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正史里的三国与演义小说三国的出入

一笑笑出赵云，徐晃、张郃二人双敌赵云，曹操才得以继续撤退；二笑笑出张飞，又幸亏张辽等人抵挡；三笑笑出关羽，又在有一夫当关之险的华容狭路上，加上曹操军此时已无力再战，于是曹操哀求关羽放行，关羽念及昔日恩情，便放了曹操回去。

20.演义中的华容道关羽义释曹操，说是诸葛亮夜观天象，曹操还没有到败亡之时，于是就派了关羽把守华容道，让关羽偿还曹操的恩情。曹操赤壁战败后果然从华容道撤退，途中三次大笑诸葛亮与周瑜无谋，未在险要处暗设伏兵。

15.演义中的襄樊会战关羽水淹七军，实为虚构，此战并非人力导致的水患，而是天灾，《三国志》中记载很清楚，时值秋天，大雨连绵，汉水暴涨，关羽所带的荆州水军适应这种天气，而于禁、庞德带的是北方军，不适应水战，被洪水冲没，于禁投降，庞德被杀。

三国演义原著和小说区别

14.演义中关羽的武器青龙偃月刀，实为虚构，在东汉末年，骑兵用刀作战的，都是使用环首刀，类似于青龙偃月刀这样的长柄大刀，直到唐宋时才出现。而且《三国志》中记载关羽斩杀颜良一战：曹公使张辽及关羽为先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网页版游戏云服务官网下载，斩其首还。

但实际史书只记载了诸葛亮作为使者前往东吴，面见孙权商议联合一事，并未与东吴官吏争论，反而是孙权将此事与众将领商议，东吴的主战派和主降派相争不下，孙权本人亦是主战，后周瑜回来主张抗曹，才最终定下联合抗曹一事。

《〈三国演义〉通识》：带你亲自“腰斩”三国，重塑小说人物

关于“战争描摹的艺术”也有一点愚见，当成读后作业，附骥于此，庶几不辜负这本新见迭出的《〈三国演义〉通识》。火烧赤壁中所谓“连环计”可算是脍炙人口的重要情节，但《三国演义》两次“连环计”的性质截然不同，《三国志平话》中的“连环计”只有王允、貂蝉那一出，而没有庞统在赤壁战前的发挥。但是在明刻本《三国演义》出来之前，我们偶然发现水战中用“连环计”的史料：

本书所点出的“战争描摹的艺术”很有延展性与话题度。最近在地铁站看到数张大幅海报，宣传明年即将发布的某著名三国主题电子游戏的最新版本。该版本以潼关之战为主要场景，不难发现“战争描摹的艺术”是它用来吸引玩家的一张王牌。值得一提的是，潼关之战也涉及到《三国演义》与正史的重大分歧，所以该游戏海报中频繁使用“再现”、“考证”、“虚构”、“还原”等一众文学术语。

在1994年版的电视剧《三国演义》中战争的大场面，恐怕远比不上2010年新版，或者电影《赤壁》，但并不妨碍前者口碑上的优胜。就小说《三国演义》而言，姑且抛开古籍中精粗不一的版画，单就文字而言，赤壁、官渡等几场最有名的大战，美感其实未必输给视觉艺术。本书用几个战争艺术的专题，将全书有关描写关联起来，在拆解、对照的过程中呈现出线性阅读所忽略的景观。

人们反复品味同一件事物，大抵是把这件事物最基础的底料，品得烂熟后，以便腾出五感，察觉到个中滋味的复调。本书一面给还没翻开《三国演义》原著的读者提供方方面面的导航，一面为熟悉《三国演义》或笼统而言的三国故事的读者抖开十段锦，端出来几道新鲜的佳肴。这部“许园食谱”中间，最勾得老饕垂涎的，要数这“纸面上的堂堂军阵：战争描摹的艺术”一章。

第四章是从女性人物切入，为读者提供一种批判性、创造性的《三国演义》读法。本章第一节分析并对比何太后、蔡夫人两个“后宫掌权”型人物，第二节专论貂蝉，第三节钩沉“小人物”孙权弟妻徐氏。这一章得东坡八面受敌读书法之精髓：面对《三国演义》原著，大可以将“领衔主演”之外的各色人物作为某一次阅读的主线，完成一番巡礼。

读原著《三国演义》序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将与大家一起领略这部伟大的作品，不仅让我们深入了解历史，更可以从中学习到人生的智慧。现在，让我们一起翻开这部厚重的历史长卷，一步步走进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期待我们每天的相聚，一起在《三国演义》的世界中寻找乐趣和启示。

