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确实是一部小说。它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由明代小说家罗贯中编著。这部作品基于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的历史事件，融合了民间传说和作者的想象，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人物形象，如刘备、曹操、诸葛亮等，以及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如“桃园三结义”、“草船借箭”等。虽然《三国演义》以历史为背景，但它加入了大量的文学创作成分，因此被归类为历史小说。

历史小说为什么只有《三国演义》成为了名著呢？

《三国演义》除了过于洗白蜀汉这群人以外，主要人物刻画的都很好！蜀汉、曹魏、东吴的人都有很多角色深入人心，除了为了吹捧蜀汉黑了一些人，其他都还好！塑造的人物足够饱满。而像《东周列国志》因为没有贯穿剧情的主角所以塑造的人物远远不够鲜明。

三国演义等属于小说么

武将单挑在历史当中是存在的，尤其是蒙古军队喜欢玩这套，明朝历史小说武将单挑就成了家常便饭，实际上历史当中武将单挑是很少的，主将单挑那更是不可能，真正的战争从古至今打得都是国力和谋略！而像《说唐》这些完全就是一个人决定了战争那就是纯粹扯淡，《三国演义》还讲战法和谋略，其实《三国演义》算是最基础古代兵书的入门了。

古典小说原来有“七大名著”，有3部被砍掉09年的单机三国类游戏，这是为何？

《儒林外史》被排除“四大名著”的原因跟《聊斋志异》很相似，成书时间比《聊斋志异》晚30多年，基本上算同一个时代的作品。只不过，《儒林外史》不像《聊斋志异》那样拐弯抹角、含沙射影，而是直接进行讽刺和抨击。

《聊斋志异》是蒲松林耗费40多年心血完成的巨著，他从22岁开始写作，期间断断续续一直写到60多岁，里边总共收录了他创作的近500篇文言文短篇小说，多一半是鬼怪狐仙故事，每个故事都凝注了作者强烈的批判精神，无情地批判了封建礼教文化的腐朽，抨击了科举制度的腐败。

三国演义三分故事七分史实，为何还只是小说不是史书？

说了这么多为何《三国演义》不是史书呢?抛开其真实性，时代原因也很重要，明末清初时期，八股取士在严厉的社会环境下罗贯中所要描绘的只是忠君报国理念，而并非叙述史实，所以对于篡位的曹魏政权当然不会推崇。说到这里要说一下了其实刘备称帝并非虚伪，只是当时汉朝已经被魏国所取代，他如果继续做汉中王那他做的可就是魏国的汉中王了，以他的性格是绝对不会像曹魏势力低头的，所以用称帝来表达自己和曹魏势不两立的决心与态度，国号也叫大汉，蜀国、蜀汉、季汉都是后人对它的称呼。

而《三国志》也没有出现过明显的贬低刘汉的行为，就拿诸葛亮来说，虽然没有书写得像小说里面的那样惊为天人，但是《三国志》武侯传对它的评价也是：“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只是军事能力不突出罢了”后来六出祁山，无功而返不也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吗?

张聪丨《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兼谈《三国演义》的读法与教法

“如古人所见，六经皆史，要义在于事与道（或曰理）两者为一体，道理为体，事情为用，两者有着互相构成的关系，而且其互相构成关系是动态性的，道在动态中成就事，事在动态中实行道，或者说，道在事中运作才得以展开为道，事的运作也因为得道才能成其功。道与事的动态互相构成意味着一种存在的不断生长，如果动态无穷，其存在也无穷。正是道与事的‘互构性’造成了两者的一体性，所以说，道即事而事即道。道与事的一体性也提示了解释生活世界和历史时间的一种方法论：既然在事的范围内足以理解道，便不需要多余假设某种在别处的超越理念(柏拉图式)或者非人间的绝对存在（神学式）。”（《历史·山水·渔樵》“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

