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并非“固体小说”，它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是由明代小说家罗贯中编写的一部历史小说。这部作品以三国时期（东汉末年到晋朝统一）的历史事件为背景，通过文学化的手法，描绘了那个时代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以及众多历史人物的生平和事迹。《三国演义》不仅包含了真实的历史事件，也融入了丰富的想象力和情节编排，为读者展现了精彩纷呈的故事和人物形象。因此，它既是一部历史小说，也是一部文学作品，兼具历史性和文学性。

中国古代第一部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上）

总的来说，《三国演义》是一部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文学经典，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它展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丰富多彩和深刻的历史智慧，对于读者理解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国演义是固体小说吗

《三国演义》是一部怎样的小说

《三国演义》是一部具有很高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小说。它以历史为背景，通过对历史人物的生动描绘和情节的精彩叙述，展现了汉末三国时期的政治风貌、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荡和变革，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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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小说中也存在着不少夸张和虚构的元素。比如说，小说中的某些人物被描绘得异常英勇或者极端残忍，这显然是为了增加故事的戏剧性和紧张感。此外，小说中的某些情节也是完全虚构的，比如说诸葛亮的七擒七纵，或者是关羽单刀赴会，这些情节都是作者自己杜撰出来的。

张聪丨《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兼谈《三国演义》的读法与教法

不难想象，听众的“颦蹙出涕”和“即喜唱快”会怎样反向地影响说书人对于刘备、曹操等人物形象的塑造，使他们的忠奸正邪愈发呈现出一种典型化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演义》并不像西方的小说（novel）那样是某一位作家的思想的结晶，烙印着着浓重的个人色彩；而是一种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产物。黑格尔曾称呼荷马和赫西俄德这些“为希腊人制定神谱的人”为“人民的教师”，我不知道把这个称呼移赠给《三国演义》那些无名的编写者、讲述者、改定者、阐释者是否也同样恰当，“他们把所得来的现成的混乱的与民族精神一致的观念和传说加以提高，加以固定，使之得到明确的意象和观念。”（《哲学史演讲录》第一卷）《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在今天依旧被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反复演绎着、讲述着，每一次演绎和讲述都是一次教化，关于中国人对于历史文化的普遍理解的教化。

“从前的史诗（传统叙事文本）诗人并不是其作品的唯一责任者，听众也同样负有责任，因为诗人与公众直接发生联系并且诗人的报酬也取决于这些听众的赞赏程度；另外，作品也是围绕听众转的，诗人不过是一种集体声音的个体代言人。”（托多罗夫《批评的批评》“史诗的复归”）

在传统的叙事文学的作者看来，现实中的生活往往是转瞬即逝的，缺少一种更深刻的意味。只有经典题材才有被反复讲述、反复阐释的价值。但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强调的是，正是在这种传统经典题材被反复讲述、反复阐释的过程中，数量众多的听者或读者以某种形式参与到了文本的形成过程之中——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并非一部原创意义上的作品，而是对史料典籍和民间文学的加工与改编。民国初年的文学评论家解弢在他的《小说话》中已经抓住的原创性的问题，对《三国演义》是否能够被称为“小说”的问题提出过质疑：“《三国演义》旧日颇占势力。吾谓斯书正犯历史小说两大忌：一直演正史，二虚造事实。至其演野史之一部分，乃将他人所记载者，演为白话而已，非自能发明一二事。故其书除文字稍可观外，无一能合乎小说之律。”

