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文言文？语文老师哭了！

原来杨修为人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操尝造花园一所；造成，操往观之，不置褒贬，只取笔于门上书一“活”字而去。人皆不晓其意。修曰：“门内添活字，乃阔字也。丞相嫌园门阔耳。”于是再筑墙围，改造停当，又请操观之。操大喜，问曰：“谁知吾意？”左右曰：“杨修也。”操虽称美，心甚忌之。

老师说三国演义是小说

手游盒子代理哪个平台好张聪丨《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兼谈《三国演义》的读法与教法

在商榷文章中，吴小如先生指出历史上统治阶级对于关羽、祢衡这两个人物的推崇并不能简单归之为对劳动人民的麻醉与愚弄，其中也有对人民朴素情感的迎合——“那种袒护刘备、贬斥曹操的成分……正是当时人民大众真实情感的烙印”。譬如对于关羽这个人物形象，“封建统治阶级所渲染所‘借重’的是关羽对一姓之主的‘忠’，人民大众所肯定所同情的却是关羽对刘备本人的‘义’：这二者现象相近，本质迥殊”，“黄裳先生要求写杂剧或者写演义的人在几百年前打破礼教的框框……那是同要求封建社会的人民不要讲‘义气’而要讲‘阶级友爱’一样的不妥当的。”至于祢衡这样一个“敢同统治阶级对立的人”，更是“必然会博得被统治者——从劳苦大众到贫寒知识分子都包括在内——的同情和赞美，甚至为人民大众所喜爱拥戴。”在文章结尾处，吴小如先生这样写道：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介绍著名学者吴小如先生五十年代所写的一篇文章——《从关羽祢衡问题谈到对历史人物的分析与评价》。这篇文章是与黄裳先生进行商榷的。黄裳先生在分析《三国演义》中关羽、祢衡这两个文学形象时认为关羽不过是“是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偶像”，“被利用了来宣传封建道德的处所”；而祢衡则是“统治阶级帮闲中的一位‘憨大’”，他的击鼓骂曹也不过是为了博取个人的名声而已——应该说，黄裳先生所批判和否定的不仅仅是关羽、祢衡这两个广为人们崇敬的文学形象，更是《三国演义》这部著作的整个的价值体系——如果连关羽、祢衡都不过只是统治阶级的走狗鹰犬、措大帮闲，那恐怕真的就是“洪洞县里没好人了”。

如果我们带着这样一种搜寻历史意义的视角去阅读《三国演义》，就会完全理解前文所谈到的这部著作与“小说”（novel）之间的种种差异，譬如在人物塑造方面，邓晓芒先生所批评的关羽的形象“有品格而无性格”——那是必然的！永恒的历史之道只可能彰显于关羽始终如一的忠义品格之中，焉能体现在阿基琉斯喜怒无常性格的偶然性之间！

“植根于经学的阐释学解释模式广泛地运用于史学领域，随后又深刻地影响了对其他文学样式和叙事形式的阅读行为，比如小说。在这种解释图式中，读者在面对叙事时总是带着一定的文学和文化假定与期待。他们总是首先指出在表面文本和隐藏含义中存在的隙缝和纽带，或是表面上客观的人、事记录与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层历史图式之间存在的隙缝和纽带。阅读的任务就是去把握住历史的含义，去理解在史家记录和编辑行为以及在抽象符号(symbols)、类象符号(signs)、指示符号(indexes)和构型等因素之后，所包含的道德、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这类儒家释义学开始于《春秋》经解，并延续到古代历史思维的终点，集大成于章学诚的历史哲学。它侧重于对历史意义的搜寻以理解过去。这个解释传统的生命力和广泛性在官方史学以外的各类通俗文学体裁的阅读中也同样变得越来越明显。”（第三章“中国叙事阅读中的历史阐释”）

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历史之事和历史之道真的是这样高度统一的吗？恐怕并不是。传统历史哲学的典范之作《春秋》“绝笔于获麟”就是历史之事偏离历史之道的绝好例证。更重要的是，历史之事永远是琐碎的、复杂的、凌乱的、晦暗的，政治人物的道德面貌也往往是扑朔迷离、含糊不清的，它们与历史之道之间存在着一道高深莫测的阐释的高墙，而不能为一般民众所直接把握。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需要更加简明易懂的历史——就像他们在戏曲舞台上能够轻而易举地分辨出红脸的忠臣与白脸的奸臣一样——他们需要更便于谈论的历史，需要能清楚明白地彰显历史之道的历史，或者说他们需要看上去更像历史的历史。这就像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的那样：

