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由明代小说家罗贯中编著，是中国古代历史小说的杰作。自问世以来，对《三国演义》的研究和传播从未停止，不同的版本在内容、注释、翻译等方面都有所差异。以下是几种常见的《三国演义》小说版本：

1. 《三国志通俗演义》（初版）：这是罗贯中最早的版本，成书于14世纪中叶，是整部《三国演义》的基础文本。

2. 《三国演义》（明抄本）：这是罗贯中去世后由其弟子或后人整理的版本，保留了大量的罗贯中的原作内容，但也有一定的改动和补充。

3. 《三国志通俗演义》（清初版）：清朝初年，有很多书坊开始刊印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这个时期的版本在内容上可能有所增删，但整体上还是基于罗贯中的原作。

4. 《三国演义》（毛宗岗评本）：18世纪，毛宗岗对《三国演义》进行了大规模的评点和修改，增加了大量注释和评语，这个版本对《三国演义》的影响非常大，至今在中文世界被广泛采用和传播。

5. 现代版本：现代的《三国演义》版本通常包含了整理、校勘和翻译的最新成果，对于原文的错漏、异文和注释进行了更正，使得文本更加准确、完整。现代版本通常也包含了详细的注释和现代汉语的翻译，适合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阅读。

选择阅读《三国演义》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兴趣选择不同的版本。如果你对原文的文学价值感兴趣，可以选择保存原汁原味的版本；如果你需要更详细的注释和解释，或者更现代的翻译，可以选择现代版本。

《三国演义》版本演变述略

凡所改定，就其序例可见，约举大端，则一曰改，如旧本第百五十九回“废献帝曹丕纂汉”，本言曹后助兄斥献帝，毛本则云助汉而斥丕。二曰增，如第百六十七回“先主夜走白帝城”，本不涉孙夫人，毛本则云：“夫人在吴闻猇亭兵败，讹传先主死于军中，遂驱兵之江边，望西遥哭，投江而死。”三则削，如第二百五回“孔明火烧木栅寨”，本有孔明烧司马懿于上方谷时，欲并烧魏延。第二百三十四回“诸葛瞻大战邓艾”有艾贻书劝降，瞻览毕狐疑，其子尚诘责之，乃决死战，而毛本皆无有。其余小节，则一者整顿回月，二者修正文辞，三者削除论赞，四者增删琐事，五者改换诗文而己。

最早提到毛本的，是与毛氏同时对《三国志演义》做过修订工作的李渔。他在评阅毛本时赞道：“余兹阅评是传之文，华而不凿，直而不俚，溢而不匮，章而不繁，诚者第一才子书也。”不仅肯定毛本在文字润饰和纲目修订上的优点，而且还指出它比原著在艺术内容上更加充实与完整。

怎么是三国演义小说版本

基于从形式到内容都独具特色的李卓吾评本在当时造成的不凡影响及对以后产生的重要作用，学术界已公认，正是以之为底本，才有了后来盛行不衰的毛本；更有学者主张钟惺评本和李渔评本亦莫不如此[(13)]。我们完全可以把承前启后的李卓吾评本与嘉靖本、三国志传本和毛本并列为最重要的“三国”版本。尽管《三国志演义》的版本既多且杂，但三百多年来，最为民众所熟的孔明、曹操等人物形象，却是从题为“茂苑毛宗岗序始氏评”的《第一才子书》得来的[(14)]。所谓“自毛本行网页召唤机甲游戏推荐大全，罗本原本便也废弃而不为人所知”；“一切旧本乃不复行”[(15)]。诚如所言，《三国志演义》普及最广的通行本非毛本莫属。

二、开《三国志演义》系统批评之先河。纵观三国版本，最早公开标榜“批评”的是余象斗本。此前的嘉靖本，虽也有小字夹注，对正文进行解释、说明或补充，然并非表述评点者观点的批评。而余象斗的“批评”，也不过相当于眉批，针对小说的具体情节加以评说，多就事论事，缺乏独到的理论见解与深刻的艺术分析，文字比较简略。到了李卓吾评本，则不仅有眉批，且每回回末还有总评，总计字数多达数万，因而形成了比余本完整得多的批评系统。

