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小说作品，由罗贯中编撰，成书于元末明初。它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其他三个分别是《西游记》、《水浒传》和《红楼梦》。《三国演义》以中国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的历史为背景，通过虚构和历史融合的手法，讲述了一系列英雄人物的故事和国家之间的争霸战。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基于历史事实，但也包含了许多虚构的元素和创造性的改编，因此从文学体裁上来说，它确实是一部小说。

历史小说为什么只有《三国演义》成为了名著呢？

《三国演义》深深影响了我国后世所有关于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就是大方向是历史，但是过程就是天马行空！而像《东周列国志》就是过于本末倒置，它过于偏重历史，虽然也有很多改编，但是我个人觉得《东周列国志》就像是作者对那段历史的看法！但这种创作方式就劝退了很多观众，因为这个模式，那还不如直接让读者看正史呢！

为什么历史小说只有《三国演义》成了名著？提起《三国演义》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上到八十岁老人下到小学生对三国人物都是耳熟能详，这得益于《三国演义》的成功。作为四大名著中唯一一部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小说，这也在四大名著里属于独一份的，因为其他三部名著虽然也有历史人物，但大多数都是虚构人物。而《三国演义》则不同，他里面大多数都是历史人物，这也算在名著当中是独一份的存在。

三国演义算不算小说

网页游戏如何检测到游戏多开历史上的“三国演义”究竟是怎样的一本小说？

当然，小说中也存在着不少夸张和虚构的元素。比如说，小说中的某些人物被描绘得异常英勇或者极端残忍，这显然是为了增加故事的戏剧性和紧张感。此外，小说中的某些情节也是完全虚构的，比如说诸葛亮的七擒七纵，或者是关羽单刀赴会，这些情节都是作者自己杜撰出来的。

三国演义三分故事七分史实，为何还只是小说不是史书？

更重要的是时代的发展，造纸术在东汉就已经成熟更何况明朝末年，而且明朝离三国时期特别遥远，权威性也不高。在成熟的造纸术的推动下当时已经有了很多三国史料记载，不像以前要把文字写在兽骨、龟壳、青铜器或者竹简上，非常不方便，记载的东西非常有限，就拿《左传》来说，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作者自己想的，人们连作者的名字都不确定只是相传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恐怕里面的史实都不见得有《三国演义》多，但是人们仍然把它当做史书来参考，其实这也是当时史料记载偏少的无奈。

说了这么多为何《三国演义》不是史书呢?抛开其真实性，时代原因也很重要，明末清初时期，八股取士在严厉的社会环境下罗贯中所要描绘的只是忠君报国理念，而并非叙述史实，所以对于篡位的曹魏政权当然不会推崇。说到这里要说一下了其实刘备称帝并非虚伪，只是当时汉朝已经被魏国所取代，他如果继续做汉中王那他做的可就是魏国的汉中王了，以他的性格是绝对不会像曹魏势力低头的，所以用称帝来表达自己和曹魏势不两立的决心与态度，国号也叫大汉，蜀国、蜀汉、季汉都是后人对它的称呼。

古典小说原来有“七大名著”，有3部被砍掉，这是为何？

《儒林外史》被排除“四大名著”的原因跟《聊斋志异》很相似，成书时间比《聊斋志异》晚30多年，基本上算同一个时代的作品。只不过，《儒林外史》不像《聊斋志异》那样拐弯抹角、含沙射影，而是直接进行讽刺和抨击。

《聊斋志异》是蒲松林耗费40多年心血完成的巨著，他从22岁开始写作，期间断断续续一直写到60多岁，里边总共收录了他创作的近500篇文言文短篇小说，多一半是鬼怪狐仙故事，每个故事都凝注了作者强烈的批判精神，无情地批判了封建礼教文化的腐朽，抨击了科举制度的腐败。

张聪丨《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兼谈《三国演义》的读法与教法

这段文字今天读来依然发人深省。吴先生所反对这种轻佻的、“以一己主观的好恶来随意臧否历史人物”的情况，在我们今天涉及传统文化内容的教学活动中（尤其是为着求新、求异而进行的带有表演性质的教学展示中）恐怕也仍旧存在。我想这恐怕不仅仅是一个如何评价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问题，在这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我们的文化传统及其价值体系。

“我觉得，要给历史人物以正确评价，要对历史人物进行分析批判，应该是非常慎重而缜密的事。实事求是的方法，平心静气的态度，是治学问起码的条件。我们既不能用批评现代人的标准来苛责古人，也不能毫无保留地对古人全盘肯定。更应引为大忌的是，不能单从个人兴趣出发，以一己主观的好恶来随意臧否历史人物：或用嬉笑怒骂的态度对古人乱加贬斥，或对古人寄予一些无原则的同情。如果我们不认真负责地来做这件工作，不但对古人无补，反会对今天的人民大众有害。这是值得我们三思的。”（参见《古典小说漫稿》）