“在文学界，笛福和理查逊是最早不从神话、历史、传说或以前文学中取材的伟大作家。就这方面而言，他们不同于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弥尔顿，这些作家像希腊和罗马作家一样，习惯性地使用传统的故事情节。后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接受的是他们时代的一个普遍前提：因为自然本质上是完整的、一成不变的，因此它的记录，无论是圣经、传说还是历史，都构成了人类经验的权威曲目。”（《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不过话也要反过来说。读者在阅读《三国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时是不是真的会在意这些“时代错乱”细节呢？我想是不会的。这就像我们在京剧舞台上看到汉代的张苍、陈宫穿戴明代的纱帽官衣，唐代的秦琼、单通身着清代的马蹄袖箭衣一样，并不会产生任何的违和感。这倒不是因为中国人太过粗疏，而是因为在戏曲观众或小说读者看来，辞章、名物、制度、服饰、器具这些反应具体时代风貌的东西都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可能出现在这个朝代，也可能出现在那个朝代。对于这些具体的、特殊的、偶然的东西的考证复原并不会带来他们想要的“真实感”。“真实感”的来源只能是那些决定历史发展走向的更重要的因素——由文化所赋予的亘古不变的意义和价值：刘备的仁慈，曹操的奸诈，关羽的忠勇……这些才是历史永恒的支柱。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这些品格、价值、意义会冒着不同的人的名字，以不同的身份、不同形象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戏曲观众也好，小说读者也好，在这样一个由世道人心、天理循环支撑起的历史架构中才能够获得一种他们期待的真实感与崇高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演义》是超越具体时空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它所演绎的分分合合的天下大势，不是某一段历史，而是整个的历史、全部的历史。

钱先生所说的“强汉人赋七言歌行”，指的是《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刘备二顾茅庐时听到孟公威等在酒店里高唱的“壮士功名尚未成，呜呼久不遇阳春！……”与“吾皇提剑清寰海，创业垂基四百载……”两首七言歌行。其实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的“凡例”里已经谈到：“七言律诗起于唐人，俗本往往捏造古人诗句，如钟繇、王朗颂铜雀台，蔡瑁题馆驿壁，皆伪作七言律诗，殊为识者所笑，必悉依古本削去。”——但书中依然还会留有七言歌行这样唐代才会出现的诗文，足见“时代错乱”的问题在《三国演义》中是改不胜改的。

“譬如毛宗岗《古本三国演义》诩能削去‘俗本’之汉人七绝律，而乃强汉人赋七言歌行，徒资笑柄，无异陆机点评苏轼《赤壁赋》、米芾书申涵光《铜雀台怀古诗》、王羲之书苏轼《赤壁赋》、仇英画《红楼梦》故事等话把矣。”

伊恩·瓦特所说的“时代错乱”，在中国的戏曲和小说中都是常见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管锥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七一）“词章中之时代错乱”一节中所罗列的材料，其中钱钟书先生也提到了毛本《三国演义》中的一处疏漏：

“例如，莎士比亚对历史的看法与现代人完全不同。特洛伊和罗马、金雀花王朝和都铎王朝，它们任何一个都不是太久远，还不至于与现在截然不同，或者彼此完全不同。在这一点上，莎士比亚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观点。他去世30年后，英语中才首次出现了‘时代错误’这个词。他依然比较认同中世纪的历史概念，根据这种概念，无论在什么年代，时间的巨轮都会制造出同样永恒适用的范例。” （《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E.M.福斯特认为，文学自古以来是‘以价值观描写生活’的，而‘以时间描写生活’则是小说为文学做出的一个突出贡献……而就在最近，诺斯罗普·弗莱也将‘时间与西方人的结盟’视为小说不同于其他文学类型的定义性特征。”（《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要定义任何对象的个性，时间是又一个相关却更为外在的基本范畴。洛克所接受的‘个性化原则’就是指存在于空间和时间的某个特定的位置，正如他所写的那样：‘一旦把它从时间和地点的环境中剥离出来，观念就变成了普遍的东西’。因此，只有当时间和地点是具体的，观念才有可能是特定的。同样，只有将小说中的人物设置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背景中，他们才可能是个性化的人。

《三国演义》：中国古代长篇历史小说代表作 - 十分钟阅读

《三国演义》的故事从黄巾起义开始，经过曹操、刘备、孙权等人的崛起，到三国鼎立，再到三国的衰落和西晋的统一，整个故事跨越了近百年的历史。小说以曹操、刘备、孙权三位英雄的斗争为主线，辅以众多的将领、谋士、美女等人物，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画卷。

《三国演义》又名《三国志演义》《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由明代小说家罗贯中创作，是中国古代长篇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全书共120回，约70万字。小说以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的历史为背景，通过虚构和艺术化的手法，描绘了魏、蜀、吴三国间的政治与军事较量，以及众多英雄人物的传奇经历。作为文学史上的瑰宝，它不仅在文学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还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本文仅为书籍内容的概述，侧重于概述核心情节和主要角色，可以帮助您快速了解书籍大纲；如果您读完本文后对书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建议您阅读原著，原著提供了完整的故事内容、丰富的细节描写和深刻的情感表达，可以给您带来更好的阅读体验。