中国人的真理是从传统的历史哲学中得来的。而传统的历史哲学是历史之事与历史之道的统一：历史之事是有限的，历史之道是无限的；历史之事是经验性的，历史之道是超越性的；历史之事是变动不居的，历史之道是千载不易的，历史之事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之道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它们彼此印证、彼此彰显。历史之道会在客观、准确的记述中得到体现，而阅读历史的过程本身又是一个透过看似不偏不倚的历史记述去寻找、把握、阐发隐藏在其后的关于政治、道德和意识形态的模型的过程。

“如古人所见，六经皆史，要义在于事与道（或曰理）两者为一体，道理为体，事情为用，两者有着互相构成的关系，而且其互相构成关系是动态性的，道在动态中成就事，事在动态中实行道，或者说，道在事中运作才得以展开为道，事的运作也因为得道才能成其功。道与事的动态互相构成意味着一种存在的不断生长，如果动态无穷，其存在也无穷。正是道与事的‘互构性’造成了两者的一体性，所以说，道即事而事即道。道与事的一体性也提示了解释生活世界和历史时间的一种方法论：既然在事的范围内足以理解道，便不需要多余假设某种在别处的超越理念(柏拉图式)或者非人间的绝对存在（神学式）。”（《历史·山水·渔樵》“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

“以史言道，其用意所在更接近历史哲学。……与此相关，古人的历史概念在于‘历史性’而不在于‘故事性’，就是说，五经的意义在于以事载道，用功不在叙事释因。……更准确地说，历史性就是文明对时间的组织方式，而对时间的组织方式为一种文明的经验和思想赋予了可持续的意义。所以说，五经的意图不在描述历史之事，而在寻求历史之道，但历史之道必寓于历史之事，道于事中才得以成形，正所谓道不离事，所以五经选择记述了能够藏道之事。”

“《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我们现在似乎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了：《三国演义》起码不是西方近现代“novel”意义上的小说——当然，我们也就不应该简单套用西方那套阅读novel的法子来阅读它——那么《三国演义》到底该被算作什么一种性质的著作呢？这涉及到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整体理解和把握。

不难想象，听众的“颦蹙出涕”和“即喜唱快”会怎样反向地影响说书人对于刘备、曹操等人物形象的塑造，使他们的忠奸正邪愈发呈现出一种典型化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演义》并不像西方的小说（novel）那样是某一位作家的思想的结晶，烙印着着浓重的个人色彩；而是一种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产物。黑格尔曾称呼荷马和赫西俄德这些“为希腊人制定神谱的人”为“人民的教师”，我不知道把这个称呼移赠给《三国演义》那些无名的编写者、讲述者、改定者、阐释者是否也同样恰当，“他们把所得来的现成的混乱的与民族精神一致的观念和传说加以提高，加以固定，使之得到明确的意象和观念。”（《哲学史演讲录》第一卷）《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在今天依旧被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反复演绎着、讲述着，每一次演绎和讲述都是一次教化，关于中国人对于历史文化的普遍理解的教化。

“从前的史诗（传统叙事文本）诗人并不是其作品的唯一责任者，听众也同样负有责任，因为诗人与公众直接发生联系并且诗人的报酬也取决于这些听众的赞赏程度；另外，作品也是围绕听众转的，诗人不过是一种集体声音的个体代言人。”（托多罗夫《批评的批评》“史诗的复归”）

在传统的叙事文学的作者看来，现实中的生活往往是转瞬即逝的，缺少一种更深刻的意味。只有经典题材才有被反复讲述、反复阐释的价值。但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强调的是，正是在这种传统经典题材被反复讲述、反复阐释的过程中，数量众多的听者或读者以某种形式参与到了文本的形成过程之中——

书里书外话三国

相信大部分文友都看过老版电视剧《三国演义》，片头曲“滚滚长江东逝水”印象深刻，但有一部分朋友不知道词的作者是明代的杨慎，更有人迷惑，明朝中后期的杨慎作品怎么能出现在元末明初罗贯中的小说中？答案很简单，后来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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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三分故事七分史实，为何还只是小说不是史书？

而《三国志》也没有出现过明显的贬低刘汉的行为，就拿诸葛亮来说，虽然没有书写得像小说里面的那样惊为天人，但是《三国志》武侯传对它的评价也是：“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只是军事能力不突出罢了”后来六出祁山，无功而返不也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吗?

