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四大名著之一，由明代小说家罗贯中编撰。关于《三国演义》的版本，由于其流传时间长、范围广，历史上出现了多个版本。这些版本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明刻本：最早的《三国演义》刻本出现在明代，其中较为著名的是嘉靖年间（15221566）的刻本。这些早期版本通常被称为“明本”。

2.清刻本：清代对《三国演义》进行了多次重刻和修订，其中以康熙、乾隆年间的刻本最为著名。清代的刻本在文字上有所修正，增加了注释和评点，使得内容更加丰富。

3.现代校勘本：进入20世纪后，学者们开始对《三国演义》进行系统的校勘和研究，出版了多种校勘本。这些版本基于多种古代版本进行对比和整理，力求恢复原著面貌。例如，中华书局出版的《三国演义》就是根据多个版本校勘而成的权威版本。

4.白话文译本：为了适应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一些学者和出版社将《三国演义》翻译成现代白话文，使得这部古典文学作品更加通俗易懂。

5.地方版本：在不同的地区，还存在一些地方特色的《三国演义》版本，这些版本可能包含了一些地方传说和民间故事，使得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总的来说，《三国演义》的版本众多，每个版本都有其特点和价值。对于研究者和爱好者来说，了解不同版本的特点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和欣赏这部经典作品。

《三国演义》版本演变述略

旅日韩侨、日本京都大学的金文京教授对此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金先生在《〈三国志演义〉版本试探》[(11)]一文中指出：嘉靖本与建安本“两者内容上的差异，除了建安本中出现了嘉靖本所完全没有的关索的故事以外，都是很细小的，故事的主要情节并无二致，文辞也大致相同。这样看来，说两者的关系是来自同一源头的同系统版本的异本关系，最为恰当”。可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众多的异本呢？金先生的解释是：“最大的原因在于明代早期这种书籍是以抄本的形式流布的。”盖嘉靖本所附弘治七年（1494）庸愚于序曰：“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眷录。”所附嘉靖元年修髯子序曰：“简帙浩瀚，善本甚艰，请寿诸梓，公之四方，可乎？”似乎嘉靖本是最早的刊本，此前只有抄本供人阅读。于是，金先生据此印证，嘉靖本与建安本间文字内容上的差异，不过是在抄本阶段不可避免产生的失误而己。

三国演义有几大版本小说

余象斗本封面题“谨依古板”云云，虽是宣传性的广告语，但据前所论，亦不可武断地以为纯属虚张声势的诳文妄言。至于所“依”之“板”“古”到何种程度，是依照嘉靖元年本而又有所加工改造呢手游代理是游戏盒子吗，还是那“古板”本来就先于嘉靖元年本呢？以及究竟哪些才是罗贯中原作中的文字？诸如此类的迷离是非，尚需精审细辨。

不过，虽然刻印精美、向受推崇的嘉靖本所潜藏的舛错之多超乎人们的想象，但建安本却委实不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可厘正嘉靖本谬误的善本。客观地说，倒是它更不正确，更需要细心推敲。不妨仍以该系统中余象斗本为代表，举例如下：

地名。嘉靖本卷三写曹操迁都许昌，乃“使程昱为东平相，范成、董昭为洛阳令，满宠为许都令”。余本则作“程昱为东平相，屯兵范城，董昭为洛阳令，满宠为许令”；乔山堂本、英雄谱本莫不如此。按，《三国志·程昱传》云：曹操“乃表昱为东平相，屯范”。可见，嘉靖本误把地名“范城”当作人名“范成”了。此足可证余本的某些内容不会在嘉靖本之后。

人称。余本多直呼关羽其名，逢曹操却敬称“曹公”；嘉靖本则称关羽作“关公”、“关某”，而径呼曹操之名，其间的感情色彩不言而喻。嘉靖本作“骨肉”、“女婿”、“农夫”，余本则作“血脉”、“女夫”、“田夫”，一派市井田间的口吻。嘉靖本写吕布使者见袁术称“明上”，下有小字注曰：“当时袁术僭号，故称明上”；余本则作“明公”。若出于嘉靖本，岂能无视小字注的提示！

