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并非现代小说，它是古典文学作品。该书成书于明朝，作者是罗贯中。作为一个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属于中国古代文学的范畴，而非现代小说。它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政治和人物性格，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小说通常指的是在20世纪初以来，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小说形式，其创作时间和内容与《三国演义》有着显著的时间和文化差异。

《三国演义》与诸葛亮主义

后来我一看，这个社会，不是我一个人喜欢诸葛亮，其实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自己做诸葛亮。做诸葛亮好啊，动动嘴皮子，什么都搞掂。张飞呢，寻死觅活，还不一定搞掂。再后来，我懂了点事儿了，知道中国社会现代化精神，表面上看是在反传统的基础上铸就的，但是骨子里却是另一回事，完全是从《三国》里学来的，或者可以称为“诸葛亮主义”。

三国演义算现代小说吗

小时候非常喜欢看《三国演义》，觉得诸葛亮实在聪明，非常羡慕诸葛亮，并暗暗立志要做一个像诸葛亮一样的聪明人。我的一个朋友特别喜欢张飞，成天弄把木头刀晃来晃去，也不知道他是因为有一把玩具大刀而喜欢张飞，还是因为喜欢张飞而爱上了玩具大刀。反正他是较少的喜欢张飞的同学中的一个。对喜欢张飞的同学，我是不怎么看得起的，心里想，那个**，只配做诸葛亮的二尾巴。你看，我就是这样中了《三国演义》的毒害了。张飞那是怎样的人呢？忠义双全，勇武过人，有什么不好？但是，我偏偏喜欢诸葛亮。

国内游戏盒子都下不成游戏了吗张聪丨《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兼谈《三国演义》的读法与教法

“在文学界，笛福和理查逊是最早不从神话、历史、传说或以前文学中取材的伟大作家。就这方面而言，他们不同于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弥尔顿，这些作家像希腊和罗马作家一样，习惯性地使用传统的故事情节。后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接受的是他们时代的一个普遍前提：因为自然本质上是完整的、一成不变的，因此它的记录，无论是圣经、传说还是历史，都构成了人类经验的权威曲目。”（《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不过话也要反过来说。读者在阅读《三国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时是不是真的会在意这些“时代错乱”细节呢？我想是不会的。这就像我们在京剧舞台上看到汉代的张苍、陈宫穿戴明代的纱帽官衣，唐代的秦琼、单通身着清代的马蹄袖箭衣一样，并不会产生任何的违和感。这倒不是因为中国人太过粗疏，而是因为在戏曲观众或小说读者看来，辞章、名物、制度、服饰、器具这些反应具体时代风貌的东西都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可能出现在这个朝代，也可能出现在那个朝代。对于这些具体的、特殊的、偶然的东西的考证复原并不会带来他们想要的“真实感”。“真实感”的来源只能是那些决定历史发展走向的更重要的因素——由文化所赋予的亘古不变的意义和价值：刘备的仁慈，曹操的奸诈，关羽的忠勇……这些才是历史永恒的支柱。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这些品格、价值、意义会冒着不同的人的名字，以不同的身份、不同形象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戏曲观众也好，小说读者也好，在这样一个由世道人心、天理循环支撑起的历史架构中才能够获得一种他们期待的真实感与崇高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演义》是超越具体时空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它所演绎的分分合合的天下大势，不是某一段历史，而是整个的历史、全部的历史。

钱先生所说的“强汉人赋七言歌行”，指的是《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刘备二顾茅庐时听到孟公威等在酒店里高唱的“壮士功名尚未成，呜呼久不遇阳春！……”与“吾皇提剑清寰海，创业垂基四百载……”两首七言歌行。其实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的“凡例”里已经谈到：“七言律诗起于唐人，俗本往往捏造古人诗句，如钟繇、王朗颂铜雀台，蔡瑁题馆驿壁，皆伪作七言律诗，殊为识者所笑，必悉依古本削去。”——但书中依然还会留有七言歌行这样唐代才会出现的诗文，足见“时代错乱”的问题在《三国演义》中是改不胜改的。

“譬如毛宗岗《古本三国演义》诩能削去‘俗本’之汉人七绝律，而乃强汉人赋七言歌行，徒资笑柄，无异陆机点评苏轼《赤壁赋》、米芾书申涵光《铜雀台怀古诗》、王羲之书苏轼《赤壁赋》、仇英画《红楼梦》故事等话把矣。”

伊恩·瓦特所说的“时代错乱”，在中国的戏曲和小说中都是常见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管锥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七一）“词章中之时代错乱”一节中所罗列的材料，其中钱钟书先生也提到了毛本《三国演义》中的一处疏漏：

