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不是短篇小说，它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由明代作家罗贯中所著。这部作品以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的事件为背景，描绘了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到西晋统一的近百年间的纷争与变迁。《三国演义》不仅详细记录了三国时期的各种战役和历史事件，还通过夸张的叙事手法和丰富的人物塑造，赋予了每个角色鲜明的个性，如刘备的仁德、曹操的谋略、关羽的忠诚等，深受读者喜爱。因此，《三国演义》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

曹操的多疑与诸葛亮的多智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多智到什么程度？他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借东风，书中交代当时的冬天是没有可能出现东风的，这就让艺术的假定性跟历史的真实性之间拉开了合理的错位距离，进而产生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心理现象：周瑜和诸葛亮明明是盟友关系，但是他们的心理发生了错位，周瑜的多妒逼出了诸葛亮的多智，又诱发了曹操的多疑，结果是曹操的多疑让冒险的多智取得了伟大胜利，而这个胜利又导致了多妒的人更加多妒，多智的人更加多智。最后，多智通过虚构的“借东风”，粉碎了多妒的阴谋诡计。赤壁之战后，周瑜乘胜追赶曹操，他在前面追赶，诸葛亮跟在他后面；他把曹操控制的城市打下来一座，诸葛亮就紧跟着占领一座。周瑜想反击诸葛亮又遭遇失败，三气周瑜故事发生之后，周瑜觉得自己智不如人，最终被气死。临死的时候周瑜口吐鲜血，讲了一句非常精彩的话：“既生瑜，何生亮。”这是妒忌心理学的一个伟大创造，在心理学上是非常深刻的。草船借箭这个虚构的故事，从《三国志平话》到《三国演义》，经过上百年积累，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审美智慧和审美表达能力的结晶。

三国演义是短篇小说

《三国演义》中的草船借箭，之所以成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经典，就是因为它充分表现了人心。当时孙刘两家联合抵抗曹操南下，周瑜跟诸葛亮是同一战线，在这个大背景之下，诸葛亮的本事越大，其实是越有利于周瑜抗击曹操取得成功的。可是，《三国演义》描写的周瑜拥有他特有的心理，周瑜虽然看到诸葛亮智慧高超、对他有利，但又不能容忍诸葛亮的才能高于自己，因为自己才是抗曹的统帅。所以周瑜每次找诸葛亮研究抗曹，表面上是为了打败曹操，实际上是为了合法地除掉诸葛亮。周瑜找诸葛亮议事，说现在江上作战，我们缺乏箭矢，令诸葛亮去筹办十万支箭，只给了他十天时间，这其实就是刁难诸葛亮。在那个生产力非常低下的年代，要想在十天里聚集足够的工匠、准备制造箭矢所需的各种材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诸葛亮却回答说不用十天，三天就够了。周瑜非常高兴，就说军中无戏言，让诸葛亮立下军令状，三天完不成任务就要杀诸葛亮的头。诸葛亮签了军令状就走了，周瑜派鲁肃去探听动静。鲁肃问诸葛亮，你三天能造出十万支箭吗？诸葛亮说我这下危险了，需要你救我。诸葛亮请鲁肃调集20条小船，上面布置好青布和稻草人。鲁肃就答应照办了。准备停当之后，一直等到第三天夜里，诸葛亮才拉着鲁肃上船，20条小船直逼曹军水寨，在曹军眼皮底下鸣鼓进兵，这把鲁肃吓坏了。诸葛亮却说不要怕，我早就算到今天有大雾，而且料定曹操多疑，大雾之下断不敢出兵迎战，只能放箭击退我们。于是诸葛亮就让20条小船接受曹军的乱箭射击，一直等到天快亮了，大雾快散了，船上稻草人插满了十多万支箭，诸葛亮才下令撤退，临走还让军士高呼“谢丞相箭”。

