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由明代小说家罗贯中创作的一部世代累积型小说，以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的历史事件为背景，讲述了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以及诸多英雄人物的故事。

这部小说并非一次性创作完成，而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积累和演变过程。在罗贯中的笔下，三国时代的英雄人物、战役故事、文化传统等都被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历史故事。《三国演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不仅因为其对后世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影响深远，还因为它创造性地运用了历史故事，融入了丰富的想象和艺术手法，使得这部小说既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又充满了文学的魅力。

《三国演义》中的许多角色和情节，如曹操的智谋、刘备的仁德、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赤壁之战的惊心动魄等，都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中的经典形象，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戏剧表演、影视作品等。因此，《三国演义》被誉为“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治病与《三国演义》的情节推进——“听四大名著讲中医”

其次是刀箭外伤。疆场上的厮杀和冷兵器的对决最容易引发骨折、脱臼及软组织损伤，甚至皮开肉绽而出血。第七回写孙坚攻打襄阳，单骑前往岘山，身中石、箭，多处受伤，脑浆迸流，寿止37岁。第九十九回孔明欲攻阴平、武都二城，派张苞、姜维等人前后围杀魏将郭淮、孙礼。张苞望见郭、孙二人弃马爬山而走，急忙追赶，不料连人带马跌入涧内。被后军救起时，头已跌破。无论是孙坚的“脑浆迸流”，还是张苞的“头已跌破”，均是暴力作用头部造成的脑外伤；第十八回夏侯惇与高顺、曹性交战，被射中左眼。第七十五回关羽中箭后，“归寨，拔出臂箭。原来箭头有药，毒已入骨，右臂青肿，不能运动”，摹写得栩栩逼真、有声有色，着意渲染刀光剑影下受伤者的各种面容、行止举动，读来有身临其境之感。

首先是瘟疫。瘟疫在《三国演义》中从出现之初就蒙上了些许悲剧色彩，牵出一个风雨飘摇的乱世。开篇第一回便毫不隐晦地陈述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成因三国电脑大型单机游戏6，桓帝宠信宦官，杀戮名士。灵帝即位，又有曹节等人弄权，“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就是在这样沉重的历史背景下，“中平元年正月内，疫气流行”。“疫气” 就是疫病、瘟病，或者瘟疫病，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外感疾病。巨鹿张角凭借微末的医术，还有一部融阴阳五行、谶纬算命等内容于一体的《太平要术》，普施符水，救治绝望无助的灾民，很多人便追随他起义。再如第八十五回叙写曹丕遣三路大军伐吴，数十万兵马被内外夹攻，大败。“时值夏天，大疫流行”，造成“马步军十死六七”的局面，魏军纵使有心再与东吴重新交锋，也实在乏力，无奈只能引军回洛阳。三国混战，民不聊生，瘟疫时刻伴随着这个多事之秋，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之一。

《三国演义》中许多疾病描写，都具有症候学意义上的真实性。既有触手可及的常见病，如董卓的肥胖症，司马昭的中风，孙策的金疮，关羽的痛风，张松的佝偻病，曹军的晕动病、水土不服等；也有层出不穷的疑难杂症，如刘备的痢疾，刘表的气疾，袁氏兄弟的吐血，曹休的疽疾，姜维的心绞痛，司马师的黑色素瘤等。其中，以瘟疫、刀箭外伤和情志病为主。

三国演义世代累积型小说

由是观之，“辨证”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找到问题的根本症结。中医如此，治国亦如此，医国之道与医人之理是相通的。如果国家“肌体”不畅，显露“病象”，也应辨证施治，治病求本。正如王符《潜夫论》所言：“上医医国，其次下医医疾。夫人治国，固治身之象。”诸葛亮站在医者的角度探究治国之策，为相能经邦济世、修明政治，为医能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是一位可以“医国”的“上医”。

