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明代小说家罗贯中创作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以中国三国时期（公元220年-280年）魏、蜀、吴三国的历史背景为背景，融合了众多历史人物与事件，加上丰富的想象和虚构情节，形成了独特的文学作品。这部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不仅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

素材源流史

《三国演义》的素材源流复杂且广泛，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 历史文献：作为基础，罗贯中广泛参考了《三国志》、《三国志·魏书》、《三国志·蜀书》、《三国志·吴书》等正史以及《后汉书》等文献，汲取了三国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等历史信息。

2. 民间传说与故事：三国时期有许多英雄人物和精彩故事流传于民间，如关羽的忠勇、诸葛亮的智慧、曹操的雄才大略等。罗贯中在创作过程中，融入了大量民间故事和传说，使小说充满了传奇色彩。

3. 文学与艺术：包括诗词、戏曲、壁画等多种艺术形式，这些作品中的三国故事经过加工和传颂，成为罗贯中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例如，戏曲《三国演义》版本众多，不同的演绎和改编为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4. 个人想象与创新：罗贯中在吸收历史、民间传说和艺术作品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想象和创新，构建了更加丰富和生动的故事情节，塑造了众多鲜明的人物形象，形成了《三国演义》独特的艺术魅力。

结论

《三国演义》的素材源流乃是历史、民间传说、文学艺术及作者个人想象的综合结果。这部小说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缩影，展示了三国时期复杂的政治格局、深刻的人性冲突以及英雄人物的传奇故事，对于后世的文化传承和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大名著《三国演义》作品介绍

《三国演义》的素材来源主要有两个途径：其一是三国史实的文献；其二是民间不断流传的三国故事和创作。一方面是上千年所积累和深化的史学家对三国历史的叙述和评价，另一方面是历朝历代民间三国传说的不断演化。它们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三国演义小说素材源流史

罗贯中（约1330年—约1400年），汉族，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他是元末明初著名小说家、戏曲家，是中国章回体小说的鼻祖。罗贯中的一生著作颇丰，主要作品有：剧本《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小说《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及代表作《三国演义》等。其故里有多种说法，如山东东平罗庄，山西太原清徐、福建建阳等，还证实罗贯中曾在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淇河边有故居，在那里著书立说，至今还有故居遗址。

穿越千年的智勇之争：揭秘《三国演义

今天我们来聊聊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这部作品不仅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它通过一系列英雄人物的传奇故事，展现了那个动荡时代的智勇之争和人性光辉。接下来爱吾游戏盒子3ds怎么修改精灵，我们将深入探讨《三国演义》的背景、主要人物、经典故事以及它对后世的影响。

语文素材积累----《三国演义》 第一回

经典源远 义理流长——《三国演义》版本与文化价值谈

当然也应指出，毛评本体现于修改中的所谓封建正统的思想有所加强。嘉靖本中，罗贯中通过王允、薛综、诸葛亮、张松、华歆等人物之口，六次说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毛宗岗则全部删除。这应该是迫于封建专制强化与文化高压政策的思想退步。毛评本将“魏王上书三辞”改为“曹操假意上书三辞”，以及“阿瞒”“国贼”等一系列标示毛氏主观贬曹倾向言辞的增加，在笔者看来，也属于画蛇添足。恩格斯在《致明娜·考茨基》中指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须特别把它指点出来。这是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精辟论断，毛评本这种做法显然有违此规律。还有嘉靖本写司马懿见孔明雕像，以为“孔明尚在”“纵马奔走五十余里”“喘息半晌，神色方定”。这是以仲达的怯懦反衬孔明的智勇，恰到好处。毛评本于此增加一个细节：“懿用手摸头曰：‘我有头否?’”笔者以为，这便过于夸张了，造成了艺术分寸把握的失误，客观效果与主观意愿相违。