鲁迅评论《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多智而近妖”，这是有道理的，《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智慧高到可以在一千多年前预报天气。书中的经典段落赤壁之战，其中有一段是诸葛亮草船借箭，这段故事是虚构的，《三国志》里是没有的。但是这一段虚构得非常精彩。而且《三国演义》的虚构是经过历史积淀的。经过漫长岁月的多次洗礼，淘汰了很多经不起考验的内容，比如在《三国演义》的雏形《三国志平话》中，诸葛亮一度被描写得非常鲁莽，有时候甚至像张飞一样。但是《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就完全不一样了，成了读者眼中的智慧化身。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作者对于小说人物心理的充分表现。

但是，当曹操发现手下谋士的谋略超过自己的时候，他的心态就变了。《三国演义》描写的汉中争夺战，曹操的军队进退两难陷入困境，这时曹操的主簿杨修显出了高明，他一眼就看破了曹操的心态，立即准备退兵事宜，曹操被人看破心思，很不高兴。当初刘备在曹操手下的时候很注意韬光养晦，而杨修就偏偏喜欢露才扬己。《三国演义》专门解释了曹操与杨修的交恶过程。其中提到，曹操路过曹娥碑，曹娥碑上有蔡邕写的八个字：“黄绢幼妇，外孙齑臼”，这八个字隐含着四个字。曹操就问杨修，你能看出来隐含的是哪四个字吗？如果被问的是刘备，他肯定说我看不出来。杨修不管这一套，他直接回答说我已经看出来了。曹操就说你先别说，让我想一想。一行人走了三十里之后，曹操才让杨修说出答案。杨修解释14年三国类单机动作游戏，黄绢说的是有颜色的丝，丝字旁带颜色，合在一起就是个“绝”字；“幼妇”就是少女，合在一起就是个“妙”字，如此这般拆解下去，蔡邕八个字里隐含的四个字是“绝妙好辞”。曹操说，你所答正合我意。这个故事的原始版本见《世说新语》，原故事里曹操说我的智慧差了杨修三十里。而到了《三国演义》中做了调整，变成了曹操不愿意承认自己不如杨修。《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就是用这样的智慧优越感来维持自己的自信和统治的合法性。如果他的部下比他高明，这个部下就危险了。杨修之死，就是因为曹操晚年考虑自己的继承人，起初曹植的表现比较合曹操之意，结果曹操发现曹植之所以表现好是因为杨修幕后指导，曹操就担心日后万一曹植能力压不住杨修，反被杨修控制，就像汉献帝被他曹操控制一样，又或者曹植比较昏庸，那么结果只能更糟，于是曹操就把杨修杀掉了。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非常重视人才，他一旦发现某个人特别有才，就会千方百计挖角。比如新野之战曹操被刘备击败，战后发现刘备是得到了军师徐庶的辅佐才如此厉害，就扣住徐庶母亲作为要挟，徐庶被迫去了曹操那里。此后刘备兵败长坂坡，赵云往来冲突救出阿斗，曹操看到赵云骁勇，又动了心思要拉他过来，于是不许手下放箭，结果让赵云成功杀出重围。刘备兵败徐州之后，关羽“土山约三事”，带着刘备的两位夫人归降了曹操，关羽在投降时提出了条件，具体包括：他只是暂时投降，而且降汉不降曹，另外必须对刘备的两个夫人以礼相待。曹操是比较实用主义的人，他爱才心切，就同意了关羽的这些条件。关羽投降之后，曹操大搞感情投资，大宴小宴不断，还送给关羽资财妇女，结果关羽得到刘备的消息后就千里走单骑离开了，曹操还要在表面上表现得非常大度，由于没有正式下公文放关羽走，关羽一路上过五关斩六将，最后曹操还是下了文书放关羽走了。鲁迅非常欣赏《三国演义》的这一段情节，认为虽然曹操是奸雄，但他这里表现得非常大度，非常爱才。

仔细分析，曹操的这种心态是有复杂成因的。天下三分，刘备可以仰仗他的汉室血统，孙权也有他父兄的基业，曹操不仅没有这些，还有一个家族污点，那就是他的祖父是宦官，他父亲是宦官的养子，曹操多疑和自恋的性格，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他的政治资本相对不足。小说中描写赤壁之战曹操败走华容，看到当地险要地形，他还要大笑一番，嘲笑诸葛亮还是不如他。当然这种行为也有鼓舞残兵士气的考虑，不过哪怕只有5分钟表现自己智慧优越的机会，曹操也是不会放过的。

