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它是明代小说家罗贯中创作的一部古典名著。虽然书名中包含了“演义”两字，使得它与正史《三国志》有所关联，但实际上，它是一部基于历史事件进行艺术加工和创作的小说。《三国演义》以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的历史为背景，描绘了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以及各种人物的生平。它不仅包含了历史事件，还融入了大量的虚构情节和人物性格刻画，成为了一部深受读者喜爱的文学作品。

《三国演义》明明是小说 却被满清当成了兵法教材

额勒登保 天性严肃刚毅，每当军中将士禀报军情诸事时，都不敢轻易抬头看他一眼。他赏罚分明，每当打了胜仗，他必会亲自宴请将士酒肉，赏赐有功之士哪怕上万钱，他也丝毫不吝啬。他战功赫赫，但不妒嫉同僚之功，也不嚣张跋扈妄自尊大，虽是武将，但操守极好。

据清人昭梿著作《啸亭续录》卷一「翻书房」词条记载，崇德初年， 皇太极命大学士达海 （1595年－1632年）翻译《三国志》等著作为满文，「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成书于元末明初的《 三国演义 》高清网页游戏推荐软件免费，它参照的蓝本就是这部《三国志》，小说中的很多故事都是取自于《三国志》史实。

历史小说为什么只有《三国演义》成为了名著呢？

三国演义是书还是小说

《三国演义》有着诸多武将单挑的名场面，但是还是没有脱离现实，就连吕布都能被手下给绑了！你要是在《说唐》这些，李元霸一个人就能捶死上百万人！就连《封神演义》当中杨戬等人碰上几千人军队都感到害怕，李元霸居然能捶死几百万人！要是把李元霸放在《封神演义》这种仙魔小说当中！不是赵公明这些级别以上的人物出手，估计他能把人类锤灭绝了！就这样的写法，后续只能是烂尾！

《三国演义》深深影响了我国后世所有关于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就是大方向是历史，但是过程就是天马行空！而像《东周列国志》就是过于本末倒置，它过于偏重历史，虽然也有很多改编，但是我个人觉得《东周列国志》就像是作者对那段历史的看法！但这种创作方式就劝退了很多观众，因为这个模式，那还不如直接让读者看正史呢！

历史上的“三国演义”究竟是怎样的一本小说？

当然，小说中也存在着不少夸张和虚构的元素。比如说，小说中的某些人物被描绘得异常英勇或者极端残忍，这显然是为了增加故事的戏剧性和紧张感。此外，小说中的某些情节也是完全虚构的，比如说诸葛亮的七擒七纵，或者是关羽单刀赴会，这些情节都是作者自己杜撰出来的。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的不同——一个是史书，另一个是小说

与《三国演义》把蜀国作为正统，把诸葛亮和刘备作为正面英雄人物描写不同，《三国志》是以曹魏这一方作为主要正统来写的。这也可能是陈寿后来作为晋朝的臣子，而晋朝是承袭了曹魏的。《蜀书》之所以只有十五卷，大概由于曹魏和东吴当时都有了自己的史书，而西蜀则没有。陈寿只能自己重新收集资料，或许当时难度有些大。

《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区别及联系

《三国演义》贬低曹操称赞刘备，尤其关羽后成为武圣、诸葛亮被民间认定为忠且智的杰出人物。人物脸谱化是其主要特点，黑脸的张飞，红脸的关羽，白脸的曹操等。《三国演义》是中华历史小说的四大名著之一，《三国志》为二十四史之一，可见两本著作在各自领域地位崇高。史书未能作到雅俗共赏，而小说经过民间说书人及戏剧的形式更容易被广大群众接受。

《三国演义》借鉴《三国志》记录的历史记载的历史小说，前者虚实结合文体为小说，后者为纪传体史书。《三国志》是西晋陈寿所著，而《三国演义》据传为明代罗贯中所作。就民间影响而言，《三国演义》的影响远甚于《三国志》。

《三国演义》真的是正史吗？

想要真正去了解三国时期发生的一些事情，可以去阅读《三国志》，《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此书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三国志》也是二十四史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因为其过于简略，没有记载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没有记载经济、地理、职官、礼乐、律历等的“志”，不符合《史记》和《汉书》所确立下来的一般正史的规范。在记载魏、蜀、吴三国时，该书所采用的风格各不相同。其中，《魏志》记载较详细；《蜀志》虽简明，但所记之事较多，并且叙述得体；《吴志》则比前两个差一些。

张聪丨《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兼谈《三国演义》的读法与教法

“如古人所见，六经皆史，要义在于事与道（或曰理）两者为一体，道理为体，事情为用，两者有着互相构成的关系，而且其互相构成关系是动态性的，道在动态中成就事，事在动态中实行道，或者说，道在事中运作才得以展开为道，事的运作也因为得道才能成其功。道与事的动态互相构成意味着一种存在的不断生长，如果动态无穷，其存在也无穷。正是道与事的‘互构性’造成了两者的一体性，所以说，道即事而事即道。道与事的一体性也提示了解释生活世界和历史时间的一种方法论：既然在事的范围内足以理解道，便不需要多余假设某种在别处的超越理念(柏拉图式)或者非人间的绝对存在（神学式）。”（《历史·山水·渔樵》“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

