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明代小说家罗贯中创作的一部古典历史小说。虽然它以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220年－280年）为背景，涉及了许多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但其本质上是一部文学作品。罗贯中在创作时加入了大量的虚构情节、人物心理描写以及对话，以增加故事的文学性和戏剧性，使得《三国演义》成为了一部既有历史色彩又有艺术加工的小说。

《三国演义》在文学上的成就得到了广泛认可，它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学宝库，也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中国，它与《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并称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

总的来说，《三国演义》既是对历史的文学化再现，也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一次重要贡献。

三国演义三分故事七分史实，为何还只是小说不是史书？

更重要的是时代的发展，造纸术在东汉就已经成熟更何况明朝末年，而且明朝离三国时期特别遥远，权威性也不高。在成熟的造纸术的推动下当时已经有了很多三国史料记载，不像以前要把文字写在兽骨、龟壳、青铜器或者竹简上，非常不方便，记载的东西非常有限，就拿《左传》来说，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作者自己想的，人们连作者的名字都不确定只是相传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恐怕里面的史实都不见得有《三国演义》多，但是人们仍然把它当做史书来参考，其实这也是当时史料记载偏少的无奈。

三国演义是野史还是小说

说了这么多为何《三国演义》不是史书呢?抛开其真实性，时代原因也很重要，明末清初时期，八股取士在严厉的社会环境下罗贯中所要描绘的只是忠君报国理念，而并非叙述史实，所以对于篡位的曹魏政权当然不会推崇。说到这里要说一下了其实刘备称帝并非虚伪，只是当时汉朝已经被魏国所取代，他如果继续做汉中王那他做的可就是魏国的汉中王了，以他的性格是绝对不会像曹魏势力低头的，所以用称帝来表达自己和曹魏势不两立的决心与态度，国号也叫大汉，蜀国、蜀汉、季汉都是后人对它的称呼。

网页游戏无双三国关平《三国演义》：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

《三国演义》不仅是一部历史演义小说，更是一部具有深厚文学价值的作品。罗贯中在创作中采用了章回体的形式，使得小说结构严谨，情节紧凑。每一回都有独立的故事，同时又与全书的主线紧密相连，这种叙事方式为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罗贯中（约1330年－约1400年），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是元末明初的小说家。他的创作受到当时社会动荡的影响，尤其是对农民起义的深刻体验，使他对历史和人生有了更为成熟的看法。在经历了多次的政治动荡和个人经历后，罗贯中最终选择以小说的形式来描绘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三国演义》真的是正史吗？

想要真正去了解三国时期发生的一些事情，可以去阅读《三国志》，《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此书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三国志》也是二十四史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因为其过于简略，没有记载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没有记载经济、地理、职官、礼乐、律历等的“志”，不符合《史记》和《汉书》所确立下来的一般正史的规范。在记载魏、蜀、吴三国时，该书所采用的风格各不相同。其中，《魏志》记载较详细；《蜀志》虽简明，但所记之事较多，并且叙述得体；《吴志》则比前两个差一些。

正说三国1、《三国演义》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刚好和古人说的反了，古人说的是：七分真实，三分虚构。

关羽，是《三国演义》着重塑造的忠义形象。关羽温酒斩华雄、义释曹操、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等故事，曲折生动，家喻户晓，使得关老爷的形象十分高大。可惜，这些都是虚构的。甚至连家喻户晓的“桃园三结义”，在正史中也没有记载。关羽比刘备的年龄大，如果真结义了，他应该是大哥。

史书惜墨如金 老百姓不爱看 反倒是通俗演义合胃口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的根本区别，是文种不同，有着不同的社会作用。《三国志》是史书，追求历史真实，是不能虚构的；《三国演义》是文学作品，根据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是可以虚构的，既可以张冠李戴，也可以无中生有。所以，《三国演义》比起《三国志》来，故事情节曲折生动，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吸引力，因而深受人们喜爱。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把文学作品中的人和事，都当成是真的。

三国听的太多了，西晋，东晋的历史都很少！

历史上的“三国演义”究竟是怎样的一本小说？

当然，小说中也存在着不少夸张和虚构的元素。比如说，小说中的某些人物被描绘得异常英勇或者极端残忍，这显然是为了增加故事的戏剧性和紧张感。此外，小说中的某些情节也是完全虚构的，比如说诸葛亮的七擒七纵，或者是关羽单刀赴会，这些情节都是作者自己杜撰出来的。

