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著作，但它们在内容、性质和目的上有明显区别。

《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小说，由明代作家罗贯中创作。它以汉末三国时期的中国历史为背景，讲述了三国时期各路英雄豪杰的恩怨情仇，以及他们为争夺天下而进行的战争和政治角力。《三国演义》故事精彩，人物形象鲜明，充分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历史的变幻莫测。

《孙子兵法》，则是一本军事策略著作，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学著作之一。它的作者是春秋时期的吴国军事家孙武。《孙子兵法》不仅强调了战略战术的重要性，还深入探讨了战争的各个方面，如战争的本质、领导艺术、军事道德、信息情报的获取与使用、部队的组织和训练、以及如何利用地形、天气等因素来制定和实施作战计划。它不仅对军事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管理者、企业家、甚至是日常生活中的决策制定者提供了宝贵的智慧。

简单来说，《三国演义》是通过文学手段讲述历史故事和人物传奇，而《孙子兵法》则是一本系统性的军事理论著作，旨在提供战争和策略的指导。两者分别在文学艺术和军事策略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小说和兵法，谈《三国演义》中融入《孙子兵法》里的战争观和谋略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内核就是，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以军事斗争的“不战”为表象，以非军事斗争的心理战为实质，以“伐谋”、“伐交”为手段，以迫敌屈服为阶段性目标，以“全”为最终目标，安国全军以益天下。在此基础上，孙子提出：“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三国演义小说孙子兵法

《三国演义》与《孙子兵法》

《三国演义》还体现了孙子“慎战”的思想，在《孙子》十三篇中始终贯彻着以“道义”为指导的战争最高准则，指出民心所向是赢得战争的关键。作战依次以外交、斗兵、攻城为下，而以“伐谋”为上策。《三国演义》正是通过刘备和曹操截然相反的两类人格品行渲染强烈的道德情感取向。《孙子兵法》认为将有“五德”，即“智、信、仁、勇、严”。作者塑造了一大批将帅谋臣形象，这都是对《孙子兵法》的艺术演绎，他们都能代表孙子兵法对将帅要求的一个方面。如曹操的奸诈，刘备的仁德，诸葛亮的智慧，关羽的义薄云天，张飞的刚毅果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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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兵者，诡道”的战术论。这一思想更通俗的说法是“兵不厌诈”，《演义》第三十、四十六、五十九回三次语及，更在具体描写中把它发挥到淋漓尽致。其中第三十回“劫乌巢孟德烧粮”、 第七十五回“吕子明白衣渡江”等，都是著名的战例。然而读者尽知，正是在“兵不厌诈”上，诸葛亮神出鬼没，高出流辈，成为书中“智绝”的典型。《演义》写用计，不仅大都是诸葛亮的，而且诸葛亮用得最好。诸如锦囊计、疑兵计、空城计、反间计、妆神计、诱敌深入计、调虎离山计、伏兵计、减兵增灶计，等等。除了美人计，诸葛亮无所不用其极，而且往往计中有计、多计并用或者连环而用，使敌人防不胜防，除所谓因“天意”不成者之外，总不免在我算中。《三国演义》还写了诸葛亮所以能够如此，在于他不仅极重《兵法》的原则，更深通其“兵者，诡道”之精髓。第七十二回《诸葛亮智取汉中，曹阿瞒兵退斜谷》，写诸葛亮用疑兵之计，使“曹兵彻夜不安。一连三夜，如此惊疑，操心怯，拔寨退三十里，就空阔处扎营。孔明笑曰：‘曹操虽知《兵法》，不知诡计。’”已自道其比曹操更深明《兵法》之处。同时书中描写先后3次语及“兵不厌诈”的情形，也显示作者有意突出这个行兵打仗的战术原理。

与上述孙、刘联军抗曹的“赤壁之战”成功相反的，是更早一些袁绍讨伐曹操的“官渡之战”。这场战事的起因，是袁绍听说孙策死后，孙权继立，接受了曹操所挟傀儡天子汉献帝的封号，感到自己孤立了，于是“大怒”兴师，完全是一场在不适当的时候挑起的一场因没有准备而毫无把握的战争。加之战争中多次不听谋士们逆耳忠言的建议，终于以七十万粮草充足之军，败于曹操七万乏食困顿之兵，并从此一蹶不振。其间曹、袁胜败之分，即在于曹操有谋且能用人之谋，合于孙子“上兵伐谋”之道；而袁绍背道而驰，必然受到战争规律的惩罚。

最鲜明的例子还是孙、刘联军与曹操的“赤壁之战”。当时，在诸葛亮的巧妙说服之下，孙、刘两方首领，特别是吴主孙权，已决计抗曹，接下来就是从方方面面切实做好物质与技术上的准备，包括周瑜利用“蒋干盗书”除掉蔡瑁、张允的反间计，黄盖的诈降计，庞统的连环计，以及诸葛亮的“草船借箭”与“借东风”等，都是“上兵伐谋”以“先为不可胜”之“庙算”的实践。