《三国演义》中，曹操对手下谋士的态度，与刘备、孙权是不一样的。相比刘备对待诸葛亮，孙策、孙权对待周瑜，曹操对待谋士的态度是想听的就听，不想听的就不听，而且打了败仗还会把责任推给谋士。这不是说曹操不重视人才，他是非常重视人才的，但是他不能容忍手下谋士的谋略明显高于自己。

《三国演义》中，曹操对自己的判断是非常自信甚至自恋的。比如，当到处流浪的客将刘备来投奔曹操时，曹操手下谋士就劝他，说刘备这个人有野心，而且还是汉室宗亲，应该杀掉。但是曹操认为，刘备本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杀刘备之后可能会导致自己名声受损，别人以后也不敢来投奔自己了。随后小说中有一个著名的情节，就是“煮酒论英雄”，曹操说天下英雄就是你刘备跟我两人，刘备听了这话就装成很害怕的样子，说自己被天上打雷吓到了，曹操哈哈大笑说英雄也会害怕打雷，于是就放松了警惕。后来徐州发生变乱，刘备找了个借口声称自己要去替曹操攻打袁术，向曹操借了五千兵马后就离开了。刘备走后，曹操的谋士说不能放他走，曹操又派了许褚带五百人去追刘备。许褚是曹操手下的勇将，但是他头脑简单不懂谋略，派这样的人去追刘备，而且是五百人去追五千人，显然是追不回来的。曹操手下谋士们也是这么认为的，觉得追不回刘备太可惜，但曹操是绝对不会公开承认自己犯错的，他说自己既然用了人就不会怀疑他，“我既遣之,何可复悔?”刘备就这样成功溜掉了。这就是曹操不疑的一面，《三国演义》作了很好的展现。

《三国演义》是怎样成书的

经过长时期的演绎，很多说书人和落魄文人的加工和修改，当然这些修改者在修订时多多少少会带着自己的主观意愿，加上在那些年代上人们多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去着手修改，而在技术性考证方面却不一定擅长，毕竟北宋的沈括这些记录科技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主要原因是那时的官方和民间以读书中举为上，写话本是没落不第之人才去从事养家糊口的，科技更只是工匠的事，是贱民才作的事。

《三国演义》是文言文？语文老师哭了！

一般我们说的四大名著《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都是典型的白话文小说，用古白话文写成，阅读难度不大，基本上识字的人都能看懂个大概，而《聊斋志异》是文言短篇小说集，是文言文小说的典型代表，阅读难度较大，没有相当水平的文言功底，根本看不了。

为什么很多人说《三国演义》毁正史，而不说《水浒传》也毁正史？

说《三国演义》毁正史的人，大概率是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之类，没有《三国演义》的普及，三国这段历史早就淹没在时代的尘埃中，哪里会有如今这般影响力，普及度！如果没有陈寿的《三国志》，那三国这段历史估计更是在今天会被一笔带过，大概都不会出现在朝代歌里。

所以《三国演义》称为历史演义小说，而《水浒传》为英雄传奇小说。如果说与历史的距离，本身就是《三国演义》要更近一些。但他也是作为“小说”的面目出现的，而不是史籍。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若论接近历史真实，它们二者都不及《东周列国志》。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对高密度、高频次细节的渴望，与人们认识世界的欲望和能力有着根本性联系。现在摄像机的像素越来越高、快门速度越来越快，物品的细部被拍得越加精细，微观世界也越加丰富。以此来看，如果以更加宏观或微观的视角来观测这个世界，人们对小说细节密度和频次的认知有可能被刷新，也许一个细节单元就是整个艺术世界。

古典长篇小说中的个别故事单元类似于短篇小说，也常常采用高频次策略。比如，《三国演义》中的刘玄德“三顾茅庐”、《水浒传》中的宋公明“三打祝家庄”、《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红楼梦》中的金鸳鸯“三宣牙牌令”等。这种高频次细节描写除了增强故事性之外，更多是为塑造人物性格、凸显故事象征意义而设置。