还有第四十九回，诸葛亮神机妙算巧借东风。彼时，吴蜀两国定下火攻曹营之计。正值隆冬，北风呼啸，周瑜在意识到盼东南风无异于守株待兔后，不禁气郁上升，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中医认为心主血藏神，大惊会出现心气紊乱，气血失调，甚至精神错乱的症状。周瑜病倒的原因就是受到大惊的刺激，导致气血妄行，心悸不宁，兴奋和抑制系统失去平衡，才会口服凉药而全然无效。诸葛亮知其忧，认为“须先理其气，气若顺，则呼吸之间，自然痊可”，遂写下十六字药方，自言能于南屏山祭借东风。周瑜闻罢，气顺病消，霍然而安。诚然，此处对诸葛亮的才略虽有“神化”之嫌，却充分体现了中医“治病求本”的辨证施治理念。周瑜患疾是由“心病”，即盼东南风无望而起。诸葛亮施以“巧借东风”之良药，直达病灶所在，自然气顺而痊愈，此即所谓“心病须用心药医”之理。

诸葛亮以病体衰弱来比喻刘备的困境，以用药、食疗之道来比喻治国大计。提出人患重病之后，身体抵抗力差，应当扶正固本，可先喝粥，服用平和之药；待病情好转，正气渐复，腹脏稍微调和，再以肉食进补，用猛药治之，便可祛除病根。反之，则很难保全性命，欲速愈而不达。此即中医常说的“病重者其药轻，病轻者其药重”，反映了古代中医辨证施治的智慧和经验。诸葛亮以治病作譬，雄辩滔滔，入情入理，义正词严，无懈可击，让东吴群儒折节叹服，最后促成“吴蜀联盟”，演绎了火烧赤壁的经典。

“辨证施治”，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和精髓，即对病人的复杂症状进行观察和分析，综合判断病症，探求病机，从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在“辨证施治”的过程中，必须遵循“治病求本”的宗旨。《黄帝内经》曾说：“先病而后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后病者治其本。”这一理论在《三国演义》中时有体现，第四十三回写诸葛亮为了联吴抗曹，随鲁肃赴东吴，张昭竟以言挑衅，讽刺挖苦他辅佐刘备后，不但没有使其发展壮大，反而更不如前。诸葛亮面对刁难，不为所动，笑曰：

《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位居明代“四大奇书”之首。全书在描写群雄逐鹿、纵横捭阖、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战伐的同时，也描写了各种治病救人的故事，体现了丰富的中医药文化思想，涉及医学理论、疾病医药、治疗方法，以及养生保健等方面，有力地推动了故事情节发展，加深了情感氛围的营造，强化了作品主题的表达。

《三国演义》的另一种读法（十一）关羽可能很好色

曹操是答应了，但关羽还不大放心，总攻发动前三天又来找曹操敲定这事儿：“丞相你上次可答应我了，下邳攻打下来以后秦宜禄的媳妇儿得赐给我”！曹操又是很痛快地答应了，可关羽还是不放心，总攻发动前一天，又来跟曹操磨烦：“丞相，你说话可要算数啊，那个美女可是我的了”。凡事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本来曹操对这事儿没太往心里去，这第三次答应了关羽，把他送走了，自己就动了好奇心了：这个美女到底有多漂亮呢？关羽这都嘱咐我三回了！

《三国志·关羽传》的裴注引《蜀记》之文讲了这么一件事：关羽在曹操手下的时候，曹操派关羽攻打下邳，关羽接受了命令，但是跟曹操讲条件：吕布部将秦宜禄的妻子杜氏非常美貌，有倾国倾城之色，我替你攻打城池，他这媳妇儿你得赐给我。大家看，不仅好色，“好”的还是别人家的媳妇儿！曹操很痛快地同意了：“我要的是城池领土，一个美女我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关羽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他被称为“古今忠义第一”，与诸葛亮的“古今智慧第一”、曹操的“古今奸雄第一”并列为《三国志演义》的三大主角。既然是“忠义第一”，必然要把他刻画成大英雄、大丈夫的形象。在古人的道德观念中，大英雄、大丈夫除了要有忠义、勇猛、正直等优秀品质之外，还得有一个共同的优点——不好女色。一旦好女色，这个大英雄、大丈夫的“人设”就打折扣了，甚至不成立了。我们看《水浒传》里宋江告诫矮脚虎王英说：“但凡好汉犯了‘溜骨髓’三个字的，好生惹人耻笑”，可见在黑社会里也是如此。那么，关羽在小说中也必然会视女色如粪土，这是他大丈夫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看小说第二十五回《屯土山关公约三事 救白马曹操解重围》，曹操为了笼络关羽，曾经送给关羽十个美女，关羽连看都不看，照面儿都没打，就送给两位嫂子当丫环了。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三国演义》

