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一部中国古代的长篇历史小说，由罗贯中编撰完成。它结合了历史事实与虚构故事，描述了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这一历史时期内的各种政治、军事斗争，特别是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战争与联盟，展现了各种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和性格特点。《三国演义》不仅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事实，也融入了丰富的文学想象和虚构情节，使得这部作品兼具历史性和文学性。因此，《三国演义》既包含了历史事件的记载，也包含了文学创作的成分。

三国演义三分故事七分史实，为何还只是小说不是史书？

更重要的是时代的发展，造纸术在东汉就已经成熟更何况明朝末年，而且明朝离三国时期特别遥远，权威性也不高。在成熟的造纸术的推动下当时已经有了很多三国史料记载，不像以前要把文字写在兽骨、龟壳、青铜器或者竹简上，非常不方便，记载的东西非常有限，就拿《左传》来说，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作者自己想的，人们连作者的名字都不确定只是相传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恐怕里面的史实都不见得有《三国演义》多，但是人们仍然把它当做史书来参考，其实这也是当时史料记载偏少的无奈。

说了这么多为何《三国演义》不是史书呢?抛开其真实性，时代原因也很重要，明末清初时期，八股取士在严厉的社会环境下罗贯中所要描绘的只是忠君报国理念，而并非叙述史实，所以对于篡位的曹魏政权当然不会推崇。说到这里要说一下了其实刘备称帝并非虚伪，只是当时汉朝已经被魏国所取代，他如果继续做汉中王那他做的可就是魏国的汉中王了，以他的性格是绝对不会像曹魏势力低头的，所以用称帝来表达自己和曹魏势不两立的决心与态度，国号也叫大汉，蜀国、蜀汉、季汉都是后人对它的称呼。

三国演义包括小说吗

再不要说没读过《三国演义》了，三国40个主要故事情节在这里了

《三国演义》是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根据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解以及民间三国故事传说经过艺术加工创作而成的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与《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并称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其中《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章回小说手机网页游戏能投屏吗苹果，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

三国演义是小说不是历史

再比如，陈宫本来是个屡次背叛主人的人，小说却把他塑造成了忠义之士，而且足智多谋，可事实上的陈宫是“有谋而迟”，也就是有谋略，但是不够灵活，缺乏机变的能力。如果有人在无意间把他当作榜样了，那可真就是犯糊涂了！

《三国演义》明明是小说 却被满清当成了兵法教材

额勒登保 天性严肃刚毅，每当军中将士禀报军情诸事时，都不敢轻易抬头看他一眼。他赏罚分明，每当打了胜仗，他必会亲自宴请将士酒肉，赏赐有功之士哪怕上万钱，他也丝毫不吝啬。他战功赫赫，但不妒嫉同僚之功，也不嚣张跋扈妄自尊大，虽是武将，但操守极好。

据清人昭梿著作《啸亭续录》卷一「翻书房」词条记载，崇德初年， 皇太极命大学士达海 （1595年－1632年）翻译《三国志》等著作为满文，「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成书于元末明初的《 三国演义 》，它参照的蓝本就是这部《三国志》，小说中的很多故事都是取自于《三国志》史实。

《三国演义》的前世今生

再到了罗贯中生活的时代，也就是元末明初，有关三国的故事、传说、说话艺术、戏曲表演就积累了很多了，罗贯中把这些通通都收集起来，再结合《三国志》《后汉书》这些史书的记载，把所有的素材融合到一起，加以改编虚构，创作出了《三国志通俗演义》。

郭德纲的“三国”评书闲话多，他这新潮说书是不是太娱乐化？

郭德纲的“三国”每期都对旧典故展开新说,所谓“新说”也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比如,讲到曹操发矫诏拉拢各路诸侯、招兵买马讨伐董卓,被郭德纲闲扯到当下的影视圈拉投资,“劝人投资是一门学问”这个话题也能讲好久。当下解读、观点输出太密集,节目看下来,会发现郭德纲这哪是讲“三国”,完全是借着“三国”讲当下。

郭德纲演绎“三国”侧重讲人、刻画人,也像其他评书演员一样擅长“扮演”人物,一个人在各个人物之中来回穿梭,群臣将士、忠臣奸臣、男女老少都演得了,用惟妙惟肖的表演去吸引观众。同时,郭德纲也用大篇幅去解析人物,刘备冲动“裸辞”,这种“笑面虎”最难惹,袁绍是“凤毛鸡胆”成不了大事,但最终落脚价值观输出,去讲如何做人、行事。

郭德纲说“三国”,也不再整个篇幅着重于推进“三国”故事,而是用现代人的角度去解释、去分析、去评论“三国”。用郭德纲的话说,“故事谁不知道,说‘三国’的目的就是为了说‘闲白’,这就难了,考验的是演员的能力。”

而郭德纲之所以说“三国”,首先是因为自己爱说书,郭德纲7岁学评书,9岁学相声,上世纪80年代末又唱了5年戏,他把评书、唱戏并列第一,相声只能排第三位。“杂家”出身的郭德纲说“三国”,其实不是不务正业,而是回归老本行。

