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可以恶搞历史人物吗?为何金庸恶搞尹志平有事,罗贯中没事?
之后,有道家人士对此提出强烈的批评。迫于压力,金庸在新修版的《射雕英雄传》及《神雕侠侣》中虽然保留了之前“尹志平”脾气不好,被江南七怪揍过的形象,但把“暗恋并偷奸小龙女”的角色由之前的尹志平换成了一个虚构的角色——甄志丙。
魔域手游家族盒子怎么领小说:三国是冷门题材?这不是纯纯搞笑吗?
三国演义算恶搞吗小说
他不仅将15本武侠小说当作正史去写,还刻意效仿剑桥中国史西方学究文章译本的风格,十分认真地恶搞,让读者以为剑桥大学真的出版了《金庸武侠史》。
而真正看穿金庸重视自己作品形象的,并不是倪匡、吴霭仪,而是林道群在专栏中提到的内地作者新垣平,他利用业余时间写了近30万字的《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
他开风气之先,是以小说恶搞历史,《鹿鼎记》中韦爵爷不但是康熙大帝左右手,他出使罗刹国与苏菲亚公主有一腿,并协助她登上摄政女王之位。
《射雕英雄传》以宋元之争作为背景,而《倚天屠龙记》以元末明初接上,当时金庸可以将正史、野史、小说、传统文化、诗词手到拿来,嵌入小说创作之中,这是过人之处。
一提到武侠小说自然就会想起金庸,他已成为武侠文化的代表,由通俗小说、流行文化,变成文学类研究、历史考据,甚至像《红楼梦》一样的索隐研究。
为何易中天指责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混蛋,不建议大家读?
易中天先生在2020年的一次直播中表示:中国四大古典小说,《红楼梦》是名正言顺的NO.1,《西游记》第二,《水浒传》第三。而《三国演义》我认为是混蛋,不建议大家读《三国演义》,我与《三国演义》汉贼不两立。
《三国演义》:一本“毒害不浅”的“意淫”之作!
《三国演义》是以宏大史观的帝王视角,以及宏大叙事的写作手法,来描述那一段“群雄并起、战火连天”的历史,正因为《三国演义》写得精彩,才使得读者不知不觉的身陷其中,把自己代入其中的某个帝王将相的角色,甚至出现自己也成了“逐鹿中原”一份子的幻觉,完全失去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正常视角。
这样说吧!截止到目前为止,某小日子国家已经向大海里排放了超过万吨的“核污染废水”了,你又几时“怒发冲冠”一下?有用吗?你尽管抗议,小日子会鸟你吗?联合国那么多理事国,都对此“束手无策”呢,!这样的国际大事,会轮得到你来“评头论足”?你就别在这里“痴人说梦”了,赶紧地,洗洗睡了吧!
有趣的是,很多人反而喜欢指点江山,高谈国际局势,仿佛自己就算不是某个国家元首,也应该是治世之能臣,甚至出现自己“轻摇羽扇”、击退百万曹军这样的“幻觉”。修身、齐家都远远未做到,总想着如何平天下,连眼前摔倒的老太太都不敢扶一下,却还动不动就“怒发冲冠”地“虽远必诛”,这是不是很可笑?
在座的各位不妨细想一下,以你今天的社会地位,假设穿越回去三国时代,从概率来说,你成为那十万“灰飞烟灭”的其中一份子或是他们的亲属,比成为那几个“谈笑间”的风流人物的机率要大得多得多。作为万千的“灰飞烟灭”之一,却为“谈笑风生”的他们欢呼喝彩,甚至认为自己就是“谈笑风生”的风流人物,这又是何等地“荒唐可笑”。
就拿大家最熟悉的“赤壁之战”来说吧,曹操平定北方,百万大军席卷江南想一统天下,据考证也就二十万左右,但是,曹操向外号称八十万、百万,然而,经过赤壁一战,曹军死伤过半,铩羽而归,这就是“赤壁之战”的最终结局。
笔者认为,要实现文艺上的繁荣,还是要少一些限制,多一些放纵。很多经典作品的出现,恰恰是解放思想,信马由缰,允许“乱编”“胡说”的结果。
只是我们对于文艺创作的粗暴干涉一直没有停止,前有贾玲演胖版花木兰,遭到中国木兰文化研究中心投诉,说贾玲在误导群众,伤风败俗,贾玲被迫道歉。后有今年热门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被控部分情节描述与真实历史不符。假如一切都按原著来,都按史实来,那还拍什么电影,写什么小说,直接读历史得了。
说回主题,其实对于经典题材的再创作,实在是应该鼓励大刀阔斧的改革,所谓不破不立。当年网络文学刚刚兴起的时候,各种解构恶搞名著的题材可谓层出不穷,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今天网络文学的基础。仅我有印象的就有恶搞《西游记》的今何在《悟空传》、《沙僧日记》,恶搞《三国演义》的《水煮三国》,还有各种对于漫画游戏进行二次创作的同人小说等等。在当时引发了很大争议,以至于某吃饱了撑的局还发布了不得擅自改编经典文艺作品的文件。
我听说乌尔善导演的名字,是从他的第一部大电影《刀见笑》开始的。彼时他刚刚从广告片导演转型为电影导演,具体情节不记得了,就记得是一个超级大烂片。(当然这是笔者一家之言,还是有很多人喜欢的,也获得了不少奖项。)没想到十几年过去,导演居然脱胎换骨,化蛹成蝶,实在可喜可贺。
《封神》这部电影的确格局很大,虽然特效还不是很完美,部分场面“致敬”《魔戒》之外,已经拍出了史诗的感觉,毫不夸张地说,《封神》就是中国神话(魔幻)题材的《流浪地球》,从这部电影起,中国电影终于可以与国外同类题材作品正面硬刚了。