“以史言道，其用意所在更接近历史哲学。……与此相关，古人的历史概念在于‘历史性’而不在于‘故事性’，就是说，五经的意义在于以事载道，用功不在叙事释因。……更准确地说，历史性就是文明对时间的组织方式，而对时间的组织方式为一种文明的经验和思想赋予了可持续的意义。所以说，五经的意图不在描述历史之事，而在寻求历史之道，但历史之道必寓于历史之事，道于事中才得以成形，正所谓道不离事，所以五经选择记述了能够藏道之事。”

“《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我们现在似乎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了：《三国演义》起码不是西方近现代“novel”意义上的小说——当然，我们也就不应该简单套用西方那套阅读novel的法子来阅读它——那么《三国演义》到底该被算作什么一种性质的著作呢？这涉及到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整体理解和把握。

不难想象，听众的“颦蹙出涕”和“即喜唱快”会怎样反向地影响说书人对于刘备、曹操等人物形象的塑造，使他们的忠奸正邪愈发呈现出一种典型化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演义》并不像西方的小说（novel）那样是某一位作家的思想的结晶，烙印着着浓重的个人色彩；而是一种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产物。黑格尔曾称呼荷马和赫西俄德这些“为希腊人制定神谱的人”为“人民的教师”，我不知道把这个称呼移赠给《三国演义》那些无名的编写者、讲述者、改定者、阐释者是否也同样恰当，“他们把所得来的现成的混乱的与民族精神一致的观念和传说加以提高，加以固定，使之得到明确的意象和观念。”（《哲学史演讲录》第一卷）《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在今天依旧被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反复演绎着、讲述着，每一次演绎和讲述都是一次教化，关于中国人对于历史文化的普遍理解的教化。

“从前的史诗（传统叙事文本）诗人并不是其作品的唯一责任者，听众也同样负有责任，因为诗人与公众直接发生联系并且诗人的报酬也取决于这些听众的赞赏程度；另外，作品也是围绕听众转的，诗人不过是一种集体声音的个体代言人。”（托多罗夫《批评的批评》“史诗的复归”）

在传统的叙事文学的作者看来，现实中的生活往往是转瞬即逝的，缺少一种更深刻的意味。只有经典题材才有被反复讲述、反复阐释的价值。但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强调的是，正是在这种传统经典题材被反复讲述、反复阐释的过程中，数量众多的听者或读者以某种形式参与到了文本的形成过程之中——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并非一部原创意义上的作品，而是对史料典籍和民间文学的加工与改编。民国初年的文学评论家解弢在他的《小说话》中已经抓住的原创性的问题，对《三国演义》是否能够被称为“小说”的问题提出过质疑：“《三国演义》旧日颇占势力。吾谓斯书正犯历史小说两大忌：一直演正史，二虚造事实。至其演野史之一部分，乃将他人所记载者，演为白话而已，非自能发明一二事。故其书除文字稍可观外，无一能合乎小说之律。”

“在文学界，笛福和理查逊是最早不从神话、历史、传说或以前文学中取材的伟大作家。就这方面而言，他们不同于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弥尔顿，这些作家像希腊和罗马作家一样，习惯性地使用传统的故事情节。后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接受的是他们时代的一个普遍前提：因为自然本质上是完整的、一成不变的，因此它的记录，无论是圣经、传说还是历史，都构成了人类经验的权威曲目。”（《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不过话也要反过来说。读者在阅读《三国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时是不是真的会在意这些“时代错乱”细节呢？我想是不会的。这就像我们在京剧舞台上看到汉代的张苍、陈宫穿戴明代的纱帽官衣，唐代的秦琼、单通身着清代的马蹄袖箭衣一样，并不会产生任何的违和感。这倒不是因为中国人太过粗疏，而是因为在戏曲观众或小说读者看来，辞章、名物、制度、服饰、器具这些反应具体时代风貌的东西都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可能出现在这个朝代，也可能出现在那个朝代。对于这些具体的、特殊的、偶然的东西的考证复原并不会带来他们想要的“真实感”。“真实感”的来源只能是那些决定历史发展走向的更重要的因素——由文化所赋予的亘古不变的意义和价值：刘备的仁慈，曹操的奸诈，关羽的忠勇……这些才是历史永恒的支柱。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这些品格、价值、意义会冒着不同的人的名字，以不同的身份、不同形象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戏曲观众也好，小说读者也好，在这样一个由世道人心、天理循环支撑起的历史架构中才能够获得一种他们期待的真实感与崇高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演义》是超越具体时空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它所演绎的分分合合的天下大势，不是某一段历史，而是整个的历史、全部的历史。