在商榷文章中，吴小如先生指出历史上统治阶级对于关羽、祢衡这两个人物的推崇并不能简单归之为对劳动人民的麻醉与愚弄，其中也有对人民朴素情感的迎合——“那种袒护刘备、贬斥曹操的成分……正是当时人民大众真实情感的烙印”。譬如对于关羽这个人物形象，“封建统治阶级所渲染所‘借重’的是关羽对一姓之主的‘忠’，人民大众所肯定所同情的却是关羽对刘备本人的‘义’：这二者现象相近，本质迥殊”，“黄裳先生要求写杂剧或者写演义的人在几百年前打破礼教的框框……那是同要求封建社会的人民不要讲‘义气’而要讲‘阶级友爱’一样的不妥当的。”至于祢衡这样一个“敢同统治阶级对立的人”，更是“必然会博得被统治者——从劳苦大众到贫寒知识分子都包括在内——的同情和赞美，甚至为人民大众所喜爱拥戴。”在文章结尾处，吴小如先生这样写道：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介绍著名学者吴小如先生五十年代所写的一篇文章——《从关羽祢衡问题谈到对历史人物的分析与评价》。这篇文章是与黄裳先生进行商榷的。黄裳先生在分析《三国演义》中关羽、祢衡这两个文学形象时认为关羽不过是“是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偶像”，“被利用了来宣传封建道德的处所”；而祢衡则是“统治阶级帮闲中的一位‘憨大’”，他的击鼓骂曹也不过是为了博取个人的名声而已——应该说，黄裳先生所批判和否定的不仅仅是关羽、祢衡这两个广为人们崇敬的文学形象，更是《三国演义》这部著作的整个的价值体系——如果连关羽、祢衡都不过只是统治阶级的走狗鹰犬、措大帮闲，那恐怕真的就是“洪洞县里没好人了”。

如果我们带着这样一种搜寻历史意义的视角去阅读《三国演义》，就会完全理解前文所谈到的这部著作与“小说”（novel）之间的种种差异，譬如在人物塑造方面，邓晓芒先生所批评的关羽的形象“有品格而无性格”——那是必然的！永恒的历史之道只可能彰显于关羽始终如一的忠义品格之中，焉能体现在阿基琉斯喜怒无常性格的偶然性之间！

“植根于经学的阐释学解释模式广泛地运用于史学领域，随后又深刻地影响了对其他文学样式和叙事形式的阅读行为，比如小说。在这种解释图式中，读者在面对叙事时总是带着一定的文学和文化假定与期待。他们总是首先指出在表面文本和隐藏含义中存在的隙缝和纽带，或是表面上客观的人、事记录与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层历史图式之间存在的隙缝和纽带。阅读的任务就是去把握住历史的含义，去理解在史家记录和编辑行为以及在抽象符号(symbols)、类象符号(signs)、指示符号(indexes)和构型等因素之后，所包含的道德、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这类儒家释义学开始于《春秋》经解，并延续到古代历史思维的终点，集大成于章学诚的历史哲学。它侧重于对历史意义的搜寻以理解过去。这个解释传统的生命力和广泛性在官方史学以外的各类通俗文学体裁的阅读中也同样变得越来越明显。”（第三章“中国叙事阅读中的历史阐释”）

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历史之事和历史之道真的是这样高度统一的吗？恐怕并不是。传统历史哲学的典范之作《春秋》“绝笔于获麟”就是历史之事偏离历史之道的绝好例证。更重要的是，历史之事永远是琐碎的、复杂的、凌乱的、晦暗的，政治人物的道德面貌也往往是扑朔迷离、含糊不清的，它们与历史之道之间存在着一道高深莫测的阐释的高墙，而不能为一般民众所直接把握。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需要更加简明易懂的历史——就像他们在戏曲舞台上能够轻而易举地分辨出红脸的忠臣与白脸的奸臣一样——他们需要更便于谈论的历史，需要能清楚明白地彰显历史之道的历史，或者说他们需要看上去更像历史的历史。这就像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的那样：

中国人的真理是从传统的历史哲学中得来的。而传统的历史哲学是历史之事与历史之道的统一：历史之事是有限的，历史之道是无限的；历史之事是经验性的，历史之道是超越性的；历史之事是变动不居的，历史之道是千载不易的，历史之事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之道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它们彼此印证、彼此彰显。历史之道会在客观、准确的记述中得到体现，而阅读历史的过程本身又是一个透过看似不偏不倚的历史记述去寻找、把握、阐发隐藏在其后的关于政治、道德和意识形态的模型的过程。

“如古人所见，六经皆史，要义在于事与道（或曰理）两者为一体，道理为体，事情为用，两者有着互相构成的关系，而且其互相构成关系是动态性的，道在动态中成就事，事在动态中实行道，或者说，道在事中运作才得以展开为道，事的运作也因为得道才能成其功。道与事的动态互相构成意味着一种存在的不断生长，如果动态无穷，其存在也无穷。正是道与事的‘互构性’造成了两者的一体性，所以说，道即事而事即道。道与事的一体性也提示了解释生活世界和历史时间的一种方法论：既然在事的范围内足以理解道，便不需要多余假设某种在别处的超越理念(柏拉图式)或者非人间的绝对存在（神学式）。”（《历史·山水·渔樵》“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

