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小说之一，由明代作家罗贯中编写。自问世以来，经过多个版本的修订和传播，形成了不同的版本。以下是一些主要的版本：

1. 《三国志通俗演义》：这是《三国演义》的原初版本，由罗贯中根据陈寿的《三国志》等史料创作，大约在明初成书。

2. 毛本《三国演义》：这是《三国演义》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版本。由清代学者毛宗岗对原书进行增删改订，特别是对人物性格和情节进行了修改，增强了文学性和可读性。毛本《三国演义》在民间广为流传，被广大读者熟知。

3. 《三国演义》新版本：在现代，也有一些学者和出版社尝试对《三国演义》进行现代化的修订和注释，以更准确地反映历史背景，同时保持文学魅力。这些版本通常在语言、注释和解读上会有所不同，提供给读者更为全面的历史和文化视角。

这些版本各有特色，体现了《三国演义》作为经典文学作品在不同时期和文化背景下被重新解读和传播的过程。读者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和需求选择阅读不同版本的《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版本演变述略

再来看刘备。毛本介绍他时谓：“榜文行到涿县，引出涿县中一个英雄。那人不甚好读书；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生得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姓刘名备，字玄德。”（第一回）真是英雄的介绍！可嘉靖本第一回叙及刘备登场时，在“那人平生不甚乐读书”后还有“喜犬马，爱音乐，美衣服，少言语，礼不下于人，喜怒不形于色”等句。这亦有所本。陈寿《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曰：“先主不甚好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也许，毛氏觉得把刘备写成一个倜傥风流的人物，虽忠实于史传，却悖于他所演义的形象之完美，故而删弃不惜吧。

先说曹操。嘉靖本是这样写的：“见一彪人马，尽行打红旗，当头来到，截住去路。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乐高游戏如何改成盒子，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官拜骑都尉，沛国谯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乃汉相曹参二十四代孙。”（卷一第二则）可到了毛本，却仅剩下“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官拜骑都尉，沛国谯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第一回）几句冷冰冰的客观叙述，那些褒扬之辞已无影无踪了。

小说三国演义的版本

毛宗岗在批评《三国志演义》时说：“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陈寿之志，未及辨此，余故折衷紫阳纲目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16)]可见其“以汉室宗亲”的封建正统思想相当严重。自然，这种“崇刘贬曹”的观念贯穿于他修改工作的始终。兹以曹操和刘备的出场为例，且看毛氏父子对魏、蜀两大对立集团领袖的截然相反的态度。

鲁迅先生间练精辟地为毛本的修订工作划了个大致轮廓。需要指出的是：历来研究者大多仅就“凡例”所举几点去评论，却很少放开眼光，发现“凡例”之外的其他方面的材料，至于毛本在修改中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成就，注意得就更少了。其实，毛本所改绝不止于“凡例”中提到的那些；再者，只有具体分析毛本对原著在思想倾向和艺术表现上改得究竟如何，才能比较出它的价值，进而给予它客观正确的评价。应该说，毛本更加突出地宣扬了尊刘抑曹的正统观念和封建伦理道德，同时又加强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在表现技巧、文辞修饰等方面也有显著提高。下面就从两个方面简单地加以阐述。

凡所改定，就其序例可见，约举大端，则一曰改，如旧本第百五十九回“废献帝曹丕纂汉”，本言曹后助兄斥献帝，毛本则云助汉而斥丕。二曰增，如第百六十七回“先主夜走白帝城”，本不涉孙夫人，毛本则云：“夫人在吴闻猇亭兵败，讹传先主死于军中，遂驱兵之江边，望西遥哭，投江而死。”三则削，如第二百五回“孔明火烧木栅寨”，本有孔明烧司马懿于上方谷时，欲并烧魏延。第二百三十四回“诸葛瞻大战邓艾”有艾贻书劝降，瞻览毕狐疑，其子尚诘责之，乃决死战，而毛本皆无有。其余小节，则一者整顿回月，二者修正文辞，三者削除论赞，四者增删琐事，五者改换诗文而己。