一、首次将《三国志演义》由二百四十则合并为一百二十回，回目也由单题变为双题。虽然合并得很简率，回目亦长短参差，但一百二十回的形式却被后来大多数版本所沿袭，清初毛氏父子的评改本便是在此基础上整理加工而成的。

金文京先生的见解不乏独到之处，但许多问题他却无法给予圆满的答复。仍以关索故事为例吧。人们不禁要问：商人既以赢利为第一目的，何苦还要搜肠刮肚地虚构故事，并颇费心机地插进原文中去呢？且不说插增故事的商人是否具备杜撰传奇的才能，单是那份淡泊名利的耐心便足以令人心生疑窦了。还有，林林总总的志传系统二三十种本子，为何插增部分大同小异呢？是共同遵从一个母本，还是相互之间借板袭用？种种疑难，恐非金先生三言两语所能判明。

旅日韩侨、日本京都大学的金文京教授对此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金先生在《〈三国志演义〉版本试探》[(11)]一文中指出：嘉靖本与建安本“两者内容上的差异，除了建安本中出现了嘉靖本所完全没有的关索的故事以外，都是很细小的，故事的主要情节并无二致，文辞也大致相同。这样看来，说两者的关系是来自同一源头的同系统版本的异本关系，最为恰当”。可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众多的异本呢？金先生的解释是：“最大的原因在于明代早期这种书籍是以抄本的形式流布的。”盖嘉靖本所附弘治七年（1494）庸愚于序曰：“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眷录。”所附嘉靖元年修髯子序曰：“简帙浩瀚，善本甚艰，请寿诸梓，公之四方，可乎？”似乎嘉靖本是最早的刊本，此前只有抄本供人阅读。于是，金先生据此印证，嘉靖本与建安本间文字内容上的差异，不过是在抄本阶段不可避免产生的失误而己。

余象斗本封面题“谨依古板”云云，虽是宣传性的广告语，但据前所论，亦不可武断地以为纯属虚张声势的诳文妄言。至于所“依”之“板”“古”到何种程度，是依照嘉靖元年本而又有所加工改造呢，还是那“古板”本来就先于嘉靖元年本呢？以及究竟哪些才是罗贯中原作中的文字？诸如此类的迷离是非，尚需精审细辨。

不过，虽然刻印精美、向受推崇的嘉靖本所潜藏的舛错之多超乎人们的想象，但建安本却委实不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可厘正嘉靖本谬误的善本。客观地说，倒是它更不正确，更需要细心推敲。不妨仍以该系统中余象斗本为代表，举例如下：

地名。嘉靖本卷三写曹操迁都许昌，乃“使程昱为东平相，范成、董昭为洛阳令，满宠为许都令”。余本则作“程昱为东平相，屯兵范城，董昭为洛阳令，满宠为许令”；乔山堂本、英雄谱本莫不如此。按，《三国志·程昱传》云：曹操“乃表昱为东平相，屯范”。可见，嘉靖本误把地名“范城”当作人名“范成”了。此足可证余本的某些内容不会在嘉靖本之后。

人称。余本多直呼关羽其名，逢曹操却敬称“曹公”；嘉靖本则称关羽作“关公”、“关某”，而径呼曹操之名，其间的感情色彩不言而喻。嘉靖本作“骨肉”、“女婿”、“农夫”，余本则作“血脉”、“女夫”、“田夫”，一派市井田间的口吻。嘉靖本写吕布使者见袁术称“明上”，下有小字注曰：“当时袁术僭号，故称明上”；余本则作“明公”。若出于嘉靖本，岂能无视小字注的提示！

正文所引诗赋论赞等文字不尽相同。余本多处引录“静轩诗”与希明尉子诗等。按，静轩，姓周，名礼，字德恭，号静轩，浙江余杭人。明弘治十年（1498）曾进所著《续编纲目发明》，另著有《通鉴外纪论断》等[⑨]。嘉靖本则无静轩等人诗，却有明人尹直（1428—1511）的赞词。可见，二者都经过后人加工整理，皆非罗贯中原作初始之面目。

《三国演义》的前世今生

再到了罗贯中生活的时代，也就是元末明初，有关三国的故事、传说、说话艺术、戏曲表演就积累了很多了，罗贯中把这些通通都收集起来，再结合《三国志》《后汉书》这些史书的记载，把所有的素材融合到一起，加以改编虚构，创作出了《三国志通俗演义》。

