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由明代小说家罗贯中编写。尽管它被归类为小说，实际上，其内容基于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三国演义》不仅是一本通俗小说，它还包含了大量历史信息，描绘了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即公元2世纪至3世纪这一历史时期的复杂政治局势、军事斗争和人物故事。

在历史学界，《三国演义》经常被看作是一部历史小说或历史演义，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历史事实与民间传说，通过文学化的手法加工而成。例如，书中的一些情节和人物对话，虽然增加了戏剧性和文学性，但也可能对历史进行了夸张或改编。因此，尽管《三国演义》主要目的是为了娱乐和文学创作，但它仍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特点。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些情节和人物描述并非完全基于史实，有些是作者的创作或加工。因此，研究历史时，应将《三国演义》视为文学作品，同时参考其他历史资料以获得更全面的理解。

三国演义三分故事七分史实，为何还只是小说不是史书？

而《三国志》也没有出现过明显的贬低刘汉的行为，就拿诸葛亮来说，虽然没有书写得像小说里面的那样惊为天人，但是《三国志》武侯传对它的评价也是：“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只是军事能力不突出罢了”后来六出祁山，无功而返不也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吗?

说了这么多小伙伴们肯定会觉得即使《三国演义》是以蜀汉为主角书写的，那《三国志》也是以曹魏为主角写的呀!的确《三国志》中六十五卷中魏书数量最多有三十卷，结合当时的史实司马炎篡位后为了体现自己政权的合法性，确实会让史官对于魏国政权的合法性进行一定的美化，毕竟是他的位置是魏国幼帝曹涣禅让给他的，但是这不是主要原因，其实最主要还是实力问题，所谓的三国鼎立其实是很不平衡的鼎立，北方曹魏天下九州独占其六，而刘备却只有益州外加汉中之地，那个实力强那个就写得多不是很正常吗?

历史和小说是有区别的，所以网页游戏都有哪些类型的游戏，我们不能把《三国演义》当历史读

三国演义仅是小说吗

然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三个阵营之中的9个人，曹操、刘备、孙权这个三个创始人级别的人物，大家自然没有什么异议吧？诸葛亮这个灵魂人物和司马懿这个最后胜利者，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争议，那么还剩下关羽、荀彧、孙策、周瑜这四位可能引起大家见仁见智了。咱一一来介绍吧。

先说袁绍。袁绍这个人绝对是被历史低看了的，这位同志其实是一个有着顶级策划能力的大导演，也是汉末或者说三国前期的绝对主角。没有他，东汉崩盘不会那么快，士族集团登台也还得再等等。历史上什么何进被杀、董卓进京、十八路诸侯讨董卓、群雄争霸等重头戏都是他策划出来的。他是三国历史中第一个改变天下大势的人。

再比如，真实的诸葛亮是顶级的政治家、战略家、谋略家、军事家，但《三国演义》为了故事情节的需要，过于突出他犹如半仙般的军师角色，结果反而使得诸葛亮“蹈一州之土，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的功绩和能力不能得到世人的正常理解。

比如很多历史人物其实就不是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袁绍在《三国演义》中被描写成了一个“志大才疏”的绣花枕头，这就有点不客观了。真实的袁绍其实相当有能力、有格局、有手腕，如果不是遇到比他更胜一筹的曹操，相信在那个时代，他一定是可以大放异彩的。东汉的崩盘其实就是他一手策划的，统一北方也基本上在他手里完成雏形的。既生瑜何生亮，让人无限感慨，但其实“既生袁绍，何生曹操”也是类似的遗憾。

《三国演义》虽然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小说，但它毕竟也只是一部小说，所以是不可能与真实的历史完全吻合的。由于小说《三国演义》太深入人心了，对原有的历史产生极强的替代效应，这对大家去理解真实的历史是颇有影响的。

《三国演义》是很注意这一点的，觉得夸张的情节会做到点到为止，并巧妙地把想象空间留给读者。比如赵子龙在长坂坡七进七出，人家就交代了，前提是曹操因为爱才不准放箭要活捉；比如张飞和马超大战几十回合不分胜负，后来惺惺相惜成为了队友，既体现了两人都武艺高强，又让大家不由自主地去联想，他们究竟谁技高一筹？比如诸葛亮病死五丈原，为什么前面要写那么多北伐战争的局部胜利？就是让你们去猜，假设诸葛亮不死，蜀国能否北定中原？比如，关羽在书中从来不好女色，但是见了貂蝉也怦然心动了，你一看就能想象得出，貂蝉的确是个大美女……

举一个例子，《隋唐演义》、《说岳全传》等历史小说其实也很精彩，但是它们为什么就达不到《三国演义》高度呢？首先，它们给读者感觉的真实性没有《三国演义》那么高，李元霸一手一只400斤的大锤子、高宠连挑12辆重达千斤的铁滑车，这已经超出人们的正常认知了。关羽的青龙偃月刀重82斤也是有夸张成分在里面，但总体上还在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不会觉得太突兀。如果关羽的青龙偃月刀也被写成400斤，大家还会觉得《三国演义》有意思吗？

