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确实是一部小说，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极其特殊的地位，被视为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这部作品由明代作家罗贯中编撰，讲述了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开始，至西晋统一三国时期的历史故事，涉及人物众多，情节跌宕起伏，战争场面描写生动，同时融入了丰富的民间传说和虚构情节，使得故事更加丰富和吸引人。

《三国演义》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它还深刻影响了中国乃至东亚的文化、文学和戏剧艺术，塑造了许多深入人心的角色形象如刘备、曹操、关羽、张飞、诸葛亮等，这些人物形象成为了后世文化中的重要符号。此外，它对于研究三国时期的历史、社会、文化和军事战略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历史上的“三国演义”究竟是怎样的一本小说？

当然，小说中也存在着不少夸张和虚构的元素。比如说，小说中的某些人物被描绘得异常英勇或者极端残忍，这显然是为了增加故事的戏剧性和紧张感。此外，小说中的某些情节也是完全虚构的，比如说诸葛亮的七擒七纵，或者是关羽单刀赴会，这些情节都是作者自己杜撰出来的。

游民星空游戏盒子bt下载历史小说为什么只有《三国演义》成为了名著呢？

《三国演义》深深影响了我国后世所有关于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就是大方向是历史，但是过程就是天马行空！而像《东周列国志》就是过于本末倒置，它过于偏重历史，虽然也有很多改编，但是我个人觉得《东周列国志》就像是作者对那段历史的看法！但这种创作方式就劝退了很多观众，因为这个模式，那还不如直接让读者看正史呢！

三国演义不是小说么

为什么历史小说只有《三国演义》成了名著？提起《三国演义》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上到八十岁老人下到小学生对三国人物都是耳熟能详，这得益于《三国演义》的成功。作为四大名著中唯一一部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小说，这也在四大名著里属于独一份的，因为其他三部名著虽然也有历史人物，但大多数都是虚构人物。而《三国演义》则不同，他里面大多数都是历史人物，这也算在名著当中是独一份的存在。

三国演义三分故事七分史实，为何还只是小说不是史书？

更重要的是时代的发展，造纸术在东汉就已经成熟更何况明朝末年，而且明朝离三国时期特别遥远，权威性也不高。在成熟的造纸术的推动下当时已经有了很多三国史料记载，不像以前要把文字写在兽骨、龟壳、青铜器或者竹简上，非常不方便，记载的东西非常有限，就拿《左传》来说，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作者自己想的，人们连作者的名字都不确定只是相传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恐怕里面的史实都不见得有《三国演义》多，但是人们仍然把它当做史书来参考，其实这也是当时史料记载偏少的无奈。

说了这么多为何《三国演义》不是史书呢?抛开其真实性，时代原因也很重要，明末清初时期，八股取士在严厉的社会环境下罗贯中所要描绘的只是忠君报国理念，而并非叙述史实，所以对于篡位的曹魏政权当然不会推崇。说到这里要说一下了其实刘备称帝并非虚伪，只是当时汉朝已经被魏国所取代，他如果继续做汉中王那他做的可就是魏国的汉中王了，以他的性格是绝对不会像曹魏势力低头的，所以用称帝来表达自己和曹魏势不两立的决心与态度，国号也叫大汉，蜀国、蜀汉、季汉都是后人对它的称呼。

张聪丨《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兼谈《三国演义》的读法与教法

中国人的真理是从传统的历史哲学中得来的。而传统的历史哲学是历史之事与历史之道的统一：历史之事是有限的，历史之道是无限的；历史之事是经验性的，历史之道是超越性的；历史之事是变动不居的，历史之道是千载不易的，历史之事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之道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它们彼此印证、彼此彰显。历史之道会在客观、准确的记述中得到体现，而阅读历史的过程本身又是一个透过看似不偏不倚的历史记述去寻找、把握、阐发隐藏在其后的关于政治、道德和意识形态的模型的过程。