本书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亦并不意味它是史书《三国志》通俗版。明清不少学者都强调本书“亦庶几乎史”（明蒋大器语），“真而可考，堪与经史相表里”（清毛宗岗语），数百年来很多读者弃《三国志》不读，所谓“世人鲜有读三国史者，惟于罗贯中演义得其梗概耳”（清魏裔介语）。

本书通行的《三国演义》之名，易生误解，实则书中所述人物故事，并不局限于史学上所说的“三国”（公元220—280年），而是起于汉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终于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从汉王室衰微，群雄争夺混战落笔，重点是魏、蜀、吴三分天下，魏灭吴、蜀，最终司马氏取代曹魏建立晋朝。其叙事长达百年，而且首尾呼应，完整展现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分裂再归统一的过程。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

另外，曹操是惯于由大怒转为大笑，大笑转为大哭的。他在赤壁之战后，从华容道逃归，在南郡安歇时，对着众谋士，突然大哭起来。谋士们问他为什么哭，曹操说：“吾哭郭奉孝耳！若奉孝在，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从一方面看，这是曹操的爱才惜才；另一方面看，这又是曹操使的诈术，因为他的大哭的结果，“使众谋士黯然自惭”，这才是他哭的真正目的。

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斩杀杨修”。杨修具有过人的聪明才智，为人恃才放旷，屡次触犯曹操。曹操筑园在门上书一“活”字、塞北送酥在盒盖上写“一合酥”三字、梦中杀近侍、曹丕曹植兄弟争宠斗智等，都被杨修一一识破，让杨修所助的一方占据了上风。曹操虽然在表面上对杨修“称美”、“喜笑”，但在内心深处却非常得妒忌，心理面厌恶，最后在与刘备争夺汉中的战斗中，寻了个“乱我军心”的借口，将杨修斩杀了事。可叹杨修聪明反被聪明误，糊里糊涂地成了曹操心胸狭窄的牺牲品。

此后，曹操权势更盛，作威作福，不可一世。只要是曾经反对过他的人，都被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除而后快，马腾父子三人被诱杀，伏后，伏完"为国捐生"，耿纪，韦晃等"五臣死节"。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

曹操在擒杀吕布之后，"威名日盛"，脑海深处便产生了不臣之心的念头，如果不是顾虑"朝廷肱股尚多"，只怕早就"行王霸之事"了。为了观察动静，曹操特地邀请天子"许田围猎"，群臣将校向献帝齐呼万岁，他竟"纵马直出，遮于天子之前以迎受之"，并借天子弓箭不还，自行悬带。当献帝深感曹操欺君罔上，有窃国谋逆之心后，随即密赐衣带诏，令董承，刘备，马腾等人合力讨贼。事后衣带诏泄露，曹操诛杀了董承，吉平，王子服等人仍不解恨，连已有五个月身孕的董贵妃也不放过，尽管献帝和伏后一再哀求，还是将董贵妃勒杀于宫门之外。如果不是程昱即时劝谏，恐怕就连献帝本人也要被废黜了。

正是由于曹操多疑，成就了诸葛亮。曹操不急于求成，知道韬光养晦，不挣一时之得，深谋远虑，可是智者千滤必有一失，他的多疑之心无疑是他吃败仗之原因。正如诸葛亮在"智取汉中"时对曹操的评价："操平生为人多疑，虽能用兵，疑则多败"。

孔融、杨修、崔琰、边让，此四人都因为言论触及曹操敏感的神经，而被曹操满门抄斩、全族被夷；名医华佗妙手回春，曹操多少次头风病发作，华佗手到病除，可谓有大恩于曹操，后只因为不愿赴召前往，见疑于操，竟也死于曹操的毒手；直言强谏的刘馥、荀彧，先后被杀。尽管他们几个（尤其是荀彧）曾多次为曹操出谋划策，立下过汗马功劳，但还是没有逃脱一死。

