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由明代小说家罗贯中创作的一部古典小说，而不是出土文物。这部小说并不是在某个特定地点“出土”的，而是在明代通过文学创作而成。《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讲述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的历史故事，涉及三国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通过文学手法展现了各种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历史事件。它既不是考古发现，也不是出土文物，而是一部文学作品。

文物新疆 | 家喻户晓的古典名著，现存最早手抄本竟出自这里

《三国演义》是家喻户晓的古典名著，小说描写了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作为一部元末明初的文学名著，根据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的《三国志》经过文学艺术加工而来。要想真正了解三国历史，还是要读一读《三国志》。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抄本残页，有研究者认为是现存最早的《三国志》手抄本。

三国演义小说出土于哪里

文物联接古今，文物印证历史。“文物新疆”旨在通过文博专家学者以现实笔法深入挖掘新疆出土文物、文物遗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实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进程和新疆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充分阐释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

绿巢 游戏盒子.net《三国演义》为何诞生于淮安？看罗贯中的传奇人生

王道生在《施耐庵墓志》还说：“去岁，其后人述元先生，移枢南去，与余流连四月。问其家世，讳不肯道；问其志，则又唏嘘叹惋；问其祖，与罗贯中所述略同。”有关资料记载：“明永乐十九年（1421），施耐庵的长孙文昱，在王肇庆孙子王寿轩的帮助下，把施耐庵的墓迁到白驹场西，并请王道生写了墓志铭。”（《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也就是说，王道生在福建有缘结识罗贯中后，并没有写《施耐庵墓志》，而是在施耐庵去世后，王道生又和施耐庵孙子述元认识结缘，才将与罗贯中结缘时听来的有关施耐庵生平写成《施耐庵墓志》。

王道生在《施耐庵墓志》中又说：“先生家淮安，与余墙一间。惜余生太晚，未亲教益，每引为恨事。”从此段文字中，可以得知王道生是淮安人，和施耐庵生前住的院落（现在为淮安区大香渠巷6号）仅一墙之隔，为邻居。近年，施耐庵的研究者曾到淮安档案馆、图书馆查阅大量元明清三朝史料，都没有从中找到有关《施耐庵墓志》作者王道生资料。而民间则有两个传本。一个说王道生是施耐庵好友王肇庆的同宗人，是王肇庆侄子辈，常年在福建做典当生意，施耐庵路过淮安，落脚王肇庆家，后来又买下王肇庆家隔壁袁家院子时，不巧王道生都没有碰到。另一则说王道生从小病魔缠身，出家到他家西边太清观当道士，后游名山大川、八方道观，很少回家。

他们二人相识之缘，王道生在《施耐庵墓志》中说得很清楚：“……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旅。”从这里得知，罗贯中、王道生是在福建相遇。相传，施耐庵在明洪武三年（1370）三月初二病故前，特别嘱托罗贯中，找刻书店把他写了40多年的《水浒传》印出来。罗贯中为此跑了南京、苏州、杭州等地多家刻书店，店主看了书的内容，没有一家敢承刻。后来，罗贯中知道福建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刻书重地，书坊林立，且雕版印刷，刻书之多和质量之好，是其他地方所不可比拟的。罗贯中又特地带着师傅施耐庵写的《水浒传》和自己著的《三国演义》书稿跑到福建。多家刻书店店主看了两本书稿，都觉得书稿很传奇、很精彩，艺术性又很高，想刻，但没有一家店敢接。一直到罗贯中病故150多年后，才在其后人的努力下，在福建刻版印刷问世。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是施耐庵的弟子。罗贯中生于山西太原府，青少年就随父南下经商。张士诚起义后，入张士诚幕府作宾客。张士诚被灭后，罗贯中同施耐庵一样为避祸藏身于淮安城内。施耐庵长罗贯中20多岁，且在生活上多照顾罗贯中，罗贯中于是拜施耐庵为师，常伴师身旁，帮其抄写和校正书稿，共同撰写长篇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就是罗贯中在淮安构思和部分完成的。

1370年，施耐庵病逝，享年75岁。罗贯中等门徒与其子女将施耐庵像《水浒传》中宋江兄弟四人一样，安葬在淮安的蓼儿洼。罗贯中为爱师施耐庵守孝三年后，带着师徒俩未完成的《三国演义》、《三湖侠客》的书稿离开淮安，回到北方隐居续成千古名著。

阿迪力·阿布力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研究馆员。研究领域：新疆古代服饰研究、新疆古代俑塑研究、文物展览内容设计、博物馆宣传教育等。

新疆发现的这三件《三国志》写本的字体都比东晋、十六国时期简纸所见的字体更早，应该都写于西晋时期。也就是说，在陈寿成书之后到西晋灭亡（315年）之前的短短20年内，《三国志》已传入新疆，可见当时中原文化在新疆地区传播速度之快、影响之深。