三国演义与正史有哪些区别，真正的草船借箭和空城计是怎么回事

与小说中“六出祁山”的描述不同，正史中诸葛亮的北伐次数明显减少。而“九伐中原”的描述则更多是后人对姜维北伐行动的夸张。在正史中，姜维作为诸葛亮的继承者，继续推行北伐政策，他总共进行了11次北伐行动。这些北伐行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蜀汉的国运，但最终也未能改变蜀汉的命运。

首先，关于诸葛亮的北伐次数，正史《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等史料记载，诸葛亮实际上只进行了五次北伐。这五次北伐分别是：第一次北伐，诸葛亮出祁山，但因马谡失守街亭而失败；第二次北伐，诸葛亮再次出祁山，但因粮草不继而退兵；第三次北伐，诸葛亮出散关，最终因粮草问题再次退兵；第四次北伐，诸葛亮再次出祁山，最终因病逝于五丈原而结束；第五次北伐则是在234年，诸葛亮病逝后，蜀军撤退。

在《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中，诸葛亮的形象被塑造得极为光辉，其北伐中原的故事更是被广泛传颂，尤其是“六出祁山”和“九伐中原”的描述，更是深入人心。然而，当我们回到历史的真实记载，会发现这些描述与正史中的记载存在一定的差异。

总的来说，曹操和吕布在《三国演义》中的形象与正史中的记载存在一定的差异。曹操的性格更为强硬和果断，而吕布并没有小说中所描述的认义父的情节。这些差异反映了文学作品与历史记载之间的不同侧重点和表现手法。尽管如此，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在正史中，曹操和吕布都是三国时期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们的事迹和形象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

吕布在正史中以勇猛和武艺高强著称，他被称为“飞将”，在战场上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吕布的个人品质和政治智慧却常常受到质疑。在《三国志》中，吕布被描述为性格多变，缺乏远见和决断力，这使得他在政治斗争中处于劣势。尽管如此，吕布的武勇和军事才能仍然被后世所称道。

另一方面，吕布作为三国时期著名的武将，他在《三国演义》中的形象同样与正史有所出入。在小说中，吕布被描述为先后认丁原和董卓为义父，这种描写增加了吕布人物的戏剧性，但也与历史事实不符。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吕布并没有认丁原和董卓为义父，而是作为他们帐下的主薄，即高级幕僚或助手。吕布与丁原和董卓的关系，更多是基于军事和政治上的合作，而非小说中所描述的家族关系。

与小说中多哭的形象不同，正史中的曹操更多地表现出了冷静和理性的一面。他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能够保持冷静，制定出合理的应对策略。这种性格特点，使得曹操能够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中，稳住阵脚，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政权。

曹操，字孟德，是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奠基人。在正史记载中，曹操以果断和强硬著称，他能够在乱世中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手段，一步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例如，在对抗袁绍的官渡之战中，曹操采取了一系列果断的军事行动和策略，最终以少胜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一战役充分展现了曹操的军事才能和坚强意志。

张聪丨《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兼谈《三国演义》的读法与教法

“例如，莎士比亚对历史的看法与现代人完全不同。特洛伊和罗马、金雀花王朝和都铎王朝，它们任何一个都不是太久远，还不至于与现在截然不同，或者彼此完全不同。在这一点上，莎士比亚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观点。他去世30年后，英语中才首次出现了‘时代错误’这个词。他依然比较认同中世纪的历史概念，根据这种概念，无论在什么年代，时间的巨轮都会制造出同样永恒适用的范例。” （《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E.M.福斯特认为，文学自古以来是‘以价值观描写生活’的，而‘以时间描写生活’则是小说为文学做出的一个突出贡献……而就在最近，诺斯罗普·弗莱也将‘时间与西方人的结盟’视为小说不同于其他文学类型的定义性特征。”（《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要定义任何对象的个性，时间是又一个相关却更为外在的基本范畴。洛克所接受的‘个性化原则’就是指存在于空间和时间的某个特定的位置，正如他所写的那样：‘一旦把它从时间和地点的环境中剥离出来，观念就变成了普遍的东西’。因此，只有当时间和地点是具体的，观念才有可能是特定的。同样，只有将小说中的人物设置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背景中，他们才可能是个性化的人。

可见，在传统叙事文本中，人物形象的概念化、单一化是惯常出现的情况，《三国演义》并非特例。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伊恩·瓦特认为是因为“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和文学都深受柏拉图的影响，即形式或观念是一种终极现实，隐藏在当下世界具体物象后面。这些形式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小说的兴起》第一章）——这一理论，用来解释西方的古典文学作品尚可自圆其说。但生活在中国的罗贯中、毛宗岗们是决然不可能“深受柏拉图的影响”的，在他们而言，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力量驱动着他们去塑造这些具有普遍性意味的概念化、单一化的人物形象呢？这个问题我们留到后文再做分析。

