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并不是《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的作者。《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由明代小说家罗贯中创作。马伯庸是一位现代的中国作家、编剧和历史专栏作家。他的作品包括小说、历史评论、科普作品等，风格独特，深受读者喜爱。虽然马伯庸并不是《三国演义》的作者，但他对历史的深厚兴趣和丰富的想象力让他的作品中常融入历史元素，赋予读者新的视角和思考。

5部别出心裁的三国小说，拨开历史迷雾，重塑魏蜀吴争霸战

相信作为三国迷，看完《三国演义》之后，回味无穷之余，肯定还想看更多的三国故事。恰好，也有许多热爱三国的作者也有同样感受，他们选择动笔将自己对三国时代的遗憾和不满足通通写了下来，以各种形式创作出更多精彩的三国作品，每一部都各有特色，十分好看。

盘点九部以三国为背景的作品，还是马伯庸《三国机密》更具影响力

三国演义小说马伯庸

这部作品是马伯庸以诸葛亮手下的靖安司人员荀诩为主人公，同时讲的是魏蜀之间的谍战风云故事，这部作品最终还是写诸葛亮如何调整谍网，将一份假情报送给魏国，并且为再次北伐创造有利条件，书中提到的烛龙是诸葛亮布置的一个卧底，并且不仅成功的搞毁大魏在蜀汉的间谍，还最终摧毁了大魏的谍网，实在是看着很过瘾。

当然，网络作家们是以盈利为目的，了解市场，迎合市场无可厚非。但是，作为一个通俗小说的作家冒泡单机游戏三国斗殴传，能像马伯庸一样，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不负初心，还是很让人羡慕的一件事情。

马伯庸表达过，他是通过在一些自己擅长的领域耕笔，筛选出一群志同道合的读者。不像有很多网文，为了迎合大众的胃口，不得不在节奏、体裁上做出牺牲。故而，虽然他是以网络为载体，但还是和我们普遍认知的网文有很大的差别的。

在富有想象力的前提下，整本书仍然能够做到不失真，让人一来觉得这就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二来觉得这就是书中的人物行事都符合生活逻辑。能让想象力和真实性并行不悖，还是颇为难能可贵的。

办公室的经历在对书中人心写实的描摹也起到了莫大的作用。在书中，虽然在同一个阵营下共事，杨仪和魏延的不对付，影响到了杨仪治下的靖安司进行工作，是不是像极了办公室里不同部门之间的摩擦？而马亲王描写到诸葛亮为避免被说有割据之心，便没有把张鲁寝宫作为丞相府的避嫌之心更是要给满分。若不是在工作场中经历了许多人事沉浮，作者又怎么会把这么微小的细节如此贴近现实地展现出来呢？

真正的战争，融人力资源、项目管理、物流为一体。也就是说，今天的项目，就是没有硝烟的战争；而战争，就是硝烟弥漫的项目。描写一场能够深入人心的战争，需要丝丝入扣，需要让读者明白，任何差池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风起陇西》中，从王双遇伏开始，马伯庸就在提醒读者们，一场仗打得漂不漂亮，是受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在王双遇伏的情节，一个最明显的因素就是装备上的差距。后面随着剧情的展开，情报的充分与否、正确的位置是否坐着合适的人，这些无不影响着大局的成败。

马伯庸的书对历史的细节把控真的很到位。比方说描写打仗，《三国演义》里，一般是这样的：某某大将一声大喝，随即向另一方大将冲去，两人战不到五十回合，其中一人卖了一个破绽，对方中计，追了上去，却被斩于马下。得胜的那一方一声大喝，众兵卒掩杀上去，对方溃败。

《风起陇西》的成功，不止体现在人物的刻画上，还体现在它的真实性与代入感。尽管马伯庸自己称自己的小说为“以三国为基础的历史架空小说”，很多细节都是自己杜撰的，但是这不妨碍阅读他的书时，有一种身临其境的体验。