毛评本与嘉靖本孰优孰劣，目前仍然是有争议的学术问题。笔者认为：毛本作为一种修改本，总体上可曰功大于过。这可从三个层面分别言之。从思想内涵角度，毛氏在全书卷首所加的一段议论“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及桓帝崩，灵帝即位……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这就揭示出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皇帝的昏庸，其批判的尖锐性与表述的明确性皆优于嘉靖本的开头。从人物塑造方面看，毛氏删除了那些使人物性格矛盾、呈现分裂状态的描述，如诸葛亮南征时遇哑泉就“要投崖觅死”，闻司马懿复职便“顿手跌足，不知所措”等描写。从语言文字表达水平来品评，毛氏的修改更为精练顺畅，如嘉靖本卷八《孔明遗计救刘琦》一则中，孔明引“骊姬害申生”的典故长达二百五十余字，颇显烦冗，毛氏改成“公子岂不闻申生、重耳之事乎?”意到而文省，令人颇觉直接痛快。再如删去嘉靖本中“俚鄙可笑”的诗词，将回目改为对偶句，完成了中国章回小说形式演化的最后一环。

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版本虽然属于毛评本，但也已经过当代专家的校勘、标点、注释、整理，既是毛评本生命力的延续，也是版本演变史上新的重要一环，故可称之为“人文本《三国演义》”。此本是当今发行数量最多、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版本。可以预见，今后仍将是最受欢迎的版本，其对青年学子影响深且巨焉。

1953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副牌“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三国演义》校勘、标点、注释的排印本，此本以毛评本为底本，是新中国第一个《三国演义》整理本。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第一版基础上进行重新整理、修订，出版修订版。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度组织人力对《三国演义》进行了修订整理，推出第三版。201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专业力量，再次对《三国演义》校注本全面修订，推出了第四版。立足《三国演义》版本史层面观照，嘉靖本流行期约70年，明代众版本并行期约80年，毛评本出现至人文版付梓（1953年）是270年。

在明末，与上述版本并行流传的还有李卓吾评本，其特点是不分卷，将二百四十则合并成一百二十回，每回有不对偶的双句回目，这使《三国演义》处在了中国章回小说文体发展的转折点位置，在版本演变中占有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

明万历十九年，出现了周曰校刊本，其文字内容与嘉靖本基本一致，但也增添了一些情节，如羊祜、陆抗的戍边佳话，曹叡、满宠兵救合肥，霍弋坚守不肯投降等。随着明代出版业的兴旺，为适应各层次读者需求，万历时期在金陵与福建等地涌现出一大批《三国演义》的家刻与坊刻本，其传播进入到众版本并行期。这些刻本，大致可分为两个系统：《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和《三国志传》系统。前者主要有周曰校刊本、夷白堂刊本、夏振宇刊本等。其共同特点是：内容与嘉靖本有渊源关系；罗贯中姓名前均有“后学”二字；都分为二百四十则，每则有单句的题目，均为整齐的七字句式；书名均有“通俗”字样；书中新增插图多达240幅。后者主要有余象斗刊本、叶逢春本、汤宾尹本等，其共同特点是：不同程度地写有来自民间传说的嘉靖本没有的关索的故事；增加有文人批评；文字较为粗芜简略；每则题目字数参差不齐，有六、七、八、九、十字等句式。

《三国演义》的版本比较复杂，现存最早的刻本即是上文所述嘉靖元年刊行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学界称嘉靖壬午本。卷首张尚德撰《〈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有“简帙浩瀚，善本甚艰，请寿诸梓，公之四方可乎”数语，可知此本为最早刊本。一般认为，此版本最接近罗贯中原著。此刻本，也开启了嘉靖本流行期——自嘉靖元年(1522年)至万历十九年(1591年)，约70年时间。

到了明代嘉靖元年，也就是1522年，《三国志通俗演义》刊刻而成，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这就是后来《三国演义》各种版本的祖本，罗贯中的署名也由此而来。学者一般认为，罗贯中在之前民间传说及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剧本等基础上，运用《三国志》和《三国志》注等史料，结合他的创作，完成了这部《三国志通俗演义》，也经常被称为《三国志演义》或《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的演变！