《三国演义》和历史出入有多大？不是正史，为何还广受推崇？

除此之外演义也夸大了三国的实际兵力，动辄百万大军更是作者为了增加气势杜撰出来的，就拿官渡大战来说，三国演义写道此战大战双方兵马合计有70万人，实际上呢袁绍只有10多万人马，曹操只有4万左右人马，合计起来差距确实和实际相差很大，毕竟是本小说，必要的夸大手法还是要有的，此外，大家耳熟能详的赤壁之战与小说记载的人马相比曹操只有20多万人马

三国里面那些你以为是野史演义，其实是真实发生的事件。

《三国演义》第十六回，袁术派手下大将纪灵要灭了刘备，刘备没办法只得求助吕布，于是吕布跟纪灵定了个规矩，在辕门外竖起自己的武器说：如果我射中这武器上的刀尖，你们就不打了，如果没射中，随便你们怎么折腾。然后一箭就中，纪灵只能撤军。

《三国演义》真相大揭秘！曝光小说中的虚构历史！

我们应该在欣赏其中的艺术价值的同时，注意区分历史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区别。最后，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历史和文学艺术之间的互动是双向的，历史为文学提供了无数的题材和素材，文学也为历史注入了更多的情感和想象。我们应该欣赏、尊重和理解这种互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历史与文学创作。

三国演义是小说不是历史

再比如，陈宫本来是个屡次背叛主人的人，小说却把他塑造成了忠义之士，而且足智多谋，可事实上的陈宫是“有谋而迟”，也就是有谋略，但是不够灵活，缺乏机变的能力。如果有人在无意间把他当作榜样了，那可真就是犯糊涂了！

张聪丨《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兼谈《三国演义》的读法与教法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介绍著名学者吴小如先生五十年代所写的一篇文章——《从关羽祢衡问题谈到对历史人物的分析与评价》。这篇文章是与黄裳先生进行商榷的。黄裳先生在分析《三国演义》中关羽、祢衡这两个文学形象时认为关羽不过是“是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偶像”，“被利用了来宣传封建道德的处所”；而祢衡则是“统治阶级帮闲中的一位‘憨大’”，他的击鼓骂曹也不过是为了博取个人的名声而已——应该说，黄裳先生所批判和否定的不仅仅是关羽、祢衡这两个广为人们崇敬的文学形象，更是《三国演义》这部著作的整个的价值体系——如果连关羽、祢衡都不过只是统治阶级的走狗鹰犬、措大帮闲，那恐怕真的就是“洪洞县里没好人了”。

如果我们带着这样一种搜寻历史意义的视角去阅读《三国演义》，就会完全理解前文所谈到的这部著作与“小说”（novel）之间的种种差异，譬如在人物塑造方面，邓晓芒先生所批评的关羽的形象“有品格而无性格”——那是必然的！永恒的历史之道只可能彰显于关羽始终如一的忠义品格之中，焉能体现在阿基琉斯喜怒无常性格的偶然性之间！

“植根于经学的阐释学解释模式广泛地运用于史学领域，随后又深刻地影响了对其他文学样式和叙事形式的阅读行为，比如小说。在这种解释图式中，读者在面对叙事时总是带着一定的文学和文化假定与期待。他们总是首先指出在表面文本和隐藏含义中存在的隙缝和纽带，或是表面上客观的人、事记录与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层历史图式之间存在的隙缝和纽带。阅读的任务就是去把握住历史的含义，去理解在史家记录和编辑行为以及在抽象符号(symbols)、类象符号(signs)、指示符号(indexes)和构型等因素之后，所包含的道德、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这类儒家释义学开始于《春秋》经解，并延续到古代历史思维的终点，集大成于章学诚的历史哲学。它侧重于对历史意义的搜寻以理解过去。这个解释传统的生命力和广泛性在官方史学以外的各类通俗文学体裁的阅读中也同样变得越来越明显。”（第三章“中国叙事阅读中的历史阐释”）

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历史之事和历史之道真的是这样高度统一的吗？恐怕并不是。传统历史哲学的典范之作《春秋》“绝笔于获麟”就是历史之事偏离历史之道的绝好例证。更重要的是，历史之事永远是琐碎的、复杂的、凌乱的、晦暗的，政治人物的道德面貌也往往是扑朔迷离、含糊不清的，它们与历史之道之间存在着一道高深莫测的阐释的高墙，而不能为一般民众所直接把握。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需要更加简明易懂的历史——就像他们在戏曲舞台上能够轻而易举地分辨出红脸的忠臣与白脸的奸臣一样——他们需要更便于谈论的历史，需要能清楚明白地彰显历史之道的历史，或者说他们需要看上去更像历史的历史。这就像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的那样：