在书中别人还在担心“哎呀，我放你们出去我是要掉脑袋”的时候，荀诩却义无反顾地违抗明显不合理的成命，勇于担责，遵循本心做事，让他独立人格一下子被塑造起来了。这份自我思考的能力让他在读者眼中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非庞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你也不能说他们不对，因为根据上级精神来完成任务本来就是维持一个系统正常运作的前提，他们遇到这种事情也很无奈。但是就是这种上级下达不合理的指示的情况下，敢于去质疑，敢于去做真正正确的事，这才能让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

与荀诩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那些守卫们，明明对突如其来的的戒严令也是很不理解，却仍然一根筋地执行着上面的命令，不放任何人出城。

就是在这样近乎绝境的地步，荀诩把他灵活应变的能力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儿给展现得淋漓尽致。他让自己的手下伪装成丞相府的人，自己伪装成随从，然后趁着手下和城门守卫掰扯的工夫，“呲溜”一下，顺利出城。

但是人家李平也不是傻子，早就料到靖安司的人会做出反应。为了应对，李平借助自己的权力，在临走启动了全城戒严，也就是说城内的人通通没办法出去。更可气的是，他命令手下围住靖安司，让荀诩孤立无援，好为自己拖延逃跑的时间。

在三国纷繁复杂的政治背景下，投敌的情况时有发生。中都护李平，（这个人级别有多高呢？大家只知道白帝城托孤刘备托诸葛亮，却不知道其实托孤是两个人，另一个人就是李平）在敌人的诱惑下，准备趁诸葛亮北伐期间，叛逃曹魏。

如果仅仅是这样，荀诩也只是会以一个兢兢业业的形象留在我们脑海中。但是，让他人格魅力爆表，一下子就让他和其他人区分开来的部分，还得数他在接近尾声时的表现。

不过，作为一个丰满立体的角色，荀诩身上不止有平易近人的特点。身为优秀的情报工作者，面对任务时，他有一种近乎偏执的坚持，哪怕在与敌人的较量中，屡屡受挫，他还是收集资料，调集人手，准备下一次的阻截或者是反攻。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工作就像他们的口号：“一切都是为了汉室复兴”一样蕴含着重大意义。而反过来，任何一个纰漏都会造成国家的重大损失。这份对工作的热情以及使命感，不得不让人对他肃然起敬。

看着薛莹急得团团转却又无可奈何的样子，实在是让读者忍俊不禁。荀诩正是巧妙地利用规则的漏洞来完成自己的任务。想想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为达目的，也和他一样，得钻规则的空子。这样一来，荀诩的形象好似一下就从纸张中走入现实了一样。

为了让蜀汉方面能够掌握外交上的主动权，荀诩便要把孙权欲偷偷称帝的消息通过水路送出去。水路有两个码头，一个是外交专用码头，另一个是民用码头。东吴的外交官薛莹得知了荀诩的动作，使了个心眼，当天把所有外交码头的船全部调走，说是要检查。待荀诩好不容易到了民用码头，薛莹又率人来阻拦。

在东吴当外交官的时间里，荀诩遇到这么一件事：吴主孙权打算在不知会蜀汉的情况下偷偷称帝。我们读《三国演义》的时候，看曹孙刘好像称帝了就是称帝了，没什么知会不知会这一说。但马伯庸在书里面就详细分析了提前知会和事后再告知的区别：在孙刘联盟的大前提下，提前知会还是算把蜀汉当盟友，后者就显得比较狂妄。我就是称帝了，你能拿我怎么样？

不过，人不可貌相。随和的性格，一点都不影响荀诩所从事的这份工作。相反的，因为严谨机敏中带着一丝随和的性格，让他遇到困难时从不是一根筋，而是灵活变通，让对手时常被他耍得团团转。