“从这方面比较一下，关公的形象便显出某种性格上的抽象性，是更适合于概念化，‘脸谱化’的……至于关公的内心世界，特别是他的复杂的思想感情，人们倒是不太关心。因为人们宁可相信，他的内心世界就是像那些抽象的道德概念所规定的那么简单，且越简单，越令人肃然起敬。关公即使在最动情的时候，也没有阿喀琉斯那种大段的充满同情和悲悯的道白。”（《人之镜——中西文学形象的人格结构》第一章“品格与性格：关云长与阿喀琉斯的比较”）

“阿喀琉斯的个性是极其丰富的、多方面的。他既是自私的，又是慷慨大度的，既是残忍、暴烈的，又是悲天悯人、富有同情心的，既是冲动的、形而下的，又是善于沉思的、形而上的，这一切，全都取决于他那自发的、偶然的心境和情感。他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固定不变的、让人学习和崇拜的‘品格’，但他的永恒的魅力却在于‘性格’上的真实与生动。”

反观《三国演义》，它在人物塑造、环境设置、情节构建等方面希望呈现的是一种特殊性呢，还是一种普遍性呢？——我认为，无疑问的是一种普遍性，而非特殊性。我们仅以人物塑造为例，鲁迅先生曾对《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有过一段经典的评论：“（《三国演义》）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这种“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方式此后常常为文学评论家们所诟病，所谓“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而我们在这里要指出的是，这种“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方式恰恰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和改编者）所要追求的，他们自始至终所要呈现的都不是特殊的、具体的、真实的人。无论是曹操、关羽，还是刘备、诸葛亮……他们都是一种类型的人的浓缩和提纯，或者说是一种具有普遍人格的形象化，他们的行动也从来不是被自身的内在矛盾推动着的，而是被特定的抽象观念所推动着的。

在书中，伊恩·瓦特具体分析了小说（novel）与传统叙事文本之间的差异。我想在这里对他的观点略加摘录，希望能够引起大家对于“《三国演义》到底是不是一部西方意义上的‘小说’（novel）”这一问题的思考。

“小说这一文学形式最充分地反映了这种个人主义的、富于革新精神的价值取向。之前的文学形式反映了它们所承载文化的总体趋势，即检验真理的标准便是它们与传统实践的一致性。例如三国搞笑题材单机游戏，古典史诗和文艺复兴时期史诗的故事情节是基于过去的历史或寓言，作者处理情节的优劣得失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正统的文学观来评判的，这种文学观是由史诗这一类型中广为接受的模型衍生而来的。这种文学传统第一次受到来自小说的巨大挑战，因为小说的主要标准是追求个人经验的真实性——个人经验永远是独特的，因而也是新颖的。因此，小说是一种文化合乎逻辑的文学载体。在过去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小说对于独创性和新颖性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因此用‘小说’给它命名可谓名副其实。”（《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他（笛卡尔）的《论方法》和《形而上学的沉思》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这样一个现代假设：对于真理的追求，完全是个人可以作为的事情，在逻辑上独立于过去的思想传统，而且很可能只有远离过去的思想传统，人们才能获得真理。”（《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研究》第一章）

据英国学者伊恩·瓦特（Ian Watt）在《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研究》一书中的介绍：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小说”（novel）兴起于18世纪早期。区别于此前的传统叙事性作品，“小说”（novel）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产物，所要体现的是“个体对现实的领悟”，试图“让思想在最接近事实的意识中跃然纸上”。这一思想文化的源头最早可以追述到笛卡尔——

我们先来谈一谈什么是“小说”？今天人们通常会泛泛地把中西方一切虚构的叙事文本统统称作“小说”，这当然并不算错。但如果我们愿意稍做一点深入的探究，就会发现：西方语境下的“小说”（novel）是有着时代所赋予的特殊历史文化内涵的，和中国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稗官野史”“小说家言”之间有着一道巨大的鸿沟。

《三国演义》虽然是一部基于历史的小说，但它所展现的不仅仅是冷冰冰的历史事实，更是一场文学上的盛宴。正是这些流传百世，让我们对三国时期有了更为生动和深刻的认识。而通过揭示这些故事背后的历史真相，我们不仅满足了对历史知识的好奇，也对文学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给予了更高的评价。最终，无论是历史还是小说，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世界。

这种历史与虚构的界限，不仅仅是文学创作的挑战，也是历史学者和读者共同面对的问题。通过对比《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中的不同，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这段历史，同时也能够欣赏到罗贯中那超凡脱俗的文学才华。

当我们从《三国演义》的虚构美感回到《三国志》的朴素史实时，我们不禁会思考：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是什么？一部作品在历史真实性和艺术加工之间，应该如何取舍？

许多读者被《三国演义》中的忠诚、智谋、勇敢、奸诈所吸引，这些元素构成了人性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比如关羽过五关斩六将，展现了他的忠诚与勇猛；诸葛亮的草船借箭，体现了他的机智和深谋远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