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由明代小说家罗贯中编写。这部小说成书于14世纪，大约在1360年至1400年间。但需要注意的是，相较于其他三大名著，《三国演义》的成书时间和版本较为复杂，存在多个版本，且罗贯中本人对成书过程可能进行了多次修订和整合，因此确切的成书年份存在一定的争议。

聊聊《三国演义》小说

突然发现，三国演义里名字两个字人挺多的，说说看：刘备，刘备儿子—刘禅，关羽，张飞，赵云，黄忠，曹操，王充，袁术，袁绍，马谡，孟获，孙坚，孙策，孙权，鲁肃，周瑜，姜维，徐庶（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马超，……。而三个字的名字相对来说就少，诸葛亮，司马懿，吕伯奢，等等。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罗贯中也曾有志于王业，只是看到天下终归朱元璋才不得已退出江湖。由于曾与朱元璋为敌，罗贯中断了读书做官的念头，转而发愤著书。除了《三国演义》，他还著有《三遂平妖传》(20回本)，《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和《隋唐志传》等著作，都是政治和英雄小说，与他的平生抱负倒也吻合。据传他还与施耐庵合作，共同创作了另一部著名古典小说《水浒传》。但是，成就最大的还属《三国演义》。

曹操的多疑与诸葛亮的多智

三国演义小说成书何时

那么，小说对曹操人物性格的转变刻画得是不是太突兀了呢？并不是。《三国演义》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体现出来。它写曹操的为人起初是好的，是个刚烈有血性的义士，但是曹操的心理又非常不健康，主要是因为他性格多疑。多疑，本是《三国演义》里很多军阀、谋士都有的毛病手机怎么弹出游戏网页广告，但是曹操的多疑非常有特点。别人的多疑是两可的，认为一个人可能是好也可能是坏，而曹操的多疑是很“坚决”的，他认为只要被他怀疑的就是坏人、就是对他曹操有威胁的人；而且，别人多疑的后续行动可能是疑而不决，可曹操多疑之后就会立即行动，即使明知滥杀无辜也在所不惜。

值得说明的是，虽然《三国演义》把曹操处理成了一个心狠手辣的坏人，但是这不代表《三国演义》只是一味将曹操污名化。其实，《三国演义》一方面在丑化曹操，另一方面也在美化曹操。比如《三国志》里提到，军阀董卓控制东汉朝廷时期比较看重曹操，给了曹操一个骁骑校尉的职位，这在当时属于中等偏上的待遇了，但是曹操认为跟着董卓没前途，于是就溜掉了。关于这一段情节，《三国演义》处理成了曹操虽受董卓器重，但是他并不喜欢董卓，这时候司徒王允觉得董卓专权导致汉室倾颓，大家就开会商量如何对抗董卓，曹操慷慨激昂主动表示要去行刺董卓。这个情节显然是美化了曹操。而后来曹操离开京城的情节，《三国志》里写的是曹操对董卓不辞而别，改名换姓路过中牟时，被当地的亭长抓住，当地有人认出曹操，就把他放了，此事不了了之。而《三国演义》里对应的这段历史，写的是曹操因为行刺董卓失败被迫逃亡离京，路过中牟时被捕，县令陈宫审讯他的时候，曹操表现得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最终感动了陈宫，弃官跟着曹操一起逃亡了，这又是美化了曹操。

这种小说和历史的差异，可以延伸到我们对《三国演义》的评价，它和《三国志》的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三国志》是正史，历史范畴内讲的是真；《三国演义》是小说，主要是写人，它的价值不在于真而在于情感的美。小说要揭示的是人的内心，它描写的人物是军阀也好农民也罢，注重的都是对人内心情感的透视和洞察。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里的人物，从历史角度来说可能是虚构的，但是如果能够通过创造这个人物形象，生动地揭示他的情感世界、内心理想以及感知，那么就具有了文学的价值。用美学的语言来讲就是审美价值。