每每想到谍战中的精英，第一时间蹦进我的脑海中的就是一脸严肃，一方面运筹帷幄，一方面又是身手矫健的荧幕形象。但是这位荀诩，乐呵呵的样子却与我想象中一丝不苟的谍战精英出入甚大。

整个故事短短27万字，却刻画了一个又一个生动活泼的人物：有沉着冷静，长期潜伏在敌人内部，屡立大功的陈恭；有急于证明自己的青年才俊，郭刚；还有直男高堂秉，总能为紧张的谍战剧情增添一丝轻松明快的色彩。

蜀国情报部门司闻曹接到消息之后，立马委派下辖的靖安司来完成这次肃清任务。于是，一场靖安司与魏国间谍的惊心动魄的较量就此展开了......

然而，这一切都被蜀国安插在魏国的间谍，“黑帝”陈恭看在眼里。一嗅到危机，他连忙把魏国人员要对弩机制造方法下手的消息传递给了蜀国。

尽管这次失利并未引起魏中央的高度重视，但是军方已经有嗅觉灵敏的人察觉到蜀汉武器的先进性，于是就调动魏国安插在蜀国的眼线，想让他们窃取“元戎”、“蜀都”两种高性能弩机的图纸，或者暗地里带回相关技术人员。

太和三年，魏将王双在追击撤退的蜀军时遭遇埋伏。蜀军使用的是一种极其强悍的弓弩，导致王双所率领的部队全军覆没，王双本人也兵败身死。

马伯庸的作品遵循了文学规律，虚构而不浮夸，宏观事件中描述的是微观里的细腻！

讲座以两位听众的精彩提问为结尾，马伯庸回应了对其写作风格的评论，分享了他对写作直觉与写作动机的感想，以及如何获得源源不断的选题灵感。“关键在于好奇心，而且具备让它去探索的行动力。”马伯庸说。

马伯庸的小说在读者中素有注重考据与细节的口碑。他提到，《三国机密》是他成书较早的一部作品，有诸多不成熟之处，但开启了他在史料调研后再写作的历程。“但现在又发现，有时候不用太考据。比如我写过一个汉代的小故事，根据当时的制度，对人口万户以上的县行政长官称‘县令’，人口万户以下的县称‘县长’，我所写的县规模不够称‘县令’，但如果在一个汉代的故事里出现‘县长’，读者可能反而会困惑。所以自己对于平衡虚构和考据也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在马伯庸看来，没有百分之百“我”的文学，文学作品多多少少有向“他”的表达。文学历史中的“他”与“我”带来的思考是，面对一部文学作品，可以从创作者的角度出发想一想，为什么作者会这样写？不仅从文学角度考虑，还要考量当时的商业形态，文学创作模式等等。他还提到网络小说：“我认为它恰恰回归了小说最原始的形态，面向民众，每天更新。但是现在的读者水平不容小觑，对历史细节、质感的要求都在上升，要求创作者也不断地学习，我也从学者的研究中汲取了大量的知识。”

如何理解文学作品中的虚构？马伯庸从《三国演义》中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路线是否合理说起，谈到小说的源头——《汉书》谓“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为小说，可以说小说从源头开始就具备“市场意识”，要留住听众，出于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上考量，创作者自然会把精力投入浓墨重彩的戏剧演绎而不是费时费力的考据中。甚至，有时会为了迎合观众故意犯一些错误。“在94年版的电视剧《三国演义》中，刘备的军队打出大旗‘蜀’，但我们都知道他们的口号是兴复汉室，不可能把自己矮化成一个地方政权。后来我在一个电视节目上看到《三国演义》的导演王扶林提到这个问题，他们知道应该写‘汉’，但是对于当时的观众来说，更能接受的肯定是‘蜀’。这是一种争取观众的做法，或者说一种叙事技巧，本质上也是一种成本控制。”