“如古人所见，六经皆史，要义在于事与道（或曰理）两者为一体，道理为体，事情为用，两者有着互相构成的关系，而且其互相构成关系是动态性的，道在动态中成就事，事在动态中实行道，或者说，道在事中运作才得以展开为道，事的运作也因为得道才能成其功。道与事的动态互相构成意味着一种存在的不断生长，如果动态无穷，其存在也无穷。正是道与事的‘互构性’造成了两者的一体性，所以说，道即事而事即道。道与事的一体性也提示了解释生活世界和历史时间的一种方法论：既然在事的范围内足以理解道，便不需要多余假设某种在别处的超越理念(柏拉图式)或者非人间的绝对存在（神学式）。”（《历史·山水·渔樵》“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

“以史言道，其用意所在更接近历史哲学。……与此相关，古人的历史概念在于‘历史性’而不在于‘故事性’，就是说，五经的意义在于以事载道，用功不在叙事释因。……更准确地说，历史性就是文明对时间的组织方式，而对时间的组织方式为一种文明的经验和思想赋予了可持续的意义。所以说，五经的意图不在描述历史之事，而在寻求历史之道，但历史之道必寓于历史之事，道于事中才得以成形，正所谓道不离事，所以五经选择记述了能够藏道之事。”

“《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我们现在似乎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了：《三国演义》起码不是西方近现代“novel”意义上的小说——当然，我们也就不应该简单套用西方那套阅读novel的法子来阅读它——那么《三国演义》到底该被算作什么一种性质的著作呢？这涉及到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整体理解和把握。

不难想象，听众的“颦蹙出涕”和“即喜唱快”会怎样反向地影响说书人对于刘备、曹操等人物形象的塑造，使他们的忠奸正邪愈发呈现出一种典型化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演义》并不像西方的小说（novel）那样是某一位作家的思想的结晶，烙印着着浓重的个人色彩；而是一种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产物。黑格尔曾称呼荷马和赫西俄德这些“为希腊人制定神谱的人”为“人民的教师”，我不知道把这个称呼移赠给《三国演义》那些无名的编写者、讲述者、改定者、阐释者是否也同样恰当，“他们把所得来的现成的混乱的与民族精神一致的观念和传说加以提高，加以固定，使之得到明确的意象和观念。”（《哲学史演讲录》第一卷）《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在今天依旧被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反复演绎着、讲述着，每一次演绎和讲述都是一次教化，关于中国人对于历史文化的普遍理解的教化。

“从前的史诗（传统叙事文本）诗人并不是其作品的唯一责任者，听众也同样负有责任，因为诗人与公众直接发生联系并且诗人的报酬也取决于这些听众的赞赏程度；另外，作品也是围绕听众转的，诗人不过是一种集体声音的个体代言人。”（托多罗夫《批评的批评》“史诗的复归”）

在传统的叙事文学的作者看来，现实中的生活往往是转瞬即逝的，缺少一种更深刻的意味。只有经典题材才有被反复讲述、反复阐释的价值。但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强调的是，正是在这种传统经典题材被反复讲述、反复阐释的过程中，数量众多的听者或读者以某种形式参与到了文本的形成过程之中——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并非一部原创意义上的作品，而是对史料典籍和民间文学的加工与改编。民国初年的文学评论家解弢在他的《小说话》中已经抓住的原创性的问题，对《三国演义》是否能够被称为“小说”的问题提出过质疑：“《三国演义》旧日颇占势力。吾谓斯书正犯历史小说两大忌：一直演正史，二虚造事实。至其演野史之一部分，乃将他人所记载者，演为白话而已，非自能发明一二事。故其书除文字稍可观外，无一能合乎小说之律。”

“在文学界，笛福和理查逊是最早不从神话、历史、传说或以前文学中取材的伟大作家。就这方面而言，他们不同于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弥尔顿，这些作家像希腊和罗马作家一样，习惯性地使用传统的故事情节。后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接受的是他们时代的一个普遍前提：因为自然本质上是完整的、一成不变的，因此它的记录，无论是圣经、传说还是历史，都构成了人类经验的权威曲目。”（《小说的兴起》第一章）

