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笠翁，即李渔（1611年－1680年），是中国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家、戏剧家、美学家和出版家。他以撰写戏曲和小说而闻名，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评论家。李渔对《三国演义》这部古典小说有过自己的评价和见解，但需要注意的是，直接归于李笠翁名下的《三国演义》评点文献并不像金圣叹评点《水浒传》那样广为人知或被广泛接受。

李渔对于《三国演义》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艺术成就：李笠翁认为《三国演义》在叙事技巧、人物塑造等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书中通过丰富的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的历史画卷，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2.历史与虚构：他也指出了《三国演义》作为历史小说的特点，即在真实历史基础上加入了大量虚构元素，如一些神化英雄人物的情节等。这种处理方式既增加了故事的趣味性，也使得作品更加贴近普通读者的心理需求。

3.道德教化作用：李笠翁还强调了《三国演义》所蕴含的道德观念和社会意义。他认为该书不仅是一本娱乐性强的小说，更是一部能够引导人们向善、弘扬正义的作品。

洪 涛 ｜《金瓶梅》的本源、生成与流传：流传篇（三）

80 宋莉华：《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页 118。「金圣叹批点」或是冒充的。冒名批点反映「金圣叹」的名气很大。参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页 20。

综上所述，张竹坡等人提及史籍，目的是借助「高等文类」（正史）之名，让小说与正史的文化等级意义保持一致。他们在文章中说「奇书」可比肩史籍，甚至高过史籍，其实等于认同固有的文化结构，服从于固有文化的意义规范（n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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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笠翁评三国演义小说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泰斗级专家、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徐朔方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小说戏曲史的另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相当多的作品在书会才人、说书艺人和民间无名作家在世代流传以后才加以编著写定。文人的编写有时再重新回到民间，更为富提高之后，才最终写成。”

那么，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张志和先生认为，多少年来，人们囿于现代一般文学理论的思维定势，认为一部作品必有一作者，只有弄清了作者才能知人论世评价作品。孰不知，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实有着不同于当代小说和西方小说的文化背景。

张志和先生明确指出，别的不说，但就蒋大器说该书“叙事起自汉灵帝中平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而不知该书所叙史实起于建宁元年这一点来看，他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拥有该书的著作权的。何况我们现在发现了早于嘉靖本的黄正甫刊本《通俗演义三国志传》，该书是在弘治年间刊行的，比嘉靖本早问世大约20年以上，从黄正本到汤宾尹本再到嘉靖本这20余年间，就显示了该书是在流传中不断被加工完善这一事实。

那么，我们怎么能根据嘉靖本的题署“罗贯中编次”就认定该书为罗贯中所作呢？更何况在明初无名氏所作的《录鬼簿续编》中有关“罗贯中”的记载中，只说他“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仅作过两三本杂剧，压根儿没有提到他编撰小说之事。而在明嘉靖以后的文人笔记中，虽多有称说罗贯中作《三国演义》者，但他们都不是罗贯中的同时代人，这些记载都是在嘉靖本出来以后才出现的，谁敢保证不是以讹传讹呢？

朱鼎臣本《三国志史传》也是无题“罗贯中所作”字样的本子。各卷卷首或无题署，或题作“书林梓”，或题作“建邑梓”，卷之十三题作“古临冲怀，朱鼎臣辑”，并题“书林梓”，卷之十四又题作“羊城，冲怀朱鼎臣编辑”，并题“书林梓行”。乔山堂本《三国志传》全书和双峰堂的《三国志传评林》本（残存前八卷）也同样未有罗贯中的署名。

以前的立论，都是建立在事先定性嘉靖本为最早刻本的前提下，再跟据蒋大器的序以及该书的题署等来推断。但我们现在发现了早于嘉靖本的版本在，那么自然嘉靖本就不足为据了。其实，称《三国演义》的作者为罗贯中，并不始于嘉靖本，早于此本的汤宾尹校正本就已题为“元罗本撰”。不过汤本也不是最早刻本，更早的黄正甫本封面题“三国演义二十卷，明书林黄正甫刊本”，并不题“罗贯中”或“罗本撰”字样。