平话上卷讲的是刘备前期创业，由于没有得力的军师辅佐而屡次失败；中卷则是诸葛亮出山效力，辅佐刘备获得蜀；下卷是诸葛亮接受托孤，执掌国政，出兵北伐，不幸病死，蜀汉政权迅速崩塌。书中不仅强调“诸葛本是一神仙……达天地之机，神鬼难度之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诸葛亮神鬼莫测，直接决定着蜀汉的成败，他去世后，故事也走到了结束。

开头和结尾的少量传说性故事，主要则是讲的是蜀汉政权的兴亡。核心人物，则是诸葛亮和刘备二人，更核心人物为诸葛亮。曹魏、孙吴两大集团描写较少，荀彧、王朗等谋事并未出现在平话中，张辽则是曹魏集团的军师。孙吴方的周瑜展现出不俗的军事才能，比如草船借箭、赤壁鏖战，但是周瑜已经有了好大喜功、 妒贤嫉能等负面描写，成为了诸葛亮的陪衬。

现存早期的三国讲史话本有元至治年间（1321～1323）建安虞氏刊印的《三国志平话》和内容大致相同的《三分事略》。书中的故事大概有了《三国志演义》的轮廓。主要内容是突出蜀汉一条主线，结构宏伟，故事性强，还有大量的民间传说。但是情节不太丰富，文笔不够细腻，还有着“说话”的特色。

意思是说。巷子里要是谁家的小孩子顽皮难管，家里人为其讨厌苦恼时，给他们一点钱，让他们聚坐在有艺人讲古代历史故事的地方去听。讲到三国故事时，每当听到刘玄德失败了，小孩子就会频频皱眉，甚至还有流泪哭泣的；而每当听到曹操失败了，孩子们就很高兴，口中还叫道“痛快”。从这种情况可以明白君子和小人的深远影响，哪怕经过一百代人也都还是存在的。

到了北宋时期随着百姓安居乐业，各种娱乐活动兴起，比如“说话”类似于后世的评书在当时广为世人喜爱。在东京开封城里，已经有了艺人通过讲说古代历史故事生存，当时称之为“说古话”。豪放派代表人物北宋苏轼的《东坡志林》中有记载，他的好友王彭，字大年给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唐代中后期，整个国家风云动荡，诸多文人借古讽今，抒发内心的苦闷，三国的动乱和“安史之乱”的唐朝别无二致。晚唐时期小孩子都知道三国的故事，李商隐的诗《骄儿》中说：“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意思是有时嘲笑客人长着像张飞那样的下巴，有时嘲笑客人像邓艾一样口吃。

唐朝，尤其是”盛唐“，国家繁荣昌盛，整个时代精神都是积极向上，当时的人们将建功立业的梦想寄托在诗文当中，出现了很多对于三国时期忠义、功业的赞美，比如说李白《赤壁歌送别》等诗。人们依旧推崇贤君明臣，以刘备、诸葛亮为代表，杜甫更是对诸葛亮多加赞美，“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唐朝时期就已有明显的尊刘贬曹的倾向。

这个时期的很多文学作品依附于史学著作，所以在创作时以历史人物为原型进行再创，三国故事就成为被描写的对象，魏晋尤其是曹操集团被赋予了新的形象以负面描写为主，而蜀汉、东吴集团人物的材料较少，在对这两大集团进行描写时，故事主要是蜀汉的刘备、诸葛亮为核心，重点描写他们超凡的政治和军事才能，这其实是当时百姓对于贤君明臣的呼吁，刘备和诸葛亮就成为了美好愿景的寄托对象。东吴则以孙坚、孙策等为主，加强了人物的神异色彩。

读《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好词好句摘抄大全，知历史渊源

小说第五回的“温酒斩华雄”是反复渲染的一个范例。作者不急于写关羽和华雄的交战，而是不慌不忙地写华雄的骁勇。当华雄乘胜追击时，器张气焰盛时，才安排主角关羽出场，把关羽出场的气氛写得足足的。关羽斩杀华雄的迅速、轻而易举，均在不言之中。