吐鲁番英沙古城遗址发现的《三国志》残本，虽然不够完整，但纸质精良，书写的文字规整清晰，为中国古文字对比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除此之外，1924年在新疆鄯善县出土的《三国志》残卷，残存《三国志》卷五十七《虞翻传》至《张温传》部分内容，共80行，1090余字，原件流入日本，现藏于东京台东书道博物馆。

经鉴定，新疆出土的晋唐时期的纸本和敦煌出土的古纸一样，均使用中国传统造纸原料。除了汉文纸质文书和木简之外，考古人员还在民丰县和若羌县楼兰等遗址墓葬中发现了大量汉晋时期丝绸。

其实，汉代以后，新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就非常紧密，例如启蒙教育使用的教材与中原地区保持高度一致，中原地区用《仓颉篇》，新疆也用《仓颉篇》；中原地区普及《千字文》，新疆很快也用《千字文》。

魏晋时期，很多中原官兵驻守楼兰、高昌等地，在西域屯田，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带到西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中原的传统文化也传入西域。

本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尼雅遗址发掘出两枚晋简，两者文义相连，读作“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王写下诏书到奉”。表明西晋之诏令已通行于塔里木盆地五国。

三国时代，以魏最强。魏文帝黄初三年(公元222年)，重置掌管西域屯田事务的戊己校尉，以张恭领其职，继续号令西域。晋承魏制，置戊己校尉于高昌，西域长史于海头（楼兰古城西南）。可见魏晋之世，中原政局虽纷扰不宁，今新疆东部的高昌、楼兰、伊吾（哈密古地名）三地仍隶属于中央王朝的有效治理之下。

陈寿在《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序中所说：“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寘、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可以看出，西域的龟兹、于寘、康居、乌孙等与魏国关系如同汉朝，每年都派遣使者到魏国进贡。

这件文书用笔丰腆、字距紧密、使转灵活、富有动态，可见其书写速度较快，我们从中可以领略到1700多年前吐鲁番人书法艺术的风采。

我们可以推测，《三国志》传入西域高昌后（吐鲁番当时称为高昌），深受当地居民的喜爱，以至于佛寺的僧侣们在抄写佛经的同时，抽空抄写了《三国志》。

《三国志·孙权传》抄本残页中记叙的吴国国主孙权的传记，与佛教没有什么关系。那么，为什么当时的抄写者要用“经生体”抄写《三国志》呢？

“经生体”就是抄写佛经时使用的字体，也叫“抄经体”。汉代，佛教传入西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兴盛。在印刷术还未出现或者未普遍使用时，抄写佛经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由于需求量大，而且对抄经的质量要求较高，后来人们大都委托寺庙的僧侣来抄写。于是，抄写佛经的“经生”在佛门形成专门的行业，而抄经的字体也逐渐形成“经生体”（“抄经体”）。

当我们仔细观察吐鲁番出土的《三国志·孙权传》和《妙法莲花经》残卷，会发现两件文书的字体是一致的，既不同于当时流行的隶书，也与当时兴起的楷书不同，因而被专家们称之为“经生体”。

《三国志·魏书·臧洪传》残卷为纸本，纵24.5厘米，横34厘米，作乌丝栏，残存21行，每行28字至29字。首行仅存“不蒙观过之贷”的“贷”字。最末一行到“救兵未至，感婚姻之义”的“感婚姻”三字。全段文字除有两处个别字缺损以外，余皆清晰可认。字作隶书八分体，比较同出的《吴书·孙权传》字迹较小，捺笔也没有那么重，显然不是同一人的书体。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手抄本纵23厘米，横72.6厘米，本卷为纸本，作乌丝栏，残存40行，墨书570余字。第一行仅存一“巫”字的左侧残划，是原文中“是岁刘备帅军伐至巫山秭归”中“巫”字左半部分；最后一行是“敕诸军但深沟高垒”中的“高”字止。与传世的宋刊本《三国志》核对，其内容完全相同。

1965年1月10日，一位农民在吐鲁番市南郊英沙古城一座废弃的佛塔下层发现一个陶罐。罐内装着《三国志》残抄本二卷，还有《妙法莲花经》等佛经残卷、桦树皮汉字文书、梵文贝叶两片和回鹘文字木简25枚及其他文物。

《三国志》写于公元3世纪末。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仅仅在几十年里，《三国志》就传入并流行于西域地区。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和《三国志·魏书·臧洪传》抄本残卷，便是现存最早的《三国志》抄本残卷。

《三国演义》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古典名著。作为文学作品，其中带有文学性的描绘内容未必真实可信。要想真正了解三国历史，还是要读西晋陈寿的《三国志》。

2019年，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千山共色——丝绸之路文明特展”展出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所藏《三国志·吴主传》残卷，其内容为《吴主传》中叙述建安二十五年至黄武元年（220年至222年）部分，陆逊、于禁、鲁肃、吕蒙、张辽、徐晃、张郃等三国人物姓名清晰可见。据介绍，此件写本使用本色加工麻纤维帘纹纸，质地精良，很可能就是古代著名的“左伯纸”。