《三国演义》的版本与文化价值是否被你忽略了？

当然，笔者也并非说曹操一无是处，曹操作为《三国演义》中杰出英雄之一，确实也有过人之处。除世人在道德层面评价他“奸”之外，他还有才能层面的“雄”，不能片面论之。他的伦理观念，可从不做皇帝这一点申说。从客观方面来看，曹操固然会考虑条件不具备、担心成为众矢之的等因素，如曹操认为孙权劝其“早正大位”，是“欲使吾居炉火上”。笔者在此，拟从主观方面补充一点：曹操还是有政治底线的。他以主观理性勉力抵御皇权诱惑，直至人生终点未做篡臣，盖棺论定。毛宗岗评曰：“曹操不自为之，而使其子为之，则莽拙而操巧也。”笔者认为，在才华与治理能力方面，曹操与王莽判若云泥，二者不能简单化地归为“拙”与“巧”之别。曹丕采用禅让的方式篡汉，也不能说没有其父的影响。尽管禅让只是形式，但披上文明外衣，总比挥刀弑君好得多。汉献帝受尽委屈，最终得以善终，大概可视为历史风云中尚算文明的一例吧。（完）（原标题：经典源远 义理流长——《三国演义》版本与文化价值谈）

关于曹操的评价，近年来出现了新倾向。在笔者为本科生开设“明清小说研究”课程时，有不少学生在开课之前表示喜欢曹操，欣赏他功成业就的一面。这说明，部分学生过分强调成功的影响，而忽略淡化了人的品性。笔者认为，相较而言，成人应是成功的前提。我们在弘扬《三国演义》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应注重持守正义与正道，弘扬其人文精神。

仔细溯源能发现，关羽形象有一个漫长的积累、提升过程。在陈寿笔下，关羽就是一位“有国士之风”的义士，且是能敌万人的“虎臣”，还有“刚而自矜”的个性特征。到了关汉卿《单刀会》中，关羽形象有整体的提升——关羽自道“我是三国英雄关云长，端的是豪气有三千丈。”在这种自信、自豪中，关羽的“义”具有了民族大义。关羽斩颜良，在《三国志·关羽传》中被记录为：“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在正史中，关羽的英雄气概就已超过袁绍诸将，有了势不可挡的神韵，到了关汉卿笔下，更升华为“他去那百万军中，他将那首级轻枭”（第一折［鹊踏枝］）。由“万众”到“百万军”，足足增长了一百倍。一个“轻”字，活现了关羽战众人的轻松自如，又大大地强化了其威力。罗贯中汲取了关汉卿笔下关羽形象的义、勇、刚、傲等性格元素，使他于各个方面都有提升，从而熔铸成千古义勇、“绝伦逸群”的男子汉大丈夫典范。

刘备这种仁政思想应是罗贯中社会理想的具象化，其人文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价值。从仁学角度重新观照《三国演义》“拥刘反曹”主题，仍然是有道理的。当然，我们不能停留在表面意义的理解，还要深究为什么拥刘？为什么反曹？关键就在于刘备的“仁”。老百姓需要这样的仁人来为他们谋幸福，实现其国泰民安的梦想。而曹操则相反，刘备自言曰：“吾以仁，操以暴。”仁与暴，善恶分明。这还要溯源于陈寿笔下，其刘备形象大好于曹操，因此罗贯中才在众多古代帝王中优选刘备来寄托他的仁政理想。

当然也应指出，毛评本体现于修改中的所谓封建正统的思想有所加强。嘉靖本中，罗贯中通过王允、薛综、诸葛亮、张松、华歆等人物之口，六次说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毛宗岗则全部删除。这应该是迫于封建专制强化与文化高压政策的思想退步。毛评本将“魏王上书三辞”改为“曹操假意上书三辞”，以及“阿瞒”“国贼”等一系列标示毛氏主观贬曹倾向言辞的增加，在笔者看来，也属于画蛇添足。恩格斯在《致明娜·考茨基》中指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须特别把它指点出来。这是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精辟论断，毛评本这种做法显然有违此规律。还有嘉靖本写司马懿见孔明雕像，以为“孔明尚在”“纵马奔走五十余里”“喘息半晌，神色方定”。这是以仲达的怯懦反衬孔明的智勇，恰到好处。毛评本于此增加一个细节：“懿用手摸头曰：‘我有头否?’”笔者以为，这便过于夸张了，造成了艺术分寸把握的失误，客观效果与主观意愿相违。