说了这么多小伙伴们肯定会觉得即使《三国演义》是以蜀汉为主角书写的，那《三国志》也是以曹魏为主角写的呀!的确《三国志》中六十五卷中魏书数量最多有三十卷，结合当时的史实司马炎篡位后为了体现自己政权的合法性，确实会让史官对于魏国政权的合法性进行一定的美化，毕竟是他的位置是魏国幼帝曹涣禅让给他的，但是这不是主要原因，其实最主要还是实力问题，所谓的三国鼎立其实是很不平衡的鼎立，北方曹魏天下九州独占其六，而刘备却只有益州外加汉中之地，那个实力强那个就写得多不是很正常吗?

三国演义是小说不是历史

小说是为了突出人物形象，有些事难免就要张冠李戴，这样人物形象就更加突出了，这本没有错，是小说的需要，可是这离现实往往就远了些。鞭打督邮放在张飞身上更符合他的性格特征，可是真正鞭打督邮的是刘备，真实的刘备是有男子汉气魄的，而不止是单纯的仁厚。所以，读小说，品人物，要切实地思考和认识那个人物，才能见到真实的他，理解他们的真性情，我们也才能在小说中收获更多。

当有多种不同的声音时，我们可以将它们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也可以退而求其次，寻找它们的共同点，而不仅仅固执于谁是对的，谁是错的。

知道自己现在的身份，明白在这个身份之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什么事，注意不要僭越。荀彧就可惜在这里，他有自己的理想——通过帮助曹操来心复汉室。可是随着曹操后面表现出的野心，他的一些建议对于曹操来说就是逆耳的。

能屈能伸。知道在什么时候要装孙子，什么时候要霸气一些。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需要在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人物面前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行为，这是一种很重要的社交技巧。有时候，我们需要适当地退让一步，避免冲突和争吵，这并不代表我们软弱或没有立场。而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也需要表现出自己的坚定和果断，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底线和原则。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强大，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利益。能屈能伸是一种智慧和能力的体现，也是一种健康积极的生活态度。

读书的多一点是没错的，但过多会变傻，过少则容易变得无知。要适度阅读，不能过度，也不能太少，只有适量地阅读才能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智慧。

到最后，最终顶不住时间，所有的一切都灰飞烟灭，留下来的，只有那段历史，而这段历史，还被不同的演绎，英雄可能会被唾弃，而小人可能会被赞美，主要看谁主宰。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孙刘二者的联合，只是为了联合抗曹，目的达到了，也意味着两者的蜜月期正式结束。利益是永恒的，有用就合作，没用就放弃合作或对抗。

不要轻信一家之言。在读《三国演义》之前，我一直认为它是历史07年的三国网页游戏，至少大体上是正确的吧。后来易中天老师指出了《三国演义》的小说性质，相对而言，《三国志》是比较严谨的。我曾经以为的许多典故最后被证明是虚无的，是罗贯中自己编造的故事。因此，在分析他人言论时，我们需要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并了解对方说话的目的和背景。

相信自己的判断是很重要的，就算有不同的意见围绕一个问题，有时我们仍需要依靠自己的判断。曹操在称帝这个问题上也是如此，虽然有许多谋士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但他最终还是依据自己的判断做出了决定。因此，他受到了天下的尊敬。

人性的理解非常关键。曹操和荀彧都非常擅长这方面，胜利往往取决于对人性的洞察。谁能够理解得更深刻，谁就能成为胜利者。在现代社会，理解人性同样至关重要。无论是在商业还是社交等领域，对人性的洞察和理解都能够帮助我们取得成功。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不断完善自己的道德底线，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尊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赢得成功的同时，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善良。

《三国演义》主要讲了什么

紧接着就是第二阶段，从官渡之战结束到赤壁之战结束，书中从第三十四回到第五十回，主要描述的是整本书最浓墨重彩的一场战事—赤壁之战的前因后果。三国剧情发展到高潮，这一战之后，曹操战败，一时失去了南下统一全国的机会，刘备势力取得了荆州作为立足之地，江东孙权势力稳固了统治。

这一阶段里，著名的情节有：虎牢关之战（三英战吕布、温酒斩华雄）、水淹下坯（曹操VS吕布）、吕布辕门射戟、郭嘉遗计定辽东。很多人听说过的著名人物诸如张角、董卓、吕布、貂蝉、华雄（多半是温酒斩华雄听来的）、袁绍、袁术、孙坚、孙策、郭嘉等等，都领了便当（往后就没有戏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