郭德纲说,评书兴盛的时候,普通的评书艺人最不爱讲“三国”,因为观众不爱听,挣不着钱；说得好的演员也不爱说“三国”,正史、野史得研究,还要引经据典,费老大功夫,说一个《三国》顶说十个《聊斋》,顶二十个《杨家将》,追求效果那还不如随口说说《七侠五义》。

曹操的多疑与诸葛亮的多智

比如，毛宗岗所肯定的《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艺术形象，和从历史角度来看曹操所得到的印象，二者是存在相当距离的: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之后直到西晋短暂统一，战乱持续了九十多年，户籍流散、灾荒横行，人口大量减少，文化受到摧残，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遭到了极大灾难。曹操在诗里讲“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蔡文姬诗里也说“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诗句虽然有艺术夸张的成分，但是很明显地反映出当时长期的战乱导致人民生命严重缺乏保障。长期的军阀混战，让东汉朝廷成了空架子，乱世中每个有武力的人都可以争当皇帝，只要谁武力最强能够结束这一场灾难，就会被人视为英雄。所以后人看这段历史，就认为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而曹操就在这样的战乱中成长为最强的力量，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经济和军事实力很强，政治相对开明，最后统一了北方，因此曹操也可以称为英雄。但是《三国演义》里显然没有把曹操当成英雄，作者给曹操安排了很多生动的内容，把他写成了一个心狠手辣、残忍好杀的奸雄。

尤其是在人物塑造方面，《三国演义》塑造的关羽、诸葛亮、赵云、张飞等人的形象是非常鲜活的。不仅在我国有长期深远的影响力，甚至在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国，他们的影响力也非常大。删定《三国演义》的毛宗岗曾经评论说，《三国演义》有三个主要人物，分别是曹操、诸葛亮和关羽，他们三位的形象是不朽的。我们这个讲座主要是从人物塑造的角度，举几个代表性人物为例，来谈一谈《三国演义》的价值。

我们生活中常用的词语句子有不少来源于《三国演义》，比如“赤膊上阵”来自对勇将许褚的描写，“既生瑜何生亮”来自诸葛亮与周瑜斗智的情节。还有“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赔了夫人又折兵”“说曹操，曹操到”“大意失荆州”“借东风”等。这么多内容流传至今，也说明《三国演义》艺术力量的深入人心。

其实，从三国时代到元朝末年《三国演义》出现，三国故事流传了1000年左右，出现了各种相关的民间故事、文人创作、诗词改编等，其中包含着非常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三国演义》的创作是一个宏大的工程，它描写的是不到100年的三国历史，而作者创作小说时依据的主要材料是《三国志》中几百个人的传记，《三国演义》把这些原本分列在不同国家下的历史人物传记的内容串联起来，变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最终形成了一部伟大的史诗作品。

胡适和鲁迅对《三国演义》的意见，我觉得很有意思。两位先生对于文学的贡献是确凿的，但是在今天看来，他们对《三国演义》的一些评价是偏颇的。比如说对于刘备形象的批评，我个人认为，小说中的刘备是一个乱世中的军阀，他讲话的时候讲一半留一半，或者是对人讲话言不由衷，这对于军阀来说也是正常的。

鲁迅对《三国演义》的评价比较学术化，他引用了清代学者章学诚的观点，章学诚提出《三国演义》“七实三虚”，也就是七分内容跟《三国志》正史记载是差不多的，而另外三分是虚构的，结果造成了“杂虚辞复易滋混淆”“惑乱观者”。鲁迅也认可这一观点。在艺术方面，鲁迅批评《三国演义》有两个人物写得很不好，一个是刘备，为了表现他的宽厚，结果写出来的他很虚伪。第二个就是诸葛亮，鲁迅说写得诸葛亮“多智而近妖”，智慧高超到像妖怪一样。

比如胡适就认为，《三国演义》有很大问题，它就是把《三国志》里面有关的材料，再加上一点宋元的戏曲，还有《世说新语》里的一些元素，并把这些故事等凑在了一起，没有什么文学想象力、创造力很薄弱。在胡适看来，《三国演义》只是一部很有吸引力的通俗历史演义，不能算是一部很有文学价值的书，而且他还认为作者的思想非常腐朽，胡适称之为“陋儒”，认为作者过分拘泥于历史，又缺乏想象，因此不能称之为艺术。胡适这个看法与鲁迅是一致的，鲁迅当时在北京女子师范讲中国小说史，胡适看过鲁迅的讲稿，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受了鲁迅影响。

《三国演义》是我国的古典小说，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从世界文学史来看，在《三国演义》成书的公元14世纪左右，世界其他地区至少欧洲还没有出现经典长篇小说，只有一些短篇小说，比如薄伽丘的《十日谈》，以及一些骑士小说。