简单地说一下，在真实的历史中，关羽并没有过五关斩六将，路线就经不起推敲；也没有华容道义释曹操，政治游戏不是草莽江湖的玩法，这种事情不允许发生；单刀赴会这种事情也不是关羽干的，而是刘备，因为大家搞过商业谈判就知道，一些生死攸关的谈判往往需要老板亲自出马；温酒斩华雄也不是关羽干的，而是孙坚干的，华雄也没有书中那么能打……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关羽在历史上确确实实是一个十分忠义、能力出众的人。

《三国演义》真的是正史吗？

想要真正去了解三国时期发生的一些事情，可以去阅读《三国志》，《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此书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三国志》也是二十四史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因为其过于简略，没有记载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没有记载经济、地理、职官、礼乐、律历等的“志”，不符合《史记》和《汉书》所确立下来的一般正史的规范。在记载魏、蜀、吴三国时，该书所采用的风格各不相同。其中，《魏志》记载较详细；《蜀志》虽简明，但所记之事较多，并且叙述得体；《吴志》则比前两个差一些。

《三国演义》明明是小说 却被满清当成了兵法教材

据清人昭梿著作《啸亭续录》卷一「翻书房」词条记载，崇德初年， 皇太极命大学士达海 （1595年－1632年）翻译《三国志》等著作为满文，「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成书于元末明初的《 三国演义 》，它参照的蓝本就是这部《三国志》，小说中的很多故事都是取自于《三国志》史实。

清朝奠基者 努尔哈赤 （1559年－1626年）在抚顺期间，曾被辽东总兵李成梁收养，成为他麾下的一名侍从。 努尔哈赤 喜读《 三国演义 》和《水浒传》，自谓很有谋略。他戎马一生，起兵统一女真诸部，建国称汗。又长年与大明作战， 以少胜多 ，出奇制胜。据说，他的用兵谋略，有不少就取自于《 三国演义 》。

四大名著，不仅是小说，读懂也就明白了人生

《红楼梦》还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以上层贵族社会为中心，极其真实地，生动地描写了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末期封建社会的全部生活。充分运用了书法，绘画，诗词，歌赋，音乐等各类文学艺术的一切优秀传统手法，展示了一部社会人生悲剧。

青年人进入了职场，解决了生存的问题，就会面对事业发展的问题。作为经典，《三国演义》所标榜的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就是中国人信仰的“仁”和“义”，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这也告诉人们，凡建功立业者，最后往往都是讲“义”之人，当英雄做大事，不能为目的而不择手段。人生的成功，不只在于事业的成就，还在于是否合乎社会的正义。细品《三国》，我们可以领悟到如何处理好“权谋”与“道义”之间的关系。

《三国演义》故事开始黄巾兵起义，结束于司马氏灭吴开晋，以描写战争为主，反映了魏、蜀汉、吴三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展现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风云，并成功塑造了一批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

张聪丨《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兼谈《三国演义》的读法与教法

这段文字今天读来依然发人深省。吴先生所反对这种轻佻的、“以一己主观的好恶来随意臧否历史人物”的情况，在我们今天涉及传统文化内容的教学活动中（尤其是为着求新、求异而进行的带有表演性质的教学展示中）恐怕也仍旧存在。我想这恐怕不仅仅是一个如何评价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问题，在这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我们的文化传统及其价值体系。

“我觉得，要给历史人物以正确评价，要对历史人物进行分析批判，应该是非常慎重而缜密的事。实事求是的方法，平心静气的态度，是治学问起码的条件。我们既不能用批评现代人的标准来苛责古人，也不能毫无保留地对古人全盘肯定。更应引为大忌的是，不能单从个人兴趣出发，以一己主观的好恶来随意臧否历史人物：或用嬉笑怒骂的态度对古人乱加贬斥，或对古人寄予一些无原则的同情。如果我们不认真负责地来做这件工作，不但对古人无补，反会对今天的人民大众有害。这是值得我们三思的。”（参见《古典小说漫稿》）

在商榷文章中，吴小如先生指出历史上统治阶级对于关羽、祢衡这两个人物的推崇并不能简单归之为对劳动人民的麻醉与愚弄，其中也有对人民朴素情感的迎合——“那种袒护刘备、贬斥曹操的成分……正是当时人民大众真实情感的烙印”。譬如对于关羽这个人物形象，“封建统治阶级所渲染所‘借重’的是关羽对一姓之主的‘忠’，人民大众所肯定所同情的却是关羽对刘备本人的‘义’：这二者现象相近，本质迥殊”，“黄裳先生要求写杂剧或者写演义的人在几百年前打破礼教的框框……那是同要求封建社会的人民不要讲‘义气’而要讲‘阶级友爱’一样的不妥当的。”至于祢衡这样一个“敢同统治阶级对立的人”，更是“必然会博得被统治者——从劳苦大众到贫寒知识分子都包括在内——的同情和赞美，甚至为人民大众所喜爱拥戴。”在文章结尾处，吴小如先生这样写道：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介绍著名学者吴小如先生五十年代所写的一篇文章——《从关羽祢衡问题谈到对历史人物的分析与评价》。这篇文章是与黄裳先生进行商榷的。黄裳先生在分析《三国演义》中关羽、祢衡这两个文学形象时认为关羽不过是“是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偶像”，“被利用了来宣传封建道德的处所”；而祢衡则是“统治阶级帮闲中的一位‘憨大’”，他的击鼓骂曹也不过是为了博取个人的名声而已——应该说996盒子下载的游戏链接在哪里，黄裳先生所批判和否定的不仅仅是关羽、祢衡这两个广为人们崇敬的文学形象，更是《三国演义》这部著作的整个的价值体系——如果连关羽、祢衡都不过只是统治阶级的走狗鹰犬、措大帮闲，那恐怕真的就是“洪洞县里没好人了”。