实际上,被他抨击“乱编”“胡说”的《大话西游》比当年六老师的《西游记》并不逊色,在某些方面甚至更胜一筹。这说明,他反对的“乱编”“胡说”不但大多数人并不讨厌,甚至有时候还能成为经典。
基于大家对于《西游记》和《大话西游》的热爱,两句话在当时火的一塌糊涂,甚至后来演变出了“六学”梗。当然大家并不是将这两句话奉为圭臬,恰恰相反,他的这些言论引发网友们的群嘲。
当年《大话西游》大火,六小龄童在参加某访谈节目时,说了这番话。他表示可以接受合理的改编。然而,对于孙悟空和白骨精谈恋爱的剧情,他表示不能接受。现场他还把金箍棒扛在肩膀上,演了一个“不着调”的孙悟空,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在阴阳《大话西游》。
《三国演义》你肯定读过,但《反三国演义》你读过吗?
周大荒喜欢三国故事,但是看《三国演义》看得很不爽,因为他喜欢的马超,投奔刘备后不久便亡故,一生不得志,空有五虎上将之名;他喜欢的赵云,有才但并没有受到该有的重用,空有五虎上将之名;他喜欢的徐庶,才华横溢,但被曹操诓进曹营之后,基本上就消失了;他喜欢的周瑜,被小说家编排成了气量狭小之人;他喜欢的庞统,跟卧龙齐名真是白瞎了,还没干出啥成绩来,就在落凤坡陨落了……
这可不是哪位网友无聊之时的恶搞之作,而是正儿八经出自民国文人之手。《反三国演义》的作者周大荒(1886年-1951年),本名周天球,字大荒,号书生,湖南祁东县人。早年就读于船山书院及湖南公立法政学堂,一生经历丰富,主要是从事文字工作,曾编辑北京《晨报》副刊数年,又先后担任《正义报》、《民德报》文苑主笔(1924年)。
三国演义是混蛋?三观不正?不建议大家读?
不过在我们日常阅读文章时也不免会发现这种情况,当你谈起《三国演义》某些相关的内容、情节或者故事时,就会有一些人跳出来,略带嘲讽地教育你:“演义看多了吧”、“你知道什么是历史吗”,似乎谈起三国你就必须拿《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魏略》、《九州春秋》、《汉晋春秋》说事,以彰显自己的知识广博、高人一等。
《三国演义》到底有多假
邢道荣是刘备在收复零陵都城时遇到的一员大将,这位人物喜欢自夸自擂,好大喜功,被世人评价有万夫不当之勇,然而实则没有什么本事,在几个回合之下就被张飞打败。但邢道荣在《三国演义》中,为张飞收复零陵埋下了伏笔,正是他中了诸葛孔明之计,才最终大败。
目前研究者对貂蝉这一人物的存在性还有很多疑问,其多数出现在民间说书者的口中,后来经罗贯中加工才形成了一位有血有肉的貂蝉形象。而民间传说中的貂蝉亦是王允的养女,这和《三国演义》的记载不谋而合。而且,在小说中,貂蝉从第八回登场,到第十九回结束,出场篇幅算是很大,也是作者最大程度的表述吕布对貂蝉的重情重义。
张聪丨《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兼谈《三国演义》的读法与教法
中国人的真理是从传统的历史哲学中得来的。而传统的历史哲学是历史之事与历史之道的统一:历史之事是有限的,历史之道是无限的;历史之事是经验性的,历史之道是超越性的;历史之事是变动不居的,历史之道是千载不易的,历史之事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之道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它们彼此印证、彼此彰显。历史之道会在客观、准确的记述中得到体现,而阅读历史的过程本身又是一个透过看似不偏不倚的历史记述去寻找、把握、阐发隐藏在其后的关于政治、道德和意识形态的模型的过程。
“如古人所见,六经皆史,要义在于事与道(或曰理)两者为一体,道理为体,事情为用,两者有着互相构成的关系,而且其互相构成关系是动态性的,道在动态中成就事,事在动态中实行道,或者说,道在事中运作才得以展开为道,事的运作也因为得道才能成其功。道与事的动态互相构成意味着一种存在的不断生长,如果动态无穷,其存在也无穷。正是道与事的‘互构性’造成了两者的一体性,所以说,道即事而事即道。道与事的一体性也提示了解释生活世界和历史时间的一种方法论:既然在事的范围内足以理解道,便不需要多余假设某种在别处的超越理念(柏拉图式)或者非人间的绝对存在(神学式)。”(《历史·山水·渔樵》“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
“以史言道,其用意所在更接近历史哲学。……与此相关,古人的历史概念在于‘历史性’而不在于‘故事性’,就是说,五经的意义在于以事载道,用功不在叙事释因。……更准确地说,历史性就是文明对时间的组织方式,而对时间的组织方式为一种文明的经验和思想赋予了可持续的意义。所以说,五经的意图不在描述历史之事,而在寻求历史之道,但历史之道必寓于历史之事,道于事中才得以成形,正所谓道不离事,所以五经选择记述了能够藏道之事。”
“《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我们现在似乎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了:《三国演义》起码不是西方近现代“novel”意义上的小说——当然,我们也就不应该简单套用西方那套阅读novel的法子来阅读它——那么《三国演义》到底该被算作什么一种性质的著作呢?这涉及到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整体理解和把握。