最早提到毛本的，是与毛氏同时对《三国志演义》做过修订工作的李渔。他在评阅毛本时赞道：“余兹阅评是传之文，华而不凿，直而不俚，溢而不匮，章而不繁，诚者第一才子书也。”不仅肯定毛本在文字润饰和纲目修订上的优点，而且还指出它比原著在艺术内容上更加充实与完整。

基于从形式到内容都独具特色的李卓吾评本在当时造成的不凡影响及对以后产生的重要作用，学术界已公认，正是以之为底本，才有了后来盛行不衰的毛本；更有学者主张钟惺评本和李渔评本亦莫不如此[(13)]。我们完全可以把承前启后的李卓吾评本与嘉靖本、三国志传本和毛本并列为最重要的“三国”版本。尽管《三国志演义》的版本既多且杂，但三百多年来，最为民众所熟的孔明、曹操等人物形象，却是从题为“茂苑毛宗岗序始氏评”的《第一才子书》得来的[(14)]。所谓“自毛本行，罗本原本便也废弃而不为人所知”；“一切旧本乃不复行”[(15)]。诚如所言，《三国志演义》普及最广的通行本非毛本莫属。

二、开《三国志演义》系统批评之先河。纵观三国版本，最早公开标榜“批评”的是余象斗本。此前的嘉靖本，虽也有小字夹注，对正文进行解释、说明或补充，然并非表述评点者观点的批评。而余象斗的“批评”，也不过相当于眉批，针对小说的具体情节加以评说，多就事论事，缺乏独到的理论见解与深刻的艺术分析，文字比较简略。到了李卓吾评本，则不仅有眉批，且每回回末还有总评，总计字数多达数万，因而形成了比余本完整得多的批评系统。

一、首次将《三国志演义》由二百四十则合并为一百二十回，回目也由单题变为双题。虽然合并得很简率，回目亦长短参差，但一百二十回的形式却被后来大多数版本所沿袭，清初毛氏父子的评改本便是在此基础上整理加工而成的。

金文京先生的见解不乏独到之处，但许多问题他却无法给予圆满的答复。仍以关索故事为例吧。人们不禁要问：商人既以赢利为第一目的，何苦还要搜肠刮肚地虚构故事，并颇费心机地插进原文中去呢？且不说插增故事的商人是否具备杜撰传奇的才能，单是那份淡泊名利的耐心便足以令人心生疑窦了。还有，林林总总的志传系统二三十种本子，为何插增部分大同小异呢？是共同遵从一个母本，还是相互之间借板袭用？种种疑难，恐非金先生三言两语所能判明。

旅日韩侨、日本京都大学的金文京教授对此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金先生在《〈三国志演义〉版本试探》[(11)]一文中指出：嘉靖本与建安本“两者内容上的差异，除了建安本中出现了嘉靖本所完全没有的关索的故事以外，都是很细小的，故事的主要情节并无二致，文辞也大致相同。这样看来，说两者的关系是来自同一源头的同系统版本的异本关系，最为恰当”。可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众多的异本呢？金先生的解释是：“最大的原因在于明代早期这种书籍是以抄本的形式流布的。”盖嘉靖本所附弘治七年（1494）庸愚于序曰：“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眷录。”所附嘉靖元年修髯子序曰：“简帙浩瀚，善本甚艰，请寿诸梓，公之四方，可乎？”似乎嘉靖本是最早的刊本，此前只有抄本供人阅读。于是，金先生据此印证，嘉靖本与建安本间文字内容上的差异，不过是在抄本阶段不可避免产生的失误而己。

余象斗本封面题“谨依古板”云云，虽是宣传性的广告语，但据前所论，亦不可武断地以为纯属虚张声势的诳文妄言。至于所“依”之“板”“古”到何种程度，是依照嘉靖元年本而又有所加工改造呢，还是那“古板”本来就先于嘉靖元年本呢？以及究竟哪些才是罗贯中原作中的文字？诸如此类的迷离是非，尚需精审细辨。