“以史言道，其用意所在更接近历史哲学。……与此相关，古人的历史概念在于‘历史性’而不在于‘故事性’，就是说，五经的意义在于以事载道，用功不在叙事释因。……更准确地说，历史性就是文明对时间的组织方式，而对时间的组织方式为一种文明的经验和思想赋予了可持续的意义。所以说，五经的意图不在描述历史之事，而在寻求历史之道，但历史之道必寓于历史之事，道于事中才得以成形，正所谓道不离事，所以五经选择记述了能够藏道之事。”

“《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我们现在似乎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了：《三国演义》起码不是西方近现代“novel”意义上的小说——当然，我们也就不应该简单套用西方那套阅读novel的法子来阅读它——那么《三国演义》到底该被算作什么一种性质的著作呢？这涉及到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整体理解和把握。

不难想象，听众的“颦蹙出涕”和“即喜唱快”会怎样反向地影响说书人对于刘备、曹操等人物形象的塑造，使他们的忠奸正邪愈发呈现出一种典型化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演义》并不像西方的小说（novel）那样是某一位作家的思想的结晶，烙印着着浓重的个人色彩；而是一种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产物。黑格尔曾称呼荷马和赫西俄德这些“为希腊人制定神谱的人”为“人民的教师”，我不知道把这个称呼移赠给《三国演义》那些无名的编写者、讲述者、改定者、阐释者是否也同样恰当，“他们把所得来的现成的混乱的与民族精神一致的观念和传说加以提高，加以固定，使之得到明确的意象和观念。”（《哲学史演讲录》第一卷）《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在今天依旧被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反复演绎着、讲述着，每一次演绎和讲述都是一次教化，关于中国人对于历史文化的普遍理解的教化。

“从前的史诗（传统叙事文本）诗人并不是其作品的唯一责任者，听众也同样负有责任，因为诗人与公众直接发生联系并且诗人的报酬也取决于这些听众的赞赏程度；另外，作品也是围绕听众转的，诗人不过是一种集体声音的个体代言人。”（托多罗夫《批评的批评》“史诗的复归”）

在传统的叙事文学的作者看来，现实中的生活往往是转瞬即逝的，缺少一种更深刻的意味。只有经典题材才有被反复讲述、反复阐释的价值。但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强调的是，正是在这种传统经典题材被反复讲述、反复阐释的过程中，数量众多的听者或读者以某种形式参与到了文本的形成过程之中——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并非一部原创意义上的作品，而是对史料典籍和民间文学的加工与改编。民国初年的文学评论家解弢在他的《小说话》中已经抓住的原创性的问题，对《三国演义》是否能够被称为“小说”的问题提出过质疑：“《三国演义》旧日颇占势力。吾谓斯书正犯历史小说两大忌：一直演正史，二虚造事实。至其演野史之一部分，乃将他人所记载者，演为白话而已，非自能发明一二事。故其书除文字稍可观外，无一能合乎小说之律。”

“在文学界，笛福和理查逊是最早不从神话、历史、传说或以前文学中取材的伟大作家。就这方面而言，他们不同于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弥尔顿，这些作家像希腊和罗马作家一样，习惯性地使用传统的故事情节。后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接受的是他们时代的一个普遍前提：因为自然本质上是完整的、一成不变的，因此它的记录，无论是圣经、传说还是历史，都构成了人类经验的权威曲目。”（《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不过话也要反过来说。读者在阅读《三国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时是不是真的会在意这些“时代错乱”细节呢？我想是不会的。这就像我们在京剧舞台上看到汉代的张苍、陈宫穿戴明代的纱帽官衣，唐代的秦琼、单通身着清代的马蹄袖箭衣一样，并不会产生任何的违和感。这倒不是因为中国人太过粗疏，而是因为在戏曲观众或小说读者看来，辞章、名物、制度、服饰、器具这些反应具体时代风貌的东西都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可能出现在这个朝代，也可能出现在那个朝代。对于这些具体的、特殊的、偶然的东西的考证复原并不会带来他们想要的“真实感”。“真实感”的来源只能是那些决定历史发展走向的更重要的因素——由文化所赋予的亘古不变的意义和价值：刘备的仁慈，曹操的奸诈，关羽的忠勇……这些才是历史永恒的支柱。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这些品格、价值、意义会冒着不同的人的名字，以不同的身份、不同形象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戏曲观众也好，小说读者也好，在这样一个由世道人心、天理循环支撑起的历史架构中才能够获得一种他们期待的真实感与崇高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演义》是超越具体时空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它所演绎的分分合合的天下大势，不是某一段历史，而是整个的历史、全部的历史。