钱先生所说的“强汉人赋七言歌行”，指的是《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刘备二顾茅庐时听到孟公威等在酒店里高唱的“壮士功名尚未成，呜呼久不遇阳春！……”与“吾皇提剑清寰海，创业垂基四百载……”两首七言歌行。其实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的“凡例”里已经谈到：“七言律诗起于唐人，俗本往往捏造古人诗句，如钟繇、王朗颂铜雀台，蔡瑁题馆驿壁，皆伪作七言律诗，殊为识者所笑，必悉依古本削去。”——但书中依然还会留有七言歌行这样唐代才会出现的诗文，足见“时代错乱”的问题在《三国演义》中是改不胜改的。

“譬如毛宗岗《古本三国演义》诩能削去‘俗本’之汉人七绝律，而乃强汉人赋七言歌行，徒资笑柄，无异陆机点评苏轼《赤壁赋》、米芾书申涵光《铜雀台怀古诗》、王羲之书苏轼《赤壁赋》、仇英画《红楼梦》故事等话把矣。”

伊恩·瓦特所说的“时代错乱”，在中国的戏曲和小说中都是常见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管锥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七一）“词章中之时代错乱”一节中所罗列的材料，其中钱钟书先生也提到了毛本《三国演义》中的一处疏漏：

历史上的“三国演义”究竟是怎样的一本小说？

当然，小说中也存在着不少夸张和虚构的元素。比如说，小说中的某些人物被描绘得异常英勇或者极端残忍，这显然是为了增加故事的戏剧性和紧张感。此外，小说中的某些情节也是完全虚构的，比如说诸葛亮的七擒七纵，或者是关羽单刀赴会，这些情节都是作者自己杜撰出来的。

三国演义是小说不是历史

再比如，陈宫本来是个屡次背叛主人的人，小说却把他塑造成了忠义之士，而且足智多谋，可事实上的陈宫是“有谋而迟”，也就是有谋略，但是不够灵活，缺乏机变的能力。如果有人在无意间把他当作榜样了，那可真就是犯糊涂了！

四大名著，不仅是小说，读懂也就明白了人生

《红楼梦》还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以上层贵族社会为中心，极其真实地，生动地描写了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末期封建社会的全部生活。充分运用了书法，绘画，诗词，歌赋，音乐等各类文学艺术的一切优秀传统手法，展示了一部社会人生悲剧。

青年人进入了职场，解决了生存的问题，就会面对事业发展的问题。作为经典，《三国演义》所标榜的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就是中国人信仰的“仁”和“义”，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这也告诉人们，凡建功立业者，最后往往都是讲“义”之人，当英雄做大事，不能为目的而不择手段。人生的成功，不只在于事业的成就，还在于是否合乎社会的正义。细品《三国》，我们可以领悟到如何处理好“权谋”与“道义”之间的关系。

《三国演义》故事开始黄巾兵起义，结束于司马氏灭吴开晋，以描写战争为主，反映了魏、蜀汉、吴三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展现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风云，并成功塑造了一批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