不过话也要反过来说。读者在阅读《三国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时是不是真的会在意这些“时代错乱”细节呢？我想是不会的。这就像我们在京剧舞台上看到汉代的张苍、陈宫穿戴明代的纱帽官衣，唐代的秦琼、单通身着清代的马蹄袖箭衣一样，并不会产生任何的违和感。这倒不是因为中国人太过粗疏，而是因为在戏曲观众或小说读者看来，辞章、名物、制度、服饰、器具这些反应具体时代风貌的东西都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可能出现在这个朝代，也可能出现在那个朝代。对于这些具体的、特殊的、偶然的东西的考证复原并不会带来他们想要的“真实感”。“真实感”的来源只能是那些决定历史发展走向的更重要的因素——由文化所赋予的亘古不变的意义和价值：刘备的仁慈，曹操的奸诈，关羽的忠勇……这些才是历史永恒的支柱。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这些品格、价值、意义会冒着不同的人的名字，以不同的身份、不同形象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戏曲观众也好，小说读者也好，在这样一个由世道人心、天理循环支撑起的历史架构中才能够获得一种他们期待的真实感与崇高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演义》是超越具体时空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它所演绎的分分合合的天下大势，不是某一段历史，而是整个的历史、全部的历史。

钱先生所说的“强汉人赋七言歌行”，指的是《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刘备二顾茅庐时听到孟公威等在酒店里高唱的“壮士功名尚未成，呜呼久不遇阳春！……”与“吾皇提剑清寰海，创业垂基四百载……”两首七言歌行。其实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的“凡例”里已经谈到：“七言律诗起于唐人，俗本往往捏造古人诗句，如钟繇、王朗颂铜雀台，蔡瑁题馆驿壁，皆伪作七言律诗，殊为识者所笑，必悉依古本削去。”——但书中依然还会留有七言歌行这样唐代才会出现的诗文，足见“时代错乱”的问题在《三国演义》中是改不胜改的。

“譬如毛宗岗《古本三国演义》诩能削去‘俗本’之汉人七绝律，而乃强汉人赋七言歌行，徒资笑柄，无异陆机点评苏轼《赤壁赋》、米芾书申涵光《铜雀台怀古诗》、王羲之书苏轼《赤壁赋》、仇英画《红楼梦》故事等话把矣。”

三国演义是中国最大的烂尾名小说！

首先，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前边有刘备、关羽、张飞、赵云、黄忠、诸葛亮等大家喜欢的正面角色，反面有曹操、吕布、董卓，还有第三方孙权、周瑜、鲁肃等。这些人物撑起来的故事特别的饱满。可是看到后边呢？正面人物刘备的后代阿斗成了无能的代言人，此间乐不思蜀更是流传甚广。曹操后代被司马懿打败，曹操虽然是奸雄，但是有识之士还是认可曹操极其后人的才能，司马懿就不一样了，典型的大反面人物，是诸葛亮的死敌，曹家的死敌，他的成功上位让人看着不舒服。

三国演义是小说不是历史

再比如，陈宫本来是个屡次背叛主人的人，小说却把他塑造成了忠义之士，而且足智多谋，可事实上的陈宫是“有谋而迟”，也就是有谋略，但是不够灵活，缺乏机变的能力。如果有人在无意间把他当作榜样了，那可真就是犯糊涂了！

《三国演义》明明是小说 却被满清当成了兵法教材

《 三国演义 》中描写了很多 经典战役 ，譬如：火烧赤壁、官渡之战、夷陵之战、上方谷火烧司马懿、火烧藤甲军等等。其中的智慧谋略，让后人惊叹折服；神乎其技的 阵法 ，留下的奥妙令人探测不尽。虽然它只是小说，却比兵书更让人迷恋。不怪乎有人传说，满族人定鼎中原，《 三国演义 》功不可没呢！

