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由罗贯中创作，以其精彩的历史故事和丰富的人物形象深受读者喜爱。要写好一部《三国演义》风格的小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历史背景研究：《三国演义》基于真实的三国历史时期，了解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环境是基础。深入研究历史事件、人物生平、当时的政治格局及文化特点，有助于构建小说的背景和可信度。

2. 人物塑造：《三国演义》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有其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经历。在创作时，需要深入挖掘人物的性格特点、心理动机、道德观和价值观，使角色形象立体、丰满，让读者产生共鸣。同时，注意保持人物性格的连贯性和一致性，避免前后自相矛盾。

3. 情节设计：古代历史小说往往围绕重大历史事件展开，但一个好的情节设计能够使故事更加吸引人。可以借鉴《三国演义》中的冲突、斗争、阴谋、智谋等元素，结合人物性格和背景，设计出既有历史依据又具有创新性的故事情节。

4. 语言风格：《三国演义》的语言典雅、富有文采，适合用来塑造史诗般的气氛。在写作时，可以借鉴其运用的修辞手法、叙事节奏和人物对话风格，使作品在语言上也有独特的魅力。

5. 道德和价值观：《三国演义》中蕴含了深刻的道德和价值观，如忠诚、智慧、勇气、仁义等。在创作中，可以探讨这些传统价值观在当代社会的意义，引发读者的思考。

6. 细节描写：历史小说的成功往往离不开对细节的精致描绘。从服饰、饮食、建筑、礼仪、战争战术等多方面入手，增加作品的丰富性和真实性。

7. 文化融合：在保持《三国演义》原有特色的同时，可以适当融入现代元素，如现代科技、社会问题等，让作品更具时代感，同时也能吸引不同年龄段的读者。

8. 审慎处理虚构与真实：在保持故事性和娱乐性的同时，要确保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对虚构情节的合理性和逻辑性进行把握，避免严重脱离历史真实。

综上所述，写好一部《三国演义》风格的小说，既需要对历史有深入理解，也需要在文学创作上有独到的见解和技巧。通过不断的实践和学习，融合个人的创作风格，定能创作出既有历史底蕴又具有现代意义的优秀作品。

跟着《三国演义》学写作，第一回读书笔记:教你如何写开头

l 家境虽贫，却出身高贵。为突显人物正统形象，作者还人为在他家门前，种有一棵大如车盖的大桑树，会看相的人见此树，就说：此家必出贵人。而刘备自小与小伙伴做游戏，就能说出“我为天下，当乘此车盖”的话语，可见其自小有大志。

如何写好三国演义小说

一个网页游戏 打三国杀《三国演义》叙事研究：准确的陈述是写作的第一要素

诸葛亮遣邓芝使吴，重续两家前盟。闻邓芝到，孙权令“武士一千人，各执刀在手，从宫门前直摆至殿上”，以示威武。但紧接的下文，马上就写“两行武士，威风凛凛，各持钢刀、大斧、长戟、短剑，直列至殿上”（见《三国演义》第451页）。转瞬之间，如何由“各执‘刀’在手”，忽然魔术般变成了“各持‘钢刀、大斧、长戟、短剑’”？这种莫名其妙的错失，如何不损害准确性？

曹睿亲征东吴，诸葛瑾分明屯兵江夏，陆逊屯兵沔口（见《三国演义》第544页），孙权自引大军出合淝。曹睿“与满宠率大军救合淝”。“满宠先引一军至巢湖口，望见东岸战船无数”，遂入奏魏主，“吴人必轻我远来，未曾提备；今夜可乘虚劫其水寨”，于是大败诸葛瑾（见《三国演义》第549页）。诸葛瑾所在的江夏，其郡治在今武汉西北，巢湖在何处？在今合肥之南，相距甚远，诸葛瑾何时跑到巢湖去了？如果真是诸葛瑾败，则当在江夏，而败诸葛瑾之人，则当是奉命救江夏之刘劭，而不是曹睿、满宠。如果是曹睿、满宠在巢湖破了吴军，则当是孙权所领人马，而非诸葛瑾。《三国演义》出此低级错误，自然失了准确性。

读《三国演义》中的“单刀赴会”，学到了三招写故事的技巧

“关云长单刀赴会”是《三国演义》第六十六回的故事。却说孙权想索要荆州，想出了一条“勒索”之计，要挟刘备用荆州来换取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一家老小的安全。此计怎能瞒住孔明，他将计就计，假装答应要分荆州的三个郡给诸葛瑾，诸葛瑾拿着书信就到荆州找关羽兑现了。