如果我们带着这样一种搜寻历史意义的视角去阅读《三国演义》，就会完全理解前文所谈到的这部著作与“小说”（novel）之间的种种差异，譬如在人物塑造方面，邓晓芒先生所批评的关羽的形象“有品格而无性格”——那是必然的！永恒的历史之道只可能彰显于关羽始终如一的忠义品格之中，焉能体现在阿基琉斯喜怒无常性格的偶然性之间！

“植根于经学的阐释学解释模式广泛地运用于史学领域，随后又深刻地影响了对其他文学样式和叙事形式的阅读行为，比如小说。在这种解释图式中，读者在面对叙事时总是带着一定的文学和文化假定与期待。他们总是首先指出在表面文本和隐藏含义中存在的隙缝和纽带，或是表面上客观的人、事记录与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层历史图式之间存在的隙缝和纽带。阅读的任务就是去把握住历史的含义，去理解在史家记录和编辑行为以及在抽象符号(symbols)、类象符号(signs)、指示符号(indexes)和构型等因素之后，所包含的道德、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这类儒家释义学开始于《春秋》经解，并延续到古代历史思维的终点，集大成于章学诚的历史哲学。它侧重于对历史意义的搜寻以理解过去。这个解释传统的生命力和广泛性在官方史学以外的各类通俗文学体裁的阅读中也同样变得越来越明显。”（第三章“中国叙事阅读中的历史阐释”）

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历史之事和历史之道真的是这样高度统一的吗？恐怕并不是。传统历史哲学的典范之作《春秋》“绝笔于获麟”就是历史之事偏离历史之道的绝好例证。更重要的是，历史之事永远是琐碎的、复杂的、凌乱的、晦暗的，政治人物的道德面貌也往往是扑朔迷离、含糊不清的，它们与历史之道之间存在着一道高深莫测的阐释的高墙，而不能为一般民众所直接把握。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需要更加简明易懂的历史——就像他们在戏曲舞台上能够轻而易举地分辨出红脸的忠臣与白脸的奸臣一样——他们需要更便于谈论的历史，需要能清楚明白地彰显历史之道的历史，或者说他们需要看上去更像历史的历史。这就像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的那样：

中国人的真理是从传统的历史哲学中得来的。而传统的历史哲学是历史之事与历史之道的统一：历史之事是有限的，历史之道是无限的；历史之事是经验性的，历史之道是超越性的；历史之事是变动不居的，历史之道是千载不易的，历史之事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之道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它们彼此印证、彼此彰显。历史之道会在客观、准确的记述中得到体现，而阅读历史的过程本身又是一个透过看似不偏不倚的历史记述去寻找、把握、阐发隐藏在其后的关于政治、道德和意识形态的模型的过程。

“如古人所见，六经皆史，要义在于事与道（或曰理）两者为一体，道理为体，事情为用，两者有着互相构成的关系，而且其互相构成关系是动态性的，道在动态中成就事，事在动态中实行道，或者说，道在事中运作才得以展开为道，事的运作也因为得道才能成其功。道与事的动态互相构成意味着一种存在的不断生长，如果动态无穷，其存在也无穷。正是道与事的‘互构性’造成了两者的一体性，所以说，道即事而事即道。道与事的一体性也提示了解释生活世界和历史时间的一种方法论：既然在事的范围内足以理解道，便不需要多余假设某种在别处的超越理念(柏拉图式)或者非人间的绝对存在（神学式）。”（《历史·山水·渔樵》“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

“以史言道，其用意所在更接近历史哲学。……与此相关，古人的历史概念在于‘历史性’而不在于‘故事性’，就是说，五经的意义在于以事载道，用功不在叙事释因。……更准确地说，历史性就是文明对时间的组织方式，而对时间的组织方式为一种文明的经验和思想赋予了可持续的意义。所以说，五经的意图不在描述历史之事，而在寻求历史之道，但历史之道必寓于历史之事，道于事中才得以成形，正所谓道不离事，所以五经选择记述了能够藏道之事。”

“《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吗？”我们现在似乎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了：《三国演义》起码不是西方近现代“novel”意义上的小说——当然，我们也就不应该简单套用西方那套阅读novel的法子来阅读它——那么《三国演义》到底该被算作什么一种性质的著作呢？这涉及到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整体理解和把握。