宋刻“绍熙本”《三国志》，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三国志》最早的刻本为北宋真宗咸平国子监刻本，今已不存。现存南宋刻本主要有杭州本、衢州本、建阳本等，其中以衢州本传世较多。建阳本因其刊刻于福建建阳书坊以称，刻印时间约在光宗朝，因此又被称作“绍熙本”《重返：三国现场》内页插图。

据学者考证，《三国志》古写本残卷距离陈寿完成书稿的时间非常接近，而且在裴松之修改及注引之前，因而从内文上最接近陈寿原作，与传世的宋刊本略有差异。这些《三国志》写本能够保存至今，得益于西北地区干燥的气候环境。由于纸本脆弱，国内收藏的《三国志》古写本罕见展出。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写本残卷西晋，1965年新疆吐鲁番县英沙古城南佛塔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陈亮摄。《重返：三国现场》内页插图。

二十世纪以来，在敦煌和吐鲁番两地共计出土了六种《三国志》古写本残卷，分别是：1909年在新疆鄯善县发现的北魏高昌麹氏所抄《吴书·韦曜华覈传》残卷，今藏日本；1924年在新疆鄯善县发现的晋人写本《吴书·虞翻传》《吴书·虞翻陆绩张温传》残卷，今藏日本；1965年在新疆吐鲁番县（今新疆吐鲁番市）英沙古城发现的晋写本《魏书·臧洪传》残卷和《吴书·吴主传》残卷，今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敦煌研究院所藏晋写本《三国志·步骘传》残卷。

万卷楼景区内还有谯公祠，是纪念谯周的祠堂。谯周为蜀中大儒，是陈寿、李密、罗宪、文立等人的老师，在蜀汉官至光禄大夫。邓艾兵临城下时，谯周因力劝后主刘禅投降，引得身后不少骂名。但在南充，家乡人对谯周评价较为宽容，谯公祠上牌匾书“全国之功”“蜀中孔子”，楹联亦不乏对谯周溢美之言。谯周墓原在城西北隅，2007年迁建于万卷楼景区谯公祠后山。

南充是陈寿故里，万卷楼据传为陈寿治学之地。万卷楼原位于南充市果山公园一带，是在陈寿故宅基础上翻建的。清《南充县志》云：“果山在治西，层峦迭起，上多黄柑。晋著作郎陈寿归隐于此。”1990年nvidia770 网页游戏慢，当地于南充市西山玉屏公园内重建万卷楼。如今万卷楼景区内有安汉城楼、紫云阁、陈寿读书台、陈寿旧居、万卷楼等景点，万卷楼中设有图片展，介绍陈寿生平、《三国志》的内容及对后世的影响。楼后有陈寿雕像一座。

陈寿《三国志》虽为私撰，但被后世奉为正史，跻身“二十四史”之列。《三国志》还成为后世平话、杂剧、小说等艺术形式编讲三国故事的主要素材来源。

南朝宋时，宋文帝令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裴松之援引二百多种史料，不仅为《三国志》补充了大量内容，还对原文和注文做了一些辨析的工作。“裴注”自此成为《三国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陈寿《三国志》一经推行，其余诸史即归沉寂。《华阳国志》评价“庶子考古，迁、固齐名”，《晋书》评价“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乎”，均将陈寿拟之于司马迁、班固一样的一流史家。不过，《三国志》无志无表，叙事也比较简陋。“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

《三国志》采用通行的纪传体，分为本纪和列传，以《魏书》《蜀书》《吴书》分国叙之。但是囿于晋承魏嗣的政治环境，陈寿在作史中势必只能尊魏为正统，以魏帝为本纪，称曹操为“太祖”，而蜀吴国君仅为列传，称刘备为“先主”，孙权为“吴主”。但在行文之中，陈寿又屡用隐笔，如叙刘备之死为“殂”，以抬高蜀汉地位。

陈寿在世时，《三国志》未得刊行。元康七年（297年）陈寿病逝后，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上表朝廷，称赞陈寿所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晋惠帝司马衷诏令河南尹、洛阳令于陈寿家中抄录，《三国志》方得以传行于世。

随着晋灭吴一统，陈寿成为三国时代落幕的亲历者，他也萌生了为三国作史的使命感。当时已有魏王沈《魏书》、鱼豢《魏略》、吴韦曜《吴书》等史书，但均为一国视角，不能囊括三国之事。唯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好在陈寿本人是蜀人，得地利之便。陈寿在既有史料的基础上，撰写成《三国志》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当时的才子夏侯湛已著《魏书》，知道陈寿写成《三国志》，便将自己书稿毁掉。张华对陈寿赞誉有加，甚至想以《晋书》相托付。

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活于蜀汉晚期至西晋初年，师从蜀中大儒谯周。陈寿在蜀汉官至观阁令史，为黄皓贬黜。入晋后，陈寿为司空张华举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补阳平令，受命编纂《诸葛亮集》二十四篇，除著作郎，领本郡中正。其后，陈寿在官场屡遭谮毁，仕途不济。

【行走许昌·读懂三国】三国专题文献馆馆藏：《三国演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