我有三套《三国演义》，版本很一般，却保留着我心中许多美好回忆

我们这儿有一句老话：“老不看三国，少不看西厢”。大概好像是一个古训，所以我的曾祖父的书箱子里有许多演义小说，却没有三国。记着我在读五年级的时候，在西汪岸上听我的一个本家的高祖父和一个本家的叔祖父两个老人家在讲三国。他俩讲得入了迷，我也听得入了迷。大概是说的是草船借箭，火烧连环战船，曹操赋诗等等。

罗贯中何许人也？《三国演义》的最早版本为何见于明代中后期？

《三国演义》能够被大量印刷销售，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有关。虽然说起来有点绕：欧洲人发现了美洲获得了大量黄金、白银；有了黄金、白银，欧洲人才有能力购买中国的商品；全世界的白银涌入中国，当时有葡萄牙商人说，白银“在全世界到处流荡，直至流到中国。它留在那里，好像到了它的天然中心”。中国作为一个自身不怎么产白银的国家，却建立起了一个银本位的货币体系；有了这个效率更高的货币体系，中国才有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内循环市场；图书销售市场，是建立在这个内循环市场的基础上的。

科举制度长期运转的结果，是社会上产生了一个相当庞大的识字阶级，有足够多有阅读能力的人。虽然能够考中进士、举人，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多，哪怕秀才，在总人口比例中也是很有限的。但是，一个家庭条件不是那么好的人，一旦考中了就是大新闻，就有轰动效应，这就造成了一种非常典型的幸存者偏差。而一个社会越是对幸存者偏差没有认识，幸存者偏差的诱导性就越强，因此被激发出读书热情的人还是很多的。读书的人多了，长篇小说有了潜在的读者群。

明朝建立的时候，朱元璋设计了一整套制度消除潜在的不稳定，也压制住了全部创造的活力。所以明代前期的社会，是非常压抑非常死气沉沉。到了明朝后半段，官僚机器也觉得这么压制社会活力挺神经病的，也疲了，很多事情都不管了。

还有，当时人的传说，认为罗贯中写了非常多的书，不止《三国演义》一部，尤其是喜欢讲，罗贯中是《水浒传》的作者，然后说，因为写了《水浒传》，罗贯中受到了上天的惩罚，子孙三代，都是哑巴，因为《水浒传》的道德倾向实在是太坏了。现在也有人觉得《水浒传》的思想不好，太暴力，然后就有人为《水浒传》辩护，说不要拿现代人的价值观去要求古代的小说。其实按照古代价值观，《水浒传》一样思想不好，《水浒传》的很多思想价值，其实倒是现代人赋予的。《水浒传》的好处，根本就不在思想性上。

比如说他曾经做过张士诚的幕僚，甚至说他曾经也是有野心，想要争夺天下的，结果遇到朱元璋，那是真命天子，就自觉放弃了，改行去写小说了。这些说法也不确定是真有依据，还是明朝后期的文人在说段子。《三国演义》是讲怎么争天下的，说作者曾经也想过争天下，小说的说服力仿佛就上升了。就好像西方人曾经为了论证《伊利亚特》写得好，就说荷马是阿伽门农的秘书一样。

《三国演义》的成书版本和作者

由讲史话本整理而成的文学读本就是平话，平话亦称“评话”,以其"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①现存说三分的平话有两种：一种是《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扉页有“甲午新刊”字样，即指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建安(今福建建瓯)刻本，另一种是《全相平话五种》之一的《三国志平话》,是元英宗至治(1321—1323)年间建安虞氏刻本，约八万字，分上中下三卷，内容与《三分事略》基本相同而叙述较详。记述刘邦、吕雉屈杀韩信、彭越、英布，司马仲相受命在阴间了结此案，使刘邦转生为汉献帝，吕雉转生为伏皇后，韩信、彭越、英布、司马仲相分别托生为曹操、孙权、刘备、司马懿，报仇的报仇，领赏的领赏。三国归晋后，刘禅的外孙刘渊从匈奴起兵反晋，自称后汉，灭晋报刘禅之仇。平话的内容除上述因果报应外，绝大部分为《三国演义》所吸收。