张聪丨《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兼谈《三国演义》的读法与教法

譬如我们在某些老师的课堂上，看到他把《三国演义》中刘备这个文学形象（注意是文学形象，不是历史人物）定位为“虚伪的野心家”，并引导学生从书中查找资料来印证自己的判断，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所谓“批判性思维”——用“批判”的态度来理解刘备，当然是一种读者的自由（虽然并没有尊重作者罗贯中的自由）。但我们必须说电脑怎么关闭网页游戏推送，这种“自由”是一种游离于文化语境之外的“自由”。你并没有真的走进这种文化，并不真的理解这种文化，只不过是这种文化的旁观者而已。而站在文化之外去解构一种文化的神圣性，否定一种文化的合理性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同时也是一件非常无谓的事情。我们不要忘记，古今中外的每一种文化，每一项传统都各有自己的爱憎取舍，都各有自己的含情脉脉与严峻冷酷，都各有自己被视作天经地义的超越性的价值与意义，都把某些牺牲与奉献视作是理所当然并具有崇高意义的事——我们的世界向来不曾、将来也不可能仅靠着个体之间的利益契约来维系。

这段文字今天读来依然发人深省。吴先生所反对这种轻佻的、“以一己主观的好恶来随意臧否历史人物”的情况，在我们今天涉及传统文化内容的教学活动中（尤其是为着求新、求异而进行的带有表演性质的教学展示中）恐怕也仍旧存在。我想这恐怕不仅仅是一个如何评价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问题，在这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我们的文化传统及其价值体系。

“我觉得，要给历史人物以正确评价，要对历史人物进行分析批判，应该是非常慎重而缜密的事。实事求是的方法，平心静气的态度，是治学问起码的条件。我们既不能用批评现代人的标准来苛责古人，也不能毫无保留地对古人全盘肯定。更应引为大忌的是，不能单从个人兴趣出发，以一己主观的好恶来随意臧否历史人物：或用嬉笑怒骂的态度对古人乱加贬斥，或对古人寄予一些无原则的同情。如果我们不认真负责地来做这件工作，不但对古人无补，反会对今天的人民大众有害。这是值得我们三思的。”（参见《古典小说漫稿》）

在商榷文章中，吴小如先生指出历史上统治阶级对于关羽、祢衡这两个人物的推崇并不能简单归之为对劳动人民的麻醉与愚弄，其中也有对人民朴素情感的迎合——“那种袒护刘备、贬斥曹操的成分……正是当时人民大众真实情感的烙印”。譬如对于关羽这个人物形象，“封建统治阶级所渲染所‘借重’的是关羽对一姓之主的‘忠’，人民大众所肯定所同情的却是关羽对刘备本人的‘义’：这二者现象相近，本质迥殊”，“黄裳先生要求写杂剧或者写演义的人在几百年前打破礼教的框框……那是同要求封建社会的人民不要讲‘义气’而要讲‘阶级友爱’一样的不妥当的。”至于祢衡这样一个“敢同统治阶级对立的人”，更是“必然会博得被统治者——从劳苦大众到贫寒知识分子都包括在内——的同情和赞美，甚至为人民大众所喜爱拥戴。”在文章结尾处，吴小如先生这样写道：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介绍著名学者吴小如先生五十年代所写的一篇文章——《从关羽祢衡问题谈到对历史人物的分析与评价》。这篇文章是与黄裳先生进行商榷的。黄裳先生在分析《三国演义》中关羽、祢衡这两个文学形象时认为关羽不过是“是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偶像”，“被利用了来宣传封建道德的处所”；而祢衡则是“统治阶级帮闲中的一位‘憨大’”，他的击鼓骂曹也不过是为了博取个人的名声而已——应该说，黄裳先生所批判和否定的不仅仅是关羽、祢衡这两个广为人们崇敬的文学形象，更是《三国演义》这部著作的整个的价值体系——如果连关羽、祢衡都不过只是统治阶级的走狗鹰犬、措大帮闲，那恐怕真的就是“洪洞县里没好人了”。

如果我们带着这样一种搜寻历史意义的视角去阅读《三国演义》，就会完全理解前文所谈到的这部著作与“小说”（novel）之间的种种差异，譬如在人物塑造方面，邓晓芒先生所批评的关羽的形象“有品格而无性格”——那是必然的！永恒的历史之道只可能彰显于关羽始终如一的忠义品格之中，焉能体现在阿基琉斯喜怒无常性格的偶然性之间！

“植根于经学的阐释学解释模式广泛地运用于史学领域，随后又深刻地影响了对其他文学样式和叙事形式的阅读行为，比如小说。在这种解释图式中，读者在面对叙事时总是带着一定的文学和文化假定与期待。他们总是首先指出在表面文本和隐藏含义中存在的隙缝和纽带，或是表面上客观的人、事记录与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层历史图式之间存在的隙缝和纽带。阅读的任务就是去把握住历史的含义，去理解在史家记录和编辑行为以及在抽象符号(symbols)、类象符号(signs)、指示符号(indexes)和构型等因素之后，所包含的道德、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这类儒家释义学开始于《春秋》经解，并延续到古代历史思维的终点，集大成于章学诚的历史哲学。它侧重于对历史意义的搜寻以理解过去。这个解释传统的生命力和广泛性在官方史学以外的各类通俗文学体裁的阅读中也同样变得越来越明显。”（第三章“中国叙事阅读中的历史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