曹操行刺董卓不成，急欲脱身途遇陈宫一起逃亡，到其父结义兄弟吕伯奢家，吕家满怀热情，深情款待，关心心备至。可曹操先是疑心重重，见伯奢“良久乃出”已心存疑虑，过后见伯奢“匆匆而去”更加疑心，后听见后院的磨刀之声，疑心大起，又听见有人说：“绑上再杀。”于是，马上变了脸，认为吕伯奢“非吾至亲”，不问青红皂白，连杀吕家八口，最不可原谅的是，当他发现杀错人之后，并没有放过吕伯奢这一无辜的老人，非斩草除根不可。

在收伏伏完时有此情节：操连夜点起甲兵三千十大塔防三国单机游戏，围住伏完私宅，老幼并皆拿下；搜出伏后亲笔之书，随将伏氏三族尽皆下狱。华歆拿伏后见操。操骂曰：“吾以诚心待汝等，汝等反欲害我耶！吾不杀汝，汝必杀我！”喝左右乱棒打死。随即入宫，将伏后所生二子，皆鸩杀之。当晚将伏完、穆顺等宗族二百余口，皆斩于市。朝野之人，无不惊骇。以上足可见其残暴。

曹操派手下接其父曹嵩往陈留避难，在路过徐州时，徐州太守陶谦为结纳曹操。大设筵宴款待曹嵩。待曹嵩要离去时又特差都尉张闿，带将部兵五百护送。张闿等人本是黄巾余党，在护送过程中见财起义。将曹嵩一行百余全部杀害，取了财物。从此落草为寇。曹操得知其父被害。亲率大军向徐州问罪而来。曹操传令三军“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杀戮”,“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失去了理智的曹操近乎疯狂，滥杀无辜,显得特别残暴不仁,更是让人触目惊心。竟以城中无关此事的百姓作为祭父的牺牲品，足见其人之残暴。

“颍川之战”,曹操对义军不分青红皂白,“大杀一阵,斩首万余级”, 充当了一个朝廷刽子手的角色。此后,他又跟随皇甫嵩讨张梁,“斩张梁于曲阳”,“发张角之棺,戮尸枭首”,残酷得连死人也不放过。“杀吉平”,曹操更加显得无比残暴,先是将吉平打得体无完肤,然后截去吉平的九个手指,割掉吉平的舌头,吉平撞阶而死后,曹操仍不解恨,还要“分其肢体号令”。“顺我者倡,逆我者亡”,成了曹操最大的人生信条。

曹操多年征战，不避箭矢，不避斧钺，常常亲自领兵上阵，与群雄厮杀，曾被兵卒所擒，被徐荣射中肩膊，被马超追杀得“割须弃袍”。他的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激励了全军将士莫不死战。“火烧乌巢”这件事情就更加凸显了他的亲力亲为。在官渡之战中，曹操听从许攸的建议，知道淳于琼带兵驻守乌巢，虽然知道突袭凶多吉少、变数很大，但是曹操仍然决定亲自率5000精骑乘夜抄小路奔袭乌巢。正是在曹操置身其中、亲自督战的精神感召下，他的兵士哥哥勇猛无敌，放火烧粮，把淳于琼一万多兵力杀得落花流水，把一万多车的粮草烧了个一干二净，至此，成为官渡之战的转折点，奠定了官渡之战的胜利。曹操在濮阳城大战吕布，率领众将士入城，如此身先士卒，曹军士气十分高涨

在淯水兵败后，夏侯敦的手下兵勇趁乱掳掠，受到于禁严历制裁。被制裁者十分不满，反而诬告于禁带兵造反。然而于禁依然如故竭尽全力整顿军马粮草迎战张绣。战后，曹操重赏了于禁，任命于禁将军为益寿亭侯，同时处罚夏侯敦治军不严之过。这可算是做到了赏罚公平。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源自宋元以来的“说话”伎艺，为迎合读者的审美趣味，故事性乃其第一要务，但随着话本小说与章回小说的文人化，其主体抒发色彩亦渐趋显著。如《三国演义》虽属世代累积型作品，但中国古代小说评点融评、改于一体的批评特色，在很大程度上赋予评点者以“第二作者”身份，因此《三国演义》最流行的版本毛评本已属文人小说，具有了鲜明的抒情色彩，其卷首《临江仙》（滚滚滚长江东逝水）一词即为全书奠定了悲怆的感情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