不难想象,听众的“颦蹙出涕”和“即喜唱快”会怎样反向地影响说书人对于刘备、曹操等人物形象的塑造,使他们的忠奸正邪愈发呈现出一种典型化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演义》并不像西方的小说(novel)那样是某一位作家的思想的结晶,烙印着着浓重的个人色彩;而是一种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产物。黑格尔曾称呼荷马和赫西俄德这些“为希腊人制定神谱的人”为“人民的教师”,我不知道把这个称呼移赠给《三国演义》那些无名的编写者、讲述者、改定者、阐释者是否也同样恰当,“他们把所得来的现成的混乱的与民族精神一致的观念和传说加以提高,加以固定,使之得到明确的意象和观念。”(《哲学史演讲录》第一卷)《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在今天依旧被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反复演绎着、讲述着洞洞乐抽奖盒子游戏规则,每一次演绎和讲述都是一次教化,关于中国人对于历史文化的普遍理解的教化。
“从前的史诗(传统叙事文本)诗人并不是其作品的唯一责任者,听众也同样负有责任,因为诗人与公众直接发生联系并且诗人的报酬也取决于这些听众的赞赏程度;另外,作品也是围绕听众转的,诗人不过是一种集体声音的个体代言人。”(托多罗夫《批评的批评》“史诗的复归”)
在传统的叙事文学的作者看来,现实中的生活往往是转瞬即逝的,缺少一种更深刻的意味。只有经典题材才有被反复讲述、反复阐释的价值。但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强调的是,正是在这种传统经典题材被反复讲述、反复阐释的过程中,数量众多的听者或读者以某种形式参与到了文本的形成过程之中——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并非一部原创意义上的作品,而是对史料典籍和民间文学的加工与改编。民国初年的文学评论家解弢在他的《小说话》中已经抓住的原创性的问题,对《三国演义》是否能够被称为“小说”的问题提出过质疑:“《三国演义》旧日颇占势力。吾谓斯书正犯历史小说两大忌:一直演正史,二虚造事实。至其演野史之一部分,乃将他人所记载者,演为白话而已,非自能发明一二事。故其书除文字稍可观外,无一能合乎小说之律。”
“在文学界,笛福和理查逊是最早不从神话、历史、传说或以前文学中取材的伟大作家。就这方面而言,他们不同于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弥尔顿,这些作家像希腊和罗马作家一样,习惯性地使用传统的故事情节。后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接受的是他们时代的一个普遍前提:因为自然本质上是完整的、一成不变的,因此它的记录,无论是圣经、传说还是历史,都构成了人类经验的权威曲目。”(《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不过话也要反过来说。读者在阅读《三国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时是不是真的会在意这些“时代错乱”细节呢?我想是不会的。这就像我们在京剧舞台上看到汉代的张苍、陈宫穿戴明代的纱帽官衣,唐代的秦琼、单通身着清代的马蹄袖箭衣一样,并不会产生任何的违和感。这倒不是因为中国人太过粗疏,而是因为在戏曲观众或小说读者看来,辞章、名物、制度、服饰、器具这些反应具体时代风貌的东西都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可能出现在这个朝代,也可能出现在那个朝代。对于这些具体的、特殊的、偶然的东西的考证复原并不会带来他们想要的“真实感”。“真实感”的来源只能是那些决定历史发展走向的更重要的因素——由文化所赋予的亘古不变的意义和价值:刘备的仁慈,曹操的奸诈,关羽的忠勇……这些才是历史永恒的支柱。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这些品格、价值、意义会冒着不同的人的名字,以不同的身份、不同形象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戏曲观众也好,小说读者也好,在这样一个由世道人心、天理循环支撑起的历史架构中才能够获得一种他们期待的真实感与崇高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演义》是超越具体时空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它所演绎的分分合合的天下大势,不是某一段历史,而是整个的历史、全部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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