诸葛亮是一位贤相的典型，也是军事智慧政治智慧的化身。小说第37回才出场，他一出场，就使局面顿时改观，起到了扭转乾坤、力挽狂澜的作用。他草船借箭、三气周瑜、七擒孟获、智收姜维等，处处表现出高瞻远瞩、足智多谋、指挥若定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的胸襟识度。从人物描写的角度看，诸葛亮在全书中处于中心的位置。

三国演义的历史背景

《三国演义》真正大范围传播，是在嘉靖时期，那个年代刻书，还是雕版印刷（泥活字印刷并没有大面积使用），需要大量的雕版和钱，书籍传播很慢。武定侯郭勋自掏腰包，出钱印刷发行了《三国演义》，轰动了当时的文坛，影响很大。不过，如果你得到一本嘉靖本《三国演义》，你大概会看不下去，和今天版本的差距非常大。今天的版本其实是清朝毛宗岗父子修改后的版本，嘉靖本文辞更偏文言一点，且里面有大量打油诗，毛宗岗把这些打油诗全给删了，然后更加强调了“尊刘抑曹”的风格，凡是对曹魏有利的，比如赫赫有名的“虎豹骑”，《三国演义》通篇就没提到过，就是不想突出曹魏的厉害，而拼命渲染蜀汉的强大。

历史上第一个提到《三国演义》的人叫做蒋大器，是明弘治年间浙江金华人，他给《三国演义》写了序言，说宋元的一些话本，言辞鄙谬，不堪入目，很多士人都厌恶那些书。可是山东东原一个叫做罗贯中的人，根据《三国志》写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语言通俗而且不鄙陋，书成以后，士大夫都争着看，一时间引发极大轰动。蒋大器的序文告诉我们：

《杜贵晨文集》（第二卷：）「罗学」与《三国演义》研究(16)

这里还要顺便说到，以上考论《三国演义》徐庶归曹故事源流，首先当然是揭示了故事构成的资料基础。这一基础对罗贯中《三国演义》的编撰当然有重要意义。但是，如果考据能不迷失于细节，则应当看到罗贯中写作徐庶归曹故事，不只是靠了这一基础和好象是东拼西凑的手段，而是登高望远，成竹在胸，以意为之，随手捏合，笔补造化，独具匠心。他的天才表现与贡献在于：一面参考各种前代的资料，需要有选择去取的高明眼光；另一面融铸这东挪西借来的材料，使之成为与全书血脉连贯、呼吸相通的有机生命体，更要有生死肉骨、化腐朽为神奇的才华；更重要是他踵事增华、笔补造化的功夫，如不仅沿《三国志平话》把荐诸葛之事放在送别之末，而且改《平话》并荐卧龙、凤雏两人为专荐诸葛，带言庞统。不仅袭用项羽迫王陵母作书招儿情节，而且在徐母拒绝之后写程昱赚其笔迹字体伪为母书以行其奸，等等，则非真才子、大手笔莫办。至于《演义》为刘备、徐庶之交注入无限深情，揖让往还，抑扬顿挫，一唱三叹；以徐母故事强化尊刘贬曹，用意深微，慷慨悲凉，使此节描写超出单纯叙事的层面，成为古典小说中少有的富于诗意的“有意味的形式”[]，那就不是一般考论所可以说明，而需要从文艺学和美学的角度作深入的探讨。

因此，笔者认为，在有学者提出“三国文化”背景下继续深入开掘的基础上，《三国演义》研究也还需要进一步树立统一的大历史与文学的观念，放眼全部传统文化的背景以为参照，把一部书的学问做得更大，以期有新的更多的发现。在这一方面，已经有学者做出了努力。例如程毅中先生论《梁公九谏》第八谏武则天以下油锅相迫，而狄仁杰仍坚持进谏，“褰衣大步欲跳入油锅”的情节说：“这种手法常见于民间说唱，是故作惊人之笔。元人杂剧《赚蒯通》和《三国志通俗演义》第十八卷邓芝使吴一节，就使用了这样的情节，可见其间有相通之处。”[]这无疑是在传统文化的广大背景上对三国戏曲小说情节来源的一个新的发现和正确论断。而在全部传统文化的背景上，类似的发现应该不止于此，研究者任重道远，可做的事情正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