《三国演义》叙事研究：精雕细刻，叙写准确，必须清楚

刘备引军伐吴，吴军裨将谭雄暗施冷箭，射中张苞战马。马倒掀翻张苞，李异赶来，抡斧便砍。这时“忽一道红光闪处，李异头早落地。（见《三国演义》第432页）” 原来，是关兴手起一刀，斩了李异，救了张苞。这里的表述用语，也不准确。刀是冷兵器，闪过的应该是“寒光”，而不是“红光”，《三国演义》写一道红光闪过，显然不准确。

《三国演义》叙事研究：抓住关键，精彩到位

诸葛亮以“今我主屯兵江夏，别有良图，非等闲可知也”回答，既答未答，居高临下，甚是巧妙。但在言“刘琮孺子，听信佞言，暗自投降”时，却忽略了“自取杀身之祸”这一事实（见《三国演义》第227页）。诸葛亮最终要说服的，是孙权。对孙权而言，“投降即自取杀身，刘琮血迹未干”，是最具震慑力的说辞。忽略这种“一句顶一万句”的关键之辞，就自然难以到位了。

诸葛亮舌战群儒，是《三国演义》写论辩最出彩之笔，但若细究，仍有不少不到位之处。比如张昭问诸葛亮：“近闻刘豫州三顾先生于草庐之中，幸得先生，以为‘如鱼得水’，思欲席卷荆襄。今一旦以属曹操，未审是何主见？”

《三国演义》挑刺（前言）

其实，《三国演义》是作者罗贯中在长期民间传说，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的基础上，依据陈寿写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正史材料，以及《资治通鉴》的叙述顺序，加上他自己的才学和经验，才写成部影响巨大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成书之后，又经后人多次增删、整理，现在最流行的，是清朝康熙年间毛宗岗修改的本子。

旅日作家史杰鹏谈历史小说创作

讲座后的提问环节也很精彩，很多听众向史杰鹏提问，也有向他“发难”的，但史杰鹏一一诚恳回答。在回答有关他的求学经历时，他提到，儿时很穷，只好跑到书店把书上喜欢的诗词都背下来。他称，唐诗宋词，虽然不是小说，但是都是经过锤炼的语言，念后“口齿留香”，可用来熏陶内心世界。又说，他的小说人物设定后，这个人物就自己活了起来，自然就能展开故事情节。史杰鹏反对把小说情节和结构规定的太死，称这样的话，人物就只能被套在作者定好的范围里，就不会生动。至于在什么时候创作，史杰鹏说，灵感来的时候，就用手机记录下来。有时候，梦境也能给他带来故事。

史杰鹏还认为，写历史小说，更应该注重细节。他对日本作家藤泽周平创作的历史小说有很高的评价，认为藤泽对当时的底层武士生活情况有很细致入微的描写，读起来就很生动有趣。有生活情节、有人的情绪，这也是史杰鹏创作历史小说的标准。其实，史杰鹏也写现代小说，《户口本》是他带有自传性的小说，也是一部人气小说，一版再版。然而，史杰鹏却说，想写一部古代版的《户口本》，一定会很有意思，当然这一定是个非常难的工程吧。

更重要的是，曹操是三国历史的核心人物，此时正值生死攸关之际，紧张惊险之时，《三国演义》竟以“路经中牟，为守关军士所获，擒见县令”一句带过，没盐没味，丝毫没有生死攸关的紧张惊险，命悬一线的扣人心弦，如何精彩得起来？写生死攸关与写平居无事一样，不分轻重详略，该大力着墨之处反而如此疏淡，叙写粗疏便太过显眼了。

首先，守关军士为何要擒曹操？其次，如果守关军士是遵缉拿榜擒曹操，那么，缉拿榜是如何先曹操而达的？这里，本来正是对缉拿榜先曹操而达作出补叙的当口，几句话即可说清道明，但《三国演义》并未补叙，便使缉拿榜为何能先曹操而达成了不明不白的悬疑；守关军士为何要拿曹操，也不能解释。

此外，陈宫见曹操误杀吕伯奢全家八口，后又故杀吕伯奢，以其为“狼心之徒”，“必为后患”，乃“拔剑来杀曹操”。但陈宫最终却没杀曹操，理由是“杀之不义”。曹操既然是“狼心之徒”，“必为后患”，为何“杀之不义”？这里的表述是不是莫名其妙？