正文所引诗赋论赞等文字不尽相同。余本多处引录“静轩诗”与希明尉子诗等。按，静轩，姓周，名礼，字德恭，号静轩，浙江余杭人。明弘治十年（1498）曾进所著《续编纲目发明》，另著有《通鉴外纪论断》等[⑨]。嘉靖本则无静轩等人诗，却有明人尹直（1428—1511）的赞词。可见，二者都经过后人加工整理，皆非罗贯中原作初始之面目。

上下段（节）之间的衔接文字。余本常常径自关联，而嘉靖本则有所孳衍，特别是下段（节）开端文字，或复述上段末尾文字，或交代上段末尾故事的缘由。如余本卷八《群英会周瑜智蒋干》末尾，周瑜计除蔡瑁、张允后，命鲁肃试探孔明。“瑜曰：‘吾料诸将不知其谋，独有孔明，胜如吾见，想此见可瞒他。子敬试以言钓之。知与不知，便当回报。’肃来钓孔明，还是如何也？”下段《诸葛亮计伏周瑜》一开篇即写道：“鲁肃领了言语，径来船中探孔明。”上下段文字连接紧密。嘉靖本上段（卷九）末尾文字基本相同，可下段（卷十）开头在“鲁肃领了言语”之前，又加了如下一段：“却说周瑜用计借操之手，杀了蔡瑁、张允，细作报过江来。瑜大喜，乃与鲁肃曰：‘吾料众将可瞒，独孔明不可瞒也。子敬以言钓之，看他知否？’”重复上段末尾，对读者作回顾性提示。

3.余本卷七《长坂桥赵云救主》写糜夫人之死：“糜氏弃阿斗于地，遂将头撞墙而死。……赵云就堆（推）土墙而掩之。”嘉靖本却是这样的：糜氏“弃阿斗于地上，投枯井而死。赵云恐曹军盗尸，推土墙而掩之”。从细节的对比中不难看出，刊刻时间早的嘉靖本反比后出的余象斗本修改的痕迹更多些。

2.余本卷七《刘玄德走江陵》：刘琮降曹后，“琮未敢往（见操），蔡瑁、张允请了刘琮、文聘同去。聘曰：‘为大将不能保全荆州，当待死而已。’不肯同去。”嘉本则作：“琮惧怕，不敢往见。蔡瑁、张允请行，琮教与文聘同去。”并不交代文聘言行。接下来却有曹操派人寻文聘，文聘来后自称“无颜早见”等文字。据此似可推断，文聘不肯与刘琮同去见曹操一细节乃原著所有，嘉靖本欲将它删去，却又未删干净。

1.余本卷一《祭天地桃园结义》写十常侍专权，“这十个把握朝纲，是他门下，得官做；不是他门下，干有功劳，且守缺期。灵帝自尝说：‘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语言俚俗，声口逼肖，生动地勾画出宦官气焰熏天而灵帝自甘为儿皇帝的情状。嘉靖本则作：“这十人执掌朝纲，自此天下桃李皆出于十常侍门下，朝廷待十人如师父。”显然文字雅驯了不少。

除以上六处外，尚有十四处涉及关索的内容。以上从余本残存的十四卷中的描写，足见出关索是小说中颇令人瞩目的角色。宋元时期，有不少关于关索的记载，明成化戊戌十四年（1478）还曾重刊过据说翻印元本的说唱词话《花关索传》。如此一位传奇人物，为何在嘉靖本中销声匿迹，而到了后出的余本中，却又活跃频繁呢？是刻书家为吸引读者兴趣、提高经济效益而随意妄加出来的吗？果真如此，我们倒要佩服改编者技艺的高超精妙了。

三、批评本系统：包括吴观明本、宝翰楼本、藜光楼本、绿荫堂本、钟伯敬本、芥子园本、两衡堂本、遗香堂本等。该系统与志传系统的建本间存在着一定的血缘关系。吴观明本的刊行地是福建建阳；藜光楼本虽题作《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然第一百回回末却袭用建本书名，作《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传》；志传系统的朱鼎臣本书名本为《三国志史传》，但封面却袭用建本特有的书名：《李卓吾先生批点原本三国志传》。不过，宝翰楼本、藜光楼本和绿荫堂本的刊刻地点已从建阳移到苏州；它们不但与志传系统决裂，同时也有别于通俗演义系统，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将二百四十则改为一百二十回，并借助增加李卓吾或李笠翁或钟伯敬的批评来抬高自己的身价。