比如，毛宗岗所肯定的《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艺术形象，和从历史角度来看曹操所得到的印象，二者是存在相当距离的: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之后直到西晋短暂统一，战乱持续了九十多年，户籍流散、灾荒横行，人口大量减少，文化受到摧残，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遭到了极大灾难。曹操在诗里讲“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蔡文姬诗里也说“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诗句虽然有艺术夸张的成分，但是很明显地反映出当时长期的战乱导致人民生命严重缺乏保障。长期的军阀混战，让东汉朝廷成了空架子，乱世中每个有武力的人都可以争当皇帝，只要谁武力最强能够结束这一场灾难，就会被人视为英雄。所以后人看这段历史，就认为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而曹操就在这样的战乱中成长为最强的力量，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经济和军事实力很强，政治相对开明，最后统一了北方，因此曹操也可以称为英雄。但是《三国演义》里显然没有把曹操当成英雄，作者给曹操安排了很多生动的内容，把他写成了一个心狠手辣、残忍好杀的奸雄。

尤其是在人物塑造方面，《三国演义》塑造的关羽、诸葛亮、赵云、张飞等人的形象是非常鲜活的。不仅在我国有长期深远的影响力，甚至在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国，他们的影响力也非常大。删定《三国演义》的毛宗岗曾经评论说，《三国演义》有三个主要人物，分别是曹操、诸葛亮和关羽，他们三位的形象是不朽的。我们这个讲座主要是从人物塑造的角度，举几个代表性人物为例，来谈一谈《三国演义》的价值。

我们生活中常用的词语句子有不少来源于《三国演义》，比如“赤膊上阵”来自对勇将许褚的描写，“既生瑜何生亮”来自诸葛亮与周瑜斗智的情节。还有“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赔了夫人又折兵”“说曹操，曹操到”“大意失荆州”“借东风”等。这么多内容流传至今，也说明《三国演义》艺术力量的深入人心。

其实，从三国时代到元朝末年《三国演义》出现，三国故事流传了1000年左右，出现了各种相关的民间故事、文人创作、诗词改编等，其中包含着非常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三国演义》的创作是一个宏大的工程，它描写的是不到100年的三国历史，而作者创作小说时依据的主要材料是《三国志》中几百个人的传记，《三国演义》把这些原本分列在不同国家下的历史人物传记的内容串联起来，变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最终形成了一部伟大的史诗作品。

胡适和鲁迅对《三国演义》的意见，我觉得很有意思。两位先生对于文学的贡献是确凿的，但是在今天看来，他们对《三国演义》的一些评价是偏颇的。比如说对于刘备形象的批评，我个人认为，小说中的刘备是一个乱世中的军阀，他讲话的时候讲一半留一半，或者是对人讲话言不由衷，这对于军阀来说也是正常的。

三百年前，日本人就开始追《三国演义》了，全译本让人哭笑不得

日本人之所以这样迷恋《三国演义》，是因为三国传入日本后，书中所表现出的“尊刘贬曹”思想正好契合了江户时代的“南朝正统论”思想。刘备和诸葛亮的组合，正好也与水户派“后醍醐天皇—楠木正成”的理想君臣组合重叠，让江户时代的汉学家和儒学大师们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并推而广之。

吉川英治的《三国志》恢复到120回，但故事内容却到诸葛亮去世就戛然而止。并以“古往今来全一色，安有能脱出此轮回外于此春秋者乎”总结全文，更增添了诸葛亮去世的悲壮之情，也迎合了日本文学特有的“悲剧美学”的情愫。

《三国演义》真的是罗贯中写的吗？

元代至治年新安虞氏刻印的一部的一部《全相三国志平话》将松散的传说故事整理成册，虽文词粗糙，但框架构思已成，结构也相对完整，三国故事有了初步规模。元代时期的杂剧三国故事已有50多种，从“桃园三结义，到司马昭复夺受禅台”，巜三国演义》中的重要章回几乎都搬上了戏剧舞台，这都说明《三国演义》是大众文化的结晶。

