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本身就是一部小说。这部作品由明代作家罗贯中编写，是古典长篇历史小说，主要讲述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这段历史时期，魏、蜀、吴三国之间的纷争和兴衰。《三国演义》融合了历史事件和文学创作，塑造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历史人物形象，如刘备、曹操、关羽、张飞、诸葛亮等。虽然在历史真实性上有所夸张和艺术加工，但依然是一部深受读者喜爱的经典文学作品。

《三国演义》明明是小说 却被满清当成了兵法教材

额勒登保 天性严肃刚毅，每当军中将士禀报军情诸事时，都不敢轻易抬头看他一眼。他赏罚分明，每当打了胜仗，他必会亲自宴请将士酒肉，赏赐有功之士哪怕上万钱，他也丝毫不吝啬。他战功赫赫，但不妒嫉同僚之功，也不嚣张跋扈妄自尊大，虽是武将，但操守极好。

据清人昭梿著作《啸亭续录》卷一「翻书房」词条记载，崇德初年， 皇太极命大学士达海 （1595年－1632年）翻译《三国志》等著作为满文，「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成书于元末明初的《 三国演义 》，它参照的蓝本就是这部《三国志》，小说中的很多故事都是取自于《三国志》史实。

张聪丨《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兼谈《三国演义》的读法与教法

三国演义改成小说了吗

中国人的真理是从传统的历史哲学中得来的。而传统的历史哲学是历史之事与历史之道的统一：历史之事是有限的，历史之道是无限的；历史之事是经验性的，历史之道是超越性的；历史之事是变动不居的三国单机画面好的游戏手游，历史之道是千载不易的，历史之事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之道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它们彼此印证、彼此彰显。历史之道会在客观、准确的记述中得到体现，而阅读历史的过程本身又是一个透过看似不偏不倚的历史记述去寻找、把握、阐发隐藏在其后的关于政治、道德和意识形态的模型的过程。

“如古人所见，六经皆史，要义在于事与道（或曰理）两者为一体，道理为体，事情为用，两者有着互相构成的关系，而且其互相构成关系是动态性的，道在动态中成就事，事在动态中实行道，或者说，道在事中运作才得以展开为道，事的运作也因为得道才能成其功。道与事的动态互相构成意味着一种存在的不断生长，如果动态无穷，其存在也无穷。正是道与事的‘互构性’造成了两者的一体性，所以说，道即事而事即道。道与事的一体性也提示了解释生活世界和历史时间的一种方法论：既然在事的范围内足以理解道，便不需要多余假设某种在别处的超越理念(柏拉图式)或者非人间的绝对存在（神学式）。”（《历史·山水·渔樵》“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

“以史言道，其用意所在更接近历史哲学。……与此相关，古人的历史概念在于‘历史性’而不在于‘故事性’，就是说，五经的意义在于以事载道，用功不在叙事释因。……更准确地说，历史性就是文明对时间的组织方式，而对时间的组织方式为一种文明的经验和思想赋予了可持续的意义。所以说，五经的意图不在描述历史之事，而在寻求历史之道，但历史之道必寓于历史之事，道于事中才得以成形，正所谓道不离事，所以五经选择记述了能够藏道之事。”

“《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我们现在似乎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了：《三国演义》起码不是西方近现代“novel”意义上的小说——当然，我们也就不应该简单套用西方那套阅读novel的法子来阅读它——那么《三国演义》到底该被算作什么一种性质的著作呢？这涉及到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整体理解和把握。

不难想象，听众的“颦蹙出涕”和“即喜唱快”会怎样反向地影响说书人对于刘备、曹操等人物形象的塑造，使他们的忠奸正邪愈发呈现出一种典型化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演义》并不像西方的小说（novel）那样是某一位作家的思想的结晶，烙印着着浓重的个人色彩；而是一种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产物。黑格尔曾称呼荷马和赫西俄德这些“为希腊人制定神谱的人”为“人民的教师”，我不知道把这个称呼移赠给《三国演义》那些无名的编写者、讲述者、改定者、阐释者是否也同样恰当，“他们把所得来的现成的混乱的与民族精神一致的观念和传说加以提高，加以固定，使之得到明确的意象和观念。”（《哲学史演讲录》第一卷）《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在今天依旧被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反复演绎着、讲述着，每一次演绎和讲述都是一次教化，关于中国人对于历史文化的普遍理解的教化。