大家知道，明清两代《三国演义》的版本大概有70个，今日所能见到的有30多个，其中的大部分版本，郑振铎先生当时并未见到，而他所见到的若干种版本，有些也并未认真看，如闽建郑少垣联辉堂三垣馆刊本《新镌京本校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和余氏双峰堂刊本《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本，这两个版本，据柳存仁先生后来考证，都有可能是依据早于嘉靖本的版本刊刻而成的。所以说，郑氏当时只拿上述几种版本作粗略的校勘，即下结论未免失之草率。

对这些问题，张志和先生进一步分析到，郑振铎先生定嘉靖本为“罗氏此作的第一次”刻本的另一个依据是，他当时所见到的几种万历以后的刻本都同嘉靖本“并无多大差异”。郑振铎先生在《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一文中，共列举了10种刻本，在拿“李卓吾的一本”“李笠翁的一本”和郑以桢本同嘉靖本校对之后，得出“这许多刊本必定是都出于一个来源，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这一结论的。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晚清一片萧疏的小说版画艺苑中，有以上三种木刻画集问世，实在难能可贵。自此之后，虽然尚有零星小说版画梓行，但除了宣统时叶德辉郋园刊《绘图三教搜神大全》外，余皆不足论。

《三国画像》，光绪七年（1881年）桐荫馆刊本，潘锦摹写，冯廉刻图。潘锦，字昼堂，别号醉烟道人，江苏无锡人。工诗词，善画，山水人物俱佳。此本绘《三国》人物百余人，形神俱佳，举止动静无不合宜，刀刻细劲轻利，刚柔相济，繁简得中，气脉通连。潘锦题记称：“此稿自春历夏至秋，每人皆数易稿而成”，可见用功之勤。即使形容以呕心沥血，恐亦不过分。

《红楼梦图咏》，清光绪五年（1879年）浙江杨氏文元堂刊本，图五十幅，前图后赞，赞语多出自当时的翰苑名家，对研究晚清书法，亦有助益。绘图者改琦，字伯蕴，号香白，又号七芗，别号玉壶外史，西域（今新疆）人，久居华亭（今上海松江），“工山水、人物，有声苏、杭间”。（清·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所绘形像娟丽，笔姿秀逸，在以《红楼梦》为题材的版画中，最称佳作，但人物造型雷同，个性不鲜明，是此本之不足。

晚清小说版画的最高成就，并非是直接为小说所作的插图，而是就小说内容绘镌的三种木版画集，即：《红楼梦图咏》、《水浒全图》、《三国画像》。

清乾隆之后，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六帝，这是古版画从衰落走向消亡的时期，小说版画的颓势益觉明显。其间绘刻的小说插图，以人物绣像居多，绘镌更见拙劣。这类作品除了作为古小说版画衰败如斯的历史见证之外，已很难称为艺术品，无需多加论列。

笔者认为，若考察中国古小说版画兴衰，清乾隆时是其由盛及衰的转折点。乾隆时国力强盛，“御用”的农技、游记等类书图版多有佳作。民间所镌山水、人物、画谱类书亦不乏精品。小说版画之不如往昔，可知并非其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统治者文化专制政策使然。以此而言，小说版画的过早衰落，是非常令人惋惜的。

人物图谱，是清代版画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康熙时刊《凌烟阁功臣图》、《无双谱》、《息影轩画谱》，已开其先河。小说版画受其影响，康、雍间所刊小说已多有绣像本梓行。至乾隆时，构图繁复，布景精丽的小说版图日少，绣像本则大增，如《南史演义》、《北史演义》、《说呼全传》、《飞龙传》、《混唐后传》、《悟一子批点西游记》等皆是。所刻大多表情呆板，刀刻涩滞，图绘稚拙，与《无双谱》等人物图谱类书的精雕细镂，实有天壤之别。

《红楼梦》问世时，已是古小说版画趋於衰落的时期，直至清亡，也没有能与小说自身所具有的艺术感染力相匹配的版画作品问世。在古小说版画史上，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遗。

乾隆时小说版画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程伟元刊木活字本《红楼梦》所镌插图。此本称“程甲本”，有图24幅，是这部古典文学名著的最早版画。次年，程伟元第二次刊行活字本，选图18幅，称“程乙本”。绘宝玉、史太君、薛宝钗、林黛玉、探春、惜春、尤三姐、袭人、晴雯等像，画面重环境点缀，人物形像鲜明，但刀刻板滞，线条运用平直，缺少灵动活脱的韵味，无论绘刻，皆给人以力不从心的感觉。