《三国演义》并不是某个作家在某个时期独立完成的作品，而是在长期的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由文人整理加工而成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三国时代是一个军阀割据，混乱不堪的时期，又是一个云蒸霞蔚，英雄辈出的时代。南朝裴松记录了大量的三国人物的奇闻轶事为陈寿的《三国志》作注，这给历史人物增添了传奇色彩，从这里开始三国人物偏离了历史，朝着传奇化开始。到隋炀帝的时候观看的水上杂戏，其中便有木偶人表演的三国故事。初唐民间已流传“死诸葛走生仲达”的故事。晚唐李商隐《骄儿诗》中“或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这个时期三国故事初具规模，已有了成熟的章节。北宋苏东坡有词《怀右、涂巷小儿听三国话》“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众听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民间讲三国故事已极为普遍，内容不断充实完善，感染力愈来愈强。

《三国演义》读熟了吗？仁绝刘备，智绝诸葛亮，义绝关羽，还有谁

我们缘何对《三国演义》及其诸葛亮如此深情？

众所周知，朱元璋第四子朱棣即“燕王”，本是“皇族血脉”的“藩王”，从“宗法”角度讲，并非“正根儿”，就好比“中山靖王之后”的刘备，其以“清君侧”为名的“奉天靖难”，像不像诸葛亮碶而不舍的“北伐”？不同只在于，燕王朱棣的“靖难之役”是“南伐”，且只经历了并不大的挫折，就大体可算“一次成功”了。

也许，正是因为这份“高明”和“雄厚”，本就纷乱衰微的蒙元政权，很快被“斗争”得土崩瓦解、向北败逃，自称“北元”，只有扰动北方“边疆”的能力而再无“复兴”之望了。接下来，就是“万马逐鹿”的“内斗”——起义军各部，杀个你死我活，争夺“主天下”大权。这个过程，跟“三国”早期的“群雄逐鹿”有相似之处。最后，朱明王朝建立，碾压“群雄”，成为新的“正统”，却一直血雨腥风地内斗，直到“燕王”朱棣发动并赢得“靖难之役”，才趋于落幕。

元朝末年，群雄四起，以“颠覆”为目的的抵制蒙元统治的“斗争”势头，可以用“波澜壮阔”形容！其较早的也是过程中逐渐“成势”的“起事”，用的是“立教”和谶语符命之类的手段，而并非简单的“揭竿而起”，可以说，具有一定政治智慧，比起“苍天当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显得“高明”而“雄厚”。

简单来说，我们是一个最推崇或说“喜欢”大一统而又最喜欢或说“善于”打破大一统的民族！我们乐于站在“上帝视角”回望曾经的分裂、纷乱，更加乐于在这样的回望中，挑拣出“乱世英雄”去赞颂、传扬。我们的逻辑是这样的：没有“乱世”，就难出“英雄”。英雄，是我们的集体精神支柱。没有了英雄，我们便会不知所措，甚至迷失自我，以至于失陷于堕怠、消沉、麻木。

我们这个民族，自公元前三世纪中后期就实现了“大一统”；以后两千多年，很多战争、流血、灾难，都是为着“重归”大一统；而之所以有那么多灾难、流血、战争去致力于“重归”，是因为之前的“大一统”分裂了。太多次的分裂！

浅见以为，智谋，应该或说更该是“知己知彼”的审时度势之下，准确、有力地抓住对方弱点，以己方所长，低成本、高效率地予以打击，以促胜利；而阴谋、阴谋论，所涉就要广泛、深险很多。比如：首先假想对方满怀阴险恶意，从最大恶意角度出发，以阴险方式加以引导、利用，从而达到损人利己或损人不利己的目的。再比如：在组织内部阴暗博弈，不惜以削弱组织总体实力为代价，巩固、突出自身地位。还比如：为维护自身在组织内的“价值”，刻意“放纵”劲敌，以达成某种“平衡”……所有这些，相比“智谋”，纵观《三国演义》，谁更占主流？又是谁更容易被“常人”在“常态”中加以效仿？答案恐怕没什么悬念——阴谋及阴谋论，更是这部小说的“主流”和“主导”，也更是其“深远影响”所在！