我有三套《三国演义》，版本很一般，却保留着我心中许多美好回忆

第一次读三国是在初中一年级，我们那时候上晚自习，借宿在同学家里。我的同学借了一本旧三国。我俩就在用豆油点的小灯下，我读给他听。是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吧。那时候，那本旧三国，就是山东人民出版社的这个绣像本。

《三国演义》的成书版本和作者

《三国志传》,现存万历刘龙田乔山堂刊本、万历壬辰(1592)余氏双峰堂刊本、万历汤宾尹校本等几种。该书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估计不是同一系统，书中有关羽之子关索一生的详细事迹，嘉靖本中没有关索事迹。《三国志平话》中写孔明南征时只有“关索诈败”一句。可见这一部分出自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花关索传》,共四集，分写花关索的身世、认父、进川、贬到云南。

《三国演义》的版本有数十种，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四种。现存最早的是嘉靖本，书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明嘉靖壬午(1522)刊刻，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全书分二百四十则，二十四卷，约八十万字。卷首有弘治甲寅(1494)庸愚子(蒋大器)序和嘉靖壬午(1522)关中修髯子(张尚德)小引。序云：“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誉录，以便观览",《引》云“简帙浩瀚，善本甚难，请寿诸梓，公之四方。”加之该书注释内容，可推知该书不会晚于元末明初成书，先以抄本流传，嘉靖本有可能是最早的刻本。

三国题材的戏曲也非常丰富，从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到司马昭复夺受禅台几乎都有剧本。金院本中就有《襄阳会》、《刺董卓》、《赤壁鏖兵》等剧目，南戏中也有《貂蝉女》、《周小郎月夜戏小乔》等剧目，元杂剧中有六十余种，《单刀会》、《西蜀梦》、《襄阳会》、《隔江斗智》、《三战吕布》、《火烧战船》都是其中的名作，还有部分内容为《三国演义》所没有。

《三国演义》的版本与文化价值是否被你忽略了？

刘备这种仁政思想应是罗贯中社会理想的具象化，其人文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价值。从仁学角度重新观照《三国演义》“拥刘反曹”主题，仍然是有道理的。当然，我们不能停留在表面意义的理解，还要深究为什么拥刘？为什么反曹？关键就在于刘备的“仁”。老百姓需要这样的仁人来为他们谋幸福，实现其国泰民安的梦想。而曹操则相反，刘备自言曰：“吾以仁，操以暴。”仁与暴，善恶分明。这还要溯源于陈寿笔下，其刘备形象大好于曹操，因此罗贯中才在众多古代帝王中优选刘备来寄托他的仁政理想。

当然也应指出，毛评本体现于修改中的所谓封建正统的思想有所加强。嘉靖本中，罗贯中通过王允、薛综、诸葛亮、张松、华歆等人物之口，六次说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毛宗岗则全部删除。这应该是迫于封建专制强化与文化高压政策的思想退步。毛评本将“魏王上书三辞”改为“曹操假意上书三辞”，以及“阿瞒”“国贼”等一系列标示毛氏主观贬曹倾向言辞的增加，在笔者看来，也属于画蛇添足。恩格斯在《致明娜·考茨基》中指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须特别把它指点出来。这是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精辟论断，毛评本这种做法显然有违此规律。还有嘉靖本写司马懿见孔明雕像，以为“孔明尚在”“纵马奔走五十余里”“喘息半晌，神色方定”。这是以仲达的怯懦反衬孔明的智勇，恰到好处。毛评本于此增加一个细节：“懿用手摸头曰：‘我有头否?’”笔者以为，这便过于夸张了，造成了艺术分寸把握的失误，客观效果与主观意愿相违。