第二，“上兵伐谋”的先胜之论。《孙子兵法》曰：“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谋攻篇》）就是说，战争依次以外交、斗兵、攻城为下，而以“伐谋”即计取最为上策。《兵法》中“伐谋”又称“庙算”，《始计篇》说：“未战而庙算胜。”“庙算胜”即《形篇》所谓“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也就是打有准备之仗，才能处处占据主动，取得成功。《演义》的战争描写就突出体现了这一思想。

当然，慎战决非不战，当战不战亦非“安国全军”之道。结果与后来刘备伐吴之役几乎同样糟糕的决策，是第二十四回《国贼行凶杀贵妃，皇叔败走投袁绍》写曹操虚国远征刘备，袁绍谋士田丰献计曰：“今曹操东征刘玄德，许昌空虚。若以义兵乘虚而入，上可以保天子，下可以救万民。此不易得之机会也，惟明公裁之。”但是，袁绍却因最幼的儿子“今患疥疮，将欲垂命”，心神恍惚，无心论事，遂失此千古良机，而最后为曹操所灭。

与上述成功之例相反的是第八十一回《急兄仇张飞遇害，雪弟恨先主兴兵》。这场战争以刘备身死白帝城而失败的结局，虽然使他成了为朋友之义“立极”的一个榜样，却损害了他作为“圣王”形象英明睿智的一面，即不顾蜀汉的根本利益，“以怒而兴师”，“以愠而致战”，最后不仅丧师亡身，而且破坏了“隆中对策”联吴抗魏的根本大计。

鲁肃所言，突出了“利合于主”是战与不战的关键，从而使孙权坚定抗曹的决心。接下来才是只有诸葛亮能做和做得好的，即剖析当前形势以消解孙权的惧曹心理。总之，吴主孙权决心联刘备以兴兵破曹的出发点，在其本国即孙权一人一家的根本利益，是“合于利而动”，而不仅是为诸葛亮所动。这正如毛宗岗评说：“孙权既听鲁肃之说，定吾身之谋，又闻孔明之言，识彼军之势，此时破曹之计决矣！”这应该是《三国演义》写战略决策演义《兵法》“安国全军之道”的一个成功范例。

权知肃意，乃执肃手而言曰：“卿欲如何？”肃曰：“恰才众人所言，深误将军。众人皆可降曹操，惟将军不可降曹操。”权曰：“何以言之？”肃曰：“如肃等降操，当以肃还乡党，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降操，欲安所归乎？位不过封侯，车不过一乘，骑不过一匹，从不过数人，岂得南面称孤哉！众人之意，各自为己，不可听也。将军宜早定大计。”权叹曰：“诸人议论，大失孤望。子敬开说大计，正与吾见相同。此天以子敬赐我也！但操新得袁绍之众，近又得荆州之兵，恐势大难以抵敌。”肃曰：“肃至江夏，引诸葛瑾之弟诸葛亮在此，主公可问之，便知虚实。”

正面的例子是“赤壁之战”。《三国演义》写这场大战的中心是孙、曹隔江斗智，但首先是战与不战，关键在孙权。诸葛亮虽雄辩过人，所能做到的也只能是因势利导，使东吴国策向孙、刘联合破曹的方面倾斜而已。因此，赤壁之战前诸葛亮的游说在书中写得最为好看，也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主要是帮助孙权明了曹兵南下的政治与军事形势，建立起抗曹的信心，却基本上没有也不可能由诸葛亮说破孙权必须联刘抗曹的关键。这一关键只能由孙权自己的人为其说破。这个人就是鲁肃，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写道：

第一，“安国全军”的慎战论。《孙子兵法》所以能独称“兵经”，根本原因就在于其虽为兵书，却不是就兵论兵，而是从国家利益的全局考量，把用兵即战争作为保障和争取国家利益的手段，不可不用，亦不可轻启，所以开篇《始计》第一句话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是讲对待战争要持慎之又慎的态度。又在《地形篇》中说：“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这是讲战与不战的原则：一是保民，二是利主。更进一步在《火攻篇》中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这是从反面讲君主、将帅应该慎战的道理。总之，在孙子看来，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政治上的目标，战与不战决定在于民、于君是否有“利”；否则，以“怒”“愠”兴师，就可能招致亡国杀身之害。《演义》写战争，也首先是在这一点上作了或正或反的描绘，使后世读者“不可不察”。

对此，毛宗岗于“每日退军，添灶而行”下夹批曰：“孙膑减灶之法，武侯反用之；虞诩增灶之法，武侯正用之。”又于“自无损兵之患”下夹批曰：“方将添灶计策解说一遍。”因知作者不仅注意于运用《兵法》本身的描写，而且自觉通过议论揭示《兵法》运用的原理及其现实依据，甚至从上引第一百回诸葛亮教魏将回告司马懿“教他再读兵书，重观战策，那时来决雌雄未为迟也”的语气中，还能感觉到作者“纸上谈兵”的得意，由此可见作者著书，于贯彻弘扬《兵法》思想的热忱及其非凡的兵学见识。