啥叫“阵型对圆”？都“两军相遇”了，要么打要么散，对的哪门子“阵型”啊！好吧，就算要呈现“阵型”，一则为显气势，二也是做好大战准备，顺带观察对方反应，“对圆”又怎么理解？两边各呈半圆形，合起来可为“整圆”么？好吧，“对圆”就“对圆”吧，那倒是打啊！打了——有一方出来一名将领叫阵，另一方便也很默契地出来一名将领，与之“单打独斗”，两边成千上万兵力都只顾呐喊助威，没人上去帮忙？结果，一方将领将另一方“斩于马下”，便似分出了胜负；顶不济，再如是“单打独斗”几番，被“斩于马下”较多的一方，即被得势的另一方“掩杀”，于是溃败……完完全全就是说书的调调啊！

且不说小说中对于“历史”的“演义”所表现出的明显倾向性和出离放大“阴谋论”的“腹黑心理”，单说其中关于战争的描述，就最多只是“说书”的“字面”水平——两军相遇，将阵型对圆，一将出马叫阵……这描述在小说中很是常见吧？

这天理教的首领就叫林清和李文成，他们造反的目的就是想当皇帝，通过买通皇宫的门卫，杀死禁卫军，最后杀入了紫禁城……当然，最后还是失败了。

……嘉庆十八年，五月端午，皇帝先在圆明园吃酒赏花，到了傍晚，踏上龙舟，正在观赏明月之际，忽见西方天空一颗硕大流星，耀眼刺目，隆隆作响从头顶天际划过，陨落远方。

却说司马懿夜观天文，见一大星，赤色，光芒有角，自东北方流于西南方，坠于蜀营内，三投再起，隐隐有声，懿惊喜曰：“孔明死矣。”

却说孔明在荆州……共说收川之事，只见正西上方一星，其大如斗，从天坠下，流光四散……孔明曰：“吾前者算今年罡星在西方，不利于军师（厐统），天狗犯于吾军，太白临于雒城……，谁想今夕西方星坠，厐士元命必休矣。”……众官皆惊，未信其言，孔明曰：“数日之内必有消息。”

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的成书时间是在明代。然而电脑唯品会打不开网页游戏，唐代星占学大家李淳风在他写的《乙已占》卷七云：“坠星之所，其下流血，破军，杀将，为咎最深。”

《三国演义》到底是怎么流传下来的？

《三国演义》整理本出版七十周年：三分梦远，经典流长

陈全胜回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人文社的《三国演义》创作插图的历程。那是1984年， 陈全胜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美编室寄来的约稿信，从此便在只有一张桌子和一张行军床的小屋里开始了《三国演义》插图的创作。他从文物上捕捉时代感，比如南北朝时期的线刻、汉代画像石，最终以工笔重彩的方式完成了历史上第一套《三国演义》彩色插图。

周绚隆曾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23年，长期负责人文社古典文学图书出版。他认为，把《三国演义》作为一个文学文本来读，在整个社会的传播过程中，其价值体现在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价值观的培养，如统治阶级的爱民思想，刘备之仁，诸葛亮之智，关羽之义；第二，中国古代对于历史的普及主要靠历史演义、历史小说，阅读《三国演义》是知识的获取；第三，《三国演义》会提升我们文学鉴赏能力与审美能力；第四，从青少年阅读来说，准确掌握《三国演义》中浅近的文言文语词，对孩子学习语言、提高古汉语的能力非常重要。

关四平教授认为，《三国演义》在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的地位，可以用“四个第一”概述，一个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第二，是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第三，从成书过程来说，成书史的时间来说，它是成书第一长的小说。第四，它的文化含量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对中国人文化心理的影响，是影响度最高的、第一的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