“从前的史诗（传统叙事文本）诗人并不是其作品的唯一责任者，听众也同样负有责任，因为诗人与公众直接发生联系并且诗人的报酬也取决于这些听众的赞赏程度；另外，作品也是围绕听众转的，诗人不过是一种集体声音的个体代言人。”（托多罗夫《批评的批评》“史诗的复归”）

在传统的叙事文学的作者看来，现实中的生活往往是转瞬即逝的，缺少一种更深刻的意味。只有经典题材才有被反复讲述、反复阐释的价值。但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强调的是，正是在这种传统经典题材被反复讲述、反复阐释的过程中，数量众多的听者或读者以某种形式参与到了文本的形成过程之中——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并非一部原创意义上的作品，而是对史料典籍和民间文学的加工与改编。民国初年的文学评论家解弢在他的《小说话》中已经抓住的原创性的问题，对《三国演义》是否能够被称为“小说”的问题提出过质疑：“《三国演义》旧日颇占势力。吾谓斯书正犯历史小说两大忌：一直演正史，二虚造事实。至其演野史之一部分，乃将他人所记载者，演为白话而已，非自能发明一二事。故其书除文字稍可观外，无一能合乎小说之律。”

“在文学界，笛福和理查逊是最早不从神话、历史、传说或以前文学中取材的伟大作家。就这方面而言，他们不同于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弥尔顿，这些作家像希腊和罗马作家一样，习惯性地使用传统的故事情节。后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接受的是他们时代的一个普遍前提：因为自然本质上是完整的、一成不变的，因此它的记录，无论是圣经、传说还是历史，都构成了人类经验的权威曲目。”（《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不过话也要反过来说。读者在阅读《三国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时是不是真的会在意这些“时代错乱”细节呢？我想是不会的。这就像我们在京剧舞台上看到汉代的张苍、陈宫穿戴明代的纱帽官衣，唐代的秦琼、单通身着清代的马蹄袖箭衣一样，并不会产生任何的违和感。这倒不是因为中国人太过粗疏，而是因为在戏曲观众或小说读者看来，辞章、名物、制度、服饰、器具这些反应具体时代风貌的东西都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可能出现在这个朝代，也可能出现在那个朝代。对于这些具体的、特殊的、偶然的东西的考证复原并不会带来他们想要的“真实感”。“真实感”的来源只能是那些决定历史发展走向的更重要的因素——由文化所赋予的亘古不变的意义和价值：刘备的仁慈，曹操的奸诈，关羽的忠勇……这些才是历史永恒的支柱。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这些品格、价值、意义会冒着不同的人的名字，以不同的身份、不同形象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戏曲观众也好，小说读者也好，在这样一个由世道人心、天理循环支撑起的历史架构中才能够获得一种他们期待的真实感与崇高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演义》是超越具体时空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它所演绎的分分合合的天下大势，不是某一段历史，而是整个的历史、全部的历史。

钱先生所说的“强汉人赋七言歌行”，指的是《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刘备二顾茅庐时听到孟公威等在酒店里高唱的“壮士功名尚未成，呜呼久不遇阳春！……”与“吾皇提剑清寰海，创业垂基四百载……”两首七言歌行。其实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的“凡例”里已经谈到：“七言律诗起于唐人，俗本往往捏造古人诗句，如钟繇、王朗颂铜雀台，蔡瑁题馆驿壁，皆伪作七言律诗，殊为识者所笑，必悉依古本削去。”——但书中依然还会留有七言歌行这样唐代才会出现的诗文，足见“时代错乱”的问题在《三国演义》中是改不胜改的。