“例如，莎士比亚对历史的看法与现代人完全不同。特洛伊和罗马、金雀花王朝和都铎王朝，它们任何一个都不是太久远，还不至于与现在截然不同，或者彼此完全不同。在这一点上，莎士比亚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观点。他去世30年后，英语中才首次出现了‘时代错误’这个词。他依然比较认同中世纪的历史概念，根据这种概念，无论在什么年代，时间的巨轮都会制造出同样永恒适用的范例。” （《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E.M.福斯特认为，文学自古以来是‘以价值观描写生活’的，而‘以时间描写生活’则是小说为文学做出的一个突出贡献……而就在最近，诺斯罗普·弗莱也将‘时间与西方人的结盟’视为小说不同于其他文学类型的定义性特征。”（《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要定义任何对象的个性，时间是又一个相关却更为外在的基本范畴。洛克所接受的‘个性化原则’就是指存在于空间和时间的某个特定的位置，正如他所写的那样：‘一旦把它从时间和地点的环境中剥离出来，观念就变成了普遍的东西’。因此，只有当时间和地点是具体的，观念才有可能是特定的。同样，只有将小说中的人物设置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背景中，他们才可能是个性化的人。

可见，在传统叙事文本中，人物形象的概念化、单一化是惯常出现的情况，《三国演义》并非特例。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伊恩·瓦特认为是因为“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和文学都深受柏拉图的影响，即形式或观念是一种终极现实，隐藏在当下世界具体物象后面。这些形式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小说的兴起》第一章）——这一理论，用来解释西方的古典文学作品尚可自圆其说。但生活在中国的罗贯中、毛宗岗们是决然不可能“深受柏拉图的影响”的，在他们而言，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力量驱动着他们去塑造这些具有普遍性意味的概念化、单一化的人物形象呢？这个问题我们留到后文再做分析。

“从这方面比较一下，关公的形象便显出某种性格上的抽象性，是更适合于概念化，‘脸谱化’的……至于关公的内心世界，特别是他的复杂的思想感情，人们倒是不太关心。因为人们宁可相信，他的内心世界就是像那些抽象的道德概念所规定的那么简单，且越简单，越令人肃然起敬。关公即使在最动情的时候，也没有阿喀琉斯那种大段的充满同情和悲悯的道白。”（《人之镜——中西文学形象的人格结构》第一章“品格与性格：关云长与阿喀琉斯的比较”）

“阿喀琉斯的个性是极其丰富的、多方面的。他既是自私的，又是慷慨大度的，既是残忍、暴烈的，又是悲天悯人、富有同情心的，既是冲动的、形而下的，又是善于沉思的、形而上的，这一切，全都取决于他那自发的、偶然的心境和情感。他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固定不变的、让人学习和崇拜的‘品格’，但他的永恒的魅力却在于‘性格’上的真实与生动。”

反观《三国演义》，它在人物塑造、环境设置、情节构建等方面希望呈现的是一种特殊性呢，还是一种普遍性呢？——我认为，无疑问的是一种普遍性，而非特殊性。我们仅以人物塑造为例，鲁迅先生曾对《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有过一段经典的评论：“（《三国演义》）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这种“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方式此后常常为文学评论家们所诟病，所谓“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而我们在这里要指出的是，这种“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方式恰恰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和改编者）所要追求的，他们自始至终所要呈现的都不是特殊的、具体的、真实的人。无论是曹操、关羽，还是刘备、诸葛亮……他们都是一种类型的人的浓缩和提纯，或者说是一种具有普遍人格的形象化，他们的行动也从来不是被自身的内在矛盾推动着的，而是被特定的抽象观念所推动着的。

《三国演义》被指责是四大名著里写的最差的，可为何受众如此之广

真是胡说八道！四大名著写的最好的除了红楼梦，就是三国演义！！！！

而相比于其他作品，它没有像水浒传一样写的很传神，基本上不需要任何修改，红楼梦虽写深宅大院的故事，可里面蕴含了很多人生的哲理，西游记作者通过借代，表明了自己对统治者的不满，它们都蕴含着很多，所以现在才有了很多专家去研究红楼梦，越研究越证明红楼梦不凡。

三国演义是在尊重历史的情况下加以改编，甚至已经超过了原有的历史，更能让人所接受，在当时三国的历史也是大家熟知的，三国里面刻画人物比较合理，体现了黑白分明，就算是魏国阵营也有忠心于汉朝的存在，比如荀彧。刻画出了关羽的忠肝义胆，赵云在七进七出忠心救主，刘备爱民，司马懿的狡诈伪善，三国里面刻画人物有一种黑白分明的特点，就连曹操喜好人妻也被大家熟知，使得三国的人物各有各的特点，不至于成为他人的陪衬。

《三国演义》是文学，不是历史

但是《三国志》和《魏略》相互认证，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诸葛亮临终把军权交给了官爵最高的魏延，这让地位较低而且只注重权力不喜欢打仗的文官集团十分不爽，于是一向与魏延有仇的杨仪就被推出来当了出头鸟，势不两立的杨仪和魏延成了相争的鹬蚌，其结果就是文官集团利益既得，既干掉了主战派首领魏延，又让诸葛亮的大秘杨仪失去了军心。军政大权落到蒋琬、费祎、董允手里，姜维只能靠边站，大家也可以当“太平宰相”了。