额勒登保 天性严肃刚毅，每当军中将士禀报军情诸事时，都不敢轻易抬头看他一眼。他赏罚分明，每当打了胜仗，他必会亲自宴请将士酒肉，赏赐有功之士哪怕上万钱，他也丝毫不吝啬。他战功赫赫，但不妒嫉同僚之功，也不嚣张跋扈妄自尊大，虽是武将，但操守极好。

小说《三国演义》为什么是一部悲剧？

历史和小说是有区别的香肠派对4399游戏盒子，所以，我们不能把《三国演义》当历史读

不过话说回来,作为一部小说,《三国演义》毕竟有着一些不尽如实的地方。比如关于袁绍,书中把他写成了一个"志大才疏"的绣花枕头,实际上这哥们儿相当有本事的,要不是遇到了高人曹操,他在那个年代一定也会大放异彩的。

首先,大伙儿一定都被这部小说深深地吸引住了吧?关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三国演义》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诸葛亮就是智慧的化身,关二爷就是忠义的代表,他们成了华夏文明中最为瑰丽夺目的文化符号,享誉中外。有句俗话说得好"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就凭借诸葛亮和关羽在书中的那些精彩表现,他们当之无愧享有盛名已久了。

历史和小说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不能把《三国演义》当历史读。《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无疑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从小到大,谁又没有被曹操的"奸谋多疑"、关羽的"忠义无双"、诸葛亮的"出师表"给深深地折服过呢，但是你知道吗,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和精彩的故事情节,其实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三国演义》又是如何将这段动荡离奇的历史演绎得如此精彩纷呈的，快跟着我一起来探寻历史的真相吧!

曹操的多疑与诸葛亮的多智

以历史来计算，周瑜去世到今天已经快两千年了，《三国演义》成书也有六七百年了，而小说塑造的“周瑜现象”“周瑜心理”仍然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周瑜的这种妒忌心，特点就是嫉妒与自己同等的人，相当于通常情况下教授妒忌教授、小偷妒忌小偷，一般不会出现教授跨界去妒忌小偷的情况。妒忌心理学就是这样的，它的发生需要现成的可比性，只有人和人的基础相同，才会有妒忌，如果彼此差距太大，妒忌就不会发生。由此来看，《三国演义》对这种人物心理的刻画是非常深刻的。

草船借箭故事中，《三国演义》就这样打造了一个精彩的心理循环，它让我们在分析诸葛亮的多智的时候，不能离开周瑜的多妒，更不能离开曹操的多疑。展开来说，我们分析小说的时候要注意到，小说写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人和人的关系。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多智到什么程度？他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借东风，书中交代当时的冬天是没有可能出现东风的，这就让艺术的假定性跟历史的真实性之间拉开了合理的错位距离，进而产生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心理现象：周瑜和诸葛亮明明是盟友关系，但是他们的心理发生了错位，周瑜的多妒逼出了诸葛亮的多智，又诱发了曹操的多疑，结果是曹操的多疑让冒险的多智取得了伟大胜利，而这个胜利又导致了多妒的人更加多妒，多智的人更加多智。最后，多智通过虚构的“借东风”，粉碎了多妒的阴谋诡计。赤壁之战后，周瑜乘胜追赶曹操，他在前面追赶，诸葛亮跟在他后面；他把曹操控制的城市打下来一座，诸葛亮就紧跟着占领一座。周瑜想反击诸葛亮又遭遇失败，三气周瑜故事发生之后，周瑜觉得自己智不如人，最终被气死。临死的时候周瑜口吐鲜血，讲了一句非常精彩的话：“既生瑜，何生亮。”这是妒忌心理学的一个伟大创造，在心理学上是非常深刻的。草船借箭这个虚构的故事，从《三国志平话》到《三国演义》，经过上百年积累，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审美智慧和审美表达能力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