受晚明及清前期的影响，乾隆时的小说版画，并非一无可观。如翰海楼刊《豆棚闲话》、庆云楼刊《新世鸿勋》，以及《拾珠楼绣像小说鸳鸯鍼》等，明季风格犹存，当然在精细之间，细微之处，已有轩轾之别。

2.前清诸帝，包括乾隆帝，其实是非常重视图书刊行和版画创作的。清内府设刻书处，由武英殿提调，所刻称“殿本”，图版皆精。一些版画镌刻名家，如朱圭、梅裕凤等，则被罗致内廷，绘刻那些专为帝王歌功颂德的作品，如殿版《南巡盛典》、《万寿盛典》、《西巡盛典》、《皇清职贡图》、《避暑山庄诗图》等，图版富丽精工，皆为巨制。受其影响。民间画家、名工的兴趣，也转向山水、画谱、人物图谱的镌刻。小说版画艺苑失去了专业画家、刻工的支持，沦为坊间的随意之作。这无异于釜底抽薪，其一蹶而不振，势在难免了。

1.书禁大开，人人自危，文化人为避祸，多孜孜于考据之学，耽于笔墨，游戏丹青的兴趣大减。读书人为“遵从上意”，亦多视小说、戏曲为洪水猛兽，严禁子弟阅看。小说版画不再具有“案头清赏”的意义，对其观赏性、艺术性的要求降低，自然使其难望晚明、清初之项背。

不过，无论帝王如何穷凶极恶，卫道大员如何雷厉风行，对小说这种大众最为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也难以斩尽杀绝。如顺治时刊《无声戏》，后被严禁，书肆则易名为《连城璧》继续梓行。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书业游戏，还可举出不少。此外，乾隆之对小说，也并非全禁，不少未干“违碍”的作品仍见梓行。因此，除了大张旗鼓的禁毁外，乾隆时小说版画的衰落，还有以下两个更深刻的原因：

清乾隆时，以崇扬“文治”为借口，藉纂修《四库全书》之机，大兴文字狱。小说类书亦难逃其厄。乾隆十八年（1753年）上谕内阁：“近有不肖之徒，并不翻译正传，反将《水浒》、《西游记》等小说翻译，使人阅看，诱以为恶……不可不严行禁止。”（《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厚风俗》）此处所说的翻译，是指将汉文小说、戏曲译为满文流通。在乾隆皇帝看来，“似此秽恶之书，非惟无益，而满洲习俗之偷，皆由於此”，简直是诲淫诲盗，伤风败俗，罪无可赦，非“将原版尽行销毁”不可。上有所恶，下亦甚焉，于是就有了乾隆十九年江西按察司衙门的定例：“坊间书肆，止许刊行理学正论，有裨文业诸书。其余琐语淫词，通行严禁，违者重究。”（《定例汇编》卷三）其余地方，则纷起效尤，一时间闹得乌烟瘴气。小说、戏曲等文学版画之大劫，以此为甚。

清雍、乾间小说版画，益显难以为继之势。雍正间所刊小说版画，可述者只有《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演义》、《二刻醒世恒言》等寥寥数种。与明刊相比，镌刻略显粗简，但构图合法度，人物造型亦具动感。《笔练阁编述五色石》，清代小说集，大约亦刊於雍正时。图版隽秀清丽，堪称雍正时小说版画不可多得的精品。

四雪堂是清前期颇为活跃的名肆。所刊《四雪堂重订通俗隋唐演义》，有图100幅，《凡例》题赵同之绘，王祥宇、郑子文刻，是康熙时小说版画的洵洵巨制。该肆另刊有覆明天启本《新刻钟伯敬先生批评封神演义》，图版与天启本同，唯将图题自版面移至版心。刀刻不若明版灵动，但亦可观。

康熙时梓行的《三国演义》版本较多，绿荫草堂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有插图120页240面，单面方式。傅惜华先生编《中国古典文学版画选集》收图，著录称“残卷，存卷首图一册”，未标明刊刻坊肆。《李笠翁批阅三国志》，亦有图240幅，绘刻精缜，较之李卓吾评本，似犹有过之。刀笔灵动活脱，尤其描绘战争的场面，气势恢弘，颇为可观。这二个本子，当为清初刊《三国志》诸本版画中绘镌最精的代表作。