毛评本与嘉靖本孰优孰劣，目前仍然是有争议的学术问题。笔者认为：毛本作为一种修改本，总体上可曰功大于过。这可从三个层面分别言之。从思想内涵角度，毛氏在全书卷首所加的一段议论“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及桓帝崩，灵帝即位……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这就揭示出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皇帝的昏庸，其批判的尖锐性与表述的明确性皆优于嘉靖本的开头。从人物塑造方面看，毛氏删除了那些使人物性格矛盾、呈现分裂状态的描述，如诸葛亮南征时遇哑泉就“要投崖觅死”，闻司马懿复职便“顿手跌足，不知所措”等描写。从语言文字表达水平来品评，毛氏的修改更为精练顺畅，如嘉靖本卷八《孔明遗计救刘琦》一则中，孔明引“骊姬害申生”的典故长达二百五十余字，颇显烦冗，毛氏改成“公子岂不闻申生、重耳之事乎?”意到而文省，令人颇觉直接痛快。再如删去嘉靖本中“俚鄙可笑”的诗词，将回目改为对偶句，完成了中国章回小说形式演化的最后一环。

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版本虽然属于毛评本，但也已经过当代专家的校勘、标点、注释、整理，既是毛评本生命力的延续，也是版本演变史上新的重要一环，故可称之为“人文本《三国演义》”。此本是当今发行数量最多、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版本。可以预见，今后仍将是最受欢迎的版本，其对青年学子影响深且巨焉。

1953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副牌“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三国演义》校勘、标点、注释的排印本，此本以毛评本为底本，是新中国第一个《三国演义》整理本。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第一版基础上进行重新整理、修订，出版修订版。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度组织人力对《三国演义》进行了修订整理，推出第三版。2019年问道在那个手游盒子里，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专业力量，再次对《三国演义》校注本全面修订，推出了第四版。立足《三国演义》版本史层面观照，嘉靖本流行期约70年，明代众版本并行期约80年，毛评本出现至人文版付梓（1953年）是270年。

在明末，与上述版本并行流传的还有李卓吾评本，其特点是不分卷，将二百四十则合并成一百二十回，每回有不对偶的双句回目，这使《三国演义》处在了中国章回小说文体发展的转折点位置，在版本演变中占有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

明万历十九年，出现了周曰校刊本，其文字内容与嘉靖本基本一致，但也增添了一些情节，如羊祜、陆抗的戍边佳话，曹叡、满宠兵救合肥，霍弋坚守不肯投降等。随着明代出版业的兴旺，为适应各层次读者需求，万历时期在金陵与福建等地涌现出一大批《三国演义》的家刻与坊刻本，其传播进入到众版本并行期。这些刻本，大致可分为两个系统：《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和《三国志传》系统。前者主要有周曰校刊本、夷白堂刊本、夏振宇刊本等。其共同特点是：内容与嘉靖本有渊源关系；罗贯中姓名前均有“后学”二字；都分为二百四十则，每则有单句的题目，均为整齐的七字句式；书名均有“通俗”字样；书中新增插图多达240幅。后者主要有余象斗刊本、叶逢春本、汤宾尹本等，其共同特点是：不同程度地写有来自民间传说的嘉靖本没有的关索的故事；增加有文人批评；文字较为粗芜简略；每则题目字数参差不齐，有六、七、八、九、十字等句式。

《三国演义》的版本比较复杂，现存最早的刻本即是上文所述嘉靖元年刊行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学界称嘉靖壬午本。卷首张尚德撰《〈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有“简帙浩瀚，善本甚艰，请寿诸梓，公之四方可乎”数语，可知此本为最早刊本。一般认为，此版本最接近罗贯中原著。此刻本，也开启了嘉靖本流行期——自嘉靖元年(1522年)至万历十九年(1591年)，约70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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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颜良辞袁绍时，刘玄德曾暗嘱曰：“吾有一弟，乃关云长也，身长九尺五寸，须长一尺八寸，面如重枣，丹凤眼，卧蚕眉，喜穿绿锦战袍，骑黄骠马，使青龙大刀，必在曹操处，如见他，可教急来。”因此颜良见关公来，只道是他来投奔，故不准备迎敌，被关公斩于马下。”

三国演义版本之争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