个灵魂人物和司马懿这个最后胜利者，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争议，那么还剩下关羽、荀彧、孙策、周瑜这四位可能引起大家见仁见智了。咱一一来介绍吧。

历史的意义，就是让后人可以总结前人的得失，不在犯同样的错误，不只是那些符号。况且你以为的正史也是后人整理的，除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结果符合外，其他的一些过程对话等，有多少是真的，不过是整理者的发挥而已。所以只要能让人有收获，把《三国演义》当历史有什么不可以？

先说袁绍。袁绍这个人绝对是被历史低看了的，这位同志其实是一个有着顶级策划能力的大导演，也是汉末或者说三国前期的绝对主角。没有他，东汉崩盘不会那么快，士族集团登台也还得再等等。历史上什么何进被杀、董卓进京、十八路诸侯讨董卓、群雄争霸等重头戏都是他策划出来的。他是三国历史中第一个改变天下大势的人。

张飞被写成了有勇无谋的傻大个、？不是吧，我读三国演义就感觉张飞粗中有细，有勇有谋啊。专题： 人小说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小说网   小说之三国演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