《花幔楼批评写图小说生绡剪》，清康熙中叶刊本，清代拟话本小说，署黄子和、叶耀辉刻，皆为徽版名工。《虬村黄氏宗谱》不载子和。他与黄顺吉一样，大约也是生於苏杭一带的黄氏晚辈刻工。除此本外，明崇祯时刊《新镌绣像小说清夜钟》，亦出自其手，所刻刀锋婉转如意，线条清朗流畅，凡细微之处，精雕细镂，更见功力，应属黄氏一族后辈刻工中的佼佼者。

顺治时消闲居刊《绣像拍案惊奇》，三桂堂刊《警世通言》，也是很值得一提的作品。此两书明代初刊本国内已不存全帙，上述两个本子图版自明刊本传摹，绘镌不若后者精细，且略去了山石几案等精巧的背景饰物。但其毕竟是这两部文学名著国内所存全帙的最早刊本，两书的版画鲜见有人提及。

清统治者以满族人入主中国，为防“夷夏之别”，对《说岳》一类阐扬民族气节的作品电脑版安卓手游盒子下载，一直采取极为严厉的查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顺治时刊《全像武穆精忠传》就显得十分突出。此本版框两栏，上下各一图，绘镌细密，英烈之气袭人。清前期四朝，除此本外，罕见此书镂版。这或者是顺治时大业初定，百废待兴，对坊肆刻书的查禁，尚未顾及所致。

清初盛行的写刻本小说，也有不少附有精美的版刻插图。如《照世杯》、《醒名花》、《闪电窗》、《麟儿报》、《十二楼》等，图皆清丽婉秀。与晚明版画相比，虽略少灵动之气，亦堪称一时之选。

清前期小说版画承明余绪，仍显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清顺治、康熙两朝，更不乏佳作。顺治年间刊《西游证道书》、《无声戏小说》、《续金瓶梅后集》，皆题胡念翼绘图。其中《无声戏小说》，图绘奇诡变幻，大有陈洪绶笔意。此本署“萧山蔡思璜镌”。清咸丰时，萧山有名工蔡照初，以镌刻著名画家任渭长绘《列仙酒牌》、《高士传》、《剑侠像传》、《於越先贤像传》而名满天下，蔡思璜是否为其前辈，尚待探讨。《续金瓶梅后集》署“黄顺吉、刘孝先刻”。两人皆为徽版名工。《新编赛花铃小说》，亦署黄顺吉刻。《虬村黄氏宗谱》不载顺吉。周芜先生认为，他大概是出生于苏杭一带的黄氏刻工后人。刘孝先与镌刻过《清夜钟》等书图版的刘启先是何关系，亦待考证。两书图版刀笔匀细，流畅秀劲，即使与晚明徽版相比，亦不遑多让。

一般来说，清代小说版画史就其兴衰，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清前期，包括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一是清中晚期，包括嘉庆至清亡。

清代版画的成就，远逊于明季，小说版画亦不例外。清廷入关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了极为专制的文化政策。焚书禁书，不遗余力。文网之苟密，无所不用其极。小说、戏曲等文学类书籍，更动辄被冠以“诲淫诲盗”罪名，屡遭严禁。如清世祖玄烨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就下谕：“治天下必先正人心，厚风俗。要正人心，厚风俗，必须崇经学。所有小说淫词，应严禁销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晚清时辉耀一时的小说版画，必不可免地走上了衰微之路。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入清之后，小说版画便一蹶不振。它的衰落，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间的，渐消渐亡的过程。

5.明季文化政策相对宽松，明政府重视艺术创作，使画家、木刻艺术家的才华得以充分发挥，为晚明版画得以更上层楼，提供了良好的社会保障。

2.有一批专业画家如陈洪绶、王之衡等，不仅为版画绘制出了高质量的画稿，而且把其各自的绘画风格带进了版画，使版画艺术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1.早期的建安、金陵小说版画，实际上属于民间艺术，是“下里巴人”。晚明时则日趋专业化，成为文化人的案头清赏，成为名副其实的专门艺术。对版刻插图认识上的提高，是促进版画艺苑向更高层次发展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