钱先生所说的“强汉人赋七言歌行”，指的是《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刘备二顾茅庐时听到孟公威等在酒店里高唱的“壮士功名尚未成，呜呼久不遇阳春！……”与“吾皇提剑清寰海，创业垂基四百载……”两首七言歌行。其实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的“凡例”里已经谈到：“七言律诗起于唐人，俗本往往捏造古人诗句，如钟繇、王朗颂铜雀台，蔡瑁题馆驿壁，皆伪作七言律诗，殊为识者所笑，必悉依古本削去。”——但书中依然还会留有七言歌行这样唐代才会出现的诗文，足见“时代错乱”的问题在《三国演义》中是改不胜改的。

“譬如毛宗岗《古本三国演义》诩能削去‘俗本’之汉人七绝律，而乃强汉人赋七言歌行，徒资笑柄，无异陆机点评苏轼《赤壁赋》、米芾书申涵光《铜雀台怀古诗》、王羲之书苏轼《赤壁赋》、仇英画《红楼梦》故事等话把矣。”

伊恩·瓦特所说的“时代错乱”，在中国的戏曲和小说中都是常见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管锥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七一）“词章中之时代错乱”一节中所罗列的材料，其中钱钟书先生也提到了毛本《三国演义》中的一处疏漏：

换个角度看《三国演义》，真的只是一本三流兵书吗？

第二，对战争严谨性欠考虑。行军打仗，思维的缜密至关重要，兵法云：“有备无患”，一个小小的考虑不周，可能会葬送整个战局，在这方面，《三国演义》弊病丛生。比如在赤壁之战后，曹操仓皇撤退，有华容道和大路两条路可以走，诸葛亮此时命人在华容道上放浓烟，同时又令关羽放弃大路把守华容道，曹操后来果然中计，被关羽堵在了华容道，实际上诸葛亮这样的军事安排有“赌”的嫌疑，倘若曹操在惊慌失措之际选择走大路rss代码转网页游戏推荐，诸葛亮的“赌”将会贻笑大方。再比如上方谷之战，诸葛亮已经将司马父子围困在谷中，但一场大雨让这个计划泡汤，难道一向谨慎的诸葛亮，竟没有制定应急预案？这从兵法韬略来看，实在匪夷所思。

第一，主将单挑竟成了家常便饭。三军主将，身为一军之主，是全军的指挥中枢，干系重大，一般而言，是不会亲临战场厮杀的，除非是偶尔的遭遇战或突围战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主将才会出击。而在《三国演义》中，双方主将动不动就大战三百回合、小兵则在一边看戏，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在汜水关，华雄斩了俞涉和潘凤，诸侯联军就瑟瑟发抖，后来关羽斩了华雄，联军就攻无不克，在虎牢关也是一样，刘关张三人合力打败了吕布，董卓就吓得要迁都长安，难道说，联军的几十万大军和董卓的西凉铁骑，就整天吃了睡、睡了吃、作壁上观吗？

历史和小说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不能把《三国演义》当历史读

再比如书中的一些打斗场面,武将骑着马互砍几十个回合也太过扯淡了吧?战争向来是讲究快准狠的,那种你来我往,打啊打啊的拖泥带水做不得,谁受的了啊?还有黄忠老当益壮,七旬老汉上战场也太作死了吧?就算身体好,面对年轻小伙的冲击也挨不了几下吧?

不过话说回来,作为一部小说,《三国演义》毕竟有着一些不尽如实的地方。比如关于袁绍,书中把他写成了一个"志大才疏"的绣花枕头,实际上这哥们儿相当有本事的,要不是遇到了高人曹操,他在那个年代一定也会大放异彩的。

首先,大伙儿一定都被这部小说深深地吸引住了吧?关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三国演义》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诸葛亮就是智慧的化身,关二爷就是忠义的代表,他们成了华夏文明中最为瑰丽夺目的文化符号,享誉中外。有句俗话说得好"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就凭借诸葛亮和关羽在书中的那些精彩表现,他们当之无愧享有盛名已久了。

正说三国1、《三国演义》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关羽，是《三国演义》着重塑造的忠义形象。关羽温酒斩华雄、义释曹操、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等故事，曲折生动，家喻户晓，使得关老爷的形象十分高大。可惜，这些都是虚构的。甚至连家喻户晓的“桃园三结义”，在正史中也没有记载。关羽比刘备的年龄大，如果真结义了，他应该是大哥。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的根本区别，是文种不同，有着不同的社会作用。《三国志》是史书，追求历史真实，是不能虚构的；《三国演义》是文学作品，根据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是可以虚构的，既可以张冠李戴，也可以无中生有。所以，《三国演义》比起《三国志》来，故事情节曲折生动，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吸引力，因而深受人们喜爱。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把文学作品中的人和事，都当成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