在马伯庸看来，这就是历史研究者和历史文学写作者之间的一段典型对话，是文学的戏剧性和历史的真实性之间的冲突，是创作者无时无刻不在面对的问题——历史考据和文学虚构之间如何平衡？马伯庸说，他的选择是做一个“三明治”：“最上一层是真实的大历史，不可改变的，譬如写三国不能写诸葛亮一统天下；最底层说的是那个时代的衣食住行、社会观念，也不能假。在这一点上，我多年前写的《风起陇西》写三国时期的人们吃辣椒，就有读者向我指出不符合事实。最后，中间这一层，就是留给文学创作者想象的空间。只是这种想象也应遵循历史的逻辑——‘他没干过这件事，但是他干得出来’。”

藤野先生指出“我”画的下臂血管不准确：“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我”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好的历史小说，应该是一个夹心饼干”马伯庸谈三国文学

我们现在一提起古代，每个人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一个类似的画面。实际上，“古代”也分很多种，明清与宋代不同，大唐与两汉又不一样。不同时代之间的价值观与生产力水平大相径庭，衍生出的社会规则也差异很大。有些故事，在一个时代是成立的，但在另一个时代几乎不可能发生。

有很多历史人物，从前我对他们的理解还不够深刻，看山是山。随着阅历的增长，我忽然能明白很多事情背后的人性苦心，看山不是山了。《三国志》里记载，“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验以时服，不须器物”，但书里没解释诸葛亮为什么要求把自己葬在定军山。我就一直有个疑惑，定军山是黄忠斩夏侯渊的地方，诸葛亮为什么对这里情有独钟？直到我站在定军山顶时，霎时懂了。

马伯庸：我写《风起陇西》的时候，历史水平还不太好，很多细节没有考虑到。比如我把汉中描写成一个如同陕北黄土高原的地方，与实际情形严重不符。一个汉中的朋友向我抗议，说“我们这里号称是‘小江南’，才不是满眼黄土呢”。我得知之后梦幻三国网页游戏推荐男生，特意去实地考察了一圈，才知道自己犯了错误，赶紧在再版的时候做了修正。

马伯庸：我们以四大名著为例。《红楼梦》写的是一个家族，《水浒传》写的是一个山头，《西游记》写的是一个团队。《三国演义》和它们不一样，“三国”展现出的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空间极其开阔，有各种各样的角色和想法，罗贯中可以选取刘备与蜀汉作为主线，别的作者也可以选择不同的人物来创作或大或小的故事。无论是战争、权谋、言情、冒险还是玄幻，“三国”都可以承载。对于创作者来说，“三国”世界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每个人都可以从中选出自己想要的素材，这是非常难得的。

但那时候我毕竟只是个大学生，所以里面有很多缺憾之处。不过它给我揭示了一个方法论，告诉我如何在历史的缝隙中去寻找创作空间，如何在大时代下描写小人物，以及如何在不违背历史大事实的前提下，创作一个虚构故事。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马伯庸：2004年我在新西兰读大学，忙着写毕业论文。写论文是件很痛苦的事，我为了逃避，就想写点东西。正好那时候手边有陈寿的《三国志》和福赛斯作品集，我忽然有了灵感。三国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但三国谍战故事，好像没人写过，于是我就试着动笔了。写毕业论文有多痛苦，写小说的灵感就有多澎湃。

“我发现在历史缝隙中，有许许多多可能性可以挖掘，这些猜想未必是真的，但值得用想象去填补——我把它称为‘历史可能性’写作，即在不改变历史（大事实）的前提下，以一个全新的现代视角去诠释。戴着镣铐跳舞，而且是戴着老式镣铐跳现代舞。”马伯庸曾这样说。

他开始反思起当年“游戏”的态度，在《风起陇西》写作十年后，着手修改，删除了部分显得特别突兀的现代词汇，也更正了小说里的史实错误。比如原本书中屡次提及喝茶这个动作，却忽略了汉代没有泡茶的喝法。他带着自嘲的语气写道：“最为可笑的是，我还让书中角色吃到了地瓜，那分明是明代才引进的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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