现代文版三国演义（2）

刘备长得身高八尺，面庞如同帽子上的美玉，嘴唇好像涂抹上了一层胭脂；他的两只耳朵一直下垂到了肩部，手臂伸直可以摸得到自己的膝盖，眼睛能够看得到自己的耳朵。他不太喜欢读书，性格宽和，寡言少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来有远大的志向，专门爱好结交天下豪杰。

刘备年幼的时候，与村里的小孩子们在树下玩耍嬉戏，对他们说：“我将来成为了天子，就要乘坐有像这棵桑树的树冠一样巨大华盖的车子。”他的叔父刘元起听了他的话之后感到非常惊奇，说道：“这个孩子不是一般人啊！”因为见到刘备家境贫寒，便经常去资助他。刘备十五岁的时候，母亲让他到外地去游历，并拜师求学；他曾经先后拜郑玄和卢植为师，而且还与公孙瓒（字伯珪，辽西令支人）等人结为了好友。

日本人所说的三国志与中国的有何区别？

可以明显感觉到吉川在一开始对这部小说得野心是非常大的，准备对整个三国剧情进行彻底地改编，甚至在刚开始讨伐黄巾军时还专门写了刘备等人如何招募乡勇以及解决后勤的事，并且初期在刻画曹操时加入了一些史书里的内容，想要更多展现历史上的曹操。估计是后来发现自己的笔力无法驾驭住如此庞大复杂的内容，从第二卷开始此类内容便大幅减少，基本完全按照演义原本的内容来进行改写。

最后再顺应题目，讲点吉川英治在自己小说里加入的原创设计。吉川英治版三国和三国演义的最大差别有两点，一是完结于五丈原，没有详写后期司马家夺权以及吴蜀灭亡的故事，二是在小说开头桃园结义的部分加入了大量以刘备为主角的原创剧情。这段情节的内容大致是刘备用卖草鞋赚来的钱去外地帮母亲买茶叶时遭黄巾军擒获，得张飞搭救而幸免，同时还救了一名富家小姐三国单机版苹果抖音小游戏，后经张飞引荐认识了教书先生关羽，随后三人结为兄弟共同讨伐黄巾。

在这种情况下，单单把“三国志”理解成三国演义、史书三国志、吉川英治三国志显然都是不合适的，这个词在日语里已经严重口语化，成了一个可以指代一切和三国相关事物的词汇。日本人是这样形容的：“三国志”的世界以三国演义为基础不断进行发展，不光在日本，在全世界也广为流传（「三国志」の世界は『三国志演義』を基としてその後も発展を続け、日本だけでなく、世界中に広まった）。

说到这里，日本的引进方有个奇怪的惯例，就是作品只要和三国沾点关系，在被引进日本后会有很大概率在标题里塞进“三国志”这几个字。上面提到的老三国和新三国就不用多说了，电影华佗与曹操引进日本后，标题被改成“三国志外传 曹操与华佗”，电视剧诸葛亮改成了“三国志 诸葛孔明”，铜雀台改成了“暗杀曹操 三国志外传”，关云长被改成“三国志英杰传 关羽”，三国机密被改成“三国志 Secret of Three Kingdoms”，军师联盟改成“三国志〜司馬懿 軍師連盟〜”，关公的剧场标题是“三国志 伟大的飞翔”，DVD标题是“三国志 武将列传”，见龙卸甲干脆直接就叫“三国志”。80年代的三国演义连环画虽然没有引进到日本，但日本方面还是称其为“连环图画三国志”。

但从1977年开始，日本逐步将史书三国志翻译成了日文并出版（但汉文版史书三国志早在唐朝之前就传到了日本），于是和中国一样，日本的三国爱好者也逐渐将演义和历史进行区分。而这时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三国志”变得既能指代正史里的内容，又能指代演义里的内容。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形成的习惯是难以改变的，要把三国演义的相关义项从日语的“三国志”一词中直接删去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吉川英治等人的作品也叫三国志。于是“三国志”在日本仍然既可以指正史，又可以指演义，显得比较混乱。

由于通俗三国志以及吉川版三国志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参照演义而改编，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虽然日本人说的“三国志”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三国演义”，但其讨论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基本是可以和三国演义划等号的，因而这个时期勉强可以说日本人口中所说的“三国志”就是三国演义。

随后电子游戏流行，光荣和南梦宫都先后推出了游戏三国志，但改编原型其实是吉川英治和横山光辉版的三国志。再到后来出现了三国志战记、三国志大战、三国志英杰传、钢铁三国志、妖怪三国志等诸多作品，其实都和我们所理解的三国志不是一回事。

从1972年中日建交起，日本人对于中国历史及文化的兴趣不断加深，大量该类题材的作品被日本引进国内，日本的电视台也开始拍摄日本版的四大名著。只不过三国演义的拍摄成本太高，而且难以大幅删改，于是最后制作成了68集的人偶剧三国志，在国营电视台NHK从1982年播出到了1984年，影响了当时的一代人。

我们曾经看过的那些经典武侠小说为什么不是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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