中国人的真理是从传统的历史哲学中得来的。而传统的历史哲学是历史之事与历史之道的统一：历史之事是有限的，历史之道是无限的；历史之事是经验性的，历史之道是超越性的；历史之事是变动不居的，历史之道是千载不易的，历史之事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之道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它们彼此印证、彼此彰显。历史之道会在客观、准确的记述中得到体现，而阅读历史的过程本身又是一个透过看似不偏不倚的历史记述去寻找、把握、阐发隐藏在其后的关于政治、道德和意识形态的模型的过程。

“如古人所见，六经皆史，要义在于事与道（或曰理）两者为一体，道理为体，事情为用，两者有着互相构成的关系，而且其互相构成关系是动态性的，道在动态中成就事，事在动态中实行道，或者说，道在事中运作才得以展开为道，事的运作也因为得道才能成其功。道与事的动态互相构成意味着一种存在的不断生长，如果动态无穷，其存在也无穷。正是道与事的‘互构性’造成了两者的一体性，所以说，道即事而事即道。道与事的一体性也提示了解释生活世界和历史时间的一种方法论：既然在事的范围内足以理解道，便不需要多余假设某种在别处的超越理念(柏拉图式)或者非人间的绝对存在（神学式）。”（《历史·山水·渔樵》“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

“以史言道，其用意所在更接近历史哲学。……与此相关，古人的历史概念在于‘历史性’而不在于‘故事性’，就是说推荐一个三国单机游戏，五经的意义在于以事载道，用功不在叙事释因。……更准确地说，历史性就是文明对时间的组织方式，而对时间的组织方式为一种文明的经验和思想赋予了可持续的意义。所以说，五经的意图不在描述历史之事，而在寻求历史之道，但历史之道必寓于历史之事，道于事中才得以成形，正所谓道不离事，所以五经选择记述了能够藏道之事。”

“《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我们现在似乎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了：《三国演义》起码不是西方近现代“novel”意义上的小说——当然，我们也就不应该简单套用西方那套阅读novel的法子来阅读它——那么《三国演义》到底该被算作什么一种性质的著作呢？这涉及到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整体理解和把握。

不难想象，听众的“颦蹙出涕”和“即喜唱快”会怎样反向地影响说书人对于刘备、曹操等人物形象的塑造，使他们的忠奸正邪愈发呈现出一种典型化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演义》并不像西方的小说（novel）那样是某一位作家的思想的结晶，烙印着着浓重的个人色彩；而是一种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产物。黑格尔曾称呼荷马和赫西俄德这些“为希腊人制定神谱的人”为“人民的教师”，我不知道把这个称呼移赠给《三国演义》那些无名的编写者、讲述者、改定者、阐释者是否也同样恰当，“他们把所得来的现成的混乱的与民族精神一致的观念和传说加以提高，加以固定，使之得到明确的意象和观念。”（《哲学史演讲录》第一卷）《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在今天依旧被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反复演绎着、讲述着，每一次演绎和讲述都是一次教化，关于中国人对于历史文化的普遍理解的教化。

“从前的史诗（传统叙事文本）诗人并不是其作品的唯一责任者，听众也同样负有责任，因为诗人与公众直接发生联系并且诗人的报酬也取决于这些听众的赞赏程度；另外，作品也是围绕听众转的，诗人不过是一种集体声音的个体代言人。”（托多罗夫《批评的批评》“史诗的复归”）

在传统的叙事文学的作者看来，现实中的生活往往是转瞬即逝的，缺少一种更深刻的意味。只有经典题材才有被反复讲述、反复阐释的价值。但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强调的是，正是在这种传统经典题材被反复讲述、反复阐释的过程中，数量众多的听者或读者以某种形式参与到了文本的形成过程之中——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并非一部原创意义上的作品，而是对史料典籍和民间文学的加工与改编。民国初年的文学评论家解弢在他的《小说话》中已经抓住的原创性的问题，对《三国演义》是否能够被称为“小说”的问题提出过质疑：“《三国演义》旧日颇占势力。吾谓斯书正犯历史小说两大忌：一直演正史，二虚造事实。至其演野史之一部分，乃将他人所记载者，演为白话而已，非自能发明一二事。故其书除文字稍可观外，无一能合乎小说之律。”

专题： 小说讲三国演义   小说真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小说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