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巅峰之作——巜三国演义》完整版

除了刘备、关羽、张飞以外，巜三国演义》还塑造了许多其他令人难忘的角色。其中最知名的就是曹操、孙权、诸葛亮等历史人物。曹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出色地运用兵法和谋略，一度掌握了大部分的权力。孙权则是东吴的开国皇帝，他通过联合刘备抵抗曹操的统一战线，展现了他的聪明才智和威武雄图。诸葛亮则是刘备的重要谋士，他机智过人、才智卓越，为刘备出谋划策，成为了当时的智囊。

在三人的带领下，逐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势力，被称为“蜀汉”。然而，他们也面临着来自曹操和孙权等敌对势力的压迫。小说中有许多著名的战役和智谋，如赤壁之战、夷陵之战、官渡之战等，这些战役场景生动逼真，紧张激烈，使得整个故事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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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三国演义》的前言中介绍时说它“不仅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而且是由文言小说过渡到白话小说、短篇平话小说过渡到长篇章回小说的桥梁《三国演义》还开辟了一条熔历史与民间传说于一炉、集民间艺人与文人智慧于一体、内容则亦实亦虚的创作道路，成为后来的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侠义公案小说乃至神魔小说效法”。还说“演义”就是将史实敷衍为长篇章回小说或故事。《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其所写人名(包括字号)、地名、官名大多为纪实，但也有虚构者，所谓有“七实三虚”的说法。

《三国演义》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什么是性？本来如此，这就是性。不需要证明，不需要逻辑推理，也没办法证明，也没办法进行逻辑推理，这个性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性又叫本性。本来如此，是一切现象的基础。那么，什么又是道呢？遵循本性，这个就是道。一切从本性出发，又回归本性，这个就是道。性和道，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一个是体，一个是用。那么，什么是教呢？修道就是教，是身教，是不言之教。那么什么是言教呢？言教就是传道。中国的古籍经典，无一不是言教，无一不是源自于道，又回归于道。《三国演义》也是这样，源自于道，回归于道，其目的是教化，而不是娱乐。既然不是娱乐，为什么要演义呢？为什么要写的这么热闹吸引人呢？《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什么是明德？明德就是本性，本性光明。什么是亲民？亲民就是本性，本性遍一切处。什么是至善？无有不善，无有不利，本性遍一切时。《三国演义》要彰显明德，达于至善，所以要亲民。亲民就是要让普罗大众都接受，都喜欢。亲民，也是新民。新民，也是要教化与改变民众，让民众明明德，止于至善。事实上，《三国演义》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帮助民众明辨是非善恶，知道哪些东西是要尊崇学习的，哪些东西是要贬抑厌弃的。关公信仰在华人世界的普遍建立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所以，《三国演义》不是一部简简单单的历史小说，本质上是一部道书。从《三国演义》的开篇词，就能看出这一点。如果只是记述历史，那么就不需要演义。演义的目的就是要夸大一些好的品质，显明一些不好的品质，让人们从中做出选择。对于一部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善者见善，恶者见恶。《三国演义》也是一面镜子，每一个人都能看到自己的选择，自己的角色。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扮演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取决定性的还是自己，而不是书。书，毕竟只是一个工具。为善为恶，最终还是要取决于自己。《三国演义》就是这样一部书，你用来修道就是一部道书，你用来打仗就是一部兵书，你用来处世就是一部处世之书。据说满清入关就是把《三国演义》作为兵书来用的，李宗吾的厚黑学也是从《三国演义》中参悟出来的。我之所以说《三国演义》是一部道书，不是没有原因的。至于是什么原因，我会在以后慢慢分说。

五论莫言：从罗贯中虚构《三国》说起，小说创作体现作者价值观上

《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元末明初人，曾加入张士诚的队伍，后张士诚失败后拒绝了明朝的拉拢，放弃做官开始编写小说。《三国演义》就是在此时编写的，其他同时编写的小说还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