姜维问曰：“若大军退，司马懿乘势掩杀，当复如何？”孔明曰：“吾今退军，可分五路而退。今日先退此营，假如营内兵一千，却掘二千灶。今日掘三千灶，明日掘四千灶，每日退军，添灶而行。”杨仪曰：“昔孙膑擒庞涓，用添兵减灶之法；今丞相退兵，何故增灶？”孔明曰：“司马懿善能用兵，知吾退兵，必然追赶；心中疑吾有伏兵，定于旧营内数灶；见每日增灶，兵又不知退与不退，则疑不敢追。吾徐徐而退，自无损兵之患。”遂传令退军。

从前商朝的兴起，在于伊挚曾经在夏为间，了解夏朝内情；周朝的兴起，在于姜尚曾经在商为间，了解商朝的内情。所以明智的国君，贤能的将帅，能用高超智慧的人做间谍，必成大功。这是用兵重要之处，整个军队都要依重于它来行动。

必须搜查出前来侦察我军的敌方间谍，加以收买，再行劝导，然后放回去，这样我可将其作为“反间”而用了。由于使用了“反间”，这样“乡间”、“内间”就可以为我所用了；由于使用了“反间”，这样就能使“死间”传假情报给敌人；由于使用了“反间”，就可以使“生间”按预定时间回报敌情。五种间谍的使用，君主都必须了解掌握。了解情况关键在于使用“反间”，所以对“反间”不可不给予优厚待遇。

所以在军队的亲密关系中，没有比间谍更亲近的，奖赏没有比间谍更优厚的，事情没有比间谍更秘密的。不是圣贤之人不能使用间谍，不是仁义之人不能指使间谍，不是精细之人不能辨别间谍提供情报的真伪。微妙呀，微妙! 无时无处不在使用间谍。用间的事情尚未实施，先被泄露出去，那么间谍和听到秘密的人都要处死。

间谍运用的方式有五种：有“乡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五种间谍同时都使用起来，使敌人莫敌我用间的规律，这乃是使用间谍神妙莫测的方法，是国君胜敌的法宝。所谓“乡间”，是利用敌国乡人做间谍。所谓“内间”，是利用敌方官吏做间谍。所谓“反间”，是利用敌方间谍为我所用。所谓“死间”，就是制造假情报，并通过潜入敌营的我方间谍传给敌间（使敌军受骗，一旦真情败露，我方间谍不免被处死）。所谓“生间”，是探知敌人情报后能够生还的人。

孙子说：凡是兴兵十万，出征千里，百姓的耗费，公家的开支，每天要花费千金；前后方动乱不安，民夫戍卒奔波疲惫，不能从事正常耕作的有七十万家。双方相持数年，是为了决胜于一旦，如果吝惜爵禄和金钱，不肯用来重用间谍，以致因为不能了解敌情而导致失败，那就是不仁到了极点。这种人不配做军队的统帅，算不上是国君的辅佐，也不可能是胜利的获得者。明君、贤将，其所以一出兵就能战胜敌人，得到的成功超出众人，就在于先知。要先知，不可求鬼神臆测，不可靠象数占卜，不可观天象推卦，必须依靠人，依靠那些了解敌人情况的人。

故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乡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闻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贤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兼死。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敌间之来间我者天界网页游戏耳机平价推荐，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乡间、内间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间为诳事，可使告敌；因是而知之，故生间可使如期。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

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凡是打了胜仗，夺取了土地城池，而不能巩固战果的，则很危险，这就叫做浪费钱财的“费留”。所以说，明智的国君要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贤良的将帅要认真地处理这个问题。没有利的时候不可行动，没有得胜把握的时候不能用兵，不到十分危险的时候不能致战。国君不可因一时愤怒而发兵，将帅不可因一时气忿而求战。符合国家利益时才行动，不符合国家利益时就停止。愤怒还可以重新变为欢喜，气忿还可以重新变为高兴；国亡了就不能复存，人死了就不能复生。所以，对于战争，明智的国君要慎重，贤良的将帅要警惕，这是安定国家和保全军队的重要原则。

凡是火攻，必须根据这五种火攻所引起的不同变化，灵活地派兵接应。从敌营内部放火，就要及时派兵从外部接应。火已经烧起但敌营仍然保持镇静，应持重等待，不可贸然进攻，应根据火势情况，可攻则攻，不可攻则止。火可以从外面放，就不必等待内应了，只要适时放火就行。从上风放火时，不可从下风进攻。白天风刮久了，夜晚就容易停止。军队必须懂得灵活运用这五种火攻形式，并等待放火的时日条件具备时实施火攻。

实施火攻必须有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平时有所准备。放火要看准天时，起火要看准日子。天时是指气候干燥的时节。日子是指月亮运行经过箕、壁、翼、轸四个星宿的时候。月亮经过这四个星宿的时候，便是起风之日。

孙子说：火攻的形式有五种：一是火烧敌军的人，二是火烧敌军的军需物品，三是火烧敌军的辎重，四是火烧敌军的仓库，五是火烧敌军的粮道。

夫战胜攻取而不惰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惰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上。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行火必有因，因必素具。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火发而其兵静者，待而勿攻，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则上。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以时发之，火发上风，无攻下风，昼风久，夜风止。凡军必知五火之变，以数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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