历史和小说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不能把《三国演义》当历史读

《三国志》你要仔细看，但对军事、治国来说，你需要看的书还很多，还需要些实践。诸葛亮在政治、军事上不是什么顶级人物，其治政无能，才益州疲惫，治军无能才屡败屡战。历史上诸葛亮并不是刘备的头号谋臣，只有庞统、法正才是。刘备一生征战，打仗从来没带过诸葛亮，军师中郎将、军师将军只是管后勤钱粮的官，而不是军事参谋，刘备至死也从未将兵权交给过诸葛亮，夷陵之战刘备最多损失三万多人，根本就不影响蜀汉根基。诸葛亮也没有平定南中，他率大军一回成都，南中就又反了，是李恢最终以暴力手段平定南中，诸葛亮于南中并无好处，只有对南中的经济、军事掠夺，以满足其屡败屡战的北伐需要。他玩弄政治手段夺走李严兵权，破坏蜀汉内部的政治团结，才是益州疲惫的根本，也是其政治无能的具体表现，北伐正是为了掩盖他的政治无能，以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注意力，而他又没有真正的军事才能，也不能在战争中取胜。战术上打几个小胜仗，战争失败，诸葛亮根本就没有资格称为“军事家”。

其实三国历史的逻辑主线是：袁绍策划了一场士族集团崛起的革命，曹操想要另辟蹊径地把士族压在身下，诸葛亮代表传统士族围绕着最纯粹的政治信仰以皇权的名义与各路“反贼”打擂台，司马懿扮猪吃老虎，趁着各方不注意，以士族代表的身份窃取了革命果实，开启了士族和皇族平起平坐的历史先河。

历史的意义，就是让后人可以总结前人的得失，不在犯同样的错误，不只是那些符号。况且你以为的正史也是后人整理的，除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结果符合外，其他的一些过程对话等，有多少是真的，不过是整理者的发挥而已。所以只要能让人有收获，把《三国演义》当历史有什么不可以？

但是，实事求是地讲，刘备创立了蜀汉公司，和曹操打下来的曹魏公司成为绝代双骄，但从贡献度和重要性来讲，刘备这个筚路蓝缕的董事长其实是不如那个呕心沥血的总经理诸葛亮。所以只能委屈他把主角光环让给诸葛丞相了。

张飞被写成了有勇无谋的傻大个、？不是吧，我读三国演义就感觉张飞粗中有细，有勇有谋啊。

周瑜的历史地位为什么这么高呢？如果说孙策草创了东吴公司，孙权顺利接班了东吴公司，并保证东吴公司坚持很久没破产，那都得感谢周瑜这个融资人、经理人。没有他，赤壁不一定能拿得下，孙刘不一定能拿下江陵；他不死，刘备不一定借得到荆州。周瑜的生，壮大了东吴；周瑜的死，成就了刘备。他不生，历史是另一个模样，他不死三国的单机游戏都有啥，历史也是另一个模样，他没有资格占一个位置吗？

诸葛孔明秋风五丈原之后，三国演义没法看了，主角全完了，剩下司马懿纯属恶心人了。

再说说东吴阵营之中的孙策和周瑜。孙策之所以成为三国的关键人物之一，是因为他是东吴政权的实际开创者和奠基者，江东小霸王，那不是浪得虚名的。东吴最后用来恶心和抵挡曹操统一天下的那点地盘，基本上都是靠着孙策以士族眼中所鄙夷的袁术部将身份血腥抢夺过来的。没有他就没有东吴，所以必须要给他一个座位。

不管大家读懂还没有读懂，历史它就摆在那里，不容篡改也无法篡改。。。赞！！

而且关羽还有很多能力都那些看问题只看表面的人给被忽略了。要知道关羽可是一直跟着大哥刘备白手起家的，他接手的荆州也是百废待兴的，诸葛亮入川之后，荆州的军政民全部都要靠他一个人，大家觉得他没两把刷子能行吗？当过老板的朋友可能会理解。再说人家修筑江城、训练水师（关羽本人是山西人）、稳定内政（荆州的地方士族人心不稳）……全都搞得有模有样。

所以我们可以有小说的爱恨情仇，学历史的你也不要来告诉我应该怎样怎样。专题： 三国演义小说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