“以史言道，其用意所在更接近历史哲学。……与此相关，古人的历史概念在于‘历史性’而不在于‘故事性’，就是说，五经的意义在于以事载道，用功不在叙事释因。……更准确地说，历史性就是文明对时间的组织方式，而对时间的组织方式为一种文明的经验和思想赋予了可持续的意义。所以说，五经的意图不在描述历史之事，而在寻求历史之道，但历史之道必寓于历史之事，道于事中才得以成形，正所谓道不离事，所以五经选择记述了能够藏道之事。”

“《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我们现在似乎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了：《三国演义》起码不是西方近现代“novel”意义上的小说——当然，我们也就不应该简单套用西方那套阅读novel的法子来阅读它——那么《三国演义》到底该被算作什么一种性质的著作呢？这涉及到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整体理解和把握。

不难想象，听众的“颦蹙出涕”和“即喜唱快”会怎样反向地影响说书人对于刘备、曹操等人物形象的塑造，使他们的忠奸正邪愈发呈现出一种典型化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演义》并不像西方的小说（novel）那样是某一位作家的思想的结晶，烙印着着浓重的个人色彩；而是一种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产物。黑格尔曾称呼荷马和赫西俄德这些“为希腊人制定神谱的人”为“人民的教师”，我不知道把这个称呼移赠给《三国演义》那些无名的编写者、讲述者、改定者、阐释者是否也同样恰当，“他们把所得来的现成的混乱的与民族精神一致的观念和传说加以提高，加以固定，使之得到明确的意象和观念。”（《哲学史演讲录》第一卷）《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在今天依旧被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反复演绎着、讲述着，每一次演绎和讲述都是一次教化，关于中国人对于历史文化的普遍理解的教化。

《三国演义》明明是小说 却被满清当成了兵法教材

额勒登保 天性严肃刚毅，每当军中将士禀报军情诸事时，都不敢轻易抬头看他一眼。他赏罚分明，每当打了胜仗，他必会亲自宴请将士酒肉，赏赐有功之士哪怕上万钱，他也丝毫不吝啬。他战功赫赫，但不妒嫉同僚之功，也不嚣张跋扈妄自尊大，虽是武将，但操守极好。

据清人昭梿著作《啸亭续录》卷一「翻书房」词条记载，崇德初年， 皇太极命大学士达海 （1595年－1632年）翻译《三国志》等著作为满文，「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成书于元末明初的《 三国演义 》，它参照的蓝本就是这部《三国志》，小说中的很多故事都是取自于《三国志》史实。

三国演义是小说不是历史

再比如，陈宫本来是个屡次背叛主人的人，小说却把他塑造成了忠义之士，而且足智多谋三国单机游戏玩啥好玩的，可事实上的陈宫是“有谋而迟”，也就是有谋略，但是不够灵活，缺乏机变的能力。如果有人在无意间把他当作榜样了，那可真就是犯糊涂了！

三国演义是中国最大的烂尾名小说！

首先，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前边有刘备、关羽、张飞、赵云、黄忠、诸葛亮等大家喜欢的正面角色，反面有曹操、吕布、董卓，还有第三方孙权、周瑜、鲁肃等。这些人物撑起来的故事特别的饱满。可是看到后边呢？正面人物刘备的后代阿斗成了无能的代言人，此间乐不思蜀更是流传甚广。曹操后代被司马懿打败，曹操虽然是奸雄，但是有识之士还是认可曹操极其后人的才能，司马懿就不一样了，典型的大反面人物，是诸葛亮的死敌，曹家的死敌，他的成功上位让人看着不舒服。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的不同——一个是史书，另一个是小说

陈寿，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他少年好学，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三国时代结束进入晋朝以后，他历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职。陈寿四十八岁时开始撰写《三国志》。

四大名著，不仅是小说，读懂也就明白了人生

《西游记》前七回叙述孙悟空出世，有大闹天宫等故事。此后写孙悟空随唐僧西天取经，沿途除妖降魔、战胜困难的故事。书中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等形象刻画生动，规模宏大，结构完整，并且《西游记》富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其隐含意义非常深远，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可以从佛、道、俗等多个角度欣赏。

《红楼梦》还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以上层贵族社会为中心，极其真实地，生动地描写了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末期封建社会的全部生活。充分运用了书法，绘画，诗词，歌赋，音乐等各类文学艺术的一切优秀传统手法，展示了一部社会人生悲剧。

青年人进入了职场，解决了生存的问题，就会面对事业发展的问题。作为经典，《三国演义》所标榜的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就是中国人信仰的“仁”和“义”，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这也告诉人们，凡建功立业者，最后往往都是讲“义”之人，当英雄做大事，不能为目的而不择手段。人生的成功，不只在于事业的成就，还在于是否合乎社会的正义。细品《三国》，我们可以领悟到如何处理好“权谋”与“道义”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