“譬如毛宗岗《古本三国演义》诩能削去‘俗本’之汉人七绝律，而乃强汉人赋七言歌行，徒资笑柄，无异陆机点评苏轼《赤壁赋》、米芾书申涵光《铜雀台怀古诗》、王羲之书苏轼《赤壁赋》、仇英画《红楼梦》故事等话把矣。”

三国演义是小说不是历史

再比如，陈宫本来是个屡次背叛主人的人，小说却把他塑造成了忠义之士，而且足智多谋，可事实上的陈宫是“有谋而迟”，也就是有谋略，但是不够灵活，缺乏机变的能力。如果有人在无意间把他当作榜样了，那可真就是犯糊涂了！

汉晋之间的“过渡时期”——三国

三国的形成与灭亡都在短短的60年间，这60年让我们看到了天下从合到分，再从分到合的局面。60年间的战火让汉朝“过渡”到了下一个存活时间较长的时代晋朝。从这也可以一定程度上看出古人所谓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道理，虽然三国时期比较短，但是由一个分裂成多个的东西终究会合。

由于局势的变动和帝王的更替，三国鼎立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很久。曹魏的后期，其实权逐渐被司马懿掌控，而后在公元263年，曹魏的司马昭发动了灭蜀之战并夺得了胜利。公元266年，魏国司马炎迫使魏元帝禅让帝位，建国号为“晋”，史称“西晋”，这也标志着三国时代结束，晋朝开启。公元280年，晋灭了东吴，统一全国。现在我们将其称为“三分归晋”。

《三国演义》成书和题名的由来

小说原作最初以抄本形式流传，现存明清诸刻本超过100种，书名不一，总体分两类：一类叫“三国志传”或“三国志史传”；另一类叫“三国志演义”或“三国志通俗演义”。清朝毛修版流行以后，普遍定为“三国志演义”。当今则广泛以“三国演义”作为正式书名，但学术界仍常见“三国志演义”的说法。

作者在描写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和三国相争的历史画卷同时，还用浓墨重彩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尤以曹操、诸葛亮、关羽、张飞、周瑜、鲁肃等写的最成功，共写人物1191个。小说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语言接近史传，采用浅显、明快、素雅的文言文，长期为人们所喜爱。

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扭曲三国历史”映射明太祖朱元璋

刘备亮相就是苦大仇深的样子，满心的忧国忧民。身无分文靠忽悠就能收服了关、张二将，带着两三千东拼西凑的老弱残兵，就能追着张角杀。去了徐州，陶谦三让徐州他死活就是不要，陶谦临死之前算是结识了一个君子。三国志中刘备是硬夺的徐州。

最火的网页游戏三国志战略版三国演义和正史的差别有多大？

《三国演义》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105年的历史风云，以描写战争为主，反映了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混战和汉、魏、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人物。

《三国演义》《杨家将》是小说，不能当历史看！

多么熟悉的套路，难道陈友谅没看过《三国演义》中的“火烧赤壁”？真实的情况是，有可能他真没看过，因这本书的手抄本20年后才出现。反过来可以这样说，罗贯中可能在写《三国演义》的时候，把鄱阳湖的水战变成了“赤壁之战”。

读《三国演义》，知历史渊源

小说第三十七回的刘玄德三顾茅庐，是同一种艺术手法的成功例子。诸葛亮的出场，写得百步九折，真所谓“千呼万唤始出来。”诸葛亮不出则已，一出就成为舞台的主角。他恰如其分地分析了敌我友三方的形势和力量对比，为刘备制订了先取荆州、后取川蜀的战略方针。刘备执行后，赢得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充分证明了诸葛亮的远见卓识。

小说第五回的“温酒斩华雄”是反复渲染的一个范例。作者不急于写关羽和华雄的交战，而是不慌不忙地写华雄的骁勇。当华雄乘胜追击时，器张气焰盛时，才安排主角关羽出场，把关羽出场的气氛写得足足的。关羽斩杀华雄的迅速、轻而易举，均在不言之中。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的不同——一个是史书，另一个是小说

陈寿，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他少年好学，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三国时代结束进入晋朝以后，他历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职。陈寿四十八岁时开始撰写《三国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