毛评本与嘉靖本孰优孰劣，目前仍然是有争议的学术问题。笔者认为：毛本作为一种修改本，总体上可曰功大于过。这可从三个层面分别言之。从思想内涵角度，毛氏在全书卷首所加的一段议论“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及桓帝崩，灵帝即位……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这就揭示出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皇帝的昏庸，其批判的尖锐性与表述的明确性皆优于嘉靖本的开头。从人物塑造方面看，毛氏删除了那些使人物性格矛盾、呈现分裂状态的描述，如诸葛亮南征时遇哑泉就“要投崖觅死”，闻司马懿复职便“顿手跌足，不知所措”等描写。从语言文字表达水平来品评，毛氏的修改更为精练顺畅，如嘉靖本卷八《孔明遗计救刘琦》一则中，孔明引“骊姬害申生”的典故长达二百五十余字，颇显烦冗，毛氏改成“公子岂不闻申生、重耳之事乎?”意到而文省，令人颇觉直接痛快。再如删去嘉靖本中“俚鄙可笑”的诗词，将回目改为对偶句，完成了中国章回小说形式演化的最后一环。

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版本虽然属于毛评本，但也已经过当代专家的校勘、标点、注释、整理，既是毛评本生命力的延续，也是版本演变史上新的重要一环，故可称之为“人文本《三国演义》”。此本是当今发行数量最多、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版本。可以预见，今后仍将是最受欢迎的版本，其对青年学子影响深且巨焉。

1953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副牌“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三国演义》校勘、标点、注释的排印本，此本以毛评本为底本，是新中国第一个《三国演义》整理本。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第一版基础上进行重新整理、修订，出版修订版。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度组织人力对《三国演义》进行了修订整理，推出第三版。201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专业力量，再次对《三国演义》校注本全面修订，推出了第四版。立足《三国演义》版本史层面观照，嘉靖本流行期约70年，明代众版本并行期约80年，毛评本出现至人文版付梓（1953年）是270年。

《三国演义》成书和题名的由来

小说原作最初以抄本形式流传，现存明清诸刻本超过100种，书名不一，总体分两类：一类叫“三国志传”或“三国志史传”；另一类叫“三国志演义”或“三国志通俗演义”。清朝毛修版流行以后，普遍定为“三国志演义”。当今则广泛以“三国演义”作为正式书名，但学术界仍常见“三国志演义”的说法。

作者在描写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和三国相争的历史画卷同时，还用浓墨重彩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尤以曹操、诸葛亮、关羽、张飞、周瑜、鲁肃等写的最成功，共写人物1191个。小说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语言接近史传，采用浅显、明快、素雅的文言文tiaojiao网页游戏，长期为人们所喜爱。

利用计算机可同时显示版本图像和文本，还可对文字进行检索。这样可很方便观看版本原貌，并可根据图像核对电子文本。以《三国演义》为例，见图2。

繁体字版是根据原版图像直接录入，保持原版原貌，异体字、俗体字都原样保留。但由于录入员不熟悉古汉语，因此录入中错误较多，仅供参考。

五大名著版本数字化开始于1999年，首先从《三国演义》版本开始，逐步扩展到《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和《红楼梦》。

以前对版本的研究都是人工进行，要查清各种版本的文字差异，就要人工逐一核对各个版本的文字，工作量极大。而只要把各种版本数字化后，利用计算机可以很容易地完成任意版本的文字比对工作。

120回程高本都是活字排印本，主要有两种，其一是程甲本，1791年由程伟元和高鹗采用活字排印出版；其二是程乙本，是程甲本出版第二年（1792年）由

80回“脂评本”多题名“石头记”，带有“脂砚斋”等评语，现存九种：甲戌本（16回，1754年）、己卯本（41回+2半回，1759年）、庚辰本（78回，1760年）、甲辰本（80回，1784年）、列藏本（78回）、戚序本（80回）、舒序本（40回）、郑藏本（2回）、卞藏本（10回，2006年新发现）。

《红楼梦》版本比较清楚，一般分为脂本和程高本两类；更为严格划分，应分为80回的“脂评本”、120回的混合本和120回程高本三个系统，合计十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