上述情节设置与不当表述，形为行文疏失，实为思虑不周。文学创作，就是要经得吹毛求疵，才不致因疏失而影响情节可信，内容真实。经不得吹毛求疵，肯定是作品有瑕疵。

另外，曹操逃回陈留，求卫弘相助招兵买马时，说“今汉室无主”，也有问题。汉室此时有献帝，并非无主；如果无主，曹操如何得矫诏？这种说法，既不合事实，也自相矛盾。

如此不合情理的情节设计，便直接影响了陈宫弃官随曹操、因生疑而杀吕伯奢全家等情节的可信性。若要缉拿文书先曹操而至，则必须作出合理的叙写，其后所写的情节才具有可信性。可惜《三国演义》并未作出这种合理的叙写。

更离谱的，是吕伯奢说曹嵩已避祸陈留去了。试想，曹嵩得知缉拿曹操消息，避祸陈留；吕伯奢再得知曹嵩避祸陈留消息，即非三朝五日不可；曹嵩便于数日之前，即须得到曹操被缉拿信息。问题是，此信息乃于曹操之后发出，如何可能先曹操数日到达？

然曹操逃至中牟，县令已先知捉拿曹操文书，就连居于成皋乡间的吕伯奢，也于曹操到达之前即“闻朝廷遍行文书，捉汝甚急”。曹操逃亡在先，文书颁行在后，县令与吕伯奢怎会在曹操到达之前便知朝廷文书？

而董卓先是与吕布疑曹操“似有行刺之状”，继是李儒至，献计请试曹操，然后才“差狱卒四人往唤操”。所差四人，去曹操寓所不见曹操回，又去各门询问，方得知曹操已出东门去了。故四人“去了良久”方回禀报。董卓知曹操果然行刺，也才下令“遍行文书，画影图形，捉拿曹操”。行文书与“画影图形”，也需要时间。如此反复，曹操早已逃远，捉拿曹操的文书，理当远后于曹操发出并到达各地。

首先看情节设计。曹操谋刺董卓失手，第一时间逃出相府，连寓所都未回，便“乘马飞出东门”，而且骑的是西凉好马，其逃心之切，逃速之快，可想而知。

从人物形象和语言运用的角度阐述评书传统书目《三国演义》

诸葛亮二十七岁出山，赤壁鏖兵火烧战船的时候，诸葛亮二十八，周瑜三十四。再有两年周瑜就死了，三十六岁命丧巴丘。刚才给周瑜“开脸儿”说了，周瑜年纪轻轻，可没说他有胡子，但诸葛亮三绺墨髯黑胡须。您看马连良先生扮演的诸葛亮，哪回不戴胡子呀？那诸葛亮这胡子讲理不讲理呢？不讲理。为什么？古时候二十八岁开始留燕尾胡须，三十多岁才留胡子呢，应当把诸葛亮的髯口摘下来给周瑜戴上。但叶盛兰先生塑造的周瑜，叶派小生；马连良先生塑造的诸葛亮，马派老生，深入人心。所以这是不能更改的。

之后孙权调回周瑜，东吴众文武分头见周瑜表明态度。其中打开网页总是跳转游戏网页，武将中突出黄盖，为后文“苦肉计”埋下伏笔；文官中介绍诸葛瑾，一方面他和诸葛亮是亲兄弟，另一方面可以讲“诸葛子瑜之驴”的“书外书”，抖“包袱儿”让观众放松一下。当然，上述内容须根据时间要求和观众反应，或长说，或短说，这也是评书灵活性的体现。

曹操要灭江东，夺孙权六郡八十一州的事业。孙权手下文官要降，武将要战，孙权一时拿不定决策，急得孙权寝食俱废。惊动了孙权的母亲吴国太，吴国太来看望孙权。孙权一看母亲到了，站起身形：“儿参见国太。”“啊，儿啊……而今曹兵压境，是战是降，儿可作出决策？”

建安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日，曹操率领五十万大兵兵发江汉。这时候荆州牧刘表已然死了，刘表的二儿子刘琮顺从母命归降曹操，被曹操所杀，曹操轻而易举地得了荆襄四十二州县水旱马步军二十八万，然后招募新兵，加在一起八十三万人马，诈称百万之众，沿长江下寨，连营三百里，平吞江夏，虎视江东！