历史演义作为长篇小说的一个分支，不能脱离历史，这是历史事实对历史演义制约性的表现。《三国志》,西晋陈寿撰，共六十五卷，其中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王忱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是魏吴二志的基础，蜀虽无史，陈寿乃蜀人，且留心蜀事，因此《三国志》的材料是比较丰富的。到南朝刘宋时，山西闻喜人裴松之受命为《三国志》作注，搜罗了一百五十九种有关的书籍三国左右分屏网页游戏，使注三倍于原史，且所用之书，大多亡佚，因此，裴注成为创作《三国演义》的重要史料。范晔《后汉书》中的《孔融传》;《祢衡传》、《左慈传》填补了《三国志》的空白，也是必要的参考。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变《三国志》的纪传体为编年体，朱熹《通鉴纲目》又改用蜀汉编年，这就使历史资料的时间线索更加明晰，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三国演义》又名《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我国古代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它是罗贯中融汇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吸收民间艺人的平话、戏曲和长期流传的三国故事，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按照自己的社会理想、道德评价和美学观念，进行综合艺术处理完成的我国第一部历史演义。

经典源远 义理流长——《三国演义》版本与文化价值谈

仔细溯源能发现，关羽形象有一个漫长的积累、提升过程。在陈寿笔下，关羽就是一位“有国士之风”的义士，且是能敌万人的“虎臣”，还有“刚而自矜”的个性特征。到了关汉卿《单刀会》中，关羽形象有整体的提升——关羽自道“我是三国英雄关云长，端的是豪气有三千丈。”在这种自信、自豪中，关羽的“义”具有了民族大义。关羽斩颜良，在《三国志·关羽传》中被记录为：“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在正史中，关羽的英雄气概就已超过袁绍诸将，有了势不可挡的神韵，到了关汉卿笔下，更升华为“他去那百万军中，他将那首级轻枭”（第一折［鹊踏枝］）。由“万众”到“百万军”，足足增长了一百倍。一个“轻”字，活现了关羽战众人的轻松自如，又大大地强化了其威力。罗贯中汲取了关汉卿笔下关羽形象的义、勇、刚、傲等性格元素，使他于各个方面都有提升，从而熔铸成千古义勇、“绝伦逸群”的男子汉大丈夫典范。

刘备这种仁政思想应是罗贯中社会理想的具象化，其人文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价值。从仁学角度重新观照《三国演义》“拥刘反曹”主题，仍然是有道理的。当然，我们不能停留在表面意义的理解，还要深究为什么拥刘？为什么反曹？关键就在于刘备的“仁”。老百姓需要这样的仁人来为他们谋幸福，实现其国泰民安的梦想。而曹操则相反，刘备自言曰：“吾以仁，操以暴。”仁与暴，善恶分明。这还要溯源于陈寿笔下，其刘备形象大好于曹操，因此罗贯中才在众多古代帝王中优选刘备来寄托他的仁政理想。

当然也应指出，毛评本体现于修改中的所谓封建正统的思想有所加强。嘉靖本中，罗贯中通过王允、薛综、诸葛亮、张松、华歆等人物之口，六次说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毛宗岗则全部删除。这应该是迫于封建专制强化与文化高压政策的思想退步。毛评本将“魏王上书三辞”改为“曹操假意上书三辞”，以及“阿瞒”“国贼”等一系列标示毛氏主观贬曹倾向言辞的增加，在笔者看来，也属于画蛇添足。恩格斯在《致明娜·考茨基》中指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须特别把它指点出来。这是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精辟论断，毛评本这种做法显然有违此规律。还有嘉靖本写司马懿见孔明雕像，以为“孔明尚在”“纵马奔走五十余里”“喘息半晌，神色方定”。这是以仲达的怯懦反衬孔明的智勇，恰到好处。毛评本于此增加一个细节：“懿用手摸头曰：‘我有头否?’”笔者以为，这便过于夸张了，造成了艺术分寸把握的失误，客观效果与主观意愿相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