短篇小说也有高频次细节描写。这一类型的小说往往不是以故事的曲折复杂性吸引读者，而是靠深刻的洞察力和穿透力取胜。契诃夫《苦恼》中的马车夫姚纳和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都在反复地向别人倾诉孩子的离去。这种高频次细节描写与小说主题的揭示、深化基本是同频共振的。最为极端的大概当属鲁迅的《示众》三国霸业单机游戏周瑜，小说通过“伸”“挤”“钻”“堵”“挡”“塞”“打”“冲”“撞”等相似的高频次细节描写看客们的心理。

短篇小说由于篇幅限制，往往采用低频次细节描写，并将之设置在开头与结尾处。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开头和结尾几乎是一模一样。相同的是莽莽苍苍的群山之中走着两个盲人，一老一少，一前一后，无所谓从哪儿来，也无所谓到哪儿去。区别的是，开头第一段中的“每人带一把三弦琴，说书为生”，在结尾处被替换为“也无所谓谁是谁……”这一细微调整，不但让文本意蕴有了轮回之感，小说主题也由具体的“一老一少”替换为“无所谓谁是谁”而增强了普遍性，哲思的意味更浓。

小说艺术常常通过调节相同或相似细节的出现频次来实现不同的艺术效果。美国文学评论家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中写道：“对一部小说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要通过注意诸如此类重复出现的现象来完成。”理解了这种“重复”与“频次”，也就拿到了打开小说艺术的钥匙。比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奥雷连诺上校反复制作又销毁小金鱼的细节，似乎在象征着人类永不停息地劳作、永不停息地抗争，但这种抗争又是徒劳的。这个多频次的细节描写实现了制造悬念、推进叙事、前后呼应的效果。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细节的洪流”？如何看待这些文学经典？如果抛开文学叙事背后的参照物——历史或时间，所谓细节与情节、故事之间的逻辑和因果律也就瓦解了，这些文本依靠“细节的洪流”成就了别样的小说艺术。

再看看国外作品，卡夫卡的《变形记》用大量细节精细地描述了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之后的各种变化和感受。细节不为情节发展而设置，却有力地表现了主人公艰难的生存境遇和体验。“细节的洪流”就是小说的主体，细节本身具有了自足性。如果没有这些“细节的洪流”，读者无法“原谅”一位不交待格里高尔“为何变”“如何变”的作者。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有数十万字，描写的时间却只有一天，充溢其间的是“细节的洪流”，包括情绪、感受、想象、无意识碎片等。

也有一些作家采用了“暗渡陈仓”的方式，通过巨量的细节消解了时间性和因果律，叙事时间和小说情节被延宕甚至搁置。贾平凹的《秦腔》《古炉》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作者通过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细节书写颠覆了“细节—情节”叙事模式。评论家南帆指出，所谓“细节的洪流”或者“剩余的细节”是说，“众多细节不再是悬念或者宏大叙事抛弃的多余之物，相反这是一种历史存在”。这种细节设置的体量与模式，与其书写的“泼烦日子”是相得益彰的。

林白的长篇小说《妇女闲聊录》，以“口述”“闲聊”的方式呈现了王榨村的“人与事”“风俗与事物”，几乎完全是原生态的细节呈现。随意的“闲聊”，不仅让每一个普通个体“平等”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小说中“人物”“情节”与“故事”等概念，这都在悄悄地改变着小说的精神与形式。

按照卢卡奇的理论，小说中的细节应服务于情节，情节服务于故事，故事服务于主题，并以此实现对纷繁世界的理解和把握。如何平衡时间之流中细节的“停滞”与叙事进程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实，近年来的一些小说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一直在试图摆脱历史叙事、时间叙事的束缚。一些作家抛弃了线性结构模式的时间序列性和故事的完整性、因果律等基本特征，展露出一种追求空间化效果的努力和尝试。这从结构上对情节型、故事型书写模式进行了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