“赤壁之战”是《三国》的大“坨子”（由重大情节构成的大单元），而“诵赋激瑜”是“赤壁之战”的重要回目，是一段非常精彩的文书。周瑜、诸葛亮、鲁肃往这儿一坐，构成评书中的“三碰头”。书说到“三碰头”，矛盾集中了，中心思想有了，对手戏也展开了。

评书的引经据典，不是为拉典而拉典，而是为情节内容服务，进而有助于描摹人物。在评书中，由一段情节衍生出相关内容，可长可短，或刻画人物，或交代背景，或介绍知识，或评点议论，而这都是建立在说书人经验阅历基础上的。比如曹操看望蔡文姬，评书较原著内容有所增加，由缶引出渑池会、由醒酒毯引出伯邑考献宝、由鱼藏剑引出专诸刺王僚，看似与原故事有所偏离，但最后借三绝碑蔡邕题“黄绢幼妇，外孙虀臼”的典故引出杨修揭秘，不动声色地为后文杨修之死埋下伏笔。在“杀杨修兵退斜谷”中，杨修因传“鸡肋”而死，此时倒笔叙述他昔日恃才傲物的几个故事，杨修的形象呼之欲出，曹操的不满跃然目前，与前文形成呼应，观众若有所悟。可以说，这种“书外书”的巧妙使用，正是评书技法手段的完美显现。

“顺理成章”固然重要，对于评书而言，“奇峰陡起”更值得玩味。奇，本指戏剧结构，包括尖锐、激烈的戏剧性矛盾冲突及由此形成的情节高潮。李渔在《曲话》中说：“古人呼剧本为传奇，因其事甚奇特，未经人见而传之，是以得名，可见非奇不传。”“非奇不传”，一语中的。而评书中常说的“无巧不成书”用作此解释，再恰当不过。所谓巧，即以巧缀书、以巧成书，顿使气象万千，一事奇，进而事事皆奇；同时，说书以理为先，凡事讲求入情入理而不避离奇，书情既在于情理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亦可看作是理和奇的统一。如“关黄对刀”，先表述关羽、黄忠刀马纯熟，使的都是春秋刀法；突然波澜骤起，黄忠马失前蹄，堪堪丧命，但关羽反叫黄忠换马再战；继而黄忠两度虚射雕翎，第三支箭则“正射到他（指关羽，笔者注）头盔的盔缨上，射是射，并没把盔缨射断，而且箭插在那儿没下来，要的就是这筋劲儿……正好插在这儿，箭没下来，这叫寒碜你关云长：我让这支箭射到你的盔缨上，想不让它掉下来就不掉下来；那我想要你项上人头，你也就跑不了了”。接下来再从关羽和黄忠的年龄、刀法、坐骑、经验阅历等方面分析二人的优劣，将一段带有离奇色彩的“战长沙”分析得入情入理，令人击案。

如果说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将空船逼近曹营，面对骤雨飞蝗的乱箭，“只顾酌酒取乐”是表现其镇定自若、成竹在胸、稳操胜券的气概，那么评书中通过椅子、杯盘、筷子、酒壶的细节和上述分析，确把诸葛亮所以能“稳操”的未尽之情展示出来，矫正了诸葛亮并非仅是知奇门、晓阴阳的“不全之态”，而是学识渊博的“心”机妙算家。此后的“借东风”和“华容道”，无一不是如此。

文艺作品如何把握创作加工与尊重史实的平衡？三国演义堪称楷模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江泽民同志最近强调指出，要“认真读一点历史”，“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学习和掌握历史知识，对于吸收和借鉴历史经验教训，继承优秀传统文化，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与趋势，对于树立爱国主义思想，有着重大作用。英国思想家培根早就说过：“读史使人明智。”特别是在我们这么一个文盲、半文盲占较大比例的国度，有相当多的青少年的历史知识非常贫乏，他们往往是通过读历史小说和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获取历史知识。如果我们的文艺作品大量以“九分无用、一分被歪曲”的东西提供给广大青少年，那无异于在亿万头脑中制造文化沙漠，害莫大焉。如今人们惊呼酸雨、臭氧层破坏、全球变暖、荒漠化扩大、淡水资源耗竭等环境问题，重视可持续发展问题；那么，炮制假冒伪劣的历史题材作品，则是文化知识领域的环境污染，如果不治理，就谈不上可持续发展。清末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他把忘掉民族历史与亡